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KOBELCO）造假事件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日本知名企业曝光数据造假丑闻，日本制造神话终结的论调不时响起。尽管我们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已经开始全面沉沦，但起码表明，傅高义等东亚专家曾喊出的“日本第一”的口号，已不再成立。人们对于日本模式已从曾经的推崇或者膜拜，更多转向反思与批判。
当然，“成王败寇”的过程中，许多声音可能失之理性和客观，因此大部分专家也并没讲清楚，日本战后这70年中是如何使得经济狂飙疾进到令人乍舌的地步，而又如何忽然从顶部跌落下来而进入长时间的停滞。
曾在日本大藏省任职的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对此给出了不同的解读。野口悠纪雄出生于“二战”末期，幼年时代经历过战争末期的惨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日本国民经济的全线崩溃。野口悠纪雄：1940年生于东京，历任一桥大学、东京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4月至今，任职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财经研究所，曾率先对日本房地产泡沫提出警告。1960年代，作者通过公务员考试考进了大藏省，也更为直接地感受到了“1940年体制”是如何在战后日本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
所谓1940年体制，就是1940年前后，为赢得战争，日本对产业进行国家统治，以举国之力动员社会力量、资源支援战争的经济运作模式。其核心是对于金融体系的改造，排斥股东对于企业的支配，确立了“银行中心主义”，以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在日本战败后，虽被美国军管，但“1940年体制”仍被日方处心积虑的保留了下来。
1970年代初期，在取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不久，作者“弃政从文”离开了大藏省而进入埼玉大学，专职研究经济学。野口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世界经济仍然笼罩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之中。但借助新职业的关系，野口得以到中东、英国等地考察，进一步深刻地理解了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同时也发现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日本能够迅速摆脱危机重回高增长之路的真正原因——日本式工会。
野口发现，与大部分欧美国家相比，“1940年体制”下的日本式工会与企业管理层更为团结。日本的工会与公司更像是命运共同体，因此常常把公司的生存问题放在薪酬问题之上。当危机发生时，工会并不会起到“反作用”，却会和公司一起同舟共济。所以，发生在欧美的由工资推动的通胀恶性循环并未在日本出现。
1980年代，随着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地产泡沫破灭等事件接连爆发，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走到了尽头，并逐渐陷入低迷。对此，野口也开始系统反思日本经济神话破灭背后的逻辑，并据此出版了《泡沫经济学》、《日本的反省》系列等著作。2008年，野口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结合过去70年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事件，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出版了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
在这部“经济史”中，野口在记录经济历史的同时，也记叙了五六十年代日本社会和政府内部运作的样貌，从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个人史”的成分在内。
在野口看来，战后日本的崛起和80年代陷入低迷，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必须归咎于“1940年体制”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一观点与长期以来人们的印象不同，也为今天人们反思日本模式的优势和缺陷，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如果你去过京都站，一定会对旁边一座深灰色的五层大楼印象深刻。没错，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京都中央邮局。走进邮局，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提供各色邮票、明信片等纪念品，还有胶带、包包等周边商品。不止如此，事实上，日本的邮局在今天还是提供24小时服务的“便利店”：除了寄快递，还提供针线包、寄存等诸多便民服务。但如果了解日本的经济史，你会发现，在历史上，日本邮局发挥过更重要的经济价值。
明治维新后的1871年，日本就迅速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国营邮政制度。日本邮政也是日本近代建立的最早一批国企中的一家。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邮政制度除了提供普通的邮寄服务外，还提供邮政储蓄服务。由于相较于其他金融机构来说，邮局分布的范围、网络更广（目前全日本大约有24000家邮局），因此也成为了吸纳民间资金的重要渠道。在战后，随着日本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手里的闲钱逐渐增多，邮政储蓄的规模也不断增大。数据显示，21世纪初期，邮政储蓄业务的资产仍是日本最大银行——瑞穗金融集团的1.6倍以上。
此外，日本的邮政储蓄由政府直接管理，更准确地说就是由大藏省来管理。所以，日本的邮政储蓄事实上成为战后日本财政资金的重要来源。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中，野口就指出，这类资金被大藏省纳入来实行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也就是所谓的财政投融资计划。这类投融资资金利率低于银行贷款，且覆盖了道路基建、小微企业、产业发展等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因此也可以被看成是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引擎。
