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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绞肉机里的14万中国人，今天还有谁记得？
以下文章来源于美国史研究 ，作者徐国琦
西线华工课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自19世纪以来，中国人在白人世界备受欺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白人社会都公开歧视华人。美国更是如此，当时的美国华人史是中国人的耻辱史，也是美国人的耻辱史。
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华工在法律上享受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并代表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了拯救西方文明的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一度被称为“文明之战”(the war for civilization)。协约国在战后颁发给参战人士的胜利勋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为人类文明之战，1914～1919”的字样。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这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战争，是对西方文明的一次血与火的残酷考验。
在当今世界上仍有不少人(包括中国人在内)似乎觉得这场战争与中国无关。然而事实上，这场战争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早在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伊始，英国和日本即在青岛与德国军队激战，青岛在1914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趁列强集中精力在欧洲作战，难以分心，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意欲浑水摸鱼，置中国于日本控制之下。
1915年的夏天，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沉重代价，尤其是法国，它的伤亡率极高。所以战争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年头，法国人和英国人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整体战。战争的结局取决于经济、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中国正是可以为英、法两国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的国度。
正是在这场决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战之紧要关头，14万中国农民在中、法、英等国政府的安排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作为苦力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来到法国，为英、法的生存，为拯救西方文明赴汤蹈火，谱写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壮歌。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可谓雄心万丈，在美国人参战后不仅宣布要将此战化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the war to end all wars)，更昭告天下美国人是在为“民主而战”(the war for democracy)。威尔逊也一度被世人奉为神明和救世主，似乎他会为全世界带来希望。
美国总统威尔逊固然是国际联盟的始作俑者，但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参与出卖山东给日本却为美国国会中的反对者提供了有利的武器，他们成功地阻止了美国加入国联。
同样因为山东问题，中国政府代表团最终愤然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美两国历史的巧合就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和美国人差不多同时抛弃了威尔逊孜孜以求的国际新秩序，由这场战争导致的中美两国的共同经历因此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
更有意思的是，正是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并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才把所谓“中国问题”从道德高度变成世界瞩目的焦点，并为“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结束后的迅速解决提供了契机。
正是在1921年至1922年美国倡议并主办的华盛顿会议上，在中国人的巨大努力和美国的大力斡旋下，国际社会迫使日本把山东归还给了中国。一战华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山东。
所有这一切与山东有关的盘根错节的历史，不仅把当时的中美关系搅得曲折迷离，更让一战华工与美国远征军在欧洲战场的交集的故事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并成为中美共有历史的精彩一章。
1918年2月5日，美国远征军要求法国政府立即给美军提供五万名劳工，美国政府进一步表明，如果没有劳工的支援，美军在帮助法国政府作战方面所起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在美国的强烈请求下，同时考虑到共同打败德国的大局，法国政府同意为美国远征军提供一万名左右的法招华工。
