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最初构想是通过笔者在朝鲜观察到的民族叙事来探讨朝鲜（此处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在笔者眼中，朝鲜的民族叙事中隐含了一个“苦痛的幽灵”（下文将详细介绍这个概念），这个混杂着意识形态色彩的“幽灵”所代表的民族叙事在他们眼中横跨整个朝鲜半岛——这使笔者不自觉地从“幽灵”的角度代入韩国的民族叙事。
然而，在认识一位韩国朋友金刚贤之后，从与他的交谈中，笔者对韩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有了崭新的理解：韩国的民族主义中也带有类似的“苦痛的幽灵”，但在这个幽灵之中却混入了一种对朝鲜的恐惧——这几乎使笔者完全改变了这篇文章的构思。因此，这篇文章是献给刚贤的，笔者也由衷地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正。
图片摄于朝鲜一侧板门店，门上的四个大字意为“祖国统一”。
本尼德克特·安德森曾在《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中这样描述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源：“更意义深远的是，他（指“第一个菲律宾人”黎刹，笔者注）遭遇了一种感觉，后来他形容为‘eldemonio de las comaraciones’，这个难忘的短语或可译成‘比较的幽灵’。他以此表达一种新生的、躁动的双重意识，从此以后，这种意识使他不可能在感受柏林的时候不立刻想到马尼拉，或者在感受马尼拉的时候不立刻想到柏林。这里确实就是民族主义的起源。民族主义靠比较为生。”
这种比较的民族叙事可以见诸近现代的世界各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面对日本人称中国为腐朽的“老大帝国”时说“伤哉”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比较”西方的“老大帝国”意大利如何在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的奋进下获得生机。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在作“脱亚论”时，他想到的是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与日本革新的“比较”……无论是假比较以自醒还是假比较以自傲，“比较”都是民族主义中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而在朝鲜半岛的语境下，在比较之外，民族主义展现出一种别样的特质。例如，他们会强调“自立民族经济”这样的口号，并将“为按照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原则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写入宪法。这是一种隐晦的比较，但其反映出的民族主义并不来源于黎刹感受到的那种比较——在祖国以外的其他地方看到与祖国的不同时会自然而然地去对照思考本民族命运的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强烈的苦痛情感蕴含在这些民族叙事之中。
在开城的参观帮助确认了我对这种民族叙事的理解。在三八线上，驻防的朝鲜军官在介绍非军事分界线和朴正熙政权建造的钢筋混泥土墙的时候，导游时常会翻译出比如“我们民族所经历的分裂的痛苦”这类说辞。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悸动。尽管我是半岛分裂的“局外人”，但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别样的幽灵：这个幽灵是这种独特民族主义的一个起源（至少是之一），它来源于这个民族所认为的与所构建的苦痛。在我看来，尤其是在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苦痛所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甚于比较。
38线附近驻防朝鲜军官为我们讲解38线历史，为避免麻烦，故打上马赛克在察觉到这个幽灵的存在之后，我开始溯着记忆的脉络去找它的源头，并试图定义它。
