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辉 | 中国开埠地：日本“近代”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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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东亚之滥觞:
从广州、上海到长崎的近代之路
1传统贸易体制“广东体系”的成立与崩坏
传统的观点认为，东亚的近代始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爆发，但本书将东亚近代的起点定于19世纪10年代。这是在考虑导致制度变化（此处指鸦片战争这一结果）的一系列过程（而非制度变化的本身），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也纳入视野之后理应得出的结论，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近代资本主义，具体而言是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制大约在19世纪1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的南部，即广州十三行悄悄生发，逐步颠覆了原有的中华帝国垄断的贸易体制（广东体系），最终欧美诸国凭借武力迫使中国及整个东亚“开放”；其二，代表这一自由贸易体制的列国诸强（尤其英国和美国）的个体商人合法或非法地潜入广州，以从前的外国人商馆十三行为中心，与当地人密切合作，奋力建构出一个近代化的空间，这成为之后出现在中国各地的租界的雏形。此外，与这些商人同时到来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先驱者罗伯特·马礼逊于1807年到达广州，后来的传教士们以他为核心，开始向中国及整个东亚地区（恒河以东）宣传基督教和西洋文化。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这两件事情，并试图追问它们各自的历史意义。
描绘广东十三行的油画
首先，要想理解近代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制的渗入，必须首先就传统的所谓广东体系，即帝国垄断的贸易体制加以说明。
众所周知，清王朝建立之初，以郑成功占据的台湾为首，周边区域的各种势力十分活跃，抵抗活动不断出现，因此清政府下达禁海令，即“迁海令”，暂时断绝了与海外的一切交流与贸易。而当内乱平定，台湾郑氏降服以后，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将“迁海令”变更为“展海令”，允许与海外进行交流与贸易，并在上海、宁波、厦门和广州四座城市设立海关，开始施行比较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虽然四海关的贸易体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仍然从康熙、雍正持续到乾隆时代，维持了大约七十余年。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随着粤（广东）海关官僚人数的膨胀，以英国商人为首的外商们被迫拿出的贿金也水涨船高，他们终于不堪忍受，一方面直接向乾隆皇帝提出抗议，一方面避开粤海关，径直北上厦门，随后到达宁波，开始在他们此前从未活动过的北方区域开展贸易活动。措手不及的乾隆皇帝担心这一行为会威胁海防并对内地造成负面影响，立刻对此加以制止，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达敕令，规定与西洋诸国的所有贸易只允许在广州的粤海关内进行。从此以后，江（上海）海关与浙海关（实际在浙江乍浦港）主要负责与日本的贸易关系，闽海关（实际在福州港）负责琉球，粤海关负责除此之外的所有南洋及西洋诸国，所谓的“一口通商”体制由此确立。直到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北，被迫于1842年开始实行“五港通商”为止，“一口通商”的体制存在了大约八十年。
所谓广东体系，是指在从粤海关成立至开始实行“五港通商”的约一百六十年间，西洋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与清朝指定的对外贸易商（即十三行的商人）在广东（即广州）进行贸易的垄断性贸易体制。它的构成大致如下。
首先，各国的商船在抵达广州，准备进行交易时，必须在十三行的商人中选择一名“保商”（担保人），并在此人的管辖下开展进出口活动，比如委托保商将带来的商品出售，通过保商购入需要购买的商品，需要上缴的关税也是经由保商向“海关”交纳的。在保商之下有通事（负责进出口、关税等相关文书的制作和提交）和买办（负责财务管理、商品的确认，并照料外商旅居期间的生活）等，他们在为外商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全方位地监督外商的活动。而各商船的船长或代表（被称为大班）暂居在从保商那里租来的十三行商馆（中国人称之为夷馆）中，在开展其所属公司的业务的同时，也处理个人自由买卖的商品、通过保商与海关监督进行交涉、管理部下及船员，有时候也向地方和中央官吏行贿。
但以上仅仅是十三行贸易的基本构架，在一百六十年间，由于历史时期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其运营状况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双方能够垄断的商品的种类最初非常广泛，但最后则基本只限于茶叶和生丝。此外，双方一开始都是单独运营，但后来各自成立了负有连带责任的十三行公行和负全责的管理委员会（初期仅由当地的大班组成，后来发展成为包含英国东印度公司本部的派遣员的特选委员会）。再者，在初期的规定中，大班们在适于航行的贸易季节（九月左右至次年二月左右）开展业务时可以逗留在十三行中，但此外的时间他们必须退到澳门去，但不知从何时起，他们能够长期居住在十三行了。十三行本来只是外商暂时的租借地，后来却完全变成了外国人的商馆街。
十九世纪初期的十三行，右起依次为荷兰，英国，美国，西班牙和丹麦的国旗
粤海关设立后，最初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是荷兰人，但直到大约四十年之后的1727年，荷兰才正式在十三行设立商馆。与其相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716年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商馆，积极地推进英国-印度-广州航路的贸易了。在英国与荷兰之后，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728年、瑞典东印度公司于1732年、丹麦亚洲公司于1772年也各自设立了商馆。美国虽然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国家（1786年在广州设领事），但如后文所述，美国的贸易量正与其新兴国家的上升力相呼应，很快就与英国并驾齐驱，成为支撑广州贸易的另一股主要力量。