根据一份官方报告，截至1918年8月20日，法国政府已经向美国远征军提供了1.1539万名华工。这批华工一直为美军工作到1919年5月以后才被还给法国政府。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搬运军火、修筑战壕及配合美军的其他工作。
应该说，法国方面非常注重根据协议保护为美军工作的华工的权益。当发现在默恩地区(Mehun)为美军工作的华工没有自己的食堂，华工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时，法方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这违背卫生条例和营地设施条例”，提醒美方有责任改善华工待遇。
美军承认华工没有食堂是事实，但辩称华工的条件已经比驻地美军士兵要好，认为在美军自身没有营房过夜，只能在简易帐篷里睡觉和在野外吃饭的情况下，未能为华工提供自己的食堂也是合理的。
法国政府还发现有800名华工被调去为驻扎在圣迈克桑(St.Mayxent)的美国空军部队服务后，他们的“安置条件很糟糕”。营房的通风条件很差，厨房太小，食品供给也不足。
华工营地里既没有盥洗室、淋浴间和脸盆，也没有活动厅和医务室。厕所也“条件简陋”。法国也注意到美军对华工的管理极其粗暴。为此，法方警告美军说：“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对卫生条例的严重违反和对维持部队纪律的沉重打击。”
1918年6月2日，法国官员博斯切蒂责问在默恩的美军为何在未经法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150名华工从默恩派往奥尔良铁路公司的驻地。
鉴于美军经常逼迫华工在周日工作，法方提醒美军，根据为美国远征军服务的华工所制定的协议的第二条，为美军服务的华工有权获得与在同一场地工作的法国工人同样多的休息日。法方坚持如果华工不得不在周日工作，那么，他们必须在工作期间于周日之外获得一天休息(作为补偿)。此外，法方认为，如果华工需要在周日工作，美军也必须在周日工作。
对于美军事先未同法方交涉即擅自调动华工的做法，美国远征军劳工局局长约翰·普赖斯·杰克逊(John Price Jackson)开始时辩解说，因军事需要，有时很难有时间事先沟通。他向法方建议，允许美国人“在部队内部调动华工而不用通知博斯切蒂的全权代表”。
但法国人坚称规定就是规定，不能更改。杰克逊于是又很快写信撤销了他的请求，并承诺会“努力保证若未如我们同意的那样事先通知法方，美方绝不会擅自调动华工”。而对美方不断破坏规定的行为，连杰克逊本人都深感不安，并向法国政府道歉，表示他为“就调动华工一事没有事先通知法国劳工局而深表歉意”。
不仅如此，美军对华工的工作时间和报酬也特别斤斤计较，从而导致在英、法、美三支不同国家的军队中，华工最不愿意为美军干活。华工认为美国人比法国人小气，而且认为美国人故意延长他们的干活时间。
华工的抱怨的确不无道理。根据一名美军军官的报告，华工从早上6：30工作到下午5：30，中间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之所以5：30收工，是因为“5：15以后天就黑了，什么也做不了”。
这位美军指挥官似乎觉得华工工时不够，他要求劳工局局长指示“究竟是给这些劳工发全天的工资，还是按照他们的实际工作时间发工资”。
根据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协定，华工应在工作满三个月后获得一些津贴。但是美国对此有不同意见，有的军需部门拒绝支付津贴，致使法国方面代表华工向美方提出抗议。美军最终同意支付这笔津贴。
从规定上讲，为美国远征军服务的华工仍然受到中法之间所签订的协议的保护，他们不会受到来自美方的擅自惩处。
然而，美方的管理者常常无视这些协议，有时蛮不讲理地惩罚华工，之后也不向法方或中国人做出任何解释和回应。1918年5月，在吉埃弗尔(Gievres)一名华工被美国主管用棍棒打死；另一个华工在厕所外如厕时被美国哨兵开枪打死。
1918年8月初，又发生了一名美军军官拘留40名华工的事件，显然这一事件是由于沟通上的错误和误解造成的。1918年7月10日，出于对他们的指挥官的恐惧，为美军工作的160名华工全部逃走。1918年7月29日，一个美国军官叫一群华工不要抽烟，但他们仍然继续抽，这名军官甚至当着中国政府派遣的“保工委员”李骏的面打了其中一人。
在法国政府的坚持下，最早于1918年7月29日，美国远征军终于向美方的华工管理人员发布了相关指令。指令中称有时华工是被冤枉的，并提醒军官们这些外国劳工不在美国人执行纪律的权限范围之内，而要由一般法国法庭和刑事官员去处理。
当华工触犯法律时，美国军官应将被告移交至最近的法国警察局而不得直接对其进行惩处。同一指令还要求，应立刻将当时正在被监禁的或者面临其他惩处的华工移交给法方。
美军管理华工的一个重要难题是缺乏合格称职的美军军官。直接负责华工事务的军官都是从军衔最低的士兵中挑选出来的。许多人既没有管理能力也根本不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劳工营，更不用说管理由那些从地球的另一边来的劳工们组成的队伍了。
例如，美国远征军二等兵约瑟夫·维尔格斯(Joseph Welgos)曾任第一华工团的队长，后来被解职，原因正如其长官所说：“这名士兵不具备他的工作所要求的起码资格，另外，他的管理工作没有效率，他对履行职责也漠不关心。”
以上滥用职权的虐待行为本该将彼得·埃科送上军事法庭，但是他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被调离了事。还有一个例子是一名美军士兵把一些旧的美军制服卖给了一名华工。这名华工为此支付了38法郎。不过当华工将制服带回营房时，一名美国军官声称购买军队制服是违法行为，并将制服全部没收，而这名华工的钱却没有被退还。
一家报纸当时就报道说，华工与美军存在着很深的沟通问题：“唯美人欲解华工之所言，或欲使其了解，乃一极困难之事。例如有某华工操作甚勤，一日因其眼有疾病，故为妥置暗室，以保其目，乃送入卫兵所，俾其调摄，彼不解美人之说明，而疑为嫌其工作惰劣，因情意隔阂，而激起冲突。”
下面谈到的一个典型事件可以说明当时美国军官与华工在语言沟通上是多么困难。
有一天，当带队的美国军官下达华工上班“出发(Let's go!)”的命令时，差点酿成华工的一场暴乱。“Go”的发音和汉语里“狗”的发音相近，对许多中国人而言，尤其是对中国的北方人来说，被称为狗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华工们错误地认为美国人以狗称呼他们，故而愤怒地拒绝前往那里工作。连对华工没有什么特殊感情的华工营指挥官威廉·考夫曼都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我有一名会说中文的不错的美国兵，他就能事事让华工们称心如意。”
