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世界史热”正为人文教育带来致命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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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

一百多年来，国家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内部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尽管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但“西学热”始终是主流。

仅举荦荦大者，自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面临新的挑战，又迅速出现“世界史热”。

这会是最后一波“西学热”吗？很难说。

但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波“西学热”都会对我国人文-政治教育的品质产生影响。

与其想象我国学界还会在哪个学问领域开放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学问意识，不如审视一下正在兴起的“世界史热”与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或者说审视我们正在形塑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毕竟，与其他学科的“西学热”相比，“世界史热”与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的关系更为直接。

1874年，时年30岁的尼采作为巴塞尔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出版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观察”。

这篇题为“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的小册子一向被视为尼采关于史学的论著，其实，它的真正主题属于如今的教育学，因为其问题意识是新生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形塑什么样的人文-政治教育。

尼采（1844-1900）

尼采写下这篇文章时，德语学界的“世界史专业”已经发展成熟，而且与巴塞尔大学史学教授布克哈特（1818 - 1897）开设的三次“史学研究导论”课（1868 - 1872）直接相关。

尼采对这位前辈和朋友十分敬重，但他仍然忍不住提出警告：

我把这个时代有权利为之骄傲的某种东西，即它的史学教育，试着理解为这个时代的弊端、缺陷和贫乏，因为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种折磨人的史学热病，而且至少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这种病。

尽管这话在今天会让我们难堪，但我们要理解这一刺耳之言的含义却并不容易：尼采为何认为新兴的史学教育对国家的人文-政治教育会带来致命危害？

“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含义

渴求来自身体的需要，晚近的“世界史热”明显出自国家身体变化的需要。随着我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大国，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自然会成为我国学界的身体需要。

在我国大学的文科建制中，世界史专业迄今相当纤弱，明显不能适应国家成长的需要。2011年，教育部将世界史专业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但这个专业显然没可能短时间内变得强健。

我们值得问：推动晚近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从何而来？

在大学任教并从事研究的世界史专业人士大多在国别研究或区域研究的海量材料中辛勤耕耘，凭靠现代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派方法积累实证成果，不大可能成为这股世界史翻译热的有生力量。反过来说，由于专业划分明细，且受人类学/社会学方法支配，世界史专业人士未必会感觉得到，自己的学问意识、研究取向乃至学术样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才初见端倪。德意志哥廷根学派健将施洛策40多岁时，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受过教育的“有学养的女士”，在1779年出版了《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少儿教师手册》。该书算不上西欧学人的第一部“世界史”，但它可能算得上第一部德语的为青少年编写的世界史教科书。

施洛策

两年后，捷克的天主教修士、教育家帕瑞切克也出版了一部德文的《给孩子的世界史》。由此可见，现代文教刚刚形成之时，世界史就成了重要内容之一。

施洛策首先是研究德意志帝国史的专家，同时也是德意志学界研究俄国史的开拓者。这意味着，“世界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其诞生之时就与欧洲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内在关联。

希罗多德在西方有“史学之父”的美誉，他的《原史》尽管在今天的实证史学家看来有些不靠谱的“八卦”，却因探究“希波战争”的成因和过程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人类有记载以来的第一部“世界史”。

这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史”的含义首先并非指编年通史，而是探究人类不同政治体之间重大地缘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不用说，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与此相关的纪事性探究也越来越多。

希罗多德（前484 – 前425 ）

尽管如此，并非每个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政治体都留下过这类“史书”。记住这一点，对我们眼下关切的问题不能说无关紧要。

18世纪的施洛策既研究本国史，又研究他国史，难免会对“世界史”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解，这样的史学家在欧洲并不少见，而在我国学界迄今屈指可数。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世界史”作为一门史学专业的形成与两件历史大事相关，而我们对这两件大事的反应都过于迟钝。

首先，历时三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学人带来了整全的世界地理视野。

地理大发现

第二件世界历史上的大事更为重要：在施洛策身处的18世纪后半期，争相崛起的几个欧洲强势王国之间的地缘厮杀已经越出欧洲地域，蔓延到新发现的大陆——不仅是美洲大陆，还有我国身处的东亚和内亚大陆。

若要说施洛策的世界历史意识与他所属的政治体的地缘政治处境有内在关联，并非臆测。毕竟，对欧洲各国人来说，他们各自所属的政治单位一直处在激烈而且错综复杂的地缘冲突之中。

严酷的生存处境让他们类似本能地懂得，“世界”从来不是和谐的“天下”，所谓世界历史不外乎各种政治体之间的地缘冲突史。

在写于1929年的一篇世界史短论中，施米特开篇就说：

我们身处的中欧生活在sous l’œil des Russes［俄国人的眼皮底下］。一个世纪以来，他们内心紧盯着我们伟大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强大的生命力足以掌握我们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自己的武器。他们所秉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勇气，以及他们正教的善恶力量无可匹敌。