十三行，正式的说法是叫外洋行，数量上常有增减，不一定就是十三，最多时有二十六家（1757年），最少时只有四家（1781年）。至于洋行的资格，首先必须要有雄厚的资本和资产，然后需要有实力的推荐人（官僚或已得到承认的洋行商人）进行担保，在此基础上，还要经过地方政府的审查之后才能获得认可。十三行的商人在与外商的交涉中负有全责，半是“官商”半是“外交官”，但他们上边的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甚至两广总督经常莅临考察，商人们受到内压外迫，处境也并不轻松。而且，虽然他们赚得的利润相当丰厚（根据交易商品的买入与售出价格比赚取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十的差额，还有佣金等），但也承担着很重的压力，比如他们需要向中央和地方的公共事业捐款、由于承担连带责任而偿还破产的同业者的债务、置办朝廷贡品（主要是西洋舶来的奢侈品）以及为公益事业捐赠财物等，很多商人甚至因此而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当然，即便如此，有实力的商人还是能够成为巨富，过上常人无法想象的奢侈生活。在十九世纪初期的十三行中，潘氏一族的同文行、伍氏一族的怡和行、卢氏一族的广利行、梁氏一族的天宝行等被认为是实力最强的洋行，其中怡和行的业务甚至扩展到了美国本土，涉足保险、证券和铁道建设等领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资产家，名噪一时。
在十三行商店街购物的外商
以上简单介绍了十三行的贸易，即广东体系在制度上的特点与运营状况，但进入到十九世纪后，这个持续了超过一百二十年的贸易体制突然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结果不堪一击，渐趋崩坏。崩坏的缘由，在外部是由于一直转包英国东印度公司业务的港脚商人（主要在印度和广州之间从事贸易的商人团体）、新出现的个人贸易商人（最初需要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认可）和新加入的美国商人等“散商”势力的抬头；在内部主要是因为转包十三行商人业务的所谓“行外商”和偷运鸦片的地方商人势力的扩大，而决定性的打击则来自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广州的垄断权分别于1813年和1833年被废止这一制度上的转变。
由于大部分“散商”都不曾专门在中国开设公司，他们的整体动向颇难把握，所以这里只能先简单介绍一下在广州开设过总店或分店且活跃时间较长的几家洋行。
最开始，可能是由于资本规模较小，十三行的散商们的经营状态并不稳定，经常反复合并和撤销，然后其中的几家就像滚雪球一样，势力渐渐增大，终于发展成为能够左右整个贸易活动的大商社。
例如，由柯克斯(Cox)、比尔(Beale)和理德(Reid)三人在1782年创立的柯克斯·理德洋行(Cox,Beale ＆Co，最初总店在澳门，分店在广州)由于1791年柯克斯的去世而变为理德·比尔行（Reid,Beale ＆Co），随后1803年麦尼克（Magnic）加入，变为比尔·麦尼克洋行(Beale,Magnic ＆Co)，1819年比尔退出，变成麦尼克洋行(Magnic＆Co)，1825年渣甸(Jardine，1819年来粤)入伙，1828年马地臣（Matheson，经过1819年的泰勒·马地臣洋行Taylor,Matheson ＆Co和1821年的伊沙瑞行Yrissari＆Co）入伙，1831年麦尼克退出，终于在1832年左右发展成为著名的渣甸·马地臣行(Jardine＆MathesonCo，中文名为怡和洋行)。
此外，180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巴林（Baring）创立巴林洋行（Baring＆Co），后来随着同为大班的莫隆奈（Moloney）和罗伯茨（Robarts）的加入，更名为巴林·莫隆奈·罗伯茨洋行（Baring，Moloney＆Robarts＆Co）。再后来因为东印度公司禁止大班进行个体经营，该洋行借新加入的达卫森（Davidson）之手而变为达卫森行（Davidson＆Co）。1823年颠地（Dent）入伙，洋行于翌年变为颠地行(Dent＆Co，中文名宝顺洋行)。
以上介绍的全是英国人，尤其是苏格兰出身的商人所经营的洋行的变迁，与其复杂的合并撤销情况相比，新加入的美国系的商人的动作就比较明晰了，有所变化的仅有一例，即1818年创立的罗素行（SamuelRussell ＆Co）在1824年变为旗昌洋行（Russell＆Co）。而1828年成立的奥立芬洋行（Olyphant＆Co，中文名同孚洋行）直到最后还保持着成立之初的体制。据说，在1832年的广州已经有大大小小六十六家洋行，而到了五年后的1837年，洋行的数量攀升到了一百五十家（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数字）。稍稍回顾一下，在1828年的中英贸易中，英国的出口贸易额是2030万美元，其中东印度公司占了450万，余下的1580万美元全部由散商包揽（当然大半都是鸦片走私）；而在中国的1810万美元的出口贸易额之中，东印度公司占850万，散商占960万，散商略占上风。以往的广东体系已经近乎瘫痪，散商即自由贸易者的时代终于来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社旗（从1801年到1870年代为止）
与外国散商的活跃程度相比，中国的行外商毫不逊色。行外商中的小商铺原本是贩售十三行商人垄断的大宗商品（茶、生丝等）之外的杂货（陶瓷器、药材、地方特产等），它们的数量在1755年就已经达到了百家以上，一部分小商铺作为行商的业务承包者和商品提供商也十分活跃。只是，在以往的东印度公司与行商极受优待的体制下，小商铺能够经营的商品种类十分有限，长期处于极低的位置。但是，随着英美散商渐露头角，贸易量超越东印度公司，他们希望直接与中国的行外商进行自由贸易的愿望也日益增强。与此相应，小商铺的势力不断扩大，到了1807年已经至少超过了二百家。根据威廉·渣甸的说法，他来广州之时（1820年前后），他与行外商的交易量就已经高于与行商的交易量了。
因为行外商的发展威胁到了行商以及原有的贸易体系，所以清朝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时常变得极其严苛，但每次行外商都能通过接受外国散商的支援和向官吏行贿等方法熬过一时的苦境。不仅如此，行外商甚至逐渐地夺取了行商的权益，使得自己也能一点点染指那些原来由行商垄断的商品，尤其是他们竟然发展到能够合法或非法地买卖当时最大的进口品鸦片以及最大的出口品茶叶和生丝的程度。此外，原先在行商手下工作的通事和买办被巨大的利益所吸引，也参与到行外商的贸易活动中。至此，延续了一百数十年的“广东体系”虽然仍在苟延残喘（直到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十三行被解散，“广东体系”彻底终结），但已经名存实亡了。
表1：主要国家东印度公司的商馆
设立情况及自由贸易商变更一览
1686 | 荷兰开始贸易（商馆于1727年设立） |
1716 | 英国设立商馆，1833年垄断权被废止 |
1728 | 法国设立商馆，1790年垄断权被废止 |
1732 | 瑞典设立商馆 |
1772 | 丹麦设立商馆 |
1786 | 美国设立商馆，在广州置领事 |
1782 | 柯克斯•理德洋行(Cox, Beale＆Co柯克斯、比尔、理德） |
1791 | 理德•比尔行（Reid, Beale＆Co） |
1803 | 比尔•麦尼克洋行(Beale, Magnic ＆ Co 麦尼克1801年来粤) |
1807 | 巴林洋行（Baring ＆ Co），后经巴林•莫隆奈•罗伯茨洋行（Baring，Moloney ＆ Robarts ＆ Co）而发展为达卫森行 |
