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事件：对死者最好的告慰，不是歌颂，而是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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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因为一些事件，香港被很多自媒体讥讽为“没有希望的城市”，然而，就是这一座所谓“没有希望”的城市，在武汉肺炎事件扩散为全国事件时，却是反应最及时、应对措施最到位的城市。
早在去年12月，香港机场就已经播报关于警惕武汉肺炎的消息。
12月31日，在出现第一例疑似病例后，香港卫生署就已经提醒前线医护人员留意怀疑肺炎求诊病人的临床情况，了解是否在过去14日内到访过武汉。
到1月4日，香港医管局已经发布了相关应对措施。
三天后，香港医管局在各公立医院常规隔离病床有480张，使用率约6-7成，发言人表示，如果有需要，可以72小时内将隔离病床增至1400张。
早早的应对，让香港有条不紊地应对这次武汉肺炎事件。
清晰透明的疑似患者数据、确诊数据，不但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感到安全感，也为医疗界、学术界、媒体智库评估武汉肺炎的实际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与之相比，肺炎发生地、主要扩散地武汉市的有关部门的反应呢？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特稿《现场 | 武汉新型肺炎：为何直到今天才引起更大注意？》：
“从2019年12月中下旬开始，来医院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增多，但是即使后来新型冠状病毒在逐步查明，外界又表明这种病毒的检测试剂盒供应充足，医院仍然不容易得到检测盒。曾经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对这轮肺炎疫情表示担心的医生，被约谈。“
早在12月中旬，就有曾出入华南海鲜市场的武汉市民存在异常，后证实其感染了武汉新型冠状性病毒。
亦有报道披露，此事与华南海鲜市场部分商户贩卖野味有关。
可是，华南海鲜市场直到2020年1月1日才正式关闭，12月31日，武汉的通报仍然声称病毒性肺炎“未发现人传人现象”。
直到二十天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才证实了武汉肺炎的“人传人”现象，且有医护感染。
这二十天里，武汉的相关部门在做什么？
12月31日之前，本该是最争分夺秒的半个月，最有效地限制病毒性肺炎扩散的黄金时间，有关部门的官员又在做什么？
进一步应当追问的是：为什么贩卖野味的商户可以存在如此之久，直到病毒性肺炎出现，才关停了事？在华南海鲜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是否有部门做到充分的考核？
如果没有做到，这个责任由谁承担？如果做到，为什么贩卖野味的现象如此猖獗，以至于野味闹出了病毒性肺炎，相关部门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武汉的病毒性肺炎，去年12月就有报道了，到1月20日，武汉才成立疫情防控部，限制武汉市进出人员，前后相隔一个月。
病毒的潜伏期中位数是九天，考虑到武汉交通枢纽的位置，以及春运的节点、台湾、香港等地披露的患者数据，实际患者数量会比现在披露的还要多。
漫长的一个月，付出的代价，为什么遥远的香港能做出及时的应对，而明明就在事件中心的武汉，在应对措施上却出现了严重的滞后？
非典的教训音犹在耳。
十七年前，正是一些人的傲慢和无知、一系列为了政绩、面子的相关人员的瞒报、漏报，导致SARS事件错过了最佳防护期，蔓延全国，从而酿成了上百例医护人员、病人的枉死、不可估量的资源浪费和财富损失，以及，那些无辜家庭的生离死别。
小部分人的错误，其他人买单。他们歌颂白衣天使，赞美医护人员。个别英雄的牺牲，然后，在这种对牺牲的赞美中，官僚系统的问题被掩盖了，防护措施迟滞的原因被掩埋。
事后，惩治了几个官员，做了姿态性文章，人们欢呼抗争病毒的胜利，歌颂英雄们的挺身而出，可是过去的教训没有被真正吸取，告知真相的媒介反而愈发稀缺，于是，悲剧再次重演，天灾被人祸加剧。
武汉病毒性肺炎事件，不是天有不测风云，而是天道对傲慢与谎言者的惩戒，是地方懒政者的失职导致的社会灾祸。
香港经验与武汉教训互为对比，正是两面镜子，照出国家一些地方里，官僚系统的结构性问题。
如果相关部门、公众真的尊重在前线的医生、护士、记者、研究员，还有那些为了抗击病毒性肺炎而冒着生命危险的人，请不要歌颂，而是彻查。
同时，将香港防治的经验推广，加强联省疫情通告，严惩地方官僚的瞒报、漏报，允许媒体跟进，公布疫情进展。
武汉病毒性肺炎事件不只是天灾。它是一次珍贵的、甚至可以说代价惨痛的、一次面向整个社会的“教学课”。
在这堂课上，我们学习的是本该在十七年前就学会的知识，我们复述的，是当年的人们，用生命总结出的经验和教训。
它所说的，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科学防治、公开透明八个字，但就是为了学会这八个字，我们的社会付出了不可计量的代价。
唯有真正上好这堂课，彻查事件的源头，进行制度与观念的补救，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告慰。而不是一次次迟到的悔恨、总结，事了之后又重蹈覆辙。
截止文章发出，武汉已宣布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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