施米特，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

认识自己的远近邻人的禀性，是希罗多德所开启的世界史认识的基本原则。施米特所说的“一个世纪以来”，正是施洛策的《为孩子们准备的世界史》出版以来的150年。当施米特写下这篇短论时，我国读书人大多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由于西方列强的煎逼，日本人很快学会了模仿西方帝国主义，积极掌握西方人的知识和技术，使之成为手中的武器用来征服中国。

《新史学》呼唤新的教育意识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为争夺对我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与俄国在我国土地上打了一场典型的“世界史式”的战争。因为，这并非仅仅是日俄两国之间的战争，背后还有英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角力，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与法俄同盟之间的战争。

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为了各自的利益，美国支持日本，德国则支持俄国，即便当时德国与法国在欧洲仍处于敌对状态。

日俄战争（1904-1905）示意图

两个异国在我国土地上争夺地盘已经不是头一回。1622年6月，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站稳脚跟后，曾攻击葡萄牙人占据的我国澳门，以图夺取通往日本和我国台湾的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遭葡萄牙的澳门守军用火炮给予重创。

尽管如此，就战争规模而言，历时长达一年半的“日俄战争”仍算得上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成因、过程以及历史影响的探究远远不及日本史学界，颇令人费解。

战争爆发之前两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史称我国现代史学意识的开端。梁启超痛斥中国传统史书有四弊，根本理由是传统史学无助于中国“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新史学》与《饮冰室合集》

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也理应被视为呼唤我国现代新式教育的标志性之作。毕竟，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指控明显带有改革传统教育的意图。他指责说，我国历代积累的史书已经“浩如烟海”，让人“穷年莫殚”：

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新史学》，页9）

梁启超并没有无视我国古代史书中蕴藏着政治智慧，问题在于，并非只要是读书人都能汲取这些智慧，遑论普罗大众。从古代史书中汲取政治智慧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而这样的人古今中外任何时代都数不出几个。如今，非动员全体国民不能救国于危难，彻底更改史书的写作方式，编写全新的历史教科书势在必行。

结束对中国传统史书的针砭时，梁启超发出了迄今传诵不衰的呼吁：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新史学》，页9）

这不也是在呼吁“新教育”吗？史界革命与教育革命是二而一的事情。首先，必须重拟史书内容；第二，必须为国民而非为少数人写史，这意味着必须普及史学教育，“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国民”，要让“臣民”成为“国民”，就得凭靠新式教育塑造“国民”意识。因此，梁启超有理由认为，新式教育的第一要务是改变史书内容和书写方式施行“国民教育”，否则，“声光电化”之类自然科学知识只会培育出“世界公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重述历史应该依据何种史学原则呢？

“进化论”漫画

梁启超概述了他从西洋人那里听来的人类“进化说”，即人类进化之公理在于“优胜劣败”。在任公看来，这种公理已经得到世界历史的证明，而中国史书却从未涉及这样的公理：

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终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新史学》，页16）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所表述的“进化论”史观太过粗糙，也太过质朴。但他受时代的知识语境局限，我们不必苛求。我们倒是值得注意这里出现的“世界历史”这个语词，因为它表明梁启超的头脑已经有一种世界史觉悟，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对他的这一觉悟给与足够的关注。

在《新史学》中我们可以读到：

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新史学》，前揭，页19）

梁启超没有意识到，按他对“世界历史”的这一理解，他所宣扬的人类“进化”说其实很难站得住脚。既然世界历史就是“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何以可能说“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人类有史以来不就一直如此吗？如果所谓历史“进步”即一国之“文化武力”能“扩之充之以及于外”，那么，古代中国堪称相当“进步”。

问题仅仅在于，中国古人的地缘视野有限，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地域有多大。但西方古人的地缘视野即便比中国古人大得多，同样不知道整全的世界是什么样！

基于林则徐组织翻译的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才不仅让中国智识人而且也让日本的智识人与西方人在“地理大发现”后获得的世界地理新视野接榫。

《海国图志》中的《地球正面全图》

在此三百年前，葡萄牙舰队驶入珠江口，进占我国东莞屯门岛，沿途“铳炮之声，震动城廓”。整整4年之后，中国换了一位有血性的皇帝，才发兵将葡萄牙人逐离屯门岛。那个时候，葡萄牙人也还不具有整全的世界地缘视野，误打盲撞而已，与三百年后英国人的入侵不是一回事。

梁任公接下来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并非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历史”，有的民族是“非历史的人种”：

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新史学》，前揭，页16） 

在如今后现代的任何一派史学家看来，这话恐怕都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我们能够理解，当梁启超这样写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中华帝国曾是“能自结者”，但也随时可能变成“不能自结者”。毕竟，曾经“能自结者”而后变成“不能自结者”，历史上不胜枚举：罗马帝国就是再显赫不过的例子。梁启超并没有读过黑格尔的《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但他凭靠天生“极敏之眼光”懂得：