他记得有一次有一群美军士兵侮辱在美军营地旁边散步的华工，导致双方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结果有20名华工和10名美国兵受伤，其中就包括陈宝玉。中国人坚称是美军士兵先动手的，后来当美国远征军派军官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华工时，军官向他们保证这类事情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据陈宝玉说，这次打架事件使美国人明白中国人不怕打架，而且很会打。在这之后美国人就收敛多了。
北京政府在1915年提出的“以工代兵”计划，不仅标志着中国在国际化和寻求东西方文明交融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渴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把中国人的命运同协约国连在一起的具体表现。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奉行保护华工的政策。为了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华工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中国政府在幕后做出了许多努力。
为了保障一战华工的合法权益，早在1916年，当华工启程远赴法国之际，北京政府农商部和外交部就共同审核制定了一项旨在保护这些出国华工的新法令，决定“凡侨工所在地方得因必要情形设管理侨工委员，管理侨工委员由外交部、内务部、农商部会同呈请任命”。
这个新法令不久就获得了通过。随着大量华工被派到欧洲援战，北京政府国务院在1917年9月设立了侨工事务局，直属国务院管辖。
中国政府也认真采纳了有关中国应该派遣外交人员检查赴法华工的利益和待遇是否得到保证的建议。采取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委派劳工事务官，一旦遇有同劳工事务相关的纠纷，就由劳工事务官负责与英法两国政府进行交涉。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在欧华工的生存状况不但不是不闻不问，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协约国虐待华工事件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协约国尊重华工的人权，不得有所歧视。
他“专办注册、查案、劝晓、保护事务”，专职保护赴法华工的权益。据李骏向国内报告说，美国人根据自己的旨意管理华工，置法方抗议于不顾，无缘无故地惩罚华工，蛮不讲理，也不做解释。
李骏也对华工不愿意为美国人工作的问题做过详细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由以下原因造成：
(1)旅美华侨在美国受到美国人的合法歧视，造成美国军人对在法华工也有同样的偏见；
(2)部分美军士兵教养差，对待华工极其傲慢；
(3)美国人体格魁梧，性情暴躁，对华工稍不如意则举拳相向，甚至体罚；
(4)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对待华工，无视与法国的协定；
(5)美国人办事固执，不给华工合同之外的任何奖励，让华工失望；
(6)美方的规定过于苛刻；
(7)当美国人与华工发生冲突时，法国人往往站在美国人一边。
尽管存在着无数这样那样的摩擦和纠纷，为美军服务的华工的工作还是得到了肯定。美国人对华工的表现有如下评语：“工作不错”“工作做得很好”“工作令人满意”“比法国工人或动力机械工做得还好”“工作异常优秀”，等等。
指挥官伍德曼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尽管生活条件不好，但是中国人仍然“很愉快并且心甘情愿。没有听到抱怨”。在另一份报告中，他指出，他们“乐意合作，容易管理”。中国劳工们的态度“非常好”。美国远征军的报告承认，中国劳工“又高又壮，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表现出色”。
美军属下的第23华工团有一天休息。但当他们发现大批美军士兵穿过他们驻扎的小镇开向德军前线，士兵们显得十分疲惫时，华工们主动排队为这些士兵送去饮用水。饥渴的美军士兵们喜出望外。
许多满怀感激的美军士兵愿意拿出一法郎来买水喝，但华工们拒绝收钱。当美军士兵给钱时，华工们会用蹩脚的英语说，大意是“我们是兄弟，尽我们的力量为你们服务是我们的职责”。
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青年会官员目睹了华工的善举后认为，“美国大兵有特殊的理由感激这些苦力的善良。”据这位加拿大人说，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
“我记得去年夏天也有几次类似情况，美军士兵向战场进发，又热又累又渴，跟着队伍行进的苦力们，会把肩膀上挑着的水桶拿下来递过去，士兵们传递着喝水。当美军士兵要给他们钱时，这些虽然贫穷但有尊严的中国人一分钱也不要。”
不仅如此，一些多才多艺的华工甚至加入了美国远征军的马戏团为士兵们表演。马戏团的负责人说：“这些中国人很聪明，无疑对我们的表演极有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美国人也尽力为华工服务和帮助华工。查尔斯·伦纳德(Charles A.Leonard)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曾在中国传教。在为美军华工团服务的八个月时间里，他向华工们解释西方人的做事习惯，解释为什么协约国参与战争。
美军注意到，“那些没有得到过会说汉语的青年会干事帮助的华工们，对于我们为什么在打仗，以及他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加入战争，没有任何概念。
