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物志（之二）：风飘叶，一剪梅（叶渭渠先生逝世五年祭）
东亚君按：
著名日本文学家叶渭渠先生辞世倏忽近五年矣。尽管因种种历史抑或现实的原因，学界对叶先生的评价形态多样，但必须承认，叶先生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译介事业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是不应被学术史遮蔽、淹没的。日本文学学术史、翻译史的研究，不能将研究对象从其所处的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否则将丧失意义。学术史的书写亦须经历时光的沉淀，相信在斯人已逝的多年之后，我们对叶先生的在中国日本文学学术史、翻译史上的位相会有更为清晰、客观、全面的认识。
因东亚君出国访学等原因，叶先生的访谈和传记后由中央财经大学卢茂君老师接手，期待专书面世。
这篇追悼文是在叶先生去世不久后应《作家》杂志之约写作的。此次推送格式中所插入有关叶先生生前照片等，多为先生亲自刻盘寄送者，敝人极为珍视，转载务请注明出处。
窗外飘着细雨，近来东京有些阴冷，下午四点时分已须开灯写作。
从出版界的朋友那里得知叶先生魂归道山已是下午近5点的样子，不禁愕然。下意识地打开Hotmail邮箱，习惯性、下意识地去找Weiqu Ye发来的邮件，打算直接回复慰问，猛然发现了自己的鲁莽——我已无法再从Weiqu Ye 那里收到哪怕一封邮件了。斯人已逝，慰问何及。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唐先生声音嘶哑，语气低沉。自报家门，和叶先生生前一样，唐先生又确认两次：是北京的向远还是上海的升远？得知这是越洋电话后，唐先生说，老叶11号晚上9点多走的，还是老毛病，心脏病。走之前几天还念叨过你呢。听过，一阵酸楚。
与叶、唐二先生拜识于2009年初夏之季。进门坐定，数句寒暄旋即转入“学术话题”。得知我对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史、学术史感兴趣，并正在做相关调查和研究工作，老人的语气陡然亢奋，却又转而愤然、低沉起来。亢奋是由于他极力推赏这一工作的学术意义。对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做史的追溯，在我，是缘于对当下情状之不满，试图通过与前贤的对话、对历史的清理，为今日把脉、献芹。愤然、低沉乃是因为老人念及乃师刘振瀛先生，不禁哀怨顿生。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千回百转，历尽曲折。在中日政治、经济关系阴晴冷暖之间，尽管日语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日本文学教育、研究却始终难尽人意，较之于其他国家、语种文学的教育与研究，日渐式微。著史者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潜规则”，但相形于周作人、钱稻孙等前辈（在此暂不涉及其政治倾向）的日本文学涵养及其在日本文学教育史上的开拓性贡献，刘老难望项背恐怕也大致合乎实情。当然，也不能苛求。建国初的“先生”一代，身负“收拾惨局”、“重整山河”（受中日战争的影响，除沦陷区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日本文学教育、研究几近停滞）的重任，自然不敢懈怠。作为“渡人”的一代，刘先生虽著述不多，可单是稳健，便可成就“意义”。当然，身处学术江湖，学界中的种种学术、非学术的辩难乃至攻讦上演过形式多样的“快意恩仇”，作为后来者无法侧身其间、缺少“临场感”，评价分寸难以拿捏，相关问题难免成为悬案。刘老溘然逝去为著史者留下了“史话”的叙述空间，而平素笃定的叶先生作为“摆渡舟楫”的受惠者之所以为之介怀、急于“为尊者申”，之所以为我留下这篇沉重的“课后作业”，师生情意之拳拳可见一斑。
并非奉承，置于教育史、学术史的视野中考察，叶先生的成就地位要远过于乃师刘振瀛。（当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日本文学翻译、教育和研究史上叶渭渠的贡献与意义尚须谨慎评价）想来，赴百子湾A派公寓的我是带着“挽救史料”之私心的，毕竟叶先生已年届杖朝……于是，我“八卦”起来，问及先生的罗曼史、风雨飘零史、治学史，气氛由此舒缓开来。从南洋（越南）到北京，由庙堂之高（曾任职于国家对外文委）及至江湖之远（文革期间曾下放改造），从川端（叶先生主译）到三岛（唐先生主译），其间风雨，一一品评；叶先生虽年事已高，然知人论世、臧否人物依旧锐气十足，当仁不让；唐先生则侧身其后、默然静听，偶尔纠正一下时间、人物上的记忆讹误、疏漏。我对二老提及的人和事，有知者，更有不知者，述者道之娓娓，闻者兴味盎然。二先生之学术著作有已购读者，亦有未得见者，蒙二先生慷慨，一一签名惠赠。侧聆垂教之际，颇感之者三：其一、在我国从事日本文学译介、研究其路“艰险”、“来者”不易。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受国际关系变动之影响巨大，其中又以日本文学为甚。