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 | 何谓“平成日本学”？
作者简介
刘晓峰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要著作：《端午》《东亚的时间》
《清明节》
编者按
战后日本社会在昭和后期发展中曾获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冷战结束、泡沫经济崩溃、东亚地区现代化进程为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化。
一度与日本社会发展完全适应的完成体的“型”，在平成时代开始面临诸多新的压力。伴随世界格局、东亚格局和日本自身发生的剧烈变化，与现实的发展不再适应的“型”发生不断的裂变。“压力”与“破型”构成了平成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主旋律。
“平成日本学”论
——一种时代划分的尝试与相关可能性的讨论
01.
“平成日本学”的提出
（一）从平成年号说起
1989年1月日本昭和天皇去世，同年明仁天皇即位，定年号“平成”。年号之制源于中国，在东亚文化圈内，曾影响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但今天仍旧使用年号的只有日本。一帝一年号的做法是明治时代确定的皇室典范。平成这一年号,典出两部中国古代的典籍。一是《尚书·大禹谟》的“地平天成”，一是《史记·五帝本纪》的“内平外成”。
大正、昭和和平成的出处
从汉字本身的字义看，“内平外成”、“地平天成”，都不是开拓的意向，在变动与开拓、安宁与守成这两组词汇中，“平成”更让人们联想到的明显是后面一组，是平和、守成的倾向。
中曾根康弘曾以司马辽太郎《坂上云》为喻，指出战后日本一直以欧美为方向奋进。198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之比从1960年的2.8 %上升到15 %,而美国从33.3 %下降到21 %。经济上的成功唤醒了日本人的“大国意识”。一部分人开始预测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
日本战后的GNP·GDP（名目值）
1979年以前为GNP，1980年以后为GDP
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成为畅销书和社会话题。部分日本人开始想象日本将“承担起成为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另一方面，在平成元年这一时点，更多的日本人似乎失去了目标。一如走到山顶，再向前一片茫然。
《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前后，很多日本学者都对迅速发展的日本今后会走向何方深感焦虑。1990年2月，后来成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要成员的西尾干二出版了《日本的不安》。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世界史的剧烈转折与日本》中写到这样一个饶有兴趣的细节。
《日本的不安》
西尾干二曾经在1965年留学德国，留德两年中访问过里斯本。1989年旧地重访，心中深为眼前的景象震惊。这座在西欧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的街景和20年前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街上行人悠闲，物价便宜。
这种感觉并不是偶然的。留学时代他走过欧洲很多城市，20年后再次做欧洲之旅，所到之处都让他产生这种感觉——负面说是停滞，正面说是安定。过去40年间日本的经济成长了20倍。和变化相对说很少的西欧诸国相比较，归国后22年，日本发生的变化，甚至让他产生了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否算是正常的疑问。
西尾干二
“尽管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没有什么异常，但放眼将来，却感觉看不清楚，所以深觉不安。”
这份不安，或者就是平成年号出世的思想底流。在1989年那一时点，日本学者面对的问题是：平成日本向何处去？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平成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
（二）为什么提出“平成日本学”
笔者认为，当代日本研究可以考虑平成元年划线，将平成日本单独列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研究。如果给这一历史时期的日本研究作一个命名，我认为可以称之为“平成日本学”。
“平成日本学”以平成时代的日本为研究对象，是立足于新的断代史视点对于平成日本的综合研究。
再见了，平成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历史分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庖丁解牛，要在皆中肯綮。正确的历史时期划分，因为切中历史发展变化的关节点，对于整体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对于深入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就日本史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日本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通常以明治维新划线，把日本历史划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
即：古代史（绳文时代～1867）、近现代史（1868～1945）。按照这一划分框架，战后日本史自然地被划为当代史，或称战后日本史（1945～ ）。这种划分方法直接的参照系，是中国史研究的划分法。传统的中国史划分，就是以鸦片战争为线，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古代史（上古～1840）、近现代史（1840～1949）、当代史（1949～ ）。
从20世纪80年代的时间点出发，以1945年为始点的战后日本，只有35年的历史，将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框架今天明显已经显得老化。到2015年，战后日本史已经有整整70年。就时间跨度而言，如果我们把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研究比作长镜头、中镜头和短镜头的话，漫长的70年作为短镜头显然过于漫长，有做重新调整的必要。
面对当代日本激烈变化中复杂的历史世相，日本当代史研究者的任务，在于如何做出选择，如何透过历史表象去揭示历史演变的主题所在。我们知道，历史研究从来都是选择的结果。一如汤因比所说，对任何事物进行任何叙述,都不得不是有选择的, 人类的智力并不具备全景式掌握住各种事物总和的那种能力, 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国别的当代史其研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者们既是观察者，同时他们的研究和判断会影响到研究对象，两者之间存在着其他历史时期研究中所不存在的重合性。因此当代史研究蕴含着深远的导向意义。
