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日本论？

《宇宙风》曾汇聚了“三老”、“三堂”、蔡元培、俞平伯、胡适、柳亚子等中国知识界的巨石重镇，“所跨越的年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全面观察中国文化人在该时期的对日情感、日本认识轨迹的时空”，这些都是徐冰先生选择以该杂志为切口考察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化人日本观的重要依据。但我更关注的是作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绪章中提出的第三个选题依据——《宇宙风》曾策划、组织过一个“日本与日本人论”特辑。正如徐冰所指出的那样，在“谈日色变”、舆论界均以“某国”指代“闯入者”的1936年，“要编辑《日本与日本人特辑》，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胆识和勇气”。接下来的讨论便从这个特辑开始。

作为特辑的重要推动者，周作人在致陶亢德的信中指出：“得知《宇宙风》要出一个日本与日本人特刊，不妄很代为忧虑，因为相信这是要失败的。不过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协力帮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么也可以办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在国难当头，研究日本刻不容缓而陶亢德等又如此热心筹划日本论专辑之际，中国首席“日本通”周作人何以倒泼冷水？对此，徐冰先生认为，“或许是因题目不合时宜，来稿太少，撑不起一本特辑；抑或是因时局关系，担心如作者讲真话、骂日本，可能会受到日本方面或中国当局的干涉；若对日本唱赞歌，又会引起国内民众的反感，给刊物带来麻烦”，这些问题的提出诚然是基于1930年代中期中日舆论审查（中方毋庸赘言，周作人、胡适等中国文化人的文章被译介到日本，同样要接受对方严厉的审查，并不得不删除不甚“友善”的词句）、中日关系吃紧等外部因素的客观存在，合情切理（中国学人“带着镣铐”的日本研究状况至今是否有所改观，我不能答也）；同时我怀疑，似乎有一个重要的内发性因素被忽略了。1937年6月16日，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之四》中坦陈自己的“日本研究”已陷入“不可知论”：“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究其原因，木山英雄曾指出，“正像周作人十年前所担心的那样,介于‘反日’与‘亲日’之间的‘持第三种研究态度的独立派的生存余地’业已完全丧失。不光是时代趋势,就连他本人,在他以独特的方式脱离个人主义的同时,‘研究’或‘文化’的专家式、艺术主义的‘独立’,至少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被放弃。”（木山英雄撰，刘军译：《周作人与日本》，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9期）。然而，在我看来，1937年周作人的挫败感似乎在1936年给《宇宙风》的寄稿中已然明晰。在《谈日本文化书之二》中，周氏称，“我们自然希望来比较公平地谈谈他们的国土与人民”，并提出贤哲与英雄（或可曰“文化”与“武化”）两个思考向度——“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弛，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周作人向特辑组织者提出，若只谈贤哲而拒谈英雄，“则先生的计划便是大失败了”；“虽然我所走的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的路，——或者天下实无第三条路亦未可知，然则我的失败更是‘实别’活该耳。”显然，在“知日派白眉”周氏看来，特辑实无价值。

尽管周氏最终还是推动、促成了特辑的面世，但他的预言一语成谶：33位撰稿人虽多为文坛名士，其中又不乏留日“海龟”，但总地看来，清谈泛论“文化”、“精神”与个人体验者众。关于以特辑为核心的《宇宙风》杂志之日本认识，我赞同徐冰先生的中肯论断（详见该书第五章）：一方面，可促使国人摒弃“轻日”思维、强化对敌国状况的全面了解，向国人敲响了战斗警钟，并为应对日本侵略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为此，《宇宙风》同人的努力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另一方面，《宇宙风》杂志的日本认识并非一个指向清晰、整合有序的统一体，卓见与缺憾并存。（如，对彼邦国民性中的优秀因子大加赞赏，对其缺憾和负面因素则观察、剖析不足）徐冰还特别指出：

其中，最明显的问题表现为将“日本人”作为铁板一块的观察方法，容易导致阶级、阶层分析的不足。具体来说，难以将军国主义与日本国民的区别明晰化。当然，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日之间的主要矛盾，在日本军国主义将屠刀强加在中国的头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容易导致用“日本人”这一实际上是民族的概念，来代替杀进国门的强敌。

显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思考，在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这些短小空泛、偏于碎片化、体验式的“日本文化论”是奢侈的，因为日本侵华所借助的是“武化”。当面对“武化”，文化人除了无力、愤怒、谴责，别无选择，这恐怕也是周作人“失败论”焦虑的根源所在。

1936年的战争警报让我想到了现时的情形。围绕钓鱼岛，中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巨大的战争风险使人忧心“昨日重现”。然而，当我以“中X友好”为关键词、以Baidu为搜索引擎、在“X”处代入美、日、苏（俄）、法、英、德、意等国名，却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中日友好”可搜出至少7320万条信息，次之的“中美友好”仅为615万余条，其他诸如“中苏（俄）友好”、“中英友好”等更难望项背。令人沮丧、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高喊了数十年的“中日友好”、官方民间互访、互动不断，却换来了两国走向了战争边缘的危险现状。两国剑拔弩张，双方政治家、外交家固然难辞其咎，我试图追问的是，难道知识界就没有责任吗？

