那一年，日本报纸中的“佐幕”与“勤王”之争
明治元年的空气
安 平
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客座研究员，主任记者。
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新闻史、东北文艺期刊史，在《抗日战争研究》《日本研究》《历史教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代传播》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专著《胜利日》（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为“光明书榜”2015年9月上榜图书；另有译著三部，散文数十篇。主要社会兼职为中国工业摄影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一八六八年是庆应四年，也是明治元年。这一年的日本列岛，德川幕府与天皇政府并立，政治动荡，物议沸腾。“情况已然乱到极点”，福泽谕吉在自传中回忆说：“武家则不消说，就连文人学者、医生、和尚也在大谈政治，人们如醉如狂，彼此一见面就谈起政治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3页）街谈巷议自不待言，以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官版、民办报纸也应运而生——这些大众报纸迥然分为“勤王”与“佐幕”两派，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于是，以报纸传媒为代表的公共领域，在近代日本社会首次“被迫短暂开放”。
一月三日（西历），在萨摩、长州等强藩主导的倒幕派推动下，明治天皇在偏安已逾千年的京都发动政变，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直接宣告废除统治日本265年的武家政权——德川幕府，命令第15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当天下午，倒幕派在京都成立了由总裁、议定、参与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太政官，总揽新政府大小事务，准备武力实现天皇权威与权力的统一。为了强力引导社会舆论，抨击幕府旧势力，二月二十三日（农历，下同），新政府在京都公开发行了木版印刷的政府公报——以太政官职命名的《太政官日志》。
图|《王政复古大号令》
《太政官日志》专门刊登天皇敕谕、政府人事和组织情况、军情战报，发布新法令和施政方针，及时传达新政府的信息给民众，可以说是日本官报之鼻祖，不仅信息量大，印刷量也很大，甚至发行到了讨幕军征战的东奥等地，成为民众了解政局、政策、政令和内战双方信息的主渠道。在创刊号上，《太政官日志》占据制高点，先发制人，就外交和舆情通报发表新政府声明：“日本方面，天皇亲政后外交关系无变化，外国方面已然知悉，（中略）将重视舆论，完成太政官的职责。”（《太政官日志》创刊号）同时又发行了《太政官日志》的江户版，努力扩大报纸的覆盖面，将“勤王”的信息扩散到幕府心腹之地。
经历了伏见、鸟羽战役和天皇军的大举东征，日本内战的规模没有继续扩大，在幕府海军奉行胜海舟的斡旋下，德川庆喜宣布投降，顺利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太政官日志》随即发布信息——《庆喜表示恭顺退往水户 奉还三百年城地》，
一边对幕府将军口诛笔伐：“庆喜自去年二月欺犯天朝，率兵进犯皇都，连日开炮，犯下重罪。派遣官军追讨后表示了恭顺、谢罪”，
一边又刚柔并济，恩威并施：“鉴于德川家二百余年治国大有功绩，水户大纳言勤皇有功，赦免庆喜死罪，准其退往水户”
等信息（《太政官日志》四月号），充分显示了新政府的力量和谋略。应该说，《太政官日志》对普及新政府的政策、宣传新政府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引导社会舆论向有利于新政府方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足的是，《太政官日志》仅提供政策政令等新闻信息，没有新闻评论功能，（佐佐木隆：《メディアと権力》，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版，第40-41页）这对鼓动民众、引导民意非常不利，也凸显出天皇新政府方面缺少高水准的新闻评论人才。
德川庆喜|左· ·右|胜海舟