惟其如此，当代日本史研究，拥有与其他日本历史时段的研究不同的要求。它既要求历史研究者最大程度切近观察时代，又要求他们从当代日本社会纷繁的表象背后，寻择出其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中心，抓住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特质，借此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当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
我们提出以平成元年划线，将平成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单独列出加以研究，是因为这一划分方法将研究时段集中于最近27年的日本社会，能够满足当代日本史研究最大程度切近观察时代这一要求。
更因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时期，从日本政治的混乱、日本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保守化倾向等多方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平成时代表现出了整体上与前一历史时期截然不同的独特时代属性。因此，这种划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当代日本历史，有利于我们对日本社会展开深入的分析。
《平成史》
还需补充提及的是，尽管今天平成日本仍是进行时，但以“平成”作为关键词，从学术角度来审视1989年以后的日本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在日本已经起步。
2013年时值平成日本进入第25个年头。以此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点为契机，东京大学小熊英二教授组织人员撰著了《平成史》。这部著作由总论、政治、经济、地方与中央、社会保障、教育、情报化、国际环境与民族主义等八部分组成。这是目前采用历史学方法对于平成日本社会进行分析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日本什么变化了？什么没有变？”这是该书提出的基本问题，也是为日本大众密切关注的问题。
2014年这部著作再版，又追加了“外国人”一章。从1989年到2015年，平成年号的使用在日本已经有27年。可以预见今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以平成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当代史研究著作。对于我们思考“平成日本学”这一研究课题，日本学术界的这一动向是值得重视和参考的。
02.
“平成日本学”的内在历史逻辑
作为平成元年的1989年，是世界从历史分期的视角，将平成时代的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加以研究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以对旧有的“战后日本史”这一框架做出合理的修正，又有利于当代日本史研究更为切近地观察和分析当代日本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但这只构成提出“平成日本学”的契机。
真正构成这一历史分期划分实际支撑的，是这一划分符合当代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些内在逻辑的展开，直接构成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从文化论分析的视角看，战后日本社会在昭和后期发展中获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日本当代社会内在秩序的“型”。而一旦进入平成时期，世界格局、东亚格局和日本自身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度与日本社会发展完全适应的完成体的“型”，在平成时代开始面临诸多新的压力，并因为与现实的发展不再适应而发生裂变。概而言之，“压力”与“破型”，是思考平成日本研究两个核心的关键词。
（一）三个泡沫的崩溃与三组矛盾
中曾根康弘在2000年的著书中，把日本的衰微局面概括为三个泡沫的崩溃：
（1）政治泡沫的崩溃、自民党分裂和由于金丸信问题【日本政治家。1987年曾与竹下登联手组成日本自民党内最大政治团体“经世会”，任会长。1992年他因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辞职，又因偷税漏税违反所得税法被逮捕。因为金丸信受贿偷税丑闻的负面影响，1993 年7月18 日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因为的议员席位未过半数而结束了一党长期执政达38 年的历史，自民党也由此分裂。】等带来的政界的“失序”。总理走马灯一样变换，政局缺乏安定感。
金丸信
（2）经济泡沫的崩溃。现实中金融机关和企业面对长期不景气，正在苦战中。
（3）社会的泡沫崩溃。从财界到政界、从警察到自卫队，到处都有贪污。
每天看新闻，总有恶性犯罪事件和青少年犯罪事件，还有“援助交际”这样的坏现象。对于人的存在、对于价值观认识的变化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教育问题。医治战后文明病，欧洲有基督教作为文明的基础，但日本没有。战后在日本流行英国式的功利主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总之是以经济为中心，个人至上的思想甚嚣尘上，而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日本的耻、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越来越欠缺。
震惊日本的少年犯“少年A”
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或国家，一言以蔽之对集团、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被弱化。他认为，教育的核心就在于国民。应利用电视和报纸来加强被弱化的日本固有的思想。中曾根康弘所讲到的三个“泡沫”，实际上概括反映的就是日本社会的“1955年体制”这一“型”中的主要问题点。
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整个世界史由此进入了大转折时期。以柏林墙被推倒为标志，二战后长期存在的冷战格局终于走向结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美苏两极的政治对立结构也走向终焉。历史急剧地告别东西两大阵营划分的格局，整个世界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国际环境中，有三组主要的矛盾关系。