川端、三岛虽居国际文坛之巅，各领风骚，但国内种种非文学因素仍然极大地干扰了相关译介、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延至今日，此弊犹在，解决之途，惟政界、知识界诸贤思之、辨之并教我。其二、对其他国家、语种文学之越界中国的情况，敝人才疏，未敢妄议，至少在日本文学领域，由一作家之全面译介到关于该作家的系统研究，再至一时代的文学史撰述，终到一国文学史、文化史、美学史的总体清理、把握，叶、唐伉俪为学界提示了一种方法论——译介与研究之不可脱节，个案研究与整体把握的相辅相成，贵在“寡欲勤奋”，难在持之以恒。对二老的学术观点及成就大可见仁见智，但这一扎实的方法足堪好大喜功、日渐浮躁、充斥着各式“后主”（似乎只有张口“后殖民”、闭口“后现代”方为学界“潮人”，非此列者遂被视为“奥特曼”——OUT MAN）的外国文学界省思。其三、学术史、教育史类的研究须建立“临场感”。由于时间之悬隔、立场的差异，述者所言未必足信，但作为一家之言，“立此存照”本身即为意义所在。至于辨析、取舍、评骘便是后话了。当天叶先生为我提示的一些已付之公表或因“敏感”而暂难公开的各种史料、乃至其“口述文本”都为我的后期研究还原了诸多不可多得的“现场”——尽管我还需要另一种、甚或另几种“现场”。
那日音容笑貌已依稀模糊，我只记得当时的我眼前曾浮现出过一个铜制小雕塑。我是徐家汇藏书楼的常客，那里民国风的书桌上昏黄的台灯之下常年摆着我的字典。读书、写作之余，我常踱到一楼的画展厅品鉴此间的油画。展览厅的桌子上摆有若干个小物件，一次与妻携手同去时，故意将她拉到一张小桌前坐定。桌子上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物件，一老翁与一老妪在负暄闲聊。邀妻共欣赏，区区心意自不难窥测。叶、唐二先生，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在译界、学界引领风潮有年之后，生活归于宁静，其情其景，与负暄翁妪无异也。叶先生将书斋之名由团结湖时代的“寒士斋”易为“倚梅斋”，其意亦不难推知耳。
当日，承二先生美意，与向远师及师妹诸位在A派公寓共进晚餐。席间，向远师表达了欲为叶、唐二老立传之意，谬举我当此重任。虽受之惴然，却无比荣耀。三天后，二先生复信云：
升远：
你好。来邮收悉。前天见面畅叙，非常愉快，你们给我们带来了青青的气息，将激励我们发挥迟暮的活力。
我们全力支持你目前的写作。有关刘先生的材料，在拙作《雪国的诱惑》中的《怀念恩师》一文，也是写刘先生的，可供参考。
席间你和王老师谈及为我们作口述回忆录一事，王老师还表示你写就后可以为你出版，我们十分感谢。我们征询几位中老年同仁或同学的意见，他们认为我们这段求学史，不仅是我们个人的，也是解放后日本文化和文学研究史历程的一个缩影，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们经过两日思考，如果你决定将此项目列入计划，我们将全力配合，包括将多年来报刊有关评介我们的文章整理出来复印送给你，以及你定期来舍下采访、录音口述等。你有了具体计划告诉我即可。
现在官本位化、商业化严重冲击着大学和学术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学人要坚持“自由的思想，学术的独立”，就需要，再坚持。那天我看见你选择在“寡欲勤奋”的字幅下与我们合影，我心里就明白，你在求学之路上，已有自己的努力方向。我深信：你年轻，坚持，再坚持，一定会创造比前人更大的成绩来。为你祝福！匆此。
叶渭渠 唐月梅
私人信函本无意公表，录之于上，权作史料一则，谨供学界诸公参考。
我任教于上海，京沪遥远，与二先生往来多倚邮件、电话，往来数十次间受益良深。先生一向支持我的研究，因为二老本身便是我的研究对象。9月初，我受资助赴东京大学访学。在出国前，先生为我寄来了与其生平、学术有关的丰富的复印资料与光盘，今日回首，幸何如哉。而作为与先生缘分的见证，我约来的先生宏文《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与“送去主义”》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孰知是文竟成先生学术人生之绝响，得无悲乎！邮件往来之间，我与先生曾有个约定：春节回国从东京先飞北京，赴倚梅斋一叙再回上海，谁想，那日一会竟成永诀。羞惭的是，我资质驽钝，每篇小文的写作都历时长久，直至先生驾鹤他界，相关文章竟未写出，不禁扼腕叹惋。期待自己能在先生五周年忌日之时，携小著呈于倚梅斋案前，以抒忘年之交的怀念与敬意。
忽然想到了李清照与赵明诚。伊世珍《琅嬛记》说：“易安结褵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叶、唐伉俪，殆与此同。斯人已逝，唯望唐先生节哀。
眼前浮现着一副风景，不禁敲出六个字：风飘叶，一剪梅。
2010年12月于东京大学驹场客舍
追记：前日回北京，有幸与对叶先生执弟子礼的许金龙先生一叙，知其欲为老人编制纪念文集及年谱，甚感其谊。此举无疑将为吾等后来者亲近前贤提供一种可能，盼学界同仁倾力襄助，以尽美备，还原出立体的、多面的叶渭渠。又，由叶先生推及尚还健在的文坛耄耋，不禁感慨系之。在诸贤遽然西去前，若有心人能着眼于“抢救历史”，整理、出版一套“耄耋文丛”，必将泽被后学，功德无量也。
——原载《作家》2011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