在世界史中，我们首先必须涉及那些曾经知道自己是什么和想要什么的民族，那些在自身之内和超出自身得到发展的民族。

由此看来，我们的确需要有世界历史意识，否则，我们未必会对此有清醒的自我意识。梁启超由此得出他所理解的作为史学的世界史基本原则：

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新史学》，前揭，页16） 

这里的“历史”一词的含义当指“史学”（英文history包含两种含义），因为，梁启超说的是“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而这样的“叙述”只能由所谓纪事作家来承担。

由于时代的知识语境的局限，梁启超没有认识到，“叙述”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并非“进化论”引出的史学原则，毋宁说，这一原则堪称史学的古典传统。梁启超没有提到，古希腊以弗所城邦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5 – 前475）的一句名言曾培育了古希腊纪事作家“极敏之眼光”：

争战既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残篇53）

这段著名箴言让我们看到，古希腊自然哲人已经懂得，万物之间的生存原则是争战性的，任何一物唯有通过与彼物的对抗、抵牾、争斗才成其为自身。每一存在者之成其为自身、保持自身、伸展自身，凭靠的都是争战的敌对性，由此自然会引出“优胜劣败”原则，无需等到19世纪的“进化论”来总结经验教训。

赫拉克利特（前535 – 前475 ）

欧洲的思想史家提醒我们，赫拉克利特有如此“极敏之眼光”，乃是因为他所身处的希腊城邦毗邻战争频仍、帝国不断更迭的近东大陆：“伊奥尼亚人拥有大量机会去体验天下时代的暴力。”

另一方面，面对如此残酷的“天下”现实，古希腊哲人也致力于建立一个言辞上的“世界城邦”，指望有一天能终结“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亚历山大的帝国虽然昙花一现，毕竟为“世界城邦”的现实可能性提供了一线希望。由此可以理解，正是在马其顿崛起之时，古希腊出现了一批“世界史”作家。

现在我们值得问：中国古代史书真的像梁启超痛斥的那样无视“国族相结相排”的历史？从《史记》《汉书》乃至以降的历代官修史书来看，当然绝非如此！

问题仅仅在于，中国所处的世界地缘位置不仅不同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也不同于阿拉伯人，这意味着“国族相结相排”的地缘状况不同。

即便如此，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无论古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人，他们的史书同样受自身的地缘视野限制——大名鼎鼎的赫勒敦的《历史绪论》就是证明。

梁任公所说的“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实际指“地理大发现”之后出现的“国族相结相排”的时代。不过，即便在19世纪晚期，普鲁士王国的伟大史学家兰克的《世界史》仍然没有把东亚地区纳入自己的视野。尽管如此，“叙述”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和“之故”，是兰克史学的基本原则。

“实证史学之父”兰克

还要过上一个世纪之后，准确地说，直到中国已经重新“站起来”之后，记叙晚近两百年“国族相结相排”时代的“世界史”才会把中国纳入其中。比如说，肯尼迪和西姆斯记叙“欧洲争霸之途”五百年的大著相隔三十多年，看起来就像是兰克《世界史》的续篇。

《新史学》后三节专论中国旧史笔法和体例（“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似乎在梁任公看来，新的中国史书当以世界历史意识为前提，凡此都得改变。

在今天看来，梁任公的确有“极敏之眼光”，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或者说应该有怎样的史学教育。

“新史学”与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

《新史学》发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文教面貌已经彻底换了新颜。梁任公一梦醒来后首先会问：我们中国人今天具有了怎样的世界历史意识？在新的历史意识支配下，中国古史重述有了怎样的“风景”线？梁任公关心自己当年的祁梦是否已经实现，完全可以理解。

梁启超（1873-1929）

我们会对梁任公说，他的史学观受19世纪末流行的达尔文主义影响，实在可惜，“优胜劣败”的世界观早就是学界的不齿之论。梁任公伸直腰板争辩说，晚近十多年来，欧美史学的新动向据说与震惊全球的“9.11事件”直接相关，“优胜劣败论”不过换成了仅仅说起来好听得多的“文明冲突论”，难道我的看法过时了？

从地缘政治学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政治史学家承认，“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要在达尔文主义法则下求生存的自然现象。”事实上，所谓“达尔文主义法则”不过是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据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表达的历史观其实与兰克学派的教科书有关。《新史学》篇幅很短，与梁启超的其他同类文章一样，涉及西学的地方往往蜻蜓点水，要确认他的观点是否来自兰克并不容易。《新史学》发表之前，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倒显得带有兰克的政治史学色彩。比如，《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以及《论民族竞争之大势》《现今世界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1901）等等，至少从篇名来看，也会让人想到兰克著名的《诸大国》（1833）。

兰克虽有“实证史学之父”的美誉，他要求成为史学家必须在考辩文献和史料采集方面接受严格训练，但他自己的史学样式大多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没法与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的实证史学样式对上号。

