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时代：我们该如何停下这趟“996，ICU”的特快列车
玫瑰红的版面上方是白底的病床， 急救心电图则象征着每个被“996”下程序员的明天。
无偿加班、随时到岗、终年无休，让备有免费健身房、零食间和人体工学座椅的写字楼更像一间大型吸血厂。
在程序员的高薪和令人羡慕的工作环境背后，是因过度疲劳随时可能爆发的健康隐患。
就在近日被互联网常年视为潜规则的“996”工作制终于迎来了一批它的反抗者，有人在知名代码托管平台GitHub上发起了名为“996.ICU”的新项目，上线短短一小时标星即突破1000。有人自发开始列举那类实行了“996”制的公司黑名单。而国内知名的“BAT”，以及新进的“字节跳动”等大厂赫然在榜。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是一个在“拿生命换钱”的时代。
一方，是商界巨鳄所宣扬的“年轻拼搏”论。
“一天不干够12小时，你来阿里干什么”，
“更好的管理，是找一帮心甘情愿每天12点下班的员工”，
“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在这类企业价值观下催生出的加班比拼排行和末位淘汰将每一个上班族逼向无止尽加班的恶性循环。
你已经有多久没睡够7个小时了？我们不妨做一个测试，下图是由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职工疲劳累计度诊断测试表”，第一张为员工用表，第二张为家属用表，如第一张表的得分在6~7分则说明你的工作负担已经非常大。而第二张的得分超过10分那么你的被关注对象可能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疲劳。
得分如何？在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了一项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的调查结果中显示，超过8成的劳动者正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调查对象中有53%的劳动者有时或经常在深夜仍然工作；71.9%的劳动者有时或者经常出现不规律工作的情况。高时长的硬性要求背后是员工涣散的注意力和低下的工作效率。
网友所分享的京东洗手间小贴士
在游戏公司工作的马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一天生活，“早上10点到岗，和同事闲聊2小时，吃饭午觉2小时，开会1小时，上网打发2小时，5点去健身房，7点吃完晚饭回来开始才正式投入工作，11点回家。”个人的私人生活和工作时间难以得到区分，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一通微信、一封邮件就能随时将人呼唤到电脑前，个人并不存在绝对的休息时间。但此类隐形的加班却难以被计算入加班时长得到应有的报酬。同时甚为凄凉的是，在讨论“996，ICU”危害的同时，还有一大群人正紧握着高校毕业证书渴望敲开高薪互联网公司的大门。
养老、住房、育儿的三座大山能够轻松摧毁一个80后，也能轻松扑灭一个90后对未来的幻想。
社会重压下只有少数人拥有喘气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
更多的人，“光是活下去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在回答“不‘996’，何来成功”的质询之前，更无奈的是我们似乎找不到可以拒绝加班的理由。
我们该如何停下这趟“996，ICU”的特快列车？
答案至少应该不在企业家的“加班崇拜”吆喝声和上班族的“成功迷信”里。
过劳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在畸形制度下沦为j机器的人们应该何去何从？
我们还能主宰自己吗？
我们的生活亦如21世纪初的日本，不如说我们在重演着邻国的“过劳死”悲剧。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其著书《过劳时代》中描写了这样一位中年男性，“我在医院找回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医院找回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互联网与工作相关的网页上，有时能看到一些男性员工的发帖。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说被迫工作的现状怀有疑问和不安。但是，在报纸上投诉过劳现象的一般是男性员工的母亲或者妻子，员工本人则因为工作太忙或者过度疲劳，根本没有精力抱怨。在这极少数男性员工的投稿中，一些寄给《读卖新闻》的稿件偶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一份稿子说自己因为生病住院才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另一份稿子则表示自己辞掉工作后再也没有被电话打扰过。
去年年末，我在体检时查出得了重病，这个月初去住院并且做了手术。平常，我以公司为中心，被工作追得团团转。而在医院，我又过起了规律作息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不方便，百无聊赖，甚至会感到焦躁不安。然而，等我适应了住院生活，才发现这样的生活节奏是多么平和、恬静。
没有必要时不时看表，没有必要为在期限内赶任务而焦急，也不必挤电车去单位上班。妻子到医院照料我，我也有时间和她聊聊天，增进夫妻感情。在医院的这几周，我感到自己总算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回家的时候心情十分愉快。（2004年3月11日，公司干部，千叶县茂原市，54岁）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担任维修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每天只要接到客户的投诉或者斥责电话就必须马上赶过去修理。不仅是上班时间，就连下了班也经常有电话打到家里，有时候我正在吃晚饭，有时候正在休假……日子久了，连睡觉的时候也梦见客户打电话投诉。
