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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何以在中国成为稀缺资源?
以下文章来源于文化纵横 ,作者郑永年 黄彦杰
导 读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非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 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
张应俞的《骗经》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
自然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
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 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的信任制度。
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
杜月笙:穿梭于“家国”与江湖的大佬
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
因此,解决近代社会的信任问题,要么是消灭非正式的体制,要么是把非正式体制整合到正式体制中来。
中国社会大转型:
“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
社会信任机制的市场化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 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公共的信用资源事实上被置于少数私人和小集团掌握之下,造成大面积的权力腐败和寻租行为。
另一个与传统社会颇为相似的结果就是与社会生活相应的“非制度化”和社会信任的解体。权力对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组织的垄断,反过来又压缩了社会的生存空间,提高了社会信用的成本,削减了合法经营的利润;而金钱和市场对传统意识形态和基层组织的取代,以及国家信用的私人化和非社会化,又进一步降低了一般社会成员“非常手段”的道德成本。这两方面的变化,最后导致各种 “江湖(潜)”规则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大面积复活。
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一、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
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但这样的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不同的力量就会诉诸暴力。
从历史和国家的视角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在中国本来就极不均衡的经济体系内部,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货币风险。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问题疫苗引起恐慌
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 入手来解析。
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
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当监管本身变成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那么,“监督不给力”和问题 “越查越多”的结果也就是可想而知的。
“移民”在城市中生活举步维艰
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 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和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力量作道德最后的支持,因而货币化对传统道德和价值的解体功能就更加凸显。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当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货币化的同时,控制着货币化的信用体制没有社会化, 而是继续受到权力的直接控制。
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
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
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
说明:本文选自《文化纵横》2011年02期封面选题《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作者为郑永年、黄彦杰。篇幅原因存在部分删减。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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