兰克的史学楷模是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凭靠史料以叙事方式探究人世间政治冲突的成因、过程及其影响。毕竟，史学的最终目的是政治教育。仅仅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很难说有什么积极的教育作用。

修昔底德（前460年-前455年）

修昔底德算得上希罗多德之后的又一位世界史家，因为，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30年的希腊内战期间，波斯帝国始终是在场者和参与者。修昔底德有比希罗多德更为自觉的“修史”意识或者说“实录”精神，从而赢得了现代实证史学家更多的敬重。尽管如此，在现代的实证史学家眼里，修昔底德的《战争志》所提供的“史料”仍然不足以让人们看清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

何谓战争的历史“真相”？

搞清这个问题并不全然取决于“史料”，而是取决于看待历史事件的眼力，即梁启超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兰克从修昔底德那里学会的“极敏之眼光”体现为，关注具体的人性和共同体禀性在政治体的冲突中的表现，而不是专注于人世生活中的某个方面：比如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兰克史学实际上更多具有古典史学品质，而非现代式的实证史学品质。直到今天，西方史学界仍然有人不相信，修昔底德式的古典史学过时了。

无论如何，从《新史学》来看，梁启超并不熟悉兰克。即便他从某个日本学人那里辗转得知兰克史学的某些观点，他也未必意识到兰克的古典史学对中国新史学的意义。否则，“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会带他深入认识兰克史学，说不定还会循此追根溯源了解西方史学的古典传统。

事实上，不仅梁启超没有，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智识人都没有致力于认识西方的古典史学传统。1930年代，我国曾有专攻史学的学子从德国留学回来，而且据说十分服膺兰克学派。然而，也许由于听信了胡适的那个关于“方法”的著名说法，他掉进了“史学方法论”的泥沼，兰克史学就混在这潭泥沼之中。

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尽管兰克在史学史上声望很高，但他的要著的中译本直到晚近才鱼贯而出。因为，与兰克的政治史学几乎同时，欧洲学界正在形成如今所谓的经济史观，即关注世界历史中各文明单位曾有过的经济生活方式。这并非不可理解，毕竟，18世纪末以来，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化革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动促使整个19世纪的欧洲文教不断创新，现代社会科学式的史学路径逐一登场：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迅速取代了直到吉本和兰克都还葆有的古典政治史学样式。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

在19世纪后期涌现出来的新派史学中，关注经济生活方式的社会变迁史研究路向影响最大。毕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让世界历史可以被截然划分为古今两截。直到20世纪末，我国学界还在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费脑筋，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坚持不懈地翻来覆去寻找“资本主义萌芽”。

显而易见，19世纪出现的相互竞争的种种政治观念支配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和衰亡成了世界历史意识的中心问题：考茨基的洋洋1800页的两卷本世界史堪称这方面的最早尝试之一。

当“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目标成功“超克”资本主义，人们马上就感觉到：资本、科技乃至“自由”“人权”“民族”“独立”“自主”之类的观念，都不过是“国族相结相排”必不可少的武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借用施特劳斯的说法，人们现在不得不从“第二洞穴”爬回“第一洞穴”。

邓小平出席卡特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发表讲话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便很难理解，为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尽管我们的人文-政治教育中并非没有世界历史课程，或者说并非没有确立起一种世界历史意识，我们如今却突然感到需要从头学习世界史。

“新史学”与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

此一时，彼一时也。梁启超写下《新史学》时，他的首要关切是中国能否“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经历数代人的艰难奋争，中国不仅“站起来”而且也“强起来”。恰好在这个历史时刻，坊间再次出现了史学热。

1840年以来的屈辱和抗争的历史，一直是我国政治教育中的重点，现在我们需要更为整全的世界历史视野，完全可以理解。

置身“新时期”的我们张望西方史学界时，那里已是一派繁荣的后现代景象。人们看到，当代欧美学界的史学景观比19世纪后半期更让人眼花缭乱，但其基本取向仍然是不断求“新”。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无需在意史学这门学科的种种所谓新方法和新路径，而是着眼于西方智识人的世界历史意识的嬗变，那么，我们便不难看到，从鲁滨孙的《新史学》到勒高夫的《新史学》，最为引人注目的史学现象非世界历史意识的“民主化”莫属。

若要问什么叫“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著名的西方古代史家芬利会乐意第一个站出来为我们解释。这位剑桥大学的古代史讲座教授告诉我们，古典史家大多不可信，比如说，修昔底德就伪造历史，因为他污蔑伯利克勒斯时代的民主人士为蛊惑家，雅典人民被这些“公知”牵着鼻子走。芬利让我们相信，虽然直到现代都还有学者不断重复修昔底德的观点，但在他的实证考据笔下，这一谬论已经不攻自破。