在新政府一方，《太政官日志》并非孤军作战。适应民众对战争信息的强烈需求，也是时局动荡中，操办报纸无需“官方批准”，在京都和大阪出现了一批支持天皇新政府、持“勤王”观点的民办报纸。如大阪的《各国新闻报》《内外新闻》和京都的《都鄙新闻》等，影响力较大。其中四月十七日创刊的《内外新闻》是一份周刊报纸，由大阪浪华知新馆创办，总计发行了10期，他们猛烈抨击“佐幕”报纸，积极发布有利于政府军的战事报道，并称幕府军为“贼军”，只要是有利于幕府的消息，就一概予以否认。
在幕府的大本营江户，“佐幕”的空气甚为浓郁。比较起新政府和主张“勤王”的报纸来，江户的“佐幕”报纸专业性更强，宣传能量更为强大。二月二十四日，即新政府创办《太政官日志》的第二天，著名的洋学者、旧幕臣、幕府开成所教授柳河春三就在江户创办了《中外新闻》，与新政府强势展开舆论对攻。这份“半纸二折册子型”的《中外新闻》是第一份由日本人编辑的日文报纸，（興津要：《明治新聞事始め —<文明開化>のジャ—ナリズム》，东京：大修館書店1997年版，第224页）主要内容是翻译、报道外国报纸新闻，五天一期。由于柳河春三的个人名望极大，且独立于官方之外，他鼓吹“佐幕”，发布有利于幕府信息的《中外新闻》，每次出刊必然再版，发行量竟然达到1500份，广受读者欢迎；社会影响力也急剧扩大，甚至扩张到了“勤王”报纸的地盘大阪。从内容、发行和影响力来看，有别于以往官版报纸的《中外新闻》，被称为是“最像新闻的新闻”。（春原昭彦：《日本新聞通史（1861-1973）》，東京：新泉社1985年版，第16页）特别是在创刊号上，《中外新闻》直抒胸臆，批判萨长二藩主导的新政府：
“此番朝廷的决定，完全是萨摩和长州的决议，如此前所未有之大变革，如果不是出自尊崇天子的本意，（中略）北方诸大名的不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同时称700名萨州兵已经开赴江户，但是德川庆喜一心一意恭顺谨慎，不喜战争。（《中外新聞》庆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创刊号）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外新闻》在报道新闻信息之外，还附加了大量的新闻评论，言论锋芒直指政治对手，更加强化了这份报纸的政治倾向性，增添了宣传鼓动的力量。
图|柳河春三与《中外新闻》
从四月份开始，《中外新闻外篇》刊行，“佐幕的政论性格”愈加突出，不仅发文讽刺新政府军和新政府，还极力颂扬“佐幕”人士的忠烈勇武。在外篇第13号上，柳河春三亲自手绘了一幅漫画——“群猴想扳倒根深叶茂的大松树”，（《中外新聞》庆应四年第13号）显然，他是把猴子比喻成倒幕派，大松树无疑就是幕府将军，寓意倒幕派的行动是“自不量力”。
四月三日，在“江户无血开城”之后，福地源一郎在江户仍然发行了具有“佐幕”倾向的《江湖新闻》。福地源一郎是柳河春三的好友，少年时代就在长崎学习荷兰语，曾任幕府翻译，一八六二年和一八六五年两度作为幕府使团成员访问欧洲，对兰学和英学甚为了解，特别是对“欧字翻译新闻”《官版·巴达维亚新闻》《官版·海外新闻》和“邦字新闻”《海外新闻》《万国新闻纸》等极为关注，对报纸传媒的力量有超过同时代人的清醒认知。他创办的这份“佐幕”报纸，发行周期短到“隔日出刊”，注重市井百姓的兴趣，报道内容十分广泛：既注重发布面向大众的新闻，也翻译外国报纸、报道时事，包括官方传媒——御触书（江户时代的公文）、上书建白，以及市井闲谈、读者来信等等，在条野传平、广冈幸助、西田传助等一批幕末文化人的大力支持下，到五月二十二日，总计出刊22期，发行量之大，影响范围之广，令人瞩目。
图|福地源一郎与《江湖新闻》
最重要的是，《江湖新闻》多次痛陈天皇新政府的弊病，反对幕府将军“奉还大政”，为此不惜大量报道“政府军失利”的信息，诱导民众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如以“若松附近官军大败”、“庄内官军不利”来宣传幕府军占据了优势，用“读者来信”的方式质疑已经辞去步兵奉行、军舰奉行、海军奉行等要职的幕臣小栗上野介被官军杀害，主张宽大处置德川家族等。（興津要：《明治新聞事始め —<文明開化>のジャ—ナリズム》，东京：大修館書店1997年版，第6页）
在上野战争的报道中，《江湖新闻》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幕府军：“在江户爆发的战争，目前所看兵火之状，实为令人惊恐之变故。战斗中的死伤在各报转载，流言满天飞。（中略）德川家的武士自称彰义队，集结在江户东部、上野的寺院，和萨摩、肥前等地的官军对抗，乘机攻击他们。官军袭击了他们的集合场所，迫使其溃败退至江户城中，他们贴出告示‘老弱病者立即退往安全场所’，德川龟之助（庆喜的继承人）命令整理好先祖的牌位等重要器具……”。（《江湖新闻》庆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图|上野之战
