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岳兵 | “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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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
——对中国学界反思自身日本研究得失的一些观察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不着边际且难以把握的题目？这是因为我对当前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现状以及中国人的对日观等社会实际状况深感忧虑。然而，心有余却力不足，一来我并无详尽地、正确地把握中国学界日本研究全貌的能力，且又不曾做过有关中国人对日观的实际调查。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且浪得日本研究专家的虚名，我愿在此与大家分享自己近年来有关该问题的一些浅见寡识。今天的演讲，我并不打算去触及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或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关注着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哪些问题、又持有哪些见解之类的具体问题。
2005-2018“言论NPO"对中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印象”的调查情况统计
上个月20日，日本的非盈利组织“言论NPO”与中国的媒体·中国日报发表了日中两国共同组织的舆论调查结果。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日本人占84.3%，比去年增加了6个百分比，为2005年以来最坏的调查结果。同时，在中国人的对日观上，回答“印象不好”的人虽比去年稍有减少，但依然高达64.5%。这里也可以窥探出中日两国之间相互充斥着不信任、不满的状况是何等严峻。
造成这种结果当然有诸多原因。而作为一名研究外国的学者，须正确理解对象国的实情，并负有将其如实向国民传达的义务与责任，因此研究者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应如何为此尽职。今年正逢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最近，在中国掀起了回顾日本研究、整理学术史的新热潮。于是便常常看到“中国式的日本学”、“日本研究的中国语境”或“有中国特色的日本研究”这样的说法。那么，与中国人的对日观密切相关，即所谓“中国式的日本研究”究竟是怎样的研究？围绕此种研究又形成了怎样的实像与虚像、以及今后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动向如何？对这些问题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并在此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还请各位不吝赐教指正。
首先来看一下研究者及民众是如何评价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现状的。在此先列举几个常被引用的例子。例如，1980年，日本一位有名的学者曾说到：中国人的日本史研究只是小学生的水平。
上田正昭
十年后的1993年，日本史学家上田正昭教授来中国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学术会议，回国后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题为《发展中的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文章。其中，他再三强调“近来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的动向是不容轻视的”、“不应该轻视”。确实，在这之前，东京的六兴出版社已出版了由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执笔著述的13卷“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丛书。由中国人集体展示的这一系列日本研究成果在日本学界引起了轰动。顺便提一句，该丛书的提议者及其中的半数执笔者多为我们南开大学的老师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学者。而且在10年后，由中国学者著述的《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丛书也在日本出版了。
时间又过了十年，2007年8月23日，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中都颇具影响力的周刊报纸《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没有日本史泰斗？》的投稿。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除了戴季陶、周作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等有关日本的著作，鲜有当代国人研撰的雅俗共赏的精品。为什么日本能出现白鸟库吉、内藤湖南、宫崎市定那样的汉学大师，而中国却鲜有驰誉中外的日本学泰斗？难道我们就只能通过读几本故人的旧作、看几部热播日剧，去了解一个有着深厚底蕴且不断变化的国家？那样的话，我们永远只能知道‘邻居’的电器和樱花，而不清楚‘邻居’到底是什么‘人’。作者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抱有强烈期待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批判。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经常听到这样充满自信的宣言：“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人文学术广泛又深刻的发展中，中国学者把对于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经验和感知已经在多层面中提升并发展为理性解释。一门具有近代人文学术本质特征的日本学学科已经建成。”简而言之，“中国形态的日本学”已经建成。这是2010年，在由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共同协作成立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立25周年纪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中国日本研究界的权威学者的发言。