和世界上大部分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朝鲜半岛上的苦痛之始源于日本的殖民。甲午战争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然而，朝鲜是日本实现其侵占满蒙及中国大陆战略的重要跳板，日本必然不满足于朝鲜“保护国”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彻底控制了朝鲜半岛。1910年，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韩国将所有主权永久转让给日本。自此，日本对朝鲜的数十年殖民完全确立了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苦痛便伴随着殖民、掠夺与压迫开始了：在日据时期，朝鲜语教学被禁止，日语成为国语；日本的垄断株式会社进入朝鲜的各个角落，掠夺这片肥沃土地上的矿产资源和粮食以支持帝国发展（至今韩文还保留了“株式会社”这个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拥有两千万人口的朝鲜半岛又成为了日本帝国的兵源地——大量青壮被强行带离家乡，成为“朝鲜籍日本兵”或者劳工。苦痛诞生于民族之殇，另一方面，亦镌刻于民族的整个反抗过程：我们只需去看看现在被纪念为“三一节”的“三一独立运动”在当时有多么重大的声势，只需要看看韩国的民族英雄——成功刺杀了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和刺杀了白川义则的尹奉吉——的人生经历，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苦痛的幽灵”的巨大力量。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叙事甚至有些熟悉：它跟我们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叙事非常相似。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朝鲜反抗日本殖民的历史其实跟我国的抗日救亡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19年至1945年，韩国的流亡政府一直辗转于中国各地（其中在上海的旧址就位于中共一大旧址附近）；而在武装抗日的过程中，朝鲜半岛人民更是我国东北抗联的坚定战友，金日成主席甚至曾作为中共党员，参与领导过我国东北的抗联工作。
这便是这个苦痛的幽灵的来源，它源于被殖民的痛苦和谋求独立的强烈愿望。对比同样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可以一眼望见的是：它不同于“黎刹时代的菲律宾”——即使在黎刹时代，菲律宾也只有大约3%的精英懂得这位民族英雄所用的西班牙语。而自世宗大王以降，统一的朝鲜语已经在半岛上普及了五百余年；它也不同于苏多摩的“至善的印尼（爪哇）”，数千年的古代文明已经为这个民族注入了强烈的自信，让他们可以自如地直视自己的“起源”，而无须苏多摩这样的人去为爪哇人寻找“一个可以传诸子孙的典范”。（苏多摩是印尼第一个民族主义政治团体至善社的创始人，至善社致力于发展爪哇的教育、工商业，在印尼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独立之后，印尼人民把至善社成立的日子定为“民族觉醒日”，笔者注）
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朝鲜人无须一个“比较的幽灵”去贯穿自己的民族叙事，自身已有的文化传统（亦或说民族性）加上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痛已经可以撑起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也能撑起一个极具力量的民族。
至此，我们已经阐述完了二战结束前，半岛上“苦痛的幽灵”下的民族叙事。然而，在二战后，铁幕的落下悄然改变了它。
在铁幕落下之前，这个幽灵是完整的，整个半岛的朝鲜人都能与此共情。然而，当铁幕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垂下来的那一刻，这个属于民族的苦痛的幽灵也被割裂成了两半，并且分别有着自己的嬗变。在三八线以北，铁幕带来的分裂强化了原有的苦痛。一个新的“民族的他者”被建构了出来，那就是铁幕以北所认为的半岛分裂的罪魁祸首：美国。这种建构在笔者这个外人看来是很令人惊奇的——因为美国的“罪恶”甚至迅速超越了在朝鲜殖民了数十年的日本，它此刻在朝鲜眼里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三八线的划定者和朝鲜分裂的制造者、南朝鲜的霸占者和入侵者、朝鲜战争的发动者、帝国主义阵营头头……在笔者从平壤外文书店买的那本《朝鲜概观10：朝鲜统一》中，随处可见这类直接的描述：“美国很早就对朝鲜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富源垂涎欲滴。第二次世界对美国来说，是实现侵略和支配朝鲜的野心的最好机会”、“美国唆使南朝鲜发动战争”。摄于中朝友谊塔，内容为描绘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军“丑态”朝鲜在民族叙事的建构中毫不犹豫地强调这个“他者”带来的新的苦痛。正如笔者购买的那本小册子上类似“朝鲜民族因分裂而遭受的痛苦是无可估量的”这种话语所展现的。每个朝鲜人都会感受到南边的钢筋混泥土墙筑起的分割民族的绝望与痛苦，他们对南边的人民——他们也将其视为“朝鲜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共情（在后文笔者会提到南韩的人对这种共情的反应）：