更糟糕的是，传呼机开始流行以后，我变得越来越忙碌。后来手机又代替了传呼机，虽然比以前更方便了，生活却越来越不自由。
虽然我现在不再为投诉电话而烦恼了，但也不想用手机，总觉得被电话束缚着不自由。有时方便也是一种罪过，对此我深有体会。（2004年4月11日，个体户，爱知县春日井市，65岁）
对比各家报纸的读者栏，森冈发现，发行量高达300万份的《日本经济新闻》早刊不知为何却没有设立读者投稿栏。与其他全国性报纸相比，该报在车站的销售比例较高，经销点密布或许是不设读者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恐怕原因不只如此。
不光是《日本经济新闻》的读者，工作过度的日本“公司职员”即便在家里订了报纸，上班前也无暇读报，晚上和周末则要处理工作上的电子邮件，几乎没有时间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投稿。不仅如此，这些工作过度的男员工即便担心自己的健康，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或许正因如此，“过劳死诊断电脑”能够自行诊断使用者的疲劳累积程度，且操作简单，所以才吸引了数量众多的访问者，甚至导致系统瘫痪。
不知道能有多少人可以等到发出“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声音的那一刻，长期生活在白色小隔间，承受长时段的工作除了久坐伤身伤眼的害处外，对精神层面的压迫同样不容忽视。近期京东便爆出有职员在员工宿舍上吊自杀的消息，过劳所催生的过劳自杀正成为现代社会的隐形杀手。
“过劳死110”和不断增加的过劳死工伤认定
在大阪，从1987年开通了所谓的“过劳死110”热线电话咨询服务后，向进行电话投诉的70多名遗属邮寄了调查问卷，并从44名遗属那里得到了回复。为了印证这种说法，森冈孝二从问卷调查的意见栏中抽取了两三个案例（句末括号内是死者去世时的职衔）：
（他）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回到家也要一直打电话，直到半夜。节假日也要去公司加班。每天都忘我工作，但也曾说过有点累。我想，他去世的主要原因还是压力过大和睡眠不足。（建筑业，营销，监理）
（他）每天都加班到夜里12点左右，1点才能到家。公司有一百多名员工，都没有加班费，夜宵就是一碗拉面。（他）总是很疲惫，死前不久还抱怨说“已经到极限了，非累死不可”。如今只剩下我们母女两人，因为遭受的打击太大，一时之间还无法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恢复。（制造业，部长）
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铺垫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睡觉。虽然我是他妻子，却不知道他在单位具体做什么，只知道他一到单位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一周去两次他的单位，给他送换洗衣服，也趁机和他商量孩子的事。他常常忙得连午饭也没时间吃。（中小企业，干部）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表序—3）显示，2002年度，由过劳造成心脑疾病且被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数约为前一年的2.2倍，人数达到317人（其中160人死亡），为历年最高。其中202人患脑部疾病（62人死亡），115人患心脏疾病（98人死亡）。2002年度，在认定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得到工伤认定的过劳自杀者和精神障碍者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43%，达到100人。（《每日新闻》，2003年6月10日）
另外，2003年度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受理的因过劳造成心理创伤后压力障碍（PTSD）、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工伤申请人数为438人（比上年度增加28%），为历史最高。得到精神障碍工伤认定的人数达108人（增加8%），也是历史最高，其中有40人因过劳而自杀。从年龄层来看，最多的是30多岁的人，共39人（36%），29岁以下的有25人（23%）。从职业类别来看，系统工程师（SE）、信息处理技术员等专业技术人员有28人（26%），制造业工人等从事技能工作的人有24人（22%）。（《每日新闻》，2004年5月25日）
这些数据说明，裁员造成员工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加大，过劳死事件不绝如缕，最近因过劳导致自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1989年，厚生省（当时的名称）制作了一份《人口动态社会经济面调查报告》，根据其中的“壮年期死亡”数据进行测算，可以得出：因蛛网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心脑疾病导致的壮年期（30～64岁）“急病猝死”的人数大概为17000人（参看拙作《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时间结构》，青木书店，1995年）。同年度发生交通事故且于24小时以内死亡的人数为11086人（最近这一数字大大减少了，2004年度为7358人）。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末，因过劳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人数。对这一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过劳死110”涉及的死亡事件只不过是全部过劳死事件的冰山一角，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的工伤人数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过劳死工伤认定的标准有所放宽，认定案例数显著增加。
并非自愿无偿加班