芬利自称古代史研究的“复原派”，即反对用现代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奇怪的是，他的《古代世界的政治》让我们看到，他自己恰恰是现代民主观念的囚徒。中译本“导言”敏锐地指出：

对于希腊化世界的君主国、罗马帝国，以及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各类由君主统治的政治机体，他［芬利］抱持几乎鄙视的拒斥态度，直接将它们从自己的讨论中剔除。

在这位实证的史学家眼里，古代世界的政治单位只要不是民主政体就“没有政治可言”，因为，按照他的理解，唯有民主政治才称得上“政治”。倘若有人觉得这种说法匪夷所思，那么，他就应该理解：1960年代末，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大国出现了新一轮民主运动，“民主化史学”即这场社会民主运动的伴生物。

据说，“民主化史学”有力而且有效地推动了随技术革命诞生的新型中产阶级的民主运动，而这场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又反过来促进了史学的激进民主行动，即后现代史学让我们看到的“解构”和“权利诉求”景象。

芬利的《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出版于1973年，当时，激进社会民主运动的“狂飙突进”势头一时受阻。为了替激进民主助力，芬利用自己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告诉当今的精英主义者们：雅典的全民参与式直接民主从未导致所谓的极端主义。

《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要知道后现代的“民主化史学”激进到什么程度，剑桥大学的罗马史专家比尔德的《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罗马史》为我们提供了最新范例。这个书名中缺少古典史学中的一个主要角色：皇帝。

出于自己的激进民主信念，比尔德认为，研究古罗马史不必关注“皇帝的品质和性格”，甚至不必理会古罗马史书中记叙过的那些伟大人物，因为，在民主化的眼光看来，“伟人未必伟大”。一个史学家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观念的话，他/她就应该致力于重新发掘史料，以便“让我们直抵古代街道上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和焦虑的核心”。

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一部罗马史》

用“民主化的史学”眼光来看，古罗马史家留给后人的“历史”充满了重构、误解和自相矛盾，因此，民主的史学家的“重要工作便是批判地梳理这些纠结的线团”。当然，由于历史年轮的堙没，很多历史事件或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如今的史学家即便想要知道也没有可能，更不用说“重构”。尽管如此，比尔德相信，只要抱持坚定的自由民主信念，很多“几乎被历史埋没”的普通罗马人的生活故事，仍有可能像碎片一样“被复原”）。

古罗马人们生活

如果我们记得《埃涅阿斯纪》序歌的开首句arma virumque cano［我歌唱战争和一个人］，而这个人显然不是古代街道上的某个普通人，那么，人们的确有理由说，比尔德用重述罗马史的方式颠覆了欧洲的传统政治德性。我们应该知道，比尔德不仅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性古典学家，她还是“自豪的女权主义者”，长期“活跃于各类网络、电视、电台等公众平台”。出版民主化的罗马史两年之后，比尔德又发表了《女性与权力宣言》，这本小册子与她的罗马史不仅交相辉映，而且相互发明。

除“年鉴学派”之外，在我国“新时期”最有影响的当代西方史学恐怕非伯克的“新文化史”莫属。坊间已经译介了伯克的不少著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史”如何从世界历史中发掘民众趣味。比尔德的“民主化”罗马史叙事完美地体现了“新文化史”派旗手伯克的主张：动用所有史学手段致力于从普通人的视角重述西方历史。

“新文化史”置换了世界历史的政治叙述，形塑出一种所谓“平民化”的世界历史意识。用第一部研究伯克的专著的书名来说，这种意识准确地表达了西方国家教育品质的“每况愈下”。

因为，“文化史”的开拓者是19世纪的布克哈特，而我们很容易看到，布克哈特的世界史叙事追求精神的高贵，看重“历史中的伟人”，与“新文化史”派的世界历史意识绝少共同之处。

伯克著《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布克哈特要是得知自己的世界史研究所开创的“文化史”取向变成了“文化杂交”，他恐怕会不得不承认，尼采当年对他提出的警告完全正确：

人们可以设想，无艺术气质和艺术气质薄弱的人被纪念式的艺术史学武装起来，有了防御能力，他们的枪口现在会对准谁？对准他们的宿敌，对准强大的艺术英才，即对准那些人，只有他们才能够真正为了生活从历史中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变成更高的实践。（《观察》，页157）

总之，民主化史学意识的“枪口”对准了西方文明的高贵传统，对准了某些个人天生要传承高贵文明血统的心性品质。“新文化史学”的原则据说是“从下向上”，发掘历史中的普通人乃至另类群体的趣味诉求，凭靠历史上被忽视、被排斥、被歪曲的种种社会异类力量，对过去的精神贵族们所塑造的文明史施行“去中心化”的革命，给已有的世界史叙述贴上要么“欧洲中心主义”要么“男权主义”的标签，进而彻底扫荡和颠覆“既定”的西方文明“主流”传统。