专家的自信与民众的不满，于是对于中国日本研究的认识所产生的分歧也越来越大。那么，中国的日本研究状况究竟如何？“中国式”日本研究，只是中国的日本研究者聊以自慰而制造出的幻像吗？还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日本学”这一学科的实像真的已经形成？这是具有很大研究价值的“真问题”？抑或仅是一些好出风头者虚构的假象？不管怎样，这些都作为现实的问题显现出来，而且我们也必须直面这些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中国式’日本研究”这一说法被提出及兴起的过程与背景。
1986年9月27日，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邹有恒教授的《对外国研究的几点意见》被刊登在了1986年第4期的《日本学论坛》上。其中有这样两个要点：外国史研究必须基于事实追求真实，即要“实事求是”。而且，从事外国研究的学者、研究者也必须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否则，既不能用于借鉴，也无益于现实的需要。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之上，次年他以《实事求是，联系实际，走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研究道路》这种标语口号式的语调为题的文章被刊登在了当年第2期的《世界历史》上。在中国，日本史研究属于世界史这一学科。在这篇文章里，要做“有中国特点的日本研究”首次被明确地提倡出来。他呼吁到：自古以来，基于中国对日本的极大影响，“搞有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无论古代或近现代，都应把中日关系，中国的影响作用做为一个重要要素。”“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中国学派”的梦想一直以来为包括日本史研究在内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所憧憬。同时，在中国的历史学界，世界史学科不仅起步晚，研究的基础也很薄弱，虽然有蓬勃发展之势头，但从总体上来看，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未到达与欧美史学界进行直接对话及平等交流的阶段。持有这样觉悟的有识之士也不能说没有。
关于包括中国人用日语执笔的著作以及英文著述的日文版在内的中国研究，日本学界又是如何评述的。接下来将试着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不久日本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这就是由小岛晋治、伊东昭雄、光冈玄、板垣望、衫山文彦、黄成武编著的《中国人的日本人观100年史》（自由国民社、1974年6月）。编者之一的伊东昭雄氏在该书的“前言”部分，从开头起就这样明确地指出 “本书的意图”：“近代的日中关系，基本上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人对此所采取抵抗的历史。因此，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虽然部分地含有对日本民族所拥有的优点以及对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发展的评价与称赞，但是构成其基调的，当然还是对日本的侵略及支撑这种侵略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批判与警告，以及屡屡出现的痛恨、激愤。”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编者理解近代中国的日本观中所包含的政治性、情绪性的要素，并将其原因，或是责任归咎于近代日本的历史。
《中国人的日本人观100年史》
另一本敬请注意的书便是前面提到的《东亚视野中的日本历史》丛书中的第12卷，即由武安隆、熊达云所著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六兴出版社，1989年7月）。对于这本书，日本学界这样评价道：“从《魏志·倭人传》的古代讲到'四个现代化'时期，对中国记述、观察、研究日本长达1700年的历史进行了通史性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力作”，“对从古代到现代有关中国人日本研究的文献进行这样通史性地概括、整理、介绍的工作，本书可谓嚆矢。可以说通过阅读该书，使我们对过去那些按时代划分的，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零碎地介绍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特质的一些论述形成了历史性的、整体性的理解。”
我们浏览一下该书的目录便可知道这样的评价其实并不夸张。
序一章 中国人日本研究的特色
第一章 中国正史中的倭国传=日本传
第二章 明代的日本研究
第三章 清代的日本研究
第四章 从辛亥革命到9·18事变的日本研 究
第五章 十五年战争时期的日本研究
第六章 战后的日本研究
第七章 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与翻译事业
终 章 中国人著作中的日本人观
在序章“中国人日本研究的特色”中，作者总结出了这样五点特色。
第一点，“中国人研究日本最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日本进行记述并进行研究的国家）”。
第二点，“中国人日本研究的连续性（从3世纪的《三国志》到20世纪的《清史稿》，大多数的中国正史中都记载了《倭人传》、《倭传》、《倭国传》、《日本传》、《日本志》等。各正史中的日本传虽各有繁简，且学术价值也有高低之分，但持续书写日本传的历史却延续了一千多年。这在世界史上，仅此一例，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日本研究的一大特色）”。
《魏志 倭人传》
第三点，“日本研究与政治形势密切结合（中国的日本研究往往与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明显具有一种出于当时行政必要性的考虑的倾向。从明朝起到今天的中国，共掀起四次日本研究的热潮。最初为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第二回为清末的戊戌政变前后，第三回为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时期（十五年战争时期），而第四回则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即便不去详细探讨也可以明白，研究热潮的出现与特定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第四点，“隔海的日本研究（这是中国人日本研究中的另一个古老的传统——也可以说是弊病——远隔研究的传统，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隔海相向，虽终生从事研究，多数却无缘相见。因为隔海研究已根深蒂固，又因多种理由而使得此研究方法长期得不到纠正，因此中国人日本研究的成果并未出现质的提高，且各种尽人皆知的错误长期未被订正又存续了下来）”。