南边的人民处在美国军事管制和“傀儡集团”的压迫之中，但普通人民毫无疑问都是他们的同胞。对同胞的共情和对美国及其“傀儡集团”的仇视相辅相成，再掺杂着冷战所遗留下来的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成为了烙进三八线以北大地深处的民族叙事。这种叙事在朝鲜几乎遍地可见，笔者在《朝鲜概观》的小册子里面就可以挑出很多，比如：“由于美国的阴谋，朝鲜民族作为单一民族生活和发展的自主权利遭到残酷的蹂躏”，“美国霸占南朝鲜以后，利用新殖民主义手法，让自己走卒建立傀儡政府，以企图维持对南朝鲜的支配”，“朝鲜政府为实现他（金日成）提出的祖国统一方案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美帝国主义和朴正熙傀儡匪帮却与共和国政府的和平倡议背道而驰，加大反共对抗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力度”……除了在这类小册子中，在很多旅游景点的讲解中也能听到类似的话语。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在朝鲜的战争胜利博物馆，里面停泊着一艘名为“普韦布洛号”的武装间谍船，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侦查朝鲜海岸被朝鲜海军捕获的船只，被拖到博物馆内参观。博物馆制作了一份有朝鲜语、中文等八种语言的视频，向所有来此的游客展示当年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罪行和其阴谋如何被朝鲜粉碎、美国政府（当时是约翰逊政府）又如何被迫公开“认罪道歉”整个视频宛如一个“公开处刑”现场，我们当时在现场还有几分幸灾乐祸，如若是一个美国人看到，大概要拍案而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苦痛的出现并不代表原有的苦痛已消退，在肃穆而寂静的大成山烈士陵园，以铜像的形式被永久留存的烈士们多半是在反抗日本殖民者、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牺牲的。
讲解员着重讲述的几个烈士大都是十几岁便投身革命，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战斗牺牲或是被捕后受尽折磨坚定不屈英勇就义。从这些人的生平我们既能看到前文提到的“冷战前‘苦痛的幽灵’巨大的力量”，亦能看到其在二战后民族建构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铁幕下的苦痛。如前文所说，民族的的分裂和对美国的仇视是这一苦痛的核心构成部分，而朝鲜自然要针对解决民族面临的这些苦痛制定政策，民族统一便是核心。从三八线落下开始，朝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民族统一的努力（其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朝鲜战争早期），在武力统一的可能越来越趋于缥缈的时候，朝鲜开始提出了各种和平统一的方案。现在作为官方最重要的统一相关方针是金日成主席生前陆续提出来的“统一祖国三大宪章”，即“统一祖国三项原则”、“全民族大团结十大纲领”和“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成立方案”。前两者既是原则和纲领，便不再过多赘述，但第三者作为具体的实施方案，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简单来说，金日成主席提出的联邦设想便是南北双方各自保留原有制度与思想，不强加于对方，双方各派代表组成联合政府，统一外交、行政，不受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干涉。选取“高丽”这个国号用意也很明显：高丽是朝鲜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总之，这个方案大概可以被称为朝鲜版的“一国两制”。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方案，但三八线以南对其反应大概不会让其满意。要继续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那个苦痛的幽灵在南边的演变开始。
对比着前文去阐述韩国的情况会轻松很多，我们只需要找到几个重点的内容在南北的不同之处就很好处理了。日据时期的痛苦记忆依然保留着，由于并不享有朝鲜那种对美国的仇视，日据时期的记忆之深刻甚至还更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安重根的评价，韩国会将其奉为民族英雄的典型，为了在中国东北其就义之地设立安重根的纪念碑一事不惜与日本在官方层面上隔空大打嘴仗，以致日韩关系降温（对于日本人而言，安重根作为刺杀伊藤博文的刺客，长期被认为是“恐怖分子”）。但在朝鲜，安重根没有其在韩国那么高的地位，甚至金日成早年对安重根的革命方式还有过负面评价。