（1）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关系。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的阵营之间对立以及两者之间力量的消长，对于整个东亚历史、日本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构成了平成时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大环境。
（2）是日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矛盾的展开有一个反反复复的具体过程。第一个反复过程起点是日美对抗性矛盾。1945年战争结束前，美国与日本之间是敌国，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属于对抗关系。日本被占领后，这一矛盾伴随红色中国的出现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一度由强转弱，日美之间也由对抗而转变为协作。
第二个反复过程是围绕国际利益形成的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对立，是在同盟国的框架下通过协调和政治让步等展开的。在1989年这一时点，这一对立由于日美经济摩擦再度处于由弱变强的阶段。此后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日美对抗再度由强而弱，由对抗而转变为协作。
（3）是日本与中国、韩国以及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这一组矛盾关系因为牵涉国家众多，层面比较复杂，变化也最为激烈。这三组矛盾互相关联，互相扭合，整个战后日本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无不与这三组矛盾密切相关。
平成年间日本经济的停滞，不仅降低了日本在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国内的政治与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压力，这一局面是与昭和后期完全不同的。
（二）平成元年：当代日本史发展的转折点
世界格局在1989年前后发生的变化，是具有决定性质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意义巨大，影响深远。而对于日本社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政治方面，这一转折的标志有三：
（1）左翼的瓦解，
（2）保守阵营内部的分裂，
（3）第三种势力的抬头。
政党势力的变化
事实上，1989年的左翼力量早已成强弩之末，这方面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1989年总评解体。战后日本民主体制下，最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是总评。1950年总评结成当初打过反共旗号，但一旦组成后马上提出了“和平四原则”，迅速转变成为左倾反美力量的代表。
1953年总评确定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理念，以改变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斗争目标，在政治上则支持日本社会党。此后总评一直是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60年代的安保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和总评解体关系密切的是日本社会党的衰败。1945年成立的日本社会党以社会大众党为母体发展起来，基本团结了日本共产党势力以外的左翼力量。但是，在平成元年，日本社会党尽管依旧是国会最大的在野党，但本质已经非常脆弱。
日本社会党党旗
社会党领导者不思进取，不能够深入了解民众需要给日本社会提供新的社会发展愿景，而是安于“万年野党”的地位，甚至与自民党私下内勾外联，同台做戏。
到了平成时代，社会党不仅对于党的命运面临存续危机缺乏认识，而且领导者们利欲熏心，意图火中取栗，利用日本变动的政局攫取一时的实际权力。1993年社会党为与其他政党合作联合执政,放弃了一贯的对“PKO法案”和“消费税法案”的反对。1994年6月, 社会党甚至和老对手自民党及先驱新党共同组成联合政权, 为此公开声明自卫队是合法的，《日美安全条约》是必要的，在国旗、国歌等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
伴随平成时代日本政治的激烈变化，1955年以来在日本国会长期占有第二大党地位的日本社会党败运连连，发展到2014年12月的众议院大选，已经凋零到仅仅获得两个议席，对现实日本政治构不成任何影响。
政治版图的重新结构
保守阵营在平成时代也进入了剧烈的变革时期，其标志是自民党的分裂与两度下野。
政治改革是贯穿整个平成日本政治的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民党的“金权政治”与内部大量存在的腐败问题，已经引起民众对政府强烈的不满。这构成了保守阵营不得不进行变革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并构成直接导致自民党的分裂、1993年的联立政权、2009年的民主党政权成立的原动力。
《自民党金权的构图》
自民党内部的分裂，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1955年体制”长期持续使得自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派阀。为了集团利益而采取行动的派阀力量实际上一度在日本政治运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自民党内部政党文化与执政经验的凝固化的标志，是与平成时代所面临的变革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日本，另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是官僚。日本的官僚曾经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政府官员。在日本战后复兴过程中，以大藏省、通产省为首的政府官员与企业界和学界通力合作，形成“产官学”的合力，这正是所谓“日本成功经验”的主要部分。但是，由于日本上层政治家的经常性更换，造成国家机关的官僚实际上对于众多国家政策拥有实际的决定权力和支配力量。
以海洋化学为例的“产官学”配合
长期盘踞在各个部门，官僚们也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经济上升期，尽管各种“御掟”、“御法度”或明或暗存在着，但运作上基本还是有效的。但当变革的时代到来，特别是当变革牵涉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出于对于自身的利益、规则的坚守，以国会派阀、“族议员”和官僚集团组合成的反对改革的势力，成了日本社会转变的负面力量。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面临着时代变革要求的巨大压力，保守阵营内部出现必然的分裂。