第五点，“宏观研究多（中国的研究者可以在一本著作中纵论古今，在一篇论文中就可以评论一个大事件的全貌。且结论很明确，不含暧昧的表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资料持有的多寡，思维方式也存在着差异，且与有关日本的知识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也有关系。'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更习惯一般性的抽象思维和综合思维，中国的研究者由于系统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更为重视去探明历史现象背后所潜藏着的规律。并将把握事物的本质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很难取得研究资料，且在中国，整体上并不熟知日本的相关状况。而这也成为一种基调，因此中国的研究者所做的日本研究多为宏观的、粗线条的，于是不得已变成了一种概说性的、总论式的研究方式……伴随着中国学界研究水平的提高，日本研究势必会朝着进一步专业化、细分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征兆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在这里，第一点与第二点的成果通过第四点几乎都被否定了。第三点则是强调政治性，而第五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研究的肤浅。这么说来，这本书显示出了以全面批判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姿态，如果没有有价值的能积极继承中国悠久研究传统的成果、方法（或是不能找到，不能形成再认识），那么，“中国学派”归根到底也不过是痴人说梦。
《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 武安隆、熊达云著
读完该书，日本的一位学者这样直率地讲出了自己的感想：读过这本书后，强烈地感受到在过去的历史中中国的日本研究所受的制约是多么的大。武安隆氏所指出的‘隔离研究’、‘远隔研究’的传统不仅受制于地理的、物理的条件。且由于日本对中国实施了长达半世纪的侵略以及战后二十年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敌视政策等这些历史因素所酿成的中国人的政治性、民族性的意识阻碍了中国人日本研究的发展。对于中国学界日本研究落后的原因，笠原虽反省了日方的过错，却也将中国的日本研究命名为“服务于政治类型”的研究。然而他也善意地企盼中国的日本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服务于政治’这种中国日本研究的传统，甚至使学问的方法及内容都受到了限制，也成为了一种不稳定的因素。近年来，随着日本研究机构的渐趋完善、研究队伍的逐渐成熟，人们也期待着今后有学术意义上的真正的日本研究成果，迫切地希望中国的日本研究者能够不再受政治的不利影响，且能摆脱政治服务型的研究态势，全神贯注地去深化并发展客观性的、学术性的日本研究。”
熊达云
中国学界日本研究的粗糙、肤浅及政治服务型这样一种印象，在这前后，通过中国人在日本学界的各种发言，逐渐被强化、补充。在这里，可试举两例。
1989年3月14——17日，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研究集会。在这场研讨会上，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的严安生作了题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论》的报告。从中国古代直至近代的日本研究，除黄遵宪外，几乎全部研究都被否定了。他这样说道：“虽然有关汉代以来交通史之类的资料都在文献中有记载，但其他均是将传说、逸闻等作适当地编排，且这些只不过是史书中的一节，这样一种非主体性的编集方式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以后，之后因为倭寇的存在，首次出现了专门研究日本的书籍。而这全是为了配合倭寇对策的紧急状况，由相关负责的长官们命人编排的，这些书籍出现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编排方法仍然只是将古代的记述、旧记中的内容编集在一起，而且在这些东拼西凑的作业中也出现了很多的错误，终归是称不上独创性研究的。”
“……到清代中期，有关日本的认识反倒没有超越明代的水平。……19世纪70年代以后……我强烈地认识到，没有比‘同文同种’这种先入之见更为局限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虽然身在日本却不能书写日本（王韬的《日本游记》仅是游山玩水之游记，甚至是渔色猎艳型的游记），虽不曾来过日本却自以为是地描述日本（虽不曾踏入过日本的土地，甚至反对学习日本的湖南知名儒学家王先谦，以日本的书籍，例如赖山阳的书、大隈重信的《开国五十年史》为参考，出版了非常厚的代表作《日本源流考》）。我认为这两件事都是因‘同文’之便而使得中国古代文人的弊病（封闭性的且杜撰性的）被姑息、助长的例子。从中国人的日本认识方面来看，不得不说这是极为不幸的。”
关于严的发言，卫藤瀋吉教授作了这样的点评：“我认为关于中国人对日本认知、研究的肤浅是严先生今天演讲的主题。”
还有，对“政治服务型”研究这一印象进行补充、或是佐证的发言也有不少。例如王敏教授以下的发言不仅单纯，而且率直，易让人理解。“中国的研究者处在不能无视党、政府的意向的环境下持续着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研究。现在学问的主导基本上还是由党、政府来维持。中国的日本研究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处于国家框架内的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想要拿出研究成果。不得不说中国的研究者正处在日本研究者难以想象的制约与环境中。特殊的中国环境中的日本研究也给日本研究者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也是极无奈的。”
日本的学界往往能及时地把握欧美的动向，并积极地输入那些顺应形势的思想与观点。198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入江昭教授的书《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该书的日文版也于今年3月在日本出版。冈本幸治在“监译者序言”中首先就战后有关中国的认识，这样强调道：“媒体比起对事实的客观报道，更优先于政治的价值判断”，“感情色彩明显且过多情绪化的中国观形成了日本的‘空气’（山本七平），使得冷静地、学术性地考察变得困难起来”。接着他对中国的状况这样论述道：“说起中国，正处于共产党一党独裁之下，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过去历史性的事实，以及真实，都依共产党所持的价值判断标准来进行取舍选择。在这里政治决定一切。虽然过去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期也并不是没有提出一些日中交流等迂回的问题，但是从那些价值判断中完全无法期待寻找到公正及客观性的时代依然持续着”。“中日交流史这一课题，既很普通，也是当事双方的中日两国研究者最为熟知的，通过召开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会应该能够产生最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但是入江教授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其实并非如此。”