1813 | 达卫森行（Davidson ＆ Co），后来发展为颠地行 |
1818 | 罗素行（Samuel Russell ＆ Co），后来发展为旗昌洋行 |
1819 | 麦尼克洋行(Magnic ＆ Co)，后来发展为渣甸•马地臣行 |
1819 | 泰勒•马地臣洋行（Taylor, Matheson ＆ Co），后经伊沙瑞行（Yrissari，1821）而发展为渣甸•马地臣行 |
1824 | 颠地行(Dent ＆ Co)=宝顺洋行 |
1824 | 旗昌洋行（Russell ＆ Co） |
1828 | 奥立芬洋行（Olyphant ＆ Co）=同孚洋行 |
1832 | 渣甸•马地臣行(Jardine ＆ Matheson Co）=怡和洋行 |
2渗入的“近代”:作为据点的广州十三行及其周边
如上所述，在十九世纪初的广州十三行，已经存在颇具“近代”性、比较自由的贸易体制，以及支撑这一体制的很多外国散商和行外商。正是因为他们或公或密的活动，一个类似于后来各通商港口的租界的空间开始在十三行及其周边渐渐形成。例如，在商品交易时需要兑换外币和纹银等，很多银铺都经营此项业务，而其中一些被称为“大窑口”的银铺甚至向停泊在珠江河口附近洋面上的非法商船发行交货的传票，这样的银铺有三十余家，林立于河岸之上，俨然形成了小规模的“银行街”。顺带提一下，虽然缺乏明确的证据，但据说后世的“银行”一词就是起源于十三行一带。
前文略微提到了所谓十三行的“近代性”，这种“近代性”之所以能够得以成立，一方面是由于商业活动、中外个人贸易商社、“银行”和中介人（通事、买办、批发商）等人与物的“装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同时期陆续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的活动，特别是他们与之前的天主教不同，选择以书籍传道、医疗传道等口号而开拓出版、教育、医疗等事业，这是文化上的“装置”。接下来，我想以他们的先驱者罗伯特·马礼逊为例，简单地追溯他们在广州一带的足迹和构建的传教网络。
罗伯特·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于苏格兰北部，先后从当地的神学院和伦敦的传教士学院毕业后，他获得海外传教所必需的牧师资格，并受伦敦传教会——海外传教教会（差会）之一——的派遣，取道美国（因为东印度公司拒绝让其搭乘直航的船只），于1807年他25岁的时候到达广州。但是，当时的广州当局对于基督教传教活动正实行严厉的监管，马礼逊虽然想方设法留在了十三行，但传教活动基本无法进行，只得每日勤奋学习中文。一年半之后，马礼逊时来运转，他不仅同在澳门结识的英国女性玛丽·摩顿喜结连理，而且在岳父（东印度公司的理事）的推荐下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正式雇员，担任中文翻译。后来，他因故暂时被东印度公司免职，但最终还是顺利地保住了职位，而直到1834年去世为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推进他的“本业”，即传教活动。
在广州，马礼逊最初从事的活动是《圣经》的翻译与《华英字典》的编纂，这是他来华前就已经计划好的。最终，凭借他本人不懈的努力、中国助手葛先生（Koseen-sang，负责古籍的购买、翻译的订正和草稿的校正等）和蔡轩（Low-Heen，负责书籍、资料的誊写和木版底稿的制作等）等人的协助以及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和职员们的支持（帮助设置小型图书馆、收集与中国相关的图书和资料、予以资金上的援助、提供印刷机、派遣印刷工等），马礼逊于1813年率先完成了《圣经·新约》的汉译（虽然《圣经》的翻译和字典的编纂几乎同时进行），接着又于1815年出版了三卷本《华英·英华字典》（1822年全部完成）中的第一卷，它们分别在澳门以木版印刷和出版。
埋头于翻译工作的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
其间为了进一步推进传教事业，马礼逊多次向伦敦会要求增派会员来广州。他的要求终于得到了回应，1813年，威廉·米怜偕夫人到达广州。但是，米怜不像马礼逊那样有明确的职业身份，要想在广州安定下来十分困难。经过种种的摸索和实地调查，米怜夫妇最终还是在1815年转移到了华侨众多的马六甲，在那里建立了传教的基地，支援广州的传教活动。
在马六甲，米怜运用从马礼逊那里学来的中文，首先与同来马六甲的中国印刷工人梁发（后来入教，成为中国最早的牧师）建立了印刷所，发行了中国第一份传教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从1815年到米怜病逝的1822年，在这七年间，米怜充分利用这份杂志，一边传播教义，一边不断向中国人介绍西洋世界的情况和知识。米怜在制作杂志的同时，还帮助马礼逊翻译了《旧约》的一部分，对于《旧约》汉译的完成与出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还在马礼逊的指示和支持下与殖民地当局交涉，筹集资金，最终于1818年创立了兼及传教、出版和教育的综合性宗教设施——英华书院。书院成立后，在仅有八名印刷工的情况下刊发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印中搜讯》（英文，以在印度和中国传教为目的的季刊）两本杂志。书院后来不仅发行了数量众多的传教出版物，而且对于当地华侨的教育也不遗余力。直到1843年搬至香港，书院一直作为广州的后方据点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稍稍回顾一下，米怜在转移到马六甲之初，预计到他们对于布道印刷品的需求会非常大，所以他和马礼逊再三请求增派人手，而伦敦会终于在1817年派遣麦都思来到马六甲，担任米怜的助手和印刷技师。在到达之后的两年左右内，麦都思帮助管理印刷所并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来由于扩大业务的需要，麦都思听从马礼逊等人的指示，在1819年到达巴达维亚，建立起伦敦会在南洋的又一个传教据点。
在巴达维亚，麦都思创办了《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年创刊，1826年终刊），这是继《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而出版的第二份中文传教杂志。在编辑杂志的同时，他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使用雕版和石版印刷刊行了大概三十种中文传教书籍。随后，由于马礼逊于1834年病逝，广州没有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于1835年来到广州。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封面
马礼逊病逝后，东印度公司新雇用的中文翻译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出身于普鲁士的郭实腊从荷兰的神学院毕业后，受荷兰传道会的派遣，在1827年到达巴达维亚并与麦都思相遇。郭实腊本来是想向巴达维亚的土著人传教的，但受到麦都思的影响，他开始更加热心于向中国人传教，甚至想去中国本土传教。从1831年起，他分别搭乘中国商船、东印度公司的考察船和渣甸的鸦片走私船，三次沿中国海岸北上，探寻直接向中国人传教的可能性，随后，他在广州定居并被东印度公司雇用。