在思考日本劳动者的过劳现象时，和过劳死、过劳自杀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员工自愿的无偿加班”，也就是“不支付加班费的加班”。“员工自愿的无偿加班”是指让员工在规定时间外及节假日劳动，但不支付法定工资以及法定增额工资，这属于双重违法行为，从受害人数和受害金额来看，都属于严重的企业犯罪。
《劳动基准法》第104条规定，用人单位如有违反该法的事实，劳动者可以向行政官厅或者劳动基准监督官申诉，且用人方不得以此为由解雇劳动者或者给予其他不利待遇。最近有很多企业因为重组合并而进行裁员，强制员工无偿加班的现象益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向劳动基准监督署投诉的违法加班事件大幅增加。据2003年7月28日的日本《每日新闻》晚刊报道，2002年，企业员工或者员工家属向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揭发的企业强制无偿加班和不支付加班费等违法行为首次突破了3万例。
在这种情况下，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厚生劳动省终于极不情愿地为解决无偿加班问题行动起来。2003年5月23日，厚生省公布了“无工资加班综合对策要纲”，其核心内容是“为解决无工资加班问题而应采取的方针”。
以此为契机，各大报纸上关于强制性无偿加班的报道开始变多。在厚生劳动省公布“无工资加班综合对策要纲”的当天，《读卖新闻》在其生活版《体贴的社会保障》栏目里刊登了一篇名为“怎样消灭自愿无偿加班”的解说性报道，该文章采用问答形式，由一名名为“大辅”的学生提问，而笔者以大学教师的身份予以回答。
2004年11月17日，《朝日新闻》的记者采访了前文提到的“劳动基准市民监督员”，并在该刊生活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消灭自愿无偿加班”的报道。这篇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份被刊登在2004年11月28日的生活版上。一位大型电器公司系统工程师的妻子表示，丈夫的工作情况是“每天凌晨四五点才到家，有时彻夜加班；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左右；有时节假日也要加班；平时加班实行定额制，（每月）固定支付20个小时的加班费，此外都是无偿加班”。她控诉道：“我丈夫责任心很强，又不善于对人说不，所以就算碰上明显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也没办法拒绝，结果只能埋头苦干。比起赚钱，我更希望他能好好休息，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一位31岁过劳死男性的母亲表示：“没有人愿意无偿劳动，恐怕是单位不允许他拒绝。”她叹息道：“但公司负责劳务的人却说：‘（加班）是员工本人根据工作情况申请的……公司方面没有任何过错和责任。’现在的人喜欢说‘责任自负’，竟然连企业也是这种想法，真是骇人听闻。”
还有一位母亲的儿子现年33岁，从事金融相关工作。这位母亲对儿子的工作状况表示忧虑，并说：“（他）被迫连日加班，实在让人看不下去。连休息日都要去上班，到底算怎么一回事？他喜欢听音乐会、看美术展，却没时间去，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这跟囚犯有什么两样？有好几次都想劝儿子辞掉工作算了。”
在宣扬所谓的“996”成功论前，大概首先需要辨别的是这究竟是我们为成长而自愿选择的“奋斗”，还是企业违反劳动法所定规章下的“劳役”。“996”和“955”在获得成果的概率上真的有所差别吗？不受管束、制定超长工时的企业本应受到惩罚，却在貌似正当的“奋斗”论中摇身一变成为励志的创业者。 一旦企业发现违反规则的游戏获益更大，那么它只会投入更多筹码，没有强制力和高额罚金的约束，加班游戏怎会自发停止。
凯恩斯曾在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过两个美好的猜想：生活在2030年的人，会比1930年的人富裕8倍；因此，那时候我们每天只需工作3个小时，然后发愁如何打发漫长的时间。然而富裕起来的我们似乎失去了所有余裕，用咖啡作为精神清醒剂，倚靠在符合人体工学的坐垫上只为减轻腰部的负担，我们追随着一分一秒，只为赶上每一班早发的地铁，只为不错过任何一个顾客，只为让绩效再高一点更高一点。这样的过劳时代，到底是如何催生出来的呢？
高度资本主义催生出过劳时代
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呈减少趋势，之后这个趋势却突然停止，再次转变为逐渐增加。下一章将就此进行详细讲述。尤其是，连美国人、英国人也不辞辛劳地工作，甚至让日本人都相形见绌；而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女性也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劳动，酷似所谓《女工哀史》中描写的那些日本女工在二战结束前的境况。这样看来，可以说全世界都已进入新的“过劳时代”。
那么，过劳时代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在《过劳时代》一书中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四大变化，换句话说，也即高度资本主义的四个特征。
全球资本主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世界范围的竞争，且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发达国家则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公司合理化和产业重组浪潮。从很早以前开始，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员工就出现了过劳倾向。即便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缩短员工工时而著称的发达国家，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也已转变为增加的趋势。在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压力下，日本员工原本就有过劳的倾向。再加上许多工厂迁到国外、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影响，他们不得不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日企员工进行竞争，由于这些国家的日企工资低廉、员工工作时间长，日本国内的日企员工也被迫下调工资并延长了工作时间。