入江昭
入江教授在“序言”中这样指出：“在中国与日本有这样一种状况，在近代日中关系的研究方面，超越个人的体验及政治论理、道德基准等是极为困难的（也有人说是不可能的）。两国出版的有关日中关系的一些著作，与其说是学术性的著述，毋宁说多为个人的感想，记述的是作者在理智和情感方面与近代的事件的某种关联。”“对与向中国实施侵略性行为密切相关的一代日本人而言，以及对那些从事中日关系史学术性研究时难以抑制屈辱感及愤怒之情的中国人而言，冷静的学术态度即便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都难以做到。近代日中关系史的少数著作是由西方人来书写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也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理解，才成为他决定发行日文版的重要理由。
《中国人和日本人》
对于标榜具有“冷静的学术态度”的西方日本研究的“客观性”，也有西方研究者持怀疑态度。2005年12月1—3日，在巴黎日本会馆，由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研究中心、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及巴黎日本文化会馆共同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何谓日本学——从欧洲看日本研究、从日本看日本研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约瑟夫教授这样谈到：“被认为是持科学的‘客观性’的西方人的日本研究，与他们的日本同事从内侧来看自身文化的那些研究相比，真的可以说是‘客观的’、‘科学的’、‘真实’的研究吗？”“所谓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多数并不能称作是科学性的研究，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认知根据而被构建出来的，现在也是如此。且国家主义性质的这种根据并非罕见。当然，无论在韩国、中国，还是在西方各国，探求类似的国民同一性，正是以此根据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西方各国的日本研究也同样是基于各自意识形态的根据而展开的。
“日本学”、“国家日本学”、“国际日本文化”等概念的讨论随着“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设立而得以热烈地展开。在民间，1987年也成立了“将外国的‘日本学’、‘日本研究’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主创者足立原贯先生后来成为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中心的顾问，“比起研究中国，我更想去研究那些对日本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日本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我想一直继续这项工作，并为相异之物在差异中共存去不断地思考。”这样的努力姿态对中国的日本研究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激励。
在介绍近年来中国学界的“中国式日本研究”是如何被构想的之前，首先来看一下“研究日本的中国人学者、日本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分布状况及各领域的研究成果。
据1985年的统计，1138人（有效问卷调查）研究者中，日语语言学、文学研究者有412人（36.2%），经济206人（18.1%），历史265人（23.2%），社会文化141人（12.3%），政治（包括外交、法律）68人（5.9%），其他46人（4%）。据1991—1992年中国日语教育研究会的统计，在中国，日语教育及研究者达2000人。（中华日本学会、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的日本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2—23页。）
《中国的日本研究》
据2008年的统计，1040人（有效问卷调查）研究者中，日语语言学、文学研究者占43%（447.2人），日本历史占18%（187.2人），日本经济占14%（145.6人），日本政治（含对外关系）占12%（124.8人），哲学思想占5%（52人），教育占2%（20.8人），综合占2%，其他占4%（41.6人）。（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国际日本交流基金企划：《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参考资料）2010年。）
1985年与2008年的日本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分布比较如下：
研究领域 | 语言文学 | 历史 | 经济 | 政治 | 哲学 思想 | 教育 | 综合 | 其他 |
1985年比例 | 36% | 23% | 18% | 6% | 社会文化13% | 4% | ||
2008年比例 | 43% ⇈ | 18% ↓ | 14% ↓ | 12% ⇈ | 9%↓ | 4% ＝ | ||
5% | 2% | 2% |
研究日本历史与经济的人数略为减少，而研究日本政治的人数却出现倍增。
再来看一下研究成果及各研究领域的比例（至1993年的统计）。据1995年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日本学文献总目录》的统计结果显示，从中国古代至1993年3月，与日本研究相关的著作（含译著）共有7651册。具体如下所示。
时代 | 秦 —— 元 | 明朝 | 清朝 | 民国时期 | 新中国（至1993年3月止） |
著作 | 23 | 66 | 663 | 3193 | 3529 |
为了对各研究领域内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时期的日本研究著作所占比例进行详细地比较，可参照下表。
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中最多的当属政治领域的研究，约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例。排在第二位的是历史领域的研究，不到五分之一。而新中国时期的政治及历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却出现锐减。与此相对，文学、语言学、经济类的研究却方兴未艾。
中国的日本研究常常被说成是“政治服务型”的研究，那么，中国的“政治家”又对日本研究抱有怎样的期待呢？从以下他们的题词和发言中可以略知一二。