著名的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正确地看到，“自下而上”的史学意识其实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9世纪。布克哈特其实已经预感到，“大革命”之后，西方文明的高贵传统岌岌可危，他本来指望通过“文化史式”的世界史叙事来挽救这一传统，却没有想到会事与愿违。

1789年法国大革命

为了推行激进的民主化教育，“新文化史”的世界史十分注重叙事，以讲故事的方式重述世界史的各类主题，作者既有大学中的史学专业人士，也有传媒写手——或者身兼两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古代史上的转折点”大型丛书的“总序”说，丛书的作者们“既是会讲故事的学者，又是在其专业领域有着最新研究成果的叙事好手”，因为这套丛书“既关注上层精英，又关注普罗大众”。这意味着，“民主化史学”不仅要塑造普罗大众的世界历史意识，改造精英们的世界历史意识更为重要。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后现代的激进民主史学要摒弃学究式的实证考据，转向“叙事体史学”（narrative history）。叙事史学注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文笔生动活泼，对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可是，叙事同样是古典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不能说“叙事体史学”本身有问题。毕竟，要更好地教育年轻人，就得用讲故事的方式讲道理。问题仅仅在于：谁教育谁？讲什么样的人世“道理”？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尼采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的“前言”中会忧心忡忡地说：现代之后即19世纪以来急速生长的“历史感”是“一种发育不良的德行”，它不仅败坏个人的灵魂，而且败坏民族的政治生存，更不用说败坏一个民族的精神健康。

在这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中，当时还不到30岁的尼采禁不住激烈抨击德国的教育。他以年轻人的名义“抗议现代人在年轻时期［所受］的史学教育”，因为，这种教育会让一个“真正的文化民族”丧失自己本有的“教养品质”。出于爱护年轻一代的精神健康，尼采愤然指责“自下而上”的史学把年轻人快速训练成“那种人们到处都在追求的利己主义的成年期”：

人们利用历史感觉，为的是通过美化、亦即通过魔幻般的科学光芒照亮那种成年男性和非男性的利己主义，损害年轻人的自然反感。的确，人们知道，史学凭靠某种优势能做到什么，人们对此知道得太精确了：即根除年轻人最强有力的本能——热忱、执拗、忘我和爱，降低他们正义感的热度，用快速完成、迅速见效、速见成果的相反渴望压制或遏制慢慢成熟起来的渴望，使［年轻］感觉的正直和勇敢染上病态的怀疑。

史学甚至本身就能骗取年轻人最美好的特权，骗取他们以充盈的信心为自己培养起伟大的思想并让自己向更伟大的思想成长的力量。只要有某种程度上的过分，史学就能够做到这一切，这我们已经看到了，而且原因就在于：史学通过不断推移地平线的前景，通过清除周围气氛而不再允许人非历史地感受和行事。这时，人就从地平线的无限中撤回到自我，进入最小的利己主义领域，不得不在其中腐败、干枯：他也许会成就了小聪明，却绝对达不到智慧。（《观察》，页227 - 228）

说得多好、说得多么透彻！

我们应该问，何以尼采会对“自下而上”的史学教育有良好的免疫力？仅仅凭靠他的天生素质能够幸免于难？尼采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告诉我们：他的免疫力来自传统的古典教育——来自柏拉图。

我们可以说，若不是接受过古典教育，尼采这样的高贵天性同样可能因史学教育的致命损害而要么腐败要么干枯。

由此看来，我国坊间晚近大量涌现的各色世界史译著，未必都出于所谓“大国崛起”的问题意识。毋宁说，出版界的盈利考核同样能够驱动这样的翻译热。在一年一度的国际书展上，外商必定会推销自己的“民主化史学”畅销书，而出版界商家更关切盈利而非关切我们的人文 – 政治教育的品质，并非不可理解。

梁启超号召我们走向“新史学”，除了要我们具有世界历史的视野和意识，还要求我们改变我国传统史学的品质：他身体力行亲自动手改述中国的传统史书。随着伯克的“新文化史”著述大量译介，在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启发下，我国的古史重述也的确出现了可喜的新景象。

梁启超若看到这样的“新史学”景象，他会心生忧虑还是欣喜，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应该会意识到自己在《新史学》开篇所说的话未必妥帖：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新史学》，页3）

今天梁启超还能这样说吗？他只能说：欧美自由民主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激进民主，“新文化史学”等后现代式的解构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接下来他恐怕会说：但患我之有兹学，苟其有之，则国民安能团结，群治安有不退化者。

“世界公民”的全球史与中国文明史的危机

对我国的人文- 政治教育来说，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近115年之际的2016年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因为，在风靡全球的民主化“全球史”风潮裹挟下，史学界在这一年出版了两部文集，都与古代中国曾遭遇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相关。

无独有偶，台湾学界的《思想》辑刊在这一年也出了一期专号，讨论“历史教科书与国家主义”一类问题。与钱穆在我国“改革开放”那年所作的著名讲演对比，可以说，我国的史学教育已经面临严重危机。