在广州设立活动据点之后，郭实腊立刻在十三行创办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在登载宗教内容的同时，也介绍西洋的历史与地理以及部分政治法律知识，刊载广州当地的新闻和贸易状况等。这份最多曾发行千部的杂志是中国本土刊行的第一份“近代”杂志，被以林则徐为首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所征引，对于时人了解外国情况而言具有十分重大的先驱性意义。此外，热心教育事业的郭实腊还鼓励住在澳门的夫人创立女学堂（1834年），学堂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毕竟开始了对女童的教育。再者，他在东印度公司撤出广州后，于1835年成为英国贸易监督的首席翻译，并于1837年卷入了马礼逊号（为了纪念马礼逊而命名的、美国奥立芬公司所有的帆船）事件——郭实腊与后边将会提到的卫三畏、伯驾等以返还日本的漂流民为借口航行至江户、鹿儿岛，结果被炮击而还。
在广州，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持续发行到1836年（之后转移到新加坡，又维持了两年）。经过一段空白期后，麦都思主编的新的中文杂志《各国消息》（1838年）出版了，这份石版印刷的月刊杂志与之前的一系列杂志都有所不同，它的宗教色彩被刻意地抑制，大多数文章是介绍西洋的情况和广州当地商业信息的，这与后来的《遐迩贯珍》（1853年在香港创刊）和《六合丛谈》（1857年在上海创刊）确有相同之处，显示出麦都思主导下的传教活动在方法上的一种变化。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封面及内文的“序”
马礼逊在广州开始活动后，不仅向伦敦会，有时也向美国的各教会（尤其是公理会）发出号召，希望他们向中国派遣传教人员。美国公理会因此于1830年将裨治文派到广州，准备开启美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之路。抵达十三行的裨治文受到马礼逊的热情欢迎，在此后的十七年间（直至他在1847年转移到上海），他不负马礼逊的期望，热情地推进各项事业。
裨治文在广州倾注心血最多的工作，无疑是编辑由马礼逊提案而很早就创刊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1830～1851）。这份刊行了二十一年的杂志不单向世界各国大量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还不断摆开论阵，显示出对于闭关锁国的清王朝的强硬姿态。
除了编辑《中国丛报》之外，裨治文还与马礼逊合作开展了诸多活动，并在马礼逊去世后成为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例如建立“在华基督教协会”（1830年）、“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1834年）、“马礼逊教育会”（1836年）和“中国医务传道会”（1838年），提倡出版《圣经》等西洋书籍，创立马礼逊学堂（澳门，1839年）等。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裨治文的请求，公理会才在1834年派遣具有医生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的伯驾来华。1835年，伯驾在十三行开设眼科诊疗所，这是在中国本土创立的最初的西洋医院，后来经过鸦片战争，在1859年发展成为博济医院。十九世纪末，年轻时的孙文曾在它的附属医学院学习，也曾在这所医院行医。这所医院一直存在到今天，现在是中山医科大学的一部分。
裨治文与郭实腊一样，也十分热心于教育，很早就在自己家中开设小型私塾，培养以梁发的儿子梁进德为首的五六名儿童。他将梁进德培养成为鸦片战争中中方负责对外交涉的翻译，而那时的英方翻译正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的因缘。
《中国丛报》封面
正如同伦敦会为了帮助米怜而将印刷技师麦都思派遣到马六甲，美国公理会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刊行工作，在1833年派遣印刷工卫三畏来华以帮助裨治文。卫三畏在他到达十三行的第二年，就在美国商馆后边建成“公理会广州印刷所”，忙于《中国丛报》以及各类书籍和小册子的印刷。随后，印刷所为了利用东印度公司的中文活字并躲避广州当局的取缔，在1835年搬到澳门，使得大量印刷中文相关的书籍成为可能。之后，卫三畏也一边在印刷所工作一边参与传教活动，不久就成为公理会承认的传教士了。他随后一直从事《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直到这份杂志停刊（1851年），但使他声名鹊起的事件无疑是他曾作为佩里舰队的汉文翻译而于1853年和1854年两次抵达日本。只是后来他完全脱离公理会，加入了美国驻中国使节团，晚年又成为耶鲁大学杰出的中国文学教授。
表2：广州网络中的新教传教士
活动一览（1807～1842）
1807 | 马礼逊来华 |
1813 | 《圣经·新约》汉译完成（马礼逊） |
1813 | 米怜来华 |
1815 |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文）发行（米怜） |
1815～1822 | 《华英字典》完成（马礼逊） |
1817 | 麦都思抵达马六甲 |
1818 | 英华书院创立（马六甲，1843年转移至香港） |
1823 |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中文）在巴达维亚创刊（麦都思） |
1823 | 《圣经·旧约》汉译完成（马礼逊、米怜） |
1827 | 《广州记录报》（英文）创刊（马地臣） |
1827 | 郭实腊抵达巴达维亚 |
1828 | 《天下新闻》在马六甲创刊（麦都思） |
1830 | 裨治文来华 |
1830 | 《中国丛报》（英文）创刊（裨治文） |
1830 | “在华基督教协会”成立 |
1833 |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文）创刊（郭实腊） |
1833 | 卫三畏来华 |
1834 | 公理会广州印刷所创立（卫三畏） |
1834 | 郭实腊夫人在澳门开设女学堂 |
1834 | 侨居广州的外国人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
1834 | 伯驾来华 |
1835 | 十三行眼科医局开业（伯驾） |
1835 | 石版印刷传入（卫三畏） |
1836 |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 |
1837 | 马礼逊号来日（郭实腊、卫三畏、伯驾） |
1838 | 《各国消息》（中文）创刊（麦都思） |
1838 | 铅汉字（香港字）在新加坡完成 |
1838 | “中华医药传教会”成立 |
1839 | 马礼逊学堂成立（澳门，校长布朗） |
1839 | 《澳门新闻报》《澳门月报》创刊（林则徐） |
1840 | 《伊索寓言八十二篇》汉译（罗伯聃） |
1842 | 马礼逊学堂转移至香港 |