王震（1908—1993年，原国家副主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孙平化（1917—1997年，原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会长）：研究日本、了解日本、加深理解、增进友谊。
陈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2011年）：论往昔中华东瀛为友为敌是非在，望前程寰宇生民是福是祸总相关。
张香山（1914—2009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2001年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立20周年之际，谈到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他指出日本研究所是“国家在处理中日两国关系方面的很好的思想库”。同时也对其存在着一些缺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例如他指出日本研究所的机关杂志《日本学刊》“不能定期地及时地全面评述日本的政治、经济动向，对一些有关日本的重要问题，也较少引导就这些问题进行评论或展开争论”。但他还是殷切地期望“日本研究所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时，能有重点地研究中日关系问题，能为发展这种关系提供良策。特别是当两国发生摩擦和矛盾时，决不以感情代替决策去激化矛盾，而是冷静地分析和对待矛盾，提出种种缓和与消弭矛盾的有益建议。特别是提出能在双赢的结局下解决矛盾的建议”。
刘德有（1931—，原文化部副部长·原中华日本学会会长）：在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立20周年的祝词中这样讲道：“中日两国毕竟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心理心态和价值观都有差异。要增进真正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除了要研究对方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及它的走向外，还要下大力气了解对方的文化，广义的要了解对方国家人民的思想以及赖以行动的思想模式和产生这一模式的文化根源。”“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日本相关学科的简单模仿。它应当把中国丰富的学术资源引入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去，要勇于探索，勇于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建。”
刘德有
只看以上的题词与发言，会感觉到中国的政治家要比一部分所谓的专家学者，更持有非常健全的理性认识。
同样是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其创立30周年之际的2011年，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会。印象最深的则是该所首任所长何方（1922—）先生的发言。他说：“我们的研究要建立在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能随风倒。（中略）由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也就是有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所以人们在看待日本上，很容易夹杂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的日本研究工作，既要避免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也要协助国家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个民族情绪问题，使中日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得到健康的发展。要起智囊作用，就要解决好研究工作与国家政策的统一。只是宣传与解释国家政策，那不是研究部门的主要任务。研究工作，对外当然要执行国家政策，但本身却要提倡独立思考和不同意见的争论，否则，就无法起到智囊作用。”并且他还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从国家战略利益角度来进行现实性日本研究的必要性这两个方面。在这里，并没有谈到“中国式的日本学”，但是却极具智慧地给我们指出“学术性的研究”与“国家政策”，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对于他所提出的内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并非只限于“中国式的日本学”等国别研究、区域研究，而是为我们提出了关系到世界史整体、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指针。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 何方
当然，在这场纪念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独特的发言。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就提出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新路”的说法。他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取得的日本研究的成果进行评价的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寄予了希望。“日本研究要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需要（中国发展要求）的道路，要用中国人的视角去伪存真地解读、分析日本的政治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问题。”这个“中国人的视角”究竟是怎样的视角呢？我并不十分清楚。而关于新时代里日本研究的要求，日本研究所现任所长李薇带着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样谈到：“今天的日本研究，也已不再是简单的国别研究，而是存在于世界的或地区的多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之中，与整个国际关系密切联系，是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具有很强专用型的、综合性的研究。”为了达到这种研究要求，研究者自身的素养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具备多种条件，“才能创造性地进行知识生产，才能将政策建议的思想境界提升到软实力的高度，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力争重构日本研究的中国语境，创新中国日本研究的学科范式”被提到重要高度。