信息资本主义
如今，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都掀起了变革。在这种背景下，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另外，笔记本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信息渠道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造成了工作无孔不入的情形。更有甚者，尽管信息通信技术一方面带来了新的专业性、技术性职业，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许多工作简单化。这样一来，很多正式员工可以用非正式员工取代，雇佣关系就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消费资本主义
在今天这个生活水平高、媒体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或为了以消费竞争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必须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资更高的职位），为此便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这样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以24小时便利店和快递服务为代表的、追求便利性的服务型经济与信息化共同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经济活动的24小时化成为导致过劳的新因素。
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放松对劳务领域的管控，劳务市场的流动性加强，不仅是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中老年的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劳动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结果，随着劳务形式的多样化，工作时间也发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满35小时的短时间劳动者人数增加了；同时，正式职工中，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的长时间劳动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多，30多岁男性正式职员的过劳趋势也因此而日益明显。
下面，我们将按顺序分析上述高度资本主义的各项特征以及它们造成现代社会过劳现象的原因。另外，所谓“自由职业者”一般是指除学生和家庭主妇以外年轻的（15～34岁）兼职员工、小时工（包括派遣工）以及有劳动意愿的无业人员。但在本书中，“自由职业者”并不限于年轻人。“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是笔者的自造词，指的是以非正式员工为主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
另外，这里所说的“高度资本主义”并非出自某位经济学家之口，而是从小说家池泽夏树那里借用的。在他的《白头翁和催债人》（朝日新闻，1998年）一书中，有一篇名为“东京式疲劳”的散文，其中讲到作者从冲绳来到东京后，不知为何总觉得很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东京到处都是字：“在我国这样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要充分利用空间来刺激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不这么做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笔者相信，通过本书，读者将会理解为什么在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为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是，读者同时也会意识到，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本文内容部分来源自：《过劳时代》
作者：森冈孝二
编辑：刘梦蝶
图片：刘梦蝶
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劳时代》
[日]森冈孝二
新经典出版
2019.01
简介：从欧洲到美国，从日本到发展中国家，人们曾经期待的“休闲型社会”并未到来，“过度劳累的时代”却开始了。为何生产力在发展，人们却越来越疲于奔命？物质享受越来越丰富，业余时间越来越少。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还是个人心理？贫富差距、交通安全、性别歧视……过劳现象折射出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
本书从全球化、信息技术、消费社会、管制放松等角度，分析了过劳背后的社会动向，指出现代人的普遍心理特征，并介绍了荷兰、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为解决过劳现象而作出的尝试。关西大学经济学家森冈孝二以大量数据、详实案例立论，集十数年研究成果之大成，为我们披露过劳时代的实貌。
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