十三行商馆街从粤海关成立之初起就一直坐落在广州郊外西南方的珠江的江岸一角，东西约三百一十五米，南北约一百七十米，总面积约五万一千多平方米。三条南北向的街道（同文街、靖远街、新荳栏街）贯穿其中，熙熙攘攘的十三座洋行商馆则夹在三街之间。按照广州当局的规定，这里只是贸易季节的临时交易场，即便是商人也不可以在此长期逗留。但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商馆内长期居住着三百名外国人和八百名相关的中国人（通事、买办、雇工和看守等）。值得一提的是，据说当时长崎的出岛的面积为一万三千平方米，大概是十三行的三倍，而常住的荷兰人却只有九到十三人左右。
十三行商馆内的晚餐会的场景
在这个绝不能算大的空间内，半公开地存在着秘密“银行”、出版所、私塾、医院、微型图书馆（约一万册的藏书）、舞厅（英国馆）和教会等设施，周围还有制作出口绘画品的画室（约三十间）和行商会馆，以及用来与当地知识分子进行交流的文澜书院等，这些场所呈现出的“近代性”远远地超越了制度上的限制。另外，这里通行的语言是所谓“广东英语”，这种将英语单词排列成中文语序的语言被人称为“鬼话”，在约两百年的东西方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初期的十三行商馆略图
根据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1842年），广州十三行制度被正式废止，所谓“五口通商”的时代到来，而曾活跃在广州的十三行商人和买办、外国个体商人及传教士等也纷纷离开，先是去了上海和香港，二十年后又进一步向长崎和横滨挺进。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后文会有介绍，我在这里只想先说一点，即他们在广州打造的各种各样的近代“装置”后来成为强大的力量，或显或隐地左右了整个东亚的未来。例如，怡和洋行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转移到香港和上海，在两地积极开展近代性质的商业活动，到了五十年代则利用日本开国的机会迅速在长崎开设代理店（ThomasBlakeGlover）【苏格兰商人，于1859年从上海到长崎，最开始为怡和洋行工作，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在长崎的住宅是日本最早的洋房。译者注，下同】，又在横滨居留地中最好的地段开设分店，并向萨摩和长州两藩大量输出武器，而且还向准备秘密出国的长州藩留学生伊藤博文、井上馨等提供帮助。再者，本来是行外商出身、在19世纪30年代突然变身为著名行商的吴健彰，在鸦片战争后进军上海，不仅成为巨富，财力甚至超过上海的地方长官（苏松太道），而且颇为着力于租界制度的完善和租界的扩张。
来自上海的冲击:
汉译洋书传至日本与明治汉文的“文艺复兴
1聚集于上海的传教士及其著作活动
鸦片战争后，特别是进入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上海不仅成为贸易和交通中心，而且也成为所谓信息网络的中心。观察一下传教士们的动向，便可了解这一事实，因为新教传教士从鸦片战争前开始就一直是西洋信息最重要的传播者。值得一提的是，鸦片战争后，原本分散在五个通商港口的传教士们在这一时期为了传教的方便而纷纷聚集到上海，选择在这个贸易交通网络的中心地带开展活动。
画中描绘了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海军舰队摧毁的中国式帆船
最先抵达上海的新教传教士是雒魏林，他和麦都思一样也属于英国伦敦会。麦都思和雒魏林在上海开港后不久的1843年从各自原来的据点（广州与舟山定海）来到上海，而且还分别将在巴达维亚的伦敦会的印刷所和在定海的雒魏林诊疗所也一同带到了这片新天地中。后文将会提到，这两处设施后来被命名为墨海书馆和仁济医馆，再加上同样属于伦敦会的教会天安堂，这三处设施在“麦家圈”（因麦都思的中文名而得名，今山东路附近）得到很大发展，成为伦敦会乃至整个新教在上海的重要活动据点。
如前所述，在马礼逊去世后，作为继任者的麦都思实际上成为了伦敦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核心人物。所以，麦都思移居上海这一事件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夸张点说，这显示出新教传教的中心地点已经转移到上海了。实际上，后来也正是在麦都思的监督下，墨海书馆在基督教出版界独占鳌头长达十五年以上，发行了近二十五万部汉译《圣经》、一百七十一种汉文传教书和科学类书籍，此外他个人和墨海书馆等还吸引了三十几名传教士陆续来到上海。
很多传教士一边传教，一边或自己著述或翻译欧美学者著作，将各种各样的西洋知识大量介绍给中国读者。下边分领域介绍一下这些著作中比较重要的几部。比如，在天文地理学方面，慕维廉在1853至1854年间写成《地理全志》，其中提及西洋近代地理学时，他不仅讲到传统的人文地理学，还加入了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并辅以详细而清晰的解说。又，祎理哲（以宁波为基地）在1856年大幅修订《地球图说》，努力介绍各国的国情以及当时尚未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熟知的地球球体说和太阳中心说。接下来是翻译作品，伟烈亚力在1859年将曾任英国天文学会会长侯失勒约翰的名著《天文学概论》（1849年初版）译为《谈天》出版，系统地介绍了从哥白尼到开普勒和牛顿的西洋近代天文学的流变情况和最新研究成果。
在历史学方面，同样是慕维廉，于1856年将托马斯·米尔纳的《英国史》汉译为《大英国志》。译本分朝代介绍了“政教之美冠绝东西”“全盛之国”（汉文序文）英国的历史，其中也提到了英国的政治制度，对“巴力门议会”（国会）的“劳尔德士”（上院）和“高门士”（下院）的两院制、“推选”的限制选举制和下院的主导地位等都加以简洁的解说，很好地解释了之前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中没能清楚说明的知识。再者，慕维廉于1861年出版了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增订版——《联邦志略》，十分系统地介绍了新兴国美国的独立史，以及美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及各州的具体情况。
《联邦志略》
然后是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伟烈亚力首先于1863年写成《数学启蒙》，介绍西洋数学的基础知识。他接着又于1857年续译完成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入门》（利玛窦只译了前一半）的后半部分，以《续几何原本》出版。从利玛窦开始翻译此书至此，历经二百五十年，这本古代希腊的名著终于有了完整的中译本。之后，伟烈亚力又于1858年刊行《重学浅说》，尝试用汉文解说以力学为中心的西洋近代物理学，他又在翌年将英国数学家DeMorgan（棣么甘）的《初级代数》（1835年）译成《代数学》一书，将美国数学家Loomis（罗密士）的《初级解析几何与微积分》（1850年）译成《代微积拾级》一书。后者尤为重要，因为西洋近代数学的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正是始于这本书；也是在这个译本中，系数、函数、变数、微分和积分等许多数学用语也纷纷出现。