我想到了似乎不太友好的两件事。

其一，几年前，我曾被一位物业公司的师傅“上了一课”。在攀谈中他得知我是大学日语教师，顿时投来了不解、鄙夷的神色：日本人都那么坏，你还学啥日语，难不成要当汉奸？我惊出一身冷汗，问，何以见得日本人都坏？答，嗐，电视剧、电影里的那些小鬼子，哪个不是坏得要死？我猛然惊觉，原来大众传媒竟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日本观”之建构。有时，它增进了两国的相互理解，有时则加剧了彼此的相互误解，推波助澜，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激扬的诱因。

其二，近来，一位知名日本史学者在其微博激烈批评了常在CCTV时事评论类栏目“笑侃全球”的某知名军事学者，认为其对日本基本国情、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常识。术业有专攻的“专家”硬作“一物不知非通儒”之态去包打天下本就有着极大的风险，当正襟危坐在中国官方最为重要的直播间时，更要虑及其言论在中日受众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切不可对具体的“问题”妄加臆测、肆意评断。

当然，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标准苛责评论家“口若悬河的信口开河”、批评影视编剧历史修养的不足，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反躬求诸己，中国学术界又为国人提供了怎样的日本论知识体系？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恐怕是两位先贤的著作——蒋百里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和戴季陶的《日本论》。徐冰先生又发掘出另一部重要著作——周幼海（周佛海之子）的《日本概观》（新生命出版社，1945年2月），并通过系统、严谨的论述，初步证实此乃周氏父子合作完成的产物。由徐先生的论述可知，早在近70年前，周氏父子便通过对中日国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国与日本有着必须永远互相对付互相的命运”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论断，令人叹服。

相形之下，当代中国知识界是否产生过超越了前人的、更具深度的“日本论”，对此，我持谨慎怀疑态度。既然国内难出精品，那么“拿来”恐怕是最为便捷的方式。日本是个奇特的国度：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般如此喜欢“顾影自怜”。在彼邦书店，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类书籍汗牛充栋，国内出版界也选择性地将其中相当一部分译介到了中国。问题是：仅通过译著，中国读者是否便可正确地理解（而非误读）日本？日本人对本国问题的思考是否可以取代中国人的观察、思考与评论？

显然，“日本眼”是需要的，但终究无法取代“中国芯”，中国学者应有不同于日本学者的“本土意识”与“问题意识”。日本侵华时期，不少“日本通”最终沦为“通日本”的惨痛教训，究其原因恐怕便在于“中国芯”的丧失。一般日本论、日本人论如是，落实到涉日学术研究更是如此。近年来，徐冰先生一直倡导“作为中国人的日本研究”（中国人としての日本研究）和“为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国のための日本研究），其着眼点与理论价值即在于此。然而近年来，中国人面对日本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立场与日本学者逐渐趋同的倾向值得警惕，留日海归学者中此弊尤大。学者刘建平如此论述9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论知识系统之危机：

在日本文化外交的影响下,90 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论逐渐形成了所谓“超越历史问题”的主流,由于这种不自然的、强迫性的“记忆能力丧失”,当然要导致思想伦理的瘫痪和知识生产的严重不足或空洞化,知识系统的建构必然不能“与时俱进”,公共话语中充斥着大量的主张和愿望、理论和预言。由于这些不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知识,所以重复它们既不能可靠地把握日本,也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危机正是缘于日本知识和中日关系知识系统的危机。（刘建平：《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载《阴山学刊》2008年第3期）

周作人的《日本管窥之四》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

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是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

日本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一面光鲜亮丽，一面面目狰狞。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理解日本文化，无可厚非（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便是以类似的方法研究中国而取得卓越成就的）；然而，更要了解，若被日本文化外交政策洗脑而因此从“中国芯”中自动删除历史记忆、遗忘日本的“丑恶”，便会导致他者认识乃至自我认识的危机。知日如周作人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而现实却是，在当代中国学界，光鲜亮丽、“超越历史”的“文化日本”为人津津乐道，研究论著已有“过度生产”之嫌；而关于面目狰狞的“武化日本”则是空喊口号者多，扎实的实证研究者少。导致这一畸形学术生态的因素固然可列举出如中日双边语言文化修养的缺乏、一手文献占有的不易、“政治正确性”的忧虑、出版界的兴趣等，不一而足。然而，当我们喊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之口号时，往往会尴尬的发现，在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领土争端等存在着诸多争议、牵动两国敏感神经的研究领域，我国学界很难给出上可为决策层的对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下能为一般国民提供必要知识体系的实证研究成果（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可为范例），因此面向日本学界、政界，我们也很难底气十足地与之在大致对等的水平线上分庭抗礼、辨明是非，这一惨淡状况令人忧虑。

应该承认，前述病弊近年来还是有所改观的。仅举一例，百余年来，“中国反日因于政府煽动”之说是战前至今日本政界、舆论界最具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的观点。徐冰先生著作的一个重要进展便是通过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对此说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大量的证据已经表明‘政府煽动说’是违背客观事实，根本站不住脚的。日本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扩大侵略寻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中国方面”。除此之外，苏智良先生对慰安妇问题研究、对保钓运动的初步研究，徐冰先生及其团队的中日教科书问题研究（目前主要成果为徐冰著《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摩擦的轨迹》，中文版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都是让学界为之一振的重要研究成果。当然，前述诸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理想状态则是多学科协同作战，其中既包含历史学者的源流考镜、地理学者的数据测绘，又包括政治、外交、军事学者的对策分析。

要言之，空谈误国。知识界需要藉以认识光鲜亮丽之日本的“知日派”及其日本论，更期待能直面面目狰狞的日本、知华知日、“有脑有芯”、扎实严谨的实干派及其研究著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似乎还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