作为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立30周年纪念会的一环，研究所也召开了中华日本学会2011年年会暨学科总结研讨会。研究所及中华日本学会的机关杂志《日本研究》也在2011年第3期上花很大篇幅登载了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书。内容如下所示。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30年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总述》
徐万胜（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日本政治研究30年总述》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外交安全研究30年总述》
张季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的日本经济研究30年》
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步入发展时期的日本社会研究》
谭晶华（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常务副校长）：《新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
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30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
刘岳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30年》
徐建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30年来的中国日本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国30年日本近代史研究总述》
如上所示，论述的领域横跨中日关系、日本的政治、外交安全、经济、社会、文学、文化、历史（思想史、古代·中世史、近代史）。若读完这些总结性的论述，我想大概可以把握这30年来中国日本研究的全貌。
这里要介绍的并不是上文提及的那些论述，而是要介绍刊登在今年《日本学刊》第1期的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宋成有教授所写的论文《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该论文中明确地论述了“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研究”这一口号中“中国学术特色”的含义、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及方法特征，并且还指出了中国日本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虽然较长，但还是请允许我在此引用相关内容：
《日本学刊》
“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研究，概括起来看，‘中国学术特色’似应表现为：其一，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看东邻日本，持中国学人应有的视角，且自成一家之言。其二，坚持中国学人传统的全方位整体思维方式，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日本史的理论立场，体现中国学者应有的气度、格局和分析能力；发扬中国学人研究日本史独有的优势，例如两千年来连续性的史料积累、考据学等治史传统方法根基深厚等。其三，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盲目追随。其四，用准确、流利的汉语撰写文章，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日语汉字词汇、让似是而非的‘协和语’充斥字里行间，等等。”
关于“日本史研究的中国学派的理论及方法的特征”，他指出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唯物史观与实证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而对于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这样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过度强调阶级立场和史学理论的政治属性，也给当时和此后相当长时期的世界史研究，包括日本史研究，落下了‘病根’即看重理论和阶级立场，轻视史料、史料学，乃至对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年代学、目录学等基础性史学方法论加以排斥，影响消极。史料匮乏的世界史包括日本史的研究，依据不乏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宏观分析见长’而聊以自慰。”关于“宏观的研究”，他紧接着又这样论述到：“宏观研究是中国日本史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和方法，体现中国历史学研究基本特点。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宏观理论往往不是从具体问题中提炼出来的，史料基础不够扎实；有些研究方法论貌似宏观，但基本概念不甚清晰，缺乏问题意识；或者新概念的提出比较随意，缺少严谨的论证；或者照搬国外的现成理论观点而未进行分析批判，成了新的贴标签；或者从事微观实证研究，却不愿下死功夫、笨功夫去展开微观研究，缺乏真刀真枪地拼史料的底气和实力。”不仅说到日本史研究的问题，也尖锐地道破了中国人文社会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的弊病。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论述直中要害，令人深思。若以此为镜深刻反省、奋发努力，才能提高所谓“中国式”日本研究在国际上的声望。
最后，我想阐述一下我个人关于“中国式”日本研究的一些拙见。
首先，如果真正地期待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当务之急必须先要舍弃“中国式”、“中国的”、“中国学派”等高调的说法。中国的学术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学派。例如：儒家、道家、朱子学、阳明学、常州学派、湖南学派等等。学术的发展是与研究者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息息相关的，现在的中国有几千名日本研究者，与其谈“中国学派”，不如去期待今后东北学派、北京学派、或是“南开学派”等学派的诞生吧。