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平成日本政治，是一个纷乱复杂的演变过程。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第三种势力的成长。这里所说的第三种势力，是指区别于原来在日本政坛风云一时的自民党和社会党之外的政治势力。这部分势力是最复杂也最难把握的，也是真正掌握着日本社会未来变数的力量。
一度整合这一力量取代当年的日本社会党登场的是日本民主党。2009年日本众议院选举，民主党获得的308个议席和鸠山由纪夫内阁启动时70％的支持率都是这一力量的集中展现。而2013年底野田内阁下台，不仅标志着民主党执政的失败，也标志着这一力量遭遇了重大挫折。
民主党执政失败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内部力量因为匆匆组合缺乏有效整合；另一方面很多代表性政治家都缺乏治理国家的实际经验，他们交给民众的试卷是不合格的，甚至被看成是“负数”。有人给2014年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做出评价说是在零和负数之间，大家选择了零。尽管如此，对于日本政治的变革之路今后的走向，第三种势力如何演变，依旧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经济
平成时代也是日本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平成元年，日本泡沫经济正处于最高区域。翌年十一月，泡沫经济就开始崩溃，日本经济也从此进入调整期。“平成不况”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关键词。
泡沫经济以“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元升值为转折点。为援助苦于海外资金的流入与日元升值的出口产业, 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日本国内投机热潮涌动，大量的资金涌入股票与房地产。1989年末，日经平均股价创下最高38915日元最高纪录。仅仅五年期间，股指暴涨了两倍。
与此同时，数年间日本大都市地价也飙升了两倍。问题在于，这种远离实体经济支撑的上升趋势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以1990年日本财政当局采取抑制景气政策为契机,日本的股价与地价纷纷暴跌,支撑整个日本的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出现危机。以土地作抵押的数额巨大的贷款,伴随地价下跌而变为不良债权。而银行则因拥有大量的不良债权而陷入经营危机。
面临困境的各大银行开始控制融资, 这又引发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连锁性企业倒闭, 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状态，这就是所谓的“失去的十年”。此后，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调整和迟滞之间，发展非常缓慢，而构造改革、行政改革、规制缓和等成了报纸和杂志经济版的常见词语。今天，尽管各大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理已近完成,日本经济开始了向新经济体制的转换，但时移世迁，日本经济已经很难重新找回80年代的繁荣。
平成时代日本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面临全球化时代的全方位经济竞争，日本如何从原来的“出口加工”的旧型中走出来，依靠其所拥有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找到新的发展道路。从多种角度看，这都是一条充满未知和艰难的道路。现在执政的安倍内阁打出“安倍经济学”的旗帜。日元贬值、增税、对于企业倾斜等，对缓解日本经济的迟滞发展有一定效果，但他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是否真的长期有效，还有待时间的考量。
平成日本的文化转换
从文化领域看，平成日本也显示出鲜明的转换期特征，拥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如果从大的方向上用一句话概括之，可以说是由“1955年体制”的“左”与“右”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日语中有一个词叫“空気読め（KuukiYome）”，意为“感受氛围”。社会氛围一如空气，看不见但无所不在。
加藤周一
言及日本社会整体气氛的变化，让我回忆起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
“我的观点多年来并没有变化。50年代我这么讲，今天也还在这么讲。但是50年代在日本听我讲话的说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左派。我没有变，但是社会变了。”
进入平成时代后，日本社会左冀学者阵营急剧缩小, 相对消沉，而变革时代引发社会思想动荡，民众要求社会变革的压力转化为对于权威政治的需求。日本民众强烈期待有强人政治家登场改变社会，这种社会气氛正是日本新民族主义滋生的重要土壤。
民族主义在冷战格局下一度退居次要地位。但随着冷战结束两极结构瓦解，在新旧格局发生剧烈转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国民自我认同都面临剧烈的改变。民族主义情绪在全世界都得到了释放空间。东亚地区也处于民族主义思想活跃期。
平成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开始进入前所未有的上升期。这一变化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相联系，在东亚，日本和中国、韩国等东亚诸国之间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最终导致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连续的剧烈变动。
综上所述，和昭和后期相比较，平成时代的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沿着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展开的。使用文化论的话语概括之，就是曾经让日本成功完成经济起飞的“1955年体制”的“型”，在诸多压力下不断被打破。我们说“压力”与“破型”是理解这一时代的关键词，根据就在于此。
既然因为时代的变化，平成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显示出了与前一历史时期明显不同的特征，那么我们今天的当代日本历史研究，理当从平成时代社会实际出发，用新的问题意识思考，并对当代日本社会做出研究和判断。
03.