韩国战后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苦痛的记忆展开，从文在寅在纪念“三一运动”100周年纪念讲话时通过“三一运动”这一全民族的反日记忆将半岛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的行为可以看出，将这种日本带来的历史创伤作为推行民族统一政策的资源在今天依然有效。
2019年3月1日为韩国三一运动100周年，韩国总统文在寅出席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同时，他在讲话中的“清算亲日残渣”和“必须反省亲日、必须礼遇独立运动”这些言语，也可视作站在今日民族之角度对威权政府时期亲日反共政策的否认与民族叙事的别样建构——日本殖民带来的苦痛作为民族叙事的主体在今天继续被保留着。
但是，当谈起对朝鲜战争的记忆——尤其是对今天这代人而言，情况便开始尴尬了起来。朝鲜在国内的宣传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是：在韩国人的记忆里，朝鲜都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说得难听一点，甚至可以被称作“入侵者”或者“民族的背叛者”，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严重到已经将朝鲜推到了韩国甚至全民族的“敌人”位置上了。当学习过这段历史的年轻人去思考朝鲜的时候，对潜在敌人的恐惧毫无疑问会压倒对同胞的共情。熟悉韩国的人都知道，韩国是少数几个强制服兵役的国家之一，成年男性要服至少两年的兵役，其主要原因便是防范可能的南北战争。简单地想象一下，在最风华正茂的年龄花两年以上的时间待在军营里去防范北边被称为自己同胞的人，如果你是韩国的年轻人，你会怎么想呢？韩国男星多在事业顶峰期离开娱乐圈去服兵役，图左至右依次为权志龙、金秀贤、宋仲基
冷战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对立和韩国威权政体转型后多元的民主社会的出现加剧了这一对立。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李承晚和朴正熙的威权政权毫无疑问地在宣传中放大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幽灵”的恐惧——这种恐惧亦是他们政权的合法性支持。
即使到了冷战之后，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没有消退——它继续削弱着韩国人对朝鲜的共情。到了现在，情况变得更复杂，多元的社会意味着截然相反的想法，三八线南北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截然不同已经使得很多年轻人这样认为“我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而认为没必要统一。很多人会以东西德统一的结果为鉴害怕统一给韩国带来过高的代价；更有人恐惧统一的实现方式便是朝鲜发起的武统进而导致第二次战争……简单地说，过去的部分属于全民族的共同的苦痛回忆仍在，但双方却再难基于其产生对现在的共情了。到这里，韩国的苦痛的幽灵已经出现了一个变奏，这个变奏中包含着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恐惧、包含着对经济等因素的考量，甚至包含着朝鲜给韩国带来的“苦痛”：朝鲜战争和可能出现的又一次战争。
而对于金日成的联邦构想，韩国一直没做过积极的反应。我问过我的朋友刚贤原因，他在互联网查了一下之后用一个反问句做了回答：“高丽联邦有三个先决条件：1.驻韩美军的撤离；2.国家保安法的废除；3.韩朝协力条约的缔结……你看看这三个人们会不会同意？”
在进大学之前，笔者曾在北大的一个讲座上听到有同学提出关于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当时那个教授以一种非常肃然的表情回答道：“朝鲜半岛是肯定会统一的，他们是一个民族的同胞，这只是时间问题。”这句话对笔者产生的极深印象构成了笔者对半岛局势的乐观态度。
然而，在完成这篇文章后，我惊醒一般地发现：哪怕不考虑外部国家的干预，仅仅讨论朝韩双方的民族叙事情况，就会发现这条道路是如此之艰难、前景如此之悲观，很多问题在才学粗浅的笔者眼里甚至是“无解之结”。
笔者不知道这篇文章会给各位读者怎样之思考，但对笔者而言，这篇文章除了是对半岛这个邻居的分析，更是对自家事的一种镜鉴。以局外人的身份感受两个幽灵带来的民族叙事和半岛统一前景的同时，如果能为我们自己的未来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便是笔者之大幸了。说明：
本文作者潘弘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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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紫 椰 本文实拍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其余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