事情原委得追溯到此前的“新清史”风波。据说风波来自美国研究东亚和内亚史的史学家，其中不乏“全球史”学的倡导者。这些史学家“强调清帝国与众不同的满洲元素及其独特性质，倾向于把清王朝描绘为一个有意识的多民族帝国，从早期近代和殖民主义的角度去探索清朝，从边缘的观点审视清朝的发展”。

中国学者虽然对这样的史学观点作出了回应，但“肯定”这一研究取向为清史研究在“方法上注入了新的活力”。于是，在“从周边看中国”的史学目光带动下，“中国”的历史观念不得不开始“移动和变化”。

全球化浪潮下的世界

人们以为，“新清史”风波是几个美国的“全球史”学家在1990年代末挑起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忘记邻国日本的“全球史”学家。平野聪的《大清帝国与中华的混迷》基于其博士论文《“皇清的大一统”与西藏问题》，作者并非美国的“全球史”学家的学生，而是日本本土培育出来的史学新秀。

该书凭靠大量文献史料以叙述史学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新版本的“清帝国”史故事：东北亚枭雄努尔哈赤率领满洲国人越过长城征服汉人，建立了大清，这个“帝国”的疆域虽然广大，但它起初并非儒家的“中华文明”的代表，而是藏传佛教的代表。因为，若不是获得藏传佛教支持，大清帝国不可能统治西藏和蒙古。因此，大清帝国不是“中国”，而应称之为藏传佛教的“内亚帝国”。

据说，19世纪西方列强抵达东亚后，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大清帝国才演化为凭靠经世儒学自救的“近代东亚帝国”。尽管如此，大清帝国仍然不能自救，在清末的混乱中，汉人兴起排满思想，而清帝国也面临必须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压力，才最终走向一个叫“中国”的民族国家。

作者的叙事以大明帝国作为历史背景，从天安门和万里长城等文明符号开始其历史叙述。言下之意，就算大明帝国之前有一个中华帝国，清帝国也中断了这个帝国传统。由于清帝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帝国，所谓“东亚”概念也含混不清。据说，如今东亚国际社会的矛盾和紧张关系，都来自这个叫做“中华帝国”的“混迷”。

关注边陲政治单位对中心地带的颠覆，看似所谓“全球史”的史学方法，其实，作者凭靠日本史学界的某种内在传统也能构造出他所需要的“新清史”叙事。

毋宁说，“全球史”学的兴起为日本的政治史学家提供了看似整洁的学术外衣。在为中译本繁体字版写的长篇序言中，作者刻意说，台湾也很难纳入“东亚”概念，因为台湾在历史上一直具有“边陲”特性，即“原本就处于马来 – 玻里尼西亚文化圈的‘边陲’”。作者心里当然清楚，他这样说对今天的“台独分子”意味着什么。

1937年，日本军部曾组织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京分部和京都分部的史学家们编写过一部《异民族统治中国史》，试图为日本吞并中国寻找历史依据。如果我们没有忘记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平野聪的“新清史”不过是让皇军史观穿上“全球史”这件新衣。

它应该让我们想起，1939年，日军进占武汉和广州之后，流亡西南的中国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吗”的激烈论争。一旦国家的“自结”和“主权”岌岌可危，这样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1937年淞沪会战

我们值得注意到，平野聪的这部大著属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讲谈社组织编写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这套“世界史”的写作主旨是：既要摆脱西欧中心论史观，也要摆脱中国中心论史观，重新思考世界史的兴衰，为日本的出路寻找历史的内在动能。

引进这套“世界史”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公司则不讳言，其目的是要让所谓“台湾史”成为一个“全球史”概念，培植“新一代台湾人”产生“渴望融入世界”的愿望——“全球史”成了“台独”政治行动的工具。

康拉德的《全球史是什么》有两个中译本，繁体字版的“中译本导读”题为“当代世界公民的全球史阅读指南”。我们的“全球史”学者看到这样的标题，他们会认为自己已经是“当代世界公民”了吗？

伟大的古典纪事作家珀律比俄斯在《罗马兴志》一开始写到：

不仅就政治事务而言，最真实的教育和训练是学习历史，而且就培育高贵地忍受机运之无常的能力而言，最好且唯一的教师就是关于别人命运突转的记述。

我们不应该忘记，珀律比俄斯是亡国奴：希腊人最终未能“自结”，亚历山大驾崩之后，帝国内部“相排”让罗马人渔翁得利。我们的世界历史意识应该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无数先辈给今天带来的“命运突转”，并警惕“别人的命运突转”始终可能落在我们自己头上。

余论  “超历史的”眼光与古典教育

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则让我们看到，史学也最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当年呼唤“新史学”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来施行新的历史教育，史学家应该具备何种精神素养？梁启超没有意识到，作为实证学科的西方现代史学让搞“史”的人以为，他们掌握史料、知道历史的“真实”就等于有了“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尼采一再强调的根本论点是：虽然对个人和民族的健康来说，“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较而言，“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中才有能够让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长的基础。（《观察》，页142—143）