除了上边提到的领域，传教士们在其它方面也有很多成果。比如在医学方面，接替雒魏林管理仁济医院的合信译有《全体新论》（1851年广州初版，1855年墨海书馆再版）、《西医略论》（仁济医馆，1857年）、《妇婴新说》（仁济医馆，1858年）和《内科新说》（同前）；在博物学和生物学方面，有合信的《博物新编》（1855年广州初版，同年墨海书馆再版）和韦廉臣的《植物学》（墨海书馆，1859年）等。可以说，新教传教士出版的所谓汉译洋书实在是不胜枚举，而且正是因为他们惊人的活动，上海迅速发展成为传播西洋信息的源头，而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半段，以上海为中心的信息网络已经完全形成了。
2汉译洋书传至日本的三条途径
19世纪50年代以降，上海的墨海书馆等出版机构刊行的汉译洋书之所以大量涌现，其根源在于传教士们试图开拓在中国的传教之路，启蒙中国的知识分子，促进中国“开国”。汉译洋书在某种程度上渗透入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冲击”，这也是事实，但遗憾的是，中国真正地接受并消化这些书籍中的内容，还要等待半个世纪多的时间。当然，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比如难以接受外来事物的中华意识的存在、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束缚等。探明这些原因当然也是很有趣的工作，但这与本文主题并无太多关联，本文不再多加论述。而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这些书籍是如何借助于新形成的东亚“交通”网络传至日本，“启蒙”了日本知识分子并推动日本“开国”的，笔者拟就这一过程略为阐述。
要想考察汉译洋书在江户幕府末期传入日本的情况，最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书籍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舶来的，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又是多少呢？如果是以前的唐人贸易的进口情况，只需查阅像“赍来书目”“书籍元帐”“落札帐”【赍来书目是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港时呈交的舶载书籍的目录；元帐即底帐，是记录所有进口图书的总帐；落札帐记录的是商人们投标购书的情况。关于唐船的书籍输入等，可以参阅日本关西大学大庭修先生的相关著作等。】等与长崎会所的进口业务相关的清单即可，十分简便。但在佩里来航以后，出现了唐船以外的进口途径，特别是由1858年“安政开国”而确立的一种自由贸易体制，使得邮船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得以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我们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查阅书目来核实当时的情况。但如果一定要将各种途径分类的话，首先是列强军舰的舶载、中日商人的书籍贸易和来日传教士的带入这三种。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各类途径的情况。
佩里横滨登陆图
军舰的舶载最早可追溯到佩里舰队来日，1854年1月，佩里舰队第二次来日，中途在琉球停留，舰队中的某个人携带郭嵩焘在墨海书馆相赠的汉文杂志《遐迩贯珍》两册，并将它们送给了当地人。《遐迩贯珍》是一份月刊杂志，1853年9月在香港发行，由当时身在上海的麦都思创办，其内容正如郭嵩焘所言，大体上每期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绍科学等西洋文明的文章，后半部分则以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为主。到底是谁将这两册杂志带到了琉球，自然难以确定，但当时佩里舰队的人员中能够理解汉文的，只有翻译卫三畏和罗森，所以可以推测大概就是二人中的某一位吧。
如前所述，卫三畏是美国公理会（美部会）下属的传教士，1833年来华，在广州管理传教团的印刷所。罗森是居住在香港的文人，受卫三畏的邀请而登上佩里舰队的船只，后来在缔结《神奈川条约》时，他作为汉文翻译大大风光了一把。不管怎样，这两册《遐迩贯珍》后来从琉球传到萨摩藩，进而以写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于有实力的藩士之间。比如，安政五年时任外国奉行的岩濑忠震就收藏了《遐迩贯珍》等杂志，胜海舟和吉田松阴也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到他们阅读过这本杂志。当然，《遐迩贯珍》毕竟只是一个特例，一般来说，军舰舶载这一途径是无法彻底查明的。笔者视野所限，之后仅有胜海舟在《开国起源》有所提及，除此之外都无从知晓。
《遐迩贯珍》创刊号封面及题词
这种困境也出现在对第二种途径的研究中。进入到所谓自由贸易体制后，旧有的长崎会所的舶来图书检阅机能几乎瘫痪，现在若想通过此条途径去探求书籍输入的情况，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从1858年左右开始，英美诸国的商社纷纷进驻长崎，而很多中国商人以这些外国商社的雇员身份来到日本，与官商和额商【即民商】竞争的同时，积极地开展合法或非法的贸易活动，这是当时的事实；再者，对于当时的长崎来说，上海是最重要的贸易对象。综合考虑这两点可知，被称为“隐藏的唐人”的这些中国商人将需求量很大的汉译洋书部分地输入到日本，这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这个结论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下边的例子值得一提。从1858年到翌年，住在江户的兰方医【兰方指江户时代从荷兰传来的西洋医术，兰方医从事于西洋的医术，与汉方医相对。】三宅艮斋连续翻刻了前文提到的合信的《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等书籍，据说三宅艮斋正是通过长崎而从上海“秘密”购入“书籍药品等”的。
与上边的两种方式相比，来日传教士的带入这一途径却意外地容易确认。这是因为在传教士的日记和给友人的书信中，留下了很多这样的记录，其中一些详细记述了图书的种类甚至具体的册数。比如，日本开国后，最初由上海来到长崎的美国圣公会的林约翰在他致友人的书信中自夸他将慕维廉的《地理全志》《英国史》、裨治文的《联邦志略》、祎理哲的《地理图说》、合信的《西医略论》《博物新编》和韦廉臣的《植物学》等“汉文书”卖给“日本上流社会人士”，结果是“一千多部销售一空”。此外，1859年来日，在神奈川开展传教活动的长老会会员黑本在翌年四月七日致友人的书信中记述说祎理哲的《地理图说》卖出了“二百五十册左右”，反映出此书在日本人中间颇受好评。
3汉译洋书的传播情况
关于汉译洋书传至日本的途径，大体如上所述，接下来需要考察的大概就是这些书籍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吧，因为要想研究这些书籍给日本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其传播情况非常关键，或者说比传来途径更为重要。
汉译洋书在幕府末年的传播情况与其传来途径一样，有很多地方尚不清楚。所以这里无法呈现出传播情况的全貌，尤其是具体的统计数字只能暂付阙如。但正像上文的林约翰和黑本那样，个别记录书籍传播情况的资料还是留存下来了，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略窥见当时的状况。