在第十六期上，福地源一郎匿名刊载了长篇论文《强弱论》，宣传明治维新也不过是政权从德川转换到萨长，推翻德川幕府不过是要建立以萨长为中心的新幕府而已。他还从日本历史出发，主张“诸侯会盟”，重新建立幕府中央集权体制：
“如西南诸藩过于专横，则容易形成战国割据局面吧。如此一来，谁能平定日本呢？（中略）日本国内相争恐怕是对外国有利吧，同心协力停止纷争，以振国威来报道皇恩才是第一要义的”。（《强弱论》，载《江湖新闻》第16期）
四五月间，支持幕府的洋学者们以江户、横滨等为基地，主办发行了《日日新闻》《远近新闻》《内外新报》《公私短讯》《海陆新闻》《新闻事略》《讽歌新闻》《公私杂报》《中外新闻别篇》《微风》《江城日志》《市政日志》《金川府日志》《外国新闻》《东西新闻》等数十种“佐幕”报纸，搅动舆论。在这场“幕府对政府”的舆论大战中，“佐幕”报纸不仅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而且主持者的专业素质较高，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技巧上也较“勤王”报纸更胜一筹，具有极强的煽动性；这些谙熟国外文化的洋学者们还发表了很多“精彩言论”——如神田孝平的《一致论》、平井元次郎的《富国强兵论》等，除了反对新政府的一面，还论及新制度的创立等内容，使这些“佐幕”报纸具有了政论报纸的性质，（山本文雄编著、诸葛蔚东译：《日本大众传媒史（增补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第11页）令人耳目一新，思想激荡，“佐幕”之风一时广泛传布，蔚为大观。
一八六八年日本公共领域里的“佐幕”与“勤王”之争，是近代日本新旧两股政治力量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支持幕府的德川家臣、洋学者们和天皇新政府的拥护者们，在公共领域大力营造有利于己方的社会舆论，为争取民心民意展开激烈的论争。无关宣传技巧和发行数量，最后还是以天皇新政府武力夺取政权的战争胜利方式结束了论争。
新政府已然洞悉报纸的巨大影响力和利用不当的巨大破坏力。进入江户后，新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取缔了“佐幕”报纸。四月和六月，太政官两次发布公告——“严禁一切无官许之新闻纸”，（ 榛村专一：《新聞法制論》，東京：日本評論社1933年版，第10-24页）这是日本报纸媒体“官许制”的开端。在强有力的“言论弹压”下，攻击政府和政府军的一批媒体人接连入狱。四月，《讽歌新闻》的井上文雄和大神御牧被投入监狱；五月二十二日，在《江湖新闻》上发表《强弱论》之后，福地源一郎以“国事罪”被捕入狱，处监禁20天，《江湖新闻》制版遭没收，报纸禁止发行；六月八日，发行了45期的《中外新闻》也被禁发行。以此为开端，“佐幕”报纸从此销声匿迹。
图|《报纸刊行条例》
但是，随着天皇新政权的不断巩固，新政府愈发感到对报纸媒体“不仅是要禁止，还必须要利用”，使其在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工具作用，因此急需报纸媒体的大力配合。也就是说，既要制定强硬政策来限制报纸媒体的混乱、无序发展，使其能够在政府控制下承担推进文明开化、传达政令的宣传作用，又能够在保持对其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来延揽新闻人才，加强与报纸媒体的联系。于是，如果把目光从明治元年再延伸到明治二年，似乎意义又有些不同——当《新闻纸印行条例》公布后，曾经的旧幕臣柳河春三首先申请发行报纸，获准创刊了《官准中外新闻》，接着此前的“佐幕”报纸《远近新闻》《内外新报》等相继复刊；一八六八年新政府最有名的“反对派”，因煽动“佐幕”而入狱的福地源一郎，在木戸孝允协调下终被无罪释放，不久由涩泽荣一推荐入大藏省从政，以后又主持了《东京日日新闻》任主笔、社长，因为评论家、剧作家的宏伟成就与福泽谕吉并称“天下的双福”。
涩泽荣一|左· ·右|木户孝允
当然，一八六八年日本公共领域里的论争只是表象，从“被迫开放”到“言论弹压”，再到“有条件支持”，其中的废旧立新、文明开化才是潮流大势。这一点，明治天皇和他的拥护者们看到了，幕府将军及其促成“江户无血开城”的旧幕臣们也看到了，从“佐幕”中清醒过来的媒体人，也没有无视这一变化后的潮流大势，又再次出发，搅动空气，投入到了下一场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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