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考生该如何选择日本大学？

日本大学和考生择校观

有亚洲人的地方就有学历的江湖，日本非但不能幸免，甚至还是重灾区。

如果说不同职业领域对专业技能高度要求不同，勉强还可以理解，但在日本，企业对同样学历、不同出身校的新人，公然开出不同的薪酬条件（注意，是公然），几乎是个无可非议的潜规则，曾有书籍专门调查了从战前开始积累的著名企业工薪族收入数据，以证明长期以来 “校名光环”造成的收入差异的经济现象。

去年春季新卒采用（也就是国内的应届毕业生招聘）时期，还爆出过某些著名企业的网站对申请参加求职说明会的一般学校毕业生显示“满员”，而精英校学生登入，却会提示还有名额的事件。这种爆料在日本社会当然很难引起进一步的发酵，毕竟，日本的学历社会始于战前，从明治初期到平成将尽，有着很深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内在症结。

日本企业举办的求职说明会

求学求成学者，一辈子都不离开象牙塔的，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少数。既然求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利于谋生（当然还有，变成更好的人），那么高考之际，就着自己的实力，选对一个就业时“加分”的学校，就是非常现实而严肃的事情了。因此在日本，所谓精英校和普通校，与其说是以学术学养界定，毋宁说是以毕业生在社会上的人气度和地位决定的。

东大vs京大

话说，哪些是精英校？

东大京大：国立中的精英

早庆：私立中的翘楚

SMART：经济、学力双中流者的野望

写写不过三行，渊源说来话长。

早在幕末和明治初期，日本的高等学府是纯粹官学，即由国家全资负担学术研究和设施建设维护费用，学费低廉。当初的方针是在各县（包括当时的殖民地台湾）设立至少一个学府，这些院校历经各个社会时期的政策改革，经过不断整合，而发展成为现在所称的国立院校。既为官学，算是国家“委培”，人才培养方向也相当明确，亦即培养“国家的指导者”，国策制定和国家管理人才。官学培养“官”，顺带也培养高等研究人才、教育者。

旧制度下的官尊民卑，重官轻民的思想的延伸，在教育体制中一脉相承。作为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在1858年设立的当时，曾一度被认定为非法办学机构，而遭到政府明里暗里，百般刁难阻挠。庆应义塾是其创始人福泽谕吉，本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和学术自由的观点而创立，主张人有自由获取知识的权利。这本身就带有挑战传统官方权威和政府绝对主导的意味。加之，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出资求学，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1912年5月的庆应私塾大学

政策上对于官学的倾斜为主，一般人出经济方面的考虑为次，两方面原因导致了私学低于官学，私立不如国立的社会成见。此外，国立培养国家指导者，私立提倡自由治学重视社会经济管理的方针，无形中又对号入座地被嵌入到东方文化中共通的“一流人才治国，二流人才从商”的价值观里。国立绝对领先，私立其次的格局就此形成，延续至今。

并列第二，你推我攘。早稻田和庆应的合力与较量种种，剪不断，理还乱。

福泽谕吉

大隈重信

庆应的创立者福泽谕吉，和早稻田大学创立者大隈重信，一个崇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崇学术自由，一个仕途出身，一度登顶总理大臣，以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阅历，分别创立了两所风格完全不同的高等学府，在私下里却能包容这种差异性，成为真正的知己。前文所提及，庆应义塾初期曾面临政府打压和招生危机带来的困局，一度几乎陷入废校危机。

英雄惺惺相惜，身居政府要职的大隈重信在此期间，曾力说政府拨款扶持，而福泽的坚决拒绝，不愿学术成为官方附庸。接受政府资金，也意味着违背自由学风的办学初衷，是为失格。最后，当时的庆应教育者们甘愿自裁收入，或是无偿教学，节省办学资金，而免于废校之灾。这也是私立校初创期的一段佳话。往往有识之士的骨骼胸襟，也就是一个时代的格调的投射。

2018年“庆应先生”比赛

然而同为翘楚，两校基于截然不同的建学方针，走着不同的方向，更因为不相上下的社会影响力，常被拿来作对比。在日本人心目中，慶応ボーイ的潜台词，就是city boy、有品、甚至风流倜傥的代名词；而早稻田，因为长久以来是地方上的有志青年上京的首选，就有了野人の早稲田マン（草根早稻田人）的戏称；庆应的校友遍布整个日本经济、金融圈的上层；另一方面，早稻田校友中总理大臣的人数高达5人。