例如，1863年时任真宗大谷派嗣讲师的香山院樋口龙温在他的讲义《辟邪护法策》中批评大量汉译洋书的“秘密流行”，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表示了深切的忧虑——“然两年三以来，《万国纲鉴录》《地球略》《地理志》《谈天》诸书之秘密流行甚矣。甚或跻身官版书【江户时代的昌平黉（幕府的学问所）出版的用作教科书的汉籍。】之作亦不在少数。此类书籍虽非专讲耶稣教者，未遭查禁，然其论旨皆归于耶稣。而《中外新报》等仅一卷，然海外诸国之《风说书》则年年售至数百卷。”（常盘大定编《明治佛教全集第八卷护法篇》，春阳堂，昭和10年2月）
此外，同为真宗大谷派嗣讲师的富樫默惠在讲义《内外二忧录》（1867年）中说，“其时两三年间所出耶稣教之书籍，仅余所见即有约百部。邪教滔滔，如此流行于天下，孰不悲乎。此虽时势使然，然二百余年之严禁，至今已废弛不振，国家之危厄寓于其中矣。”他回顾开国后汉译洋书大量流入的情形，悲愤地认为这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危厄”。
其它的说法有：据说在1865年，“渡来”的所谓“邪教书籍”的数字是“总计九十六部”（真宗东派拟讲安休寺云英晃曜《护法总论》，1869年，《明治佛教全集第八卷护法篇》收录），但其中包含了宗教书籍，并不限于我们讨论的汉译洋书。又，曾任开成所【江户幕府设立的洋学教育机构，前身为蕃书调所，也是今东京大学的前身。】领导的柳河春三写有汉文著作《横滨繁盛记》，其中有两三处列举了幕末“舶来书籍”的统计数字，但这也是不完整的数据，同样不能不加辨别地予以采信。无论如何，即便是资料有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除了个别情况，在上海等地刊行的汉译洋书中有八成以上都曾以写本或翻刻等形式在日本各地广泛流传，其普及的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内地等，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慕维廉著作《地理全志》的中国版与日本版
为了了解汉译洋书在日本的高“普及率”，我们还可以参考日本各地学校对于这些书籍的使用情况。据说在明治初期，以《地理全志》为首，《地球说略》《英国史》《联邦志略》等书籍的翻刻本被许多藩校（比如金泽、福井、出石、田边、神户、淀、延冈、武雄、伊势度会等地的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其中《地理全志》和《智环启蒙》（理雅各，香港英华书院，1856年）最受追捧，分别被五所以上的学校所采用。虽然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被视为从所谓江户兰学向明治洋学过渡时期的短暂现象，但在这个过渡期中的19世纪50、60年代，这些书籍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认为，它们的存在不但填补了两个时期中间的空白地带，同时也使得这种转变成为可能。这些汉译洋书带来的“冲击”极具影响力。
4“国民国家”的劝导与汉文“文艺复兴”的到来
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传教士的著述及他们编辑的汉译洋书和汉文杂志，而我不得不惊异于这一系列著述和杂志中传递的信息的丰富性以及这些信息带来的“冲击”的巨大。先不论传教士给了我多大的启发，就说隐藏在他们的活动和著述中的某个共通的“意图”，意识到存在着这样一种“意图”的人，真的只有我一个吗？所谓“意图”，是指他们好像要努力促使中国读者相对化地看待传统的“中华秩序”，促使读者接受以西洋诸国为典范的新的“国民国家”体制。
当然，在19世纪前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事件证明了所谓“国民国家”体制的优越性，全世界范围内都活跃着一股重组“国家”的力量。传达这种动向，当然就会变成一种对“国民国家”的宣传，但即便如此，这些书籍和杂志的传达方法也显得过于执拗和繁琐了。比如，这里以《六合丛谈》杂志第二期中的主要报道为例，来确认传教士们对于此类报道的偏好。
卷之二
泰西近事述略
○英国首相视察访问纺织之城曼彻斯特，激励劳动者之言语
○负责铺设英美间海底电缆之新电机公司于英国成立
○俄沙皇下令设立新公司以建设全国铁路网
○澳大利亚政府公布金之产量与出口量
○希腊民政大臣发布国政报告书，报告议会选举、司法、财政及教育等现状
○合众国总统选举续报：布坎南氏暂时领先，许诺建设横跨大陆之铁道
○加拿大新建成“二千四百八十里”铁道，庆祝游行于蒙特利尔举行
印度近事 驻印度英军参与英国伊朗战争之状况
粤东近事 中英广州攻防战速报
杂记
○慕维廉著《大英国志》内容介绍
○艾约瑟著《中西通书》概要
○法国科学家托马斯氏发明之新型计算机功能介绍
这些报道看似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它们的内容几乎都是关于所谓近代国家或政府的情况的，而且涵盖了诸多领域。如果是现在，这些报道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报纸上，无甚特别，但它们对于当时仍然处于传统的中华秩序之中的中国人和仅仅知晓幕藩体制的日本人而言却是极具震撼性的知识，与新的国家观或政府观密切相关。何况每一期杂志都报道这类内容，必然会催生出一种近代国家的“典范”机能。这绝不是恣意的臆测，事实的确如此：传教士们时时在明确地、不厌其烦地劝导读者去学习西洋近代化的“经验”。
国之强盛由于民，民之强盛由于心，心之强盛由于格物穷理。（中略）我观中国人之智慧不下西土。然而制造平庸，不能出奇斗胜者，不肯用心也。为民上者，不以格致之学鼓励之也。我西国百年之前，亦如中国人，但读古人书，而不肯用心探索物理。故此等奇器，一切未有。百年来，人人用心格致，偶得一理，即用法试验之。而农者用心造农器，工者用心造制器之器。所以人日智一日，器日巧一日，至今精进未已。讲学者愈多，其智愈深。每月必有新理出，刊入新闻纸以流传。此学日上，未知所底止。而中人乃以有用之心思埋没于无用之八股。稍有志者，但知从事于诗古文，矜才使气，空言无补。倘一旦舍彼就此，人人用心格致，取西国已知之理，用为前导，精益求精，如此名理日出，准之制器尚象，以足国强兵，其益岂浅尠哉。（《格物穷理论》，《六合丛谈》卷之六）【文字据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605—606页。】
《六合丛谈》第一号封面
所谓“格物穷理”，原本是科学或科学知识的意思，所以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提倡科学。但大概是对中国的官僚有所顾虑，所以传教士不得不把重点限定在“格致之学”，而实际上他们是想劝导采用“西国已知之理”吧。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国之强盛”，仅凭“格致之学”是远远不够的，传教士比谁都清楚这点，所以他们的“格物穷理”云云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罢了，他们的视野早就拓展到造就“格致之学”等等的国家制度以及背后的“精神”层面上了。实际上，就在这段文字之后，传教士热情地提倡西洋“君长”对科学家的奖励和特许制度以及报纸系统的导入，显示出他们的热情绝不局限于介绍科学知识。
也就是说，这篇《格物穷理论》与前边一系列关于近代国家的存在方式的相关“报道”没有本质不同，两者合在一起传达了传教士的“意图”。此文好比是传教士版的《劝学篇》，至少就先驱性而言，其在幕末的启蒙意义绝不逊于后来福泽谕吉的《劝学篇》。