对于日本的这种特殊的投融资制度，外界并不太清楚。所以，也就很难理解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自哪里。但正是依赖这种制度，战后的日本也就不依赖国债，而通过邮政储蓄等渠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发展资金。
不过，这种投融资制度是与此前“1940年制度”结合在一起才发挥出重要作用的。这样再来审视战后日本的发展模式，我们也就可以清楚地理解，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并不是战后日本推动的民主化，而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造就了战后的“日本经济神话”。
在狂飙突进的时代，日本经济和日本模式收获了来自全球的称赞和艳羡，这也掩盖了体制逐渐积累的问题。但事实上，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会爆发。
去过日本的朋友一定会察觉，即使是在大阪这样的“一线城市”，除了极个别的高层大楼，在日本市中心几乎很难看到高过10层的楼房。对游客来说，这可能会给城市提供一个平和的天际线，但在城市规划者来看，这却是土地利用上的极大浪费。而这种景象也和“1940年体制”有关。
“1940年体制”以政府主导为主，因此对于土地制度的管制也十分机械，而与日本经济发展不相称。战争时期，为了平均财富，体制特意强化土地和房屋租赁方的权利，赋予了租赁土地强大的权利。但在经过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这一制度却变成了土地利用的制约因素。
由于这种制度约束，日本城市的土地利用率十分低。从容积率来看，与纽约、巴黎相比，东京的土地容积率最低。这也造成了1980年代日本地价高涨，从而催化了房地产泡沫的爆发。此后，泡沫还蔓延到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市场。
对此，野口在评论“1940年体制”时指出，之所以这种政府主导体制在战后能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环境适合“1940年体制”。当时全球的前沿领域主要是钢铁、机电、造船、石化等重工业，这种行业都适合大型企业利用组织优势进行垂直管理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机构比小微企业更有优势。而在政府主导模式下，经济资源也更有助于集中在这些寡头企业中，从而实现产业快速发展。
与日本类似，在那个时代，德国、苏联等国家也是依靠国家体制，加速培育庞大的企业组织，从而实现了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当然，另一方面，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之后，“1940年体制”又有利于推动日本增加公共投资，从而间接提高了个人消费的需求，扩大了国内市场，这也使得日本在民用商品等领域实现了领先。
而随着19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日本国内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创新型企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主导模式很难再对经济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在金融市场，“1940年体制”还导致日本国内的利率水平始终处于政府的统制之下，而不是反映正常的市场水平，割裂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致性。这种制度上的扭曲，最终也成为市场上的风险缺口，最终诱发了空前的经济泡沫。
所以，在野口看来，1980年代末日本金融市场的泡沫是1940年体制尽管已经被时代宣告退场却仍然苦苦坚持苟延残喘的必然结果。而泡沫的破裂也同时代表了1940年体制的消亡。
随着“日本神话”走下神坛，日本各界除了反思日本模式外，也开始寻找改革良方，试图为日本寻找到新的增长模式。
上世纪末以来，日本政府对许多领域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上文提及的邮政储蓄方面，2001年，日本通过修订法律，撤销了大藏省的资金运营部，邮政储蓄等相关资金的信托制度也被废止。这也意味着，战后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也寿终正寝了。
此外，对于铁路、邮政等领域的大型国企，日本政府也大举推进私有化，将其从政府事务中剥离，并引入民营资本，拆分不同业务独立上市，推动它们实现市场化运作。这些改革的确帮助日本的大型国营企业此后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例如，改革后的日本铁路公司井喷式地发展了轨交上盖业务，盘活了旗下的土地资产，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路网，让日本的轨道交通网成为全世界最便捷的轨交网络。
但野口仍然认为，这些改革都是表面的改革或者说形式的改革。例如，在小泉政府期间推行的邮政改革，只是“剧场型政治”，许多评论者也认为，这些改革无非是小泉为了反击在担任邮政大臣期间受到不公平待遇后所实施的“政治报复”。而在根本的体制改革方面，小泉政府却碌碌无为。
野口认为，当前在台上任职的安倍政府也同样如此：日本政府至今还没有认识到政府主导模式的有害性，反而有一种在向“1940年体制”回归的趋势。比如，安倍政府对日本银行的独立性持否定态度，同时购入巨额国债控制国债市场。在野口看来，这些措施并不是安倍所声称的“摆脱战后体制”，而是在恢复“1940年体制”。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经济想要再突破困境重新崛起，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亚洲最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日本的经济模式曾是亚洲各国争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然而在今天，日本陷入困境之后，恐怕需要反思的就不仅是日本国民，而且也包括曾走上或仍在走类似道路的其他诸国。文章转载自公众号“经济观察报”（ID：ee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