“平成日本学”的研究方法
将平成时期单独划分出来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利于我们更准确认识和把握日本当代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方法论角度看，在研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提起注意的。
（一）全球史视点问题
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相当一批世界史研究者开始使用全球史观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冷战结束为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各国相互间的往来和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来达到空前规模。
另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是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使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正因如此，平成时代的日本史研究，已经不可能是仅仅把目光局限于日本一国的研究，而必须是全球史视野下的平成日本史。
例如，导致平成时代社会运动领域的上述变化有着许多直接的原因：诸如上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巨大挫折和失败，导致日本左翼失去了重要的社会依托和理论支持，战后70年日本社会民主制度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带来的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升，阪神大地震这一自然灾害给NPO发展带来的直接契机等等。
但如果把日本放进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上述变化还显示出后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是日本社会在平成时代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的具体表现。日本学者小熊英二从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的区别这一角度审视平成日本社会的发展变化，其分析是非常具有启示性的。
小熊英二指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看，世界经合组织（OECD）诸国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９３年先后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如果以制造业从业者的人数的增加为标志，日本是在１９９２年达到顶点的。我们或者可以把这一时间点视为日本走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性年头。
自由职业者的现状
自由者业者155万人，尼特族57万人
在后工业化社会，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现象是出现了大量自由从业者。这就打破了工业化社会单一具有均质性的劳动雇佣关系，导致阶级差异变得模糊，并形成对于社会政治关心层面和程度上的巨大差异。日本社会运动的前述变化，是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变化同步的。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一个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研究平成日本社会已经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诸如集团性、耻文化等日本人论的框架展开分析，它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日本进行审视和研究。
就现实社会发展而言，平成时代的日本就是国际化时代的日本。日本的国际地位与世界格局变化密切相关，而经济上由于日本资本与文化的海外扩张，已经构成了一个与本土日本并存的“海外日本”，日本的思想变化和世界之间也已经构成复杂的联动关系。所有这一切，决定平成日本学的研究视野只能是开放的。
（二）东亚区域史研究的视点问题
从长远的历史发展看，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相互交错的影响关系。这是一个以农耕、汉字、佛教与儒教思想为基本文化基础的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
近代以后，西学东渐，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东亚诸国相继接受了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冲击，并先后完成了各自的文化转型。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共同拥有的古代东亚文化基础，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实际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东亚地区，日本是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东亚国家，也是第一个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东亚国家。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一如森岛通夫指出的，日本的公司不是通过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而是通过雇员的相互合作、援助和鼓助而保持了极高的生产效率，忠诚与和谐是最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是与欧美完全异质的集团集体式的资本主义。
本来就与强调个人主义的欧美资本主义精神有所不同的日本，在新的时代又开始面对后现代社会这一新的敌人。权力分散化、个人的非集团化、非政治化，后现代社会的非中心主义、对进入后现代的日本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普通的欧美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历程，使面对后现代社会诸多变化的日本，特别承受着一份压力。
可以说，在社会运动、社会思想层面，平成日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面对“散”而求“聚”，如何和明治时期通过“富国强兵”走进帝国主义行列、昭和时期通过“GDP”至上的“赶超欧美”一样，重新找到一个能够凝聚整个日本民心的思想，是很多日本政治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石原慎太郎
