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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 日本的三条道路

熊培云 东亚评论 2019-05-22


作者简介

   

熊培云


南开大学副教授

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

代表作:《思想国》

《重新发现社会》

《西风东土》




   

7月9日


早上看了世界杯期间唯一一场球,索然无味。德国队7比1大胜东道主巴西队。


德国队7比1大胜巴西队


整理昨天的访问,桐生悠悠的遭遇和预言让我想起了董时进。两人都预言了时代的危机,却都被时代所忽略。一个只是尽着思考本分的知识分子,却被其所处的时代逼成先知,固然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2014年7月1日《东京新闻》


按昨日林少阳的推荐,在图书馆里翻了一下午的《东京新闻》,这份报纸没有让我失望。里面不仅有许多对安倍政府的批评,而且不乏对实质性问题的探讨。对于我这个异乡人而言,尤其值得一记的是刊登在7月1日的两整版议员年收入公示。比如我前几天在国会见过的议员阿部知子年收入为2451万日元,近藤昭一1440万日元,小西洋之1451万日元。至于其他议员的收入,石原慎太郎1368万日元,菅直人1997万日元,等等。由于这是一份补充名单,因此没有看到安倍晋三的名字。根据此前的新闻报道,6月30日日本参众两院公布了国会议员2013年的收入。


菅直人发表“脱核电”有关的演讲


其中位列第一的是鸠山由纪夫的弟弟鸠山邦夫,其年收入约为29亿日元,而首相安倍晋三的年收入为3377万日元。鸠山邦夫的收入之所以较上一年翻了10倍,是因为他继承了母亲在普利司通公司的股票和分红。相关报告还显示了各位议员的副业收入状况,其中,前首相菅直人通过发表与“脱核电”有关的演讲等创收557万日元,民主党的松原仁议员靠撰写与近现代史观有关的论文获得300万日元奖金。一切一目了然。



傍晚,刘春晖过来帮我理发。为了省钱,他买了一个自动理发机,这下也给我派上了用场。我们聊了康德在《论永久和平》里的观点——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我说我对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持怀疑态度。我相信的是,如果两个国家都保障私有制,而且在国家权力相对弱化的情况下,战争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关于这一点,我在《国界与自由》一文谈到瑞士那个村庄时已有说明。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推断民主国家什么时候会发动战争,但可以预测它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民主是一种刹车机制,当战争将国家拖入巨大的危险,而民众不愿支付更多成本时,民主就会让战争停下来。而这也是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关于战争的最大区别。简单说,在民主国家,生命是自己的;在专制国家,生命是国家的。


《论永久和平》

康德


晚上在图书馆整理有关中江兆民的资料。读到松永昌三著《中江兆民の思想》,真是感慨万千。几年前,我在书里讲的“国家是一个工具”,中江兆民早在一百年前已经讲了。回别馆后重新找出他1887年出版的《三醉人经纶问答》,别有一番体会。


《三醉人经纶问答》

中江兆民


《三醉人经纶问答》虚构了洋学绅士、豪杰君、南海先生三个各具不同思想倾向的人物。洋学绅士代表西方民主思想,他高举民主共和、世界联邦的理想。在外交方面,洋学绅士坚持一种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他认为日本与列强抗衡是以卵击石,所以不如采用“磊磊落落、胸中无半点尘污”的民主制。如果能够“化舰为船,变卒为民”,“以自由为军队,为舰队,以平等为堡塞,以友爱为剑炮”,将可天下无敌。万一日本被列强占领,还可以“笑而守仁”,“宁人杀我,我勿杀人”。实在忍耐不了就去国外,“世界万国,皆我宅地”。


洋学绅士的这个设想本质上就是要让日本成为彻底废除军备、放弃战争、永久中立的和平国家。在他看来,“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没有其他主人时,国名只不过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称而已”,如果“我与他人没有区域的界限,就不会发生敌对的意识”。洋学绅士还引用了康德“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观点。因为民主意味着人民的身体不复为君主所有。既然命是属于自己的,就没有人会不珍惜。


当洋学绅士高蹈理想的时候,豪杰君早已经按捺不住:“如果有凶暴的国家,乘我们撤除军备之机,遣兵来袭,我将如何对待呢?”


洋学绅士说:“据我所知,绝无如此凶暴的国家。如万一有之,那我们只有各自为计。但是,我所希望的是,我们不持一件兵器,不带一粒子弹,从容地说:‘我们对你们没有做过失礼的事情,幸而我们也没有受谴责的理由。我们国内实施共和制,没有争执。我们不愿你们干扰我们的国事。你们赶快回去吧!’若他们仍不听,荷枪实弹对准我们时,我们便大声疾呼:‘你们为何如此无礼无义!’于是饮弹而亡,别无良策。”


豪杰君身着和服,他认为战争乃不可避免之事,在列强面前空谈理想更无实际效用。最好的办法是像福泽谕吉主张的那样“杀邻人之鳅,养日本之鹤”,瓜分邻国。如果能够“割取彼邦之半或三分之一作为我邦”,日本就可以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了。


而南海先生持中间立场,认为洋学绅士理想高远却难实现,豪杰君则属于专制时代之事。他希望实行介乎二者之间的君主立宪制,代表着注重渐进改良的现实主义。


三位时人的仓促对话,反映了中江兆民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焦虑。他看到了洋学绅士的理想主义虽可贵,却可能在现实中不堪一击。他相信人类进化过程绝不是按几何学所规定的直线前进,要达到他所期望的美好社会,至少还要几百年。


同样,他明知道豪杰君的扩张主义(大日本主义)最终会让日本惹祸上身,却又无力阻止,因为那些论调太有蛊惑力。至于南海先生的折中主义,同样让他若有所失,于是在书中安排南海先生终日借酒浇愁。


中江兆民


历史似乎跟中江兆民开了个玩笑。日本没有单选任何一种方式,而是将上述道路都走了一遍。所谓军国主义时期,完全遵照豪杰君的做法,对外扩张。战败后的日本则着手建设民主国家,颁布和平宪法,放弃战争。至于今日之日本,则试图成为正常国家,发展军备,虽不完全如南海先生所想,却似乎也是一种折中吧。当然,也可以说这种折中从战后便已经开始了。


中江兆民曾借南海先生之口表达了他的小日本主义:


如像中国,无论从其风俗习惯来说,抑或从其文物风格及其地势来说,作为亚洲小国的我国,应与之友好,巩固国交,绝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国特产日益增加、货物丰富的时候,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在是我们的一大市场,是取之不尽的利益源泉。不考虑这一点,而按一时发扬国威的念头,以一言不合为借口挑起争端,我看是最坏的下策。


本文选自《西风东土》




文 | 熊培云

编辑 | 登   登

图片 | 佳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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