严格来讲，尼采这篇时论的标题当读作“史学对于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这篇时论写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年。在普鲁士王国及其铁血宰相俾斯麦带领下，德意志人显得相当轻松地打赢了这场战争，以至于德意志知识人滋生出一种乐观情绪：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指日可待。

在尼采看来，这种情绪是历史意识短视和肤浅的体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更应该体现于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否则，在下一场战争中，德意志人可能会一败涂地。

德意志国家版图变化

可以说，尼采与梁启超一样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离不了史学：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史学，但我们需要它，却不同于知识花园里那爱挑剔的闲逛者，尽管这种人会骄傲地俯视我们粗卑的、平淡无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史学来生存、来做事，而不是舒适地脱离生活和行动，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丑陋的行动。（《观察》，前揭，页133 - 134）

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劝诫布克哈特试图让古典史学“非政治化”并转向文化史学。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学为生活服务这一前提下，人们才应该为从事史学。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我们需要史学，但史学能够理解“生活和行动”吗？“生活和行动”的根本问题涉及何谓“正义”，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理解“生活和行动”是否正义的标准吗？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确理解“生活和行动”的是古典史学，而不是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现代史学。古典史学（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事变探究人世的根本问题，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而非通过收集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寻找所谓历史的“真实”。

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分别论及德意志学界当时的神学、史学、哲学和艺术。换言之，这四篇时论都事关德国的人文 – 政治教育，与尼采在此前所做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六个公开报告相呼应。

神学是拉丁基督教欧洲文教体制中的传统“王者”，自17世纪以来，新的哲学篡夺了“王者”地位，而19世纪以来，现代史学正在从哲学手中夺取王位。尼采指望通过恢复古典的“艺术感”来阻止现代史学的僭越行动，因此，在《史学对于生活的利弊》中我们看到，尼采大谈“艺术感觉”。

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专论“艺术感觉”，而我们在开篇却读到：

一个事件若要成为伟大，必须汇合两样东西：完成者的伟大意识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事件自身而言，无所谓伟大，即便是整个星座消失、各民族毁灭、创立疆域辽阔的国家，爆发巨大力量而又损失惨重的战争：凡此种种事件，历史的微风轻轻吹过，犹如吹过游絮。然而，碰巧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强大的人朝一块坚硬的石头击出一拳，却毫无影响；一声短暂而尖锐的回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些仿佛没有棱角的事件，史学几乎不会注意任何东西。（《观察》，页142 - 143）

所谓“完成者”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是梁任公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专注于实证史料或史实客观性的史学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眼光和学识，相反，辨析历史事件乃至识读史料，却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因此，在尼采看来，现代史学的所谓“科学要求”只会败坏古典史学的品质。

真正的史学教育应该以悉心研读历代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之人所写下的作品为前提。史学教育与古典教育在品质上是两回事：古典教育以研读经典作品为主。

生活经历本身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须经过灵魂高贵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对经历的历史（叙事）才会成为对生活有益的东西。否则，面对永远混乱的人世，一个人永远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让你们的灵魂饱餐普鲁塔克吧！在相信他的英雄们的同时，要敢于相信你们自己。有一百个如此非现代地教育出来的人，即已然成熟、对英雄事迹已然习惯的人，现在这个时代的整个闹哄哄的伪教育就会永远销声匿迹。（《观察》，195）

沃格林是20世纪研究世界历史与政治实在之关系最有成就的哲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获得看待世界历史的“极敏之眼光”和“极高之学识”：

就对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明显比杂牌大学的某个琼斯博士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习古典作品是自我教养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个人带着爱的关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习……他突然会发现他对伟大作品的理解（还有他传达此种理解的能力）有所长进，理由很充分：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得到长进……若是在高度（在个人局限这个范围内）上不朝最好那个级别的[人物]长进，就不可能有什么参与；还有，除非一个人认可权威，并向其输诚（surrenders to it），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长进。（转引自沃格林，《记忆》，“编者导言”，页19）

古典史学从不追求所谓客观的历史知识，而是培育“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毕竟，正因为人世永远混乱，我们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尼采称之为艺术家式的感觉。 

谁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一些更伟大、更高尚的事情，谁也就不懂得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情。（《观察》，194）

不难设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对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的领导权，尼采的预言就会应验。现在我们可以对梁启超说：离弃经学的史学是无本之木，迟早腐朽断烂，而经学离弃史学成为理学或心学，则必然因自绝血脉而枯死。

说明：本文原题《世界史意识与古典教育》，原载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年第1期。本版经作者重新拟题及稍有增订与删减，经由”古典学研究“公号（ID：researchinclassics），由“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公号授权转载推送。文中观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

文 | 刘小枫

编辑 | 文   松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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