庆应注重培养学生独立自尊的自由自立意识，早稻田则定期举办雄辩会，强化政治论辩才能……两校的竞争除了学术研究，还延伸到棒球、美式足球、赛艇等体育运动。 维基百科上就有关于“早庆战”的说明，就连究竟应该叫“早庆战”，还是叫“庆早战”，也顺带作了说明，确保两头不得罪。

维基上关于“早庆战”的说明

资金、民间办学，开启了日本明治时代以后高等教育的新局面，作为先头，两校当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正因如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早庆以其明确的办学方针和各自独特的学校个性，稳居第二梯队的位置，两校在学生就业中显示出的优势，甚至超过了培养官僚和学者的第一梯队。这也可以说是私立高等院校与生具来的素质，因为就业，是学校教育接受社会这个市场检验的最重要一环。

作为先进国，日本的一切几近“烂熟”而缺乏跃升空间。少子高龄化社会的劳动力人口不足带来的用人需求，并没有激起青年人更多的激情；自明治时期就出现的人口向首都圈集中的趋势愈演愈烈，发展成为明显的“东京一极化”，这些社会现状在高等教育上的反映，就是地方上的优秀人才更多立志前往东京求学，原来地方上的国立大学在招生上不再具有优势。

日本政府对“东京一极化”的应对措施

不能幸免于招生颓势的，还有私立院校。对于广大普通家庭而言，私立院校的学费平均高出国立院校1/3，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更何况是在多年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因此，精英校之外，中上流的私立校之间为了生源的厮杀，丝毫不亚于考生之间的竞争。于是，什么六大学、MARCH一类新造词，就在考生和各大补习塾里变成约定俗成的“大学群”。到了今年高考填报志愿造势的时候，SMART大学群代替了往年的MARCH成为继早庆之后的精英学校。老牌的人气五大私立校

M（明治大学）

A（青山学院大学）

R（立教大学）

C（中央大学）

H（法政大学）

被

S（上智大学）

M（明治大学）

A（青山学院大学）

R（立教大学）

T（东京理工大学）

所取代。

像这种私校间新浪推旧浪的现象，也从一个角度透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度人才需求的变化。素来以外语教育为强项的上智大学，随着日本移民开放，奥运的举办等社会发展契机，成为考生趋之若鹜的“难关校”。而另一方面，据说在景气乐观时文科比较抢手而景气不振时，理工科略占优势，那么今年新晋的东京理工大学，似乎又体现了日本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某种看法。

日本的大学的这种排名格局，尤其是私立精英学校的格局，多少也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微缩。早庆的品牌效应，和其经年累月，以走向社会的精英毕业生编织而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势力。早稻田在政界和传媒界、庆应在经济实业界的影响力，无疑使学校的品牌附加值、就业的加分项。

有时候偶尔也会听到，如果不是东大京大和早庆，就算不上读什么大学，都是混混，诸如此类极端的说法。然而据日本的官方统计，今年早庆的报考人数却显著下降，因为现今的考生开始更直接地将大学和社会适应性、就业前瞻性相关联，故而涌向更加灵活应对社会变化，コスパ（信价比）更高的SMART大学群。

第三梯队的新晋人气学校则反应出日本非常流行的“教育经济学”的观点。家庭希望教育投资回报最大化、学生希望学力回报最大化，私立校则不得不要面对少子社会生源变少，财源堪忧的存亡问题，三种需求迫使学校必须针对社会和考生家庭的需求，去制定和改进建学方针。

世事艰难，不smart不行。收钱办学的，势必使出浑身解数面对市场竞争。有些学校，比如去年因为运动俱乐部丑闻而被媒体追打的日本大学，依靠扩招而确保财源，是日本招生人数最多的学校，被学生戏称为“大学生牧场”，而今因为丑闻，声誉扫地，今年招生中填报志愿的人数，较去年直降20%，同时还遭到应届毕业生投诉，因为就业时，学校名贬值，变成了减分项目。

此外，日本国内对于国家拨给私立学校的补助资金，争议常在，加重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阴影。

 “关关同立”

以上这些，都是基于关东地区的院校而言。也许有关西校的毕业生不服，说关西还有“关关同立”（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不输早庆，或者神户大、大阪大，也是老牌精英校咧……

这里只能指出一点，素来日本考生从各地考去首都圈院校的，是压倒性趋势，东京一极化所带来的地方上的萧条，可能随着人口减少和迁移越发显现。教育作为“育人的事业”，恐怕很难不受影响。

文 | 贾音羽

编辑 | 刘苏瑶

图片 | 刘苏瑶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精彩回顾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