另一方面，当他们一旦懂得了我们所捍卫的道义原则，他们立刻就明白了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并积极热情地投身到工作中。而对于华工来说，对他们在我们所正在从事的这场伟大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困难条件下努力工作的重要性，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向他们做出提示。”
有鉴于此，一位美军军官强烈要求伦纳德获准尽早走访所有规模较大的华工营地，以帮助华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清楚明确的认识：
(1)盟军为何而战；(2)中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3)劳工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4)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5)为什么中国人有必要在各方面都向人们证明自己能力很强；(6)对西方文明的认知。
华工与外国军官关系有好有坏
美国人阿莫斯·霍格兰(Amos N.Hoagland)甚至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安排下，竭尽全力指导一战华工的体育娱乐活动。霍格兰生于1884年1月，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根据基督教青年会的推荐信，霍格兰“在我们看来，是唯一能够胜任这项职务的人选。我们认为尽快通过对他的任命至关重要”。另一位美国人W.W.彼得大夫被基督教青年会派往法国，他给华工举行了一系列的医疗卫生讲座。
彼得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去了中国。他抵达中国时，正值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于是他迅速投入到了照料伤兵的工作中。随后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彼得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到法国为一战华工服务。
在法国的几个月时间里，除用中文为华工们开设了多场健康知识讲座外，他还通过对华工进行采访来了解一战华工的生活和思想。据报告，他在法国开设的讲座“内容简单，引人入胜，介绍了西方社会的条件和情况，对改善华工们的恶劣生存环境也有所助益”。
但从共有的历史的角度，可以说，这些美国人的作用，小而言之是帮助华工，进而帮助美军提高战斗力；大而言之则是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两国共创国际新秩序。
如果说一战华工为美军远征军服务是中美关系史中独特的一章的话，那么留美中国学生与一战华工的交集则是其中十分精彩的一节。大约54名留美中国学生如史义瑄、晏阳初、蒋廷黻、陈立廷、王正序、全邵武、桂质廷、林语堂、陆士寅等，曾响应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号召，到法国为华工服务。
他们之所以来到欧洲是因为这些受过西式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已经迷上了威尔逊所倡导的世界新秩序，以及中国可以受惠于新的更好的国际体系的承诺。他们要用他们的知识、力量和经验，为促使世界新秩序的早日实现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份机密报告指出，“有意义的是，我们的干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持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中国需要平民教育。”基督教青年会留美学生为一战华工教授的科目包括英文、法文、历史、数学、中文、地理，等等。
同时，他们还尽最大的努力向华工们讲解这场战争的意义，向他们介绍西方文明。根据史义瑄的观察，不少华工都很喜欢青年会在晚间开设的课程，并非常珍惜这一受教育的机会。
很多华工都表示，中国留美学生的课程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拓宽了他们的知识和视野，为他们培养了在归国之后能够自我管理和保持独立的能力。
甚至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听演讲。有趣的是，陈立廷的演讲场所可谓不拘一格。有时在操场上为华工演讲，有时坐在巨大的炮管上为华工讲演，有时甚至站在基督教青年会房屋的屋顶上为站在下面的大批华工演说。
有一次，在演讲中突降大雨，华工们的衣服均湿透，但无人离开，直至演讲结束。有时一些华工团的美国军官也一起听讲。
陈立廷和他的同伴们的演讲，也让那些平日里蔑称华工为“支那猪”的军官们对华工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对留美学生的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美军军官事后坦诚，他们从来不知道中国人也这么有能力。他们有时邀请演讲者同他们一起用餐，以示感激之情。
为一战华工工作的留美学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应该是晏阳初。他自1918年夏从耶鲁一毕业，即奔赴法国为一战华工服务一年之久。
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回忆道：“晏阳初先生是我所交往过的最出色的人。”晏阳初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华工出版了一份名为《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的杂志。
由于没有汉字排版，晏阳初亲自动手先把报纸文章刻在钢板上，再通过平版印刷的方法把报纸印出来。在出版后的短短的三周之内，报纸的订阅数量便达到了2000份，而总发行量后来更是上升到了1.5万份。作为该刊主编，晏阳初一直工作到1919年6月才返回美国。
晏阳初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认为，这些华工对中国和世界的思考非常深刻，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试想这些能关心国家大事、能思考国家大事的华工们回到家乡后，那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在那些一字不识、只求一日三餐免于饥饿的中国农民中间，他们必然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