汉译洋书与汉文杂志不仅通过上边提到的内容将“国民国家”的理念带到日本，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汉文写作，即用汉文这种文体去把握外部世界并表达自我。众所周知，在幕府末年，出于种种目的，日本政府经常向欧洲派遣使节团、考察团和留学生，而这些成员们留下的日记等记录大多用汉文写成。但在幕末之前的江户时代，虽然日本的国内旅行已经相当繁盛，但相对而言，同样的旅行记录并不多。换言之，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在与异域或他者相遇时，为什么一致选用汉文或汉文调文体去表现他们观察到的对象呢？这一现象不仅发生在幕末，也出现在明治维新后岩仓使节团出国等场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可以说，这正是以汉译洋书为代表的大量汉文信息的传播（尤其是接下来将介绍的汉文的源于逻辑性和丰富词汇的“叙事”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致。后来，留下这类记录的人们时常将和文与汉文进行比较，称赞汉文的叙事表现力。例如，西村茂树在他的《文章论》（明治17年）中这么写道——
和文之古书中，有庄重典雅甚于二《典》三《谟》【二《典》指《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三《谟》指《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者乎？有雄深畅朗及于《易·系辞传》者乎？和文之史书中，有似《左氏传》、《史记》者乎？和文之上书中，有胜于《出师表》者乎？和文之碑铭中，有若《平淮西碑》【韩愈奉唐宪宗之命而作碑文，后又有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碑文。】者乎？和文之论说中，有可匹敌《审势》《审敌》【苏洵之文】者乎？！以彼较此，其巧拙、精粗、高下及浅深，固不可同日而语。
西村茂树
简言之，作者认为用和文写作虽然很流畅，但总感觉和文缺乏庄重和典雅之风，在巧拙、精粗、高下和浅深等方面都与汉文颇有差距。而且，汉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具备“论说”的力量，而这正是和文所缺少的。
关于汉文或汉学的力量，尤其是这种在丰富的文化修养下孕育出的力量，同为启蒙者的中村敬宇也曾根据自己的体验表示——
余近聚徒教授。而深悟于洋学者之不可不修汉学也。无汉学而从事洋学者。勤苦五六年。尚不能适修汉学者之一二年。洋学进步之迟疾。视汉学得力之深浅。盖汉学之有益于人如此。（《编年日本外史序》，明治八年）
如果一个人想成为洋学者，却没有汉学的修养，不管他如何努力，最终都无法与汉学者匹敌，洋学的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汉学的实力。中村敬宇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大声疾呼汉学修养对于学习洋学的重要性。
今日习洋学之生徒中，凡卓然崭露头角，可期万里前程者，皆为有汉学之根基者也。长于汉学而能属诗文者，于英学亦精，较仅通英学之同侪为优。余自伦敦归来之初，令儿辈废汉学而专攻英学，然儿辈英学之业虽日益精进，无奈止于难处。予由此而悔当初废汉学之举。曰，憾未使之事汉学，事汉学，至少可强其魂魄也。予又见幼年赴西洋、中年归国者一二人，其语言水平极佳，然亦至于难处而止，与备汉学之根基而留洋者相比，实有霄壤之别。
若是没有汉学的“魂魄”，即便熟练掌握英语等外语，最后一定还是半途而废，仅就这点而言，汉学就十分重要。除了中村敬宇外还有一些人，也是一边提倡汉文修养并实践汉文写作，一边在更高的层次上追求拓展汉文表达的可能性。中江兆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江兆民运用纯正的汉文（而非汉文调的文体）翻译卢梭的《民约论》，题名为《民约译解》（明治十五年）出版。中江兆民之所以选择用汉文翻译，是因为在他看来，日语（即和文）虽然善于表述细腻的感情，在涉及心理描写等方面时也很从容，但是一来到叙事层面，即系统地处理事物和事情并将其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还是汉文更胜一筹。中江兆民的回答提示我们，幕末的武士们在出使西洋时之所以选择汉文而非和文去记录见闻，应该是因为当他们需要系统地把握外部世界时，不自觉地意识到了和文的局限性吧。
汉学塾历尽沧桑，到了幕末时期开始迅速衰落，这是所谓“常识”，但实际的情况绝非如此，毋宁说汉学塾在数量上反倒是快速增长的。当时东京都内的三大学塾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创立，庆应四年）、同人社（中村敬宇，明治六年）和二松学舍（三岛中洲，明治十年）都兼及洋学和汉学。
庆应义塾以洋学为主，但绝不是无视汉文；同人社则如前所述，汉文占了很大的比重，英学仅在其次；二松学舍更是以汉学为主流，英学只处于从属地位。其它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但我只是想强调汉学塾在明治二十年之前是很繁盛的。
1862年位于江户筑地铁砲洲中津藩中屋敷内的兰学塾，庆应义塾的发祥
后来的政治小说和翻译文学的文体基本是以汉文调或汉文直译体创作和翻译的。在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这一点经常受到国文学者的指摘，但我想先列举下边的几个例子。
一个是公用文。众所周知，江户幕府发出的布告主要是候文。所谓候文，是出现于平安时代后期的一种敬语文体，虽然有汉文的因素，但和文是主要部分；到了室町时代则基本定型，最初也使用口语体，但渐渐转向文语体，用于信件和公用文写作等。江户时代的幕府的通告和文书之类大抵是候文，但大约一进入到明治时期，候文开始减退，以勅语为例，明治天皇从一开始就使用汉文，政令及其它也是用汉文体写成。
再者，明治以降的军队用语也基本汉文或汉语化，特别是命令、通知和规定等迅速变成了汉文调。而更重要的是，汉文的学习在学制（明治五年）上得到了保证。在江户时代，在寺子屋从诵读开始学习汉文，主要限于士族子弟。百姓的寺子屋也有，但其普及程度可能并不高。所以，当时的日本人的识字率很高，这还是要归功于法律规定，从明治五年起就在中学教育中实行汉文教育。
无论如何，对于士族而言，汉文教育可能是一直传承下来的，但相对于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到明治二十年左右）的汉文不再属于传统的“修养”，而是作为实用之学、接受西洋文化的道具而被使用。可以判定，从上海传来的以汉译洋书和汉文杂志为首的汉文信息对此有巨大的影响，而幕末维新运动正是蕴于这一汉文的“文艺复兴”之中的。
说明：
本文译自刘建辉先生《日中二百年——互相支撑的近代》（『日中二百年——支え合う近代』，東京：武田ランダムハウスジャパン，2012年10月出版）一书，是该书的第一章。
译者边明江，文学博士，现为南通大学日语系讲师。
译文原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期。译者此次在文字上又略有修订。
文 | 刘建辉
译 | 边明江
编辑 | 宋倩倩
图片 | 刘梦蝶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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