从平成日本学的研究角度看，右翼政治家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是日本民族主义第一号代表人物，是最应当认真加以研究的日本政治家。从1989年和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到2014年宣布从政坛隐退，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平成时代，并对于平成日本社会乃至对于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变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进入后现代时期的诸多社会变化，在石原慎太郎看来，就是日本人的堕落。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刚过，3月14日晚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地震是对日本的天谴。尽管受灾民众很可怜。私欲已成为日本人的身份标志。
今天的日本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私欲，物欲，金钱欲，性欲。日本政治本身就充满私欲，只顾迎合大众口味。日本人有必要利用此次海啸，将长年积累的私欲污垢冲洗干净。日本应该以此为契机进行深刻反省。
2011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石原的《新堕落论》本质上就是“天谴论”的进一步展开。石原自称这本书是抱着“写遗书”的心境完成的。在“堕落论”前加上一个“新”字，是因为这本新书的名字源自日本另一位作家坂口安吾。立身日本战败后的焦土上，坂口安吾深刻体会到日本社会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那就是战时统治日本的精神秩序之结束。
坂口安吾在《堕落论》中写道：“半年之内，世事沧桑。自许天皇坚强盾牌的我等，只要是为了天皇，慷慨赴死绝不反顾的我等。年轻人们如樱花般散去了，活下来的活跃在黑市交易中，尽管耻图百年之命、卫君一朝赴死的誓言音犹在耳。以毅然决然之心送走男人的女人们，经过半年岁月的淘洗，如今在夫君牌位前的礼拜已经变得只是一种程序，她们心中开始浮现新面孔的日子决不会太远。不是人变了。人原来就是如此。变化的不过是世相的表层。”
很多人在战后感慨日本已经堕落下去，安吾却在这份“堕落”中看到了新的期望，和战时消灭掉了所有个人声音的日本比，和高喊“奢侈就是敌人”把所有的物质都推向战场的时代比，为生活在黑市中徘徊、跟随自己欲望改嫁的战后寡妇们身上生长出的变化的是健康的。
而在石原看来，只有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夫妇和顺，一旦发生大事才可能义勇奉公为国献身。石原在这本书里为改革日本推出药方——“节约、忍耐、禁欲、自我努力”，做到这一切日本才会不再堕落。
为了做到这一点，石原主张要为社会立规矩，要把让年轻人在集体中参加劳动“制度化”。可以说，当年安吾反对的，就是石原赞成的。这正如站在反战思想基础上的安吾，对于原子弹坚决说不。但是石原却主张为了在外交上握有底牌，日本完全应当拥有核武。有了核武并非一定要使用，但却可依靠它，扩大日本的影响力。
石原慎太郎足以称为地震后批判日本社会的代表性的一极。他的这些思想，和他通过鼓动购买钓鱼岛激化日本与中国的矛盾，力求以此刺激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期求得日本民众思想统一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都是面“散”而求“聚”。
《新堕落论》
在《新堕落论》中，石原慎太郎开出的“孝敬父母、友于兄弟、夫妇和顺”和“节约、忍耐、禁欲、自我努力”这些药方，并不是日本社会所独有的。前引中曾根康弘著书中为日本人开出的“大加弘扬可以强化日本人对家庭、地域、公司、对集团、对共同体的归属感”的药方，内容包括了“儒教、朱子学讲的仁义礼智信或者日本的耻、武士道等日本自己的规矩”。
他们这些主张中很多思想因素都源于古代东亚文明共同体共同的思想库，是为东亚地区长期共同拥有的思想资源。研究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应对后现代文化过程，特别是东亚文化传统在其中所发生的影响，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现代民族国家思想动员的利器，但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
当代的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思想何以如此空前活跃？对于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的作用该如何分析？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韩国、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将面对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冲击。我们是否也只能通过民族主义对抗这一冲击？对于这种应对方式中的正面与负面作用该如何认识？这一切注定是平成日本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深入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观察的视点
平成日本研究的目标在于更准确认识和把握日本当代社会。它要求我们发挥近镜头的强势，沿着日本社会发展的内部纹理，对于当代日本社会做出分层、分类的详细研究，努力反映出日本当代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变化。
发生在日本社会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首先这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复杂权力关系上。和传统东亚的中央集权体制不同，地方分权是平成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今天的日本，像东京都和大阪府这样巨大的都市，其知事都拥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治体也会为自身利益而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典型的如冲绳县的美军基地问题、东北受灾地区的利益保护问题等。
《下流社会》
其次，这表现为社会阶级的剧烈变化。过去日本曾经以中产阶级居多、贫富差距较小的“一亿中流”自傲，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收入差距加大就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问题。2005年，三浦展的《下流社会》就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上流”与“下流”两极分化的日本。