因而他总结道，虽然他们只是劳工，但是觉醒了的劳工有着巨大的力量。外国人叫他们“苦力”(coolie)，在中文中，这个词包含了“苦难”和“力量”两个含义，也就是“苦不堪言的苦”和“力大无比的力”。
晏阳初决定用他毕生的经历去帮助他们免除其“苦”和发挥其“力”。他意识到，在他来法国前，他对中国劳苦大众及其生活一无所知。是劳工教他真正认识了中国。他坦承，“战争期间在法国，表面上是我在教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由于他的经历是如此令人激动并成效卓著，还在法国的时候，他就宣布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小我’死了，以后的‘大我’就是‘苦力’。”
《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称晏阳初的平民读写教学方法可以成为“美国显而易见的学习楷模”。后来联合国要求晏阳初开始在全世界推广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晏阳初的计划则变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
留美学生与一战华工互动的巨大意义只有从共有历史的角度才能看得比较清楚。一方面，留美学生发挥了一战华工和美军之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一战华工充当了中西文明之间的使者。更有意义的是，诚如蔡元培先生常常强调的，中国人需要学习西方文明以使中国更为富强。而一战华工则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行者。
的确，一战华工成为一代新人，深受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熏陶。
例如，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的途中经过法国哈维尔港时，当地的华工主动派出代表欢迎威尔逊。
当获悉列强达成不平等的《凡尔赛和约》后，华工派代表致书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并置一手枪于内，宣示“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
华工在回国途中，当轮船停靠在日本码头时，船上的华工坚决拒绝上岸，他们宣称日本对中国一向不厚道，作为中国人，他们绝不应该登上日本国土去享乐。
一名华工曾这样向美国人W.W.彼得坦诚心迹，透露他对西方文明的失望：
“当我返回中国后，我(可能会)害怕我一看到外国人就会想起在法国闻到的尸体腐烂的气味。在这里的日子就像噩梦。每天睁开眼都能看到新的恐怖景象。即使战争结束也没有丝毫好转。
日复一日，我们所工作的地区简直就是一片废墟，地面被战火破坏得这样深，在以后的很多年内这里都不可能长出任何东西。”
目睹了战争中法国发生的一切，他只能总结说：“世界上没有人比外国人更知道如何毁灭生命和财富了。他们夜以继日地用蒸汽和火焰，在陆地、海洋、天空乃至海底进行着毁灭和破坏。”
“当西方人说着那些美好的词汇，如自由、正义、民主、自决、永久和平的时候，他们究竟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现在你们所谓的光荣战争已经结束，人们的内心真有和平吗?
你们外国人对你们所取得的收获满意吗?一切都解决了吗?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小村庄时，我该如何向急切期待着我的父老乡亲讲述我看到的一切?”
一战华工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和野蛮。因此可以想象，在他们眼中，战争和西方是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体。
无论他们愿意与否，归国华工都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所看到的一切而成为西方文明的诠释者。
正如彼得在听到一战华工心路历程后所指出的：“在法国，他们的身体脖子以下的部位才有用(即只能出卖劳力)。但是回到中国，他们用他们脖子以上的部位(大脑/知识)所能做的，是西方世界无限担心之处。”
对彼得和其他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人提出的问题给他们造成了极深的困扰，例如：
“西方文明说到底只是一种物质文明吗?东方文明是否在道德方面更高于西方?如果我们接受西方的物质文明，它是否会损害我们更高层次的道德文明?
又或者说，是不是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道德文明赢得地位，使我们能安心地享有我们的文明，我们就必须武装起来，用西方国家所拥有的武器来同西方争战?”
彼得警告西方社会必须密切注意华工回国后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
的确，14万华工就是14万名使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懂得自己的责任，并乐于担当这一角色。
对于为美军工作的一万多华工而言，他们不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使者，更是迫使美国人正视觉醒中的中国人的使者。
说明：本文原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与中美“共有的历史”》，原刊于《美国研究》2017年第06期，东亚评论授权转载自公众号“美国史研究”（ID：Americanhistory）。篇幅原因存在部分删减。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作 者 | 徐国琦
编 辑 | 木 舟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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