其次，如果真正地期待中国日本研究的发展，比起建立那些自以为是的学派，当务之急是应该去做一些基础性史料的翻译工作。周一良先生在1992年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提出了这样的忠告：“翻译一本原典，并添加解说，这比写一本粗制滥造的书强多了”。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在1985年，曾有过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近现代文学大系》等大型的日本文学丛书进行系统性翻译及介绍的计划，但因遭遇多重困难，至今仍未实现。思想史领域也是如此。中国的日本研究的传统虽说很长，但其基础其实非常薄弱。
《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共102卷）
再者，如果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所谓“中国的”、“中国式”研究梦想的话，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再读或重写一次“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例如，关于民国时期的日本研究，有必要继续挖掘过去忽略的史料，那里仍留有不少余地供我们进行再评价。在此举一个例子。一位名叫傅芸子（1902—1948年）的人曾留下《正仓院考古记》（求文堂，昭和16年发行）、《白川集》（求文堂，昭和18年发行）等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因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陈子善教授的慧眼，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收录了以上两本著作，将其合集成一本为《正仓院考古记 白川集》。但是一些贵重的图录被删掉了。）
通读杉荣三郎为《正仓院考古记》所写的序言，便可窥探出该著作的主要内容。“……前几年傅先生作为学者被允许参观正仓院，并多次在《国闻周报》上刊载《正仓院考古记》，面对众多宝物，将之与唐土的文献进行对照，并对其由来及性质进行解说，同时也对隋唐的文物进行了相关的解释，因此而阐明了彼我文化交错杂糅之状。予当时正任帝室博物馆总长之职，读其著作，知晓其考证之正确、观察之犀利，多立先人未发之说，兼修订世上之定说，因此受先生启发之处颇多，先生之渊博学识深让人敬服……”
《国闻周报》
而当时“京都支那学派”的代表者狩野直喜也为其写了序言（原文为汉文）。这样说道：“……其辨一事、稽一物，必有所本，不为架空之说，斯书一出，知世之考唐代文化者得以为指针，稽天平文化者，又得以明其来历冶镕变化之美，则其益于学界，不特我两国矣……”该书在6月1日出版后，吉川幸次郎在1941年7月12日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书评。其中这样谈到：“这本著作，作为日本文化的介绍书，不仅对支那人而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对日本人也是很有益的。无需赘言，正仓院的宝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唐代的工艺有关系的，而将其与唐代的文献进行对照，当然我国学者也曾做过这样的工作，但著者能运用自如地引经据典，并在多处弥补了前人研究之不足。其中我认为特别有趣的是，文献征引的方法，他不单是理性地考证文物的用途及来历，更是在深切地感性地感受当时生活中器物的存在样态。或是想要感受到。（中略）此外，这些器物，在支那一直持续制作到何时，或其是否还存留在现今支那的工艺中，著作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考察，这难道不是前人研究中所欠缺的一面吗？”
傅芸子与《正仓院考古记》
《正仓院考古记》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不正是因为傅芸子对中国文献、中国文化持有广博及深厚的修养，并能将其活用的缘故吗？中国近代以来日本研究的大家，黄遵宪自不待言，周作人、朱谦之、周一良等人皆无例外。
对戴季陶的《日本论》应如何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他的研究态度。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的原型其实是刊载在1919年8月《建设》杂志创刊号上的《我的日本观》。其中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我的日本观》中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希望，要想把‘日本’这个题目，用我的思索判断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却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讲古代的研究呢，我读过的日本书，既然不多，而且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也是不够（《日本论》中则是“讲古代的研究呢，读过日本书既然不多，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毫无所知，中国的历史尚且一些没有用过功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够 ”） ……所以要做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决不是现在的我所做到的。” 总之，约十年后问世的《日本论》中，戴季陶认识到了如果想要写本评论日本的有价值的书，很有必要去“努力研究中国的历史”。
戴季陶与《日本论》
最后，我想用写实画家矶江毅先生（1954—2007年）说过的几段话来结束今天的讲演：
写实有一个规则，那就是对客观性的尊重。但是，作家在遵守这个规则的同时，又该如何与自身主观的表现欲相适应、相协调呢？我认为作品精神性的高度，是由从这个规则中发现的精神的自由度所决定的。
根本的写实表现，是绝对的可信赖的，如果不能将其当做自己的问题并使其得到进化，是称不上“真正的写实绘画=拥有普遍性的绘画”的。
越是凝视，物象的实体就会越逼真地映照出来，有时甚至会看到其超现实地显现出来。能实际感受到这种程度，并拥有能触动心灵的精神后就可以开始写实了吧？仅是依靠临摹记忆、习惯成自然的技巧，在机械般地描绘出的画面中是不会蕴藏着真实的。
我认为研究、描述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写实”的工作吧。
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说明：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2年7月10日第258届“日文研论坛”的讲稿修改而成。日文研论坛是（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京都市内定期举办的面向一般民众的学术讲座。原文为日文，由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晓霞翻译。
援引请参考原文。
文 | 刘岳兵
编辑 | 小 柏
图片 | 梦 佳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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