作者指出，“1955年体制”所追求的“一亿人口中流化、平等化”的社会模式已经发生了动摇，转变为“阶层化、下流化”的新模式。社会分化带来观念的改变，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带来社会团体组织的分散化特征。
从世代论的角度看，平成时代也有很多值得分析的层面。在今天的日本，“新人类”世代取代了“团块世代”成为社会的顶梁柱。在他们眼中，团块世代在泡沫经济中把日本搞得一团糟，如今却拿着高额的退休金走掉了，留给他们的只是一个烂摊子。
紧跟在“新人类”后出生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成长的“泡沫世代”，如今也已经开始在发出自己整体的声音。2013年，讲谈社出版了出生于1985年的古市宪寿的著作《谁也没有教给我们战争的事情》。评论家高桥源一郎明确指出，喊出“我们不知道战争，我们只能从这一点开始”的古市宪寿和他的这一代人所认识的战争，和自己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战争的认识是截然不同的。
《谁也没有教给我们战争的事情》
在他们之后则是“新人类”子女，是更新的世代。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他们的生活？怎样理解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这都是平成日本学需要认真研究分析的课题。
深入当代日本社会内部观察的视点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牵制，更本质地说，是由于中日在东亚相互较力的力学关系的存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国与国的层面，中日关系可以做大调整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
但日本社会多元权力结构的存在、社会分层的多元化、团体组织的分散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实际上为我们从事对日工作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我们应当总结50、60年代有过“以经促政”、“以民促官”的对日工作成功经验，认真分析今天日本社会内部的变化，为今后的对日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四)立足于中国的中日比较视点
从近代开始，日本就是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一定意义上，平成日本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面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减速、迟滞，有学者把日本平成时代概括为“失去的十年”、“又失去的十年”和“即将失去的十年”。
前两个十年已有定论，而“即将失去的十年”是否成立，还要看由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构成的“安倍经济学”对于日本经济发展是否能够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但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没有大变化的前提下，日本经济想要重新走上高速成长道路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问题还有另一个观测角度。结束高速成长后，日本经济２０多年来一直处在下行通道，但整个社会一直保持着持续的稳定，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既便经历了阪神大地震和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整个日本社会依旧平稳，秩序井然。
日本社会在经济逆境中是怎样维持社会稳定的？其中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充分的研究。因为中国经济从80年代初进入高速成长，到今天已经30多年。经济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无极限的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总有一天会走到顶点。当中国整体经济开始走向下行，今天对平成日本研究的成果，会为我们制定相应政策和策略提供直接的参考。
如果有关学习和借鉴这一话题在经济领域还是将来时，那么在人口问题、社会福祉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方面，这一话题已经是现在进行时的问题。日本的人口问题是今天困扰日本社会的重要问题。
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样有直接借鉴意义。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当代中国也是越来越显化的重大社会问题。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亿4000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
人口学家预测中国的人口从1990～2000年开始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从2000～2020年，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而从2020～2050年，中国人口老化将进入严重阶段。研究如何处理好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关系问题时，日本人口老化问题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
和人口老龄化直接相关的还包括社会医疗、福祉的建设、老年再就业的制度和环境建设等领域，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都是从平成日本研究中可以获得借鉴的。
本文从断代史角度提出了以平成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平成日本学”，这一提法是否能成立、其合理性与不足点何在，还需要经过学界同仁深入的讨论才能判定。但如果本文能对学界对战后日本研究的整体反思有所推动，则幸如之何。
（本文2014年初稿于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成稿后在论文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徐建新、周维宏、胡澎、张石、刘建辉、仓本一宏、宫内雄史诸先生指导与帮助，谨此致谢。）
编辑 | 幺 么
图片 | 幺 么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原载自《日本学刊》2015年02期
因编排原因相对原文有所删改
文章内容请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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