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特别来稿）王勇：中日古代的“书籍之路”
东亚君按：
昨日下午电话向王勇先生求稿，希望他能选出一篇发表过的、通俗易懂又可代表其主要理论主张的小文章。王先生说他刚从日本出席“国际交流基金奖”颁奖礼归来，并爽快答应并随即发来了他的一篇旧作《中日古代的“书籍之路”》。如果说严绍璗先生的“发生学”理论和原典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其主要特征，那么，“书籍之路”显然是王勇先生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支撑其获颁“国际交流基金奖”的主要理论成就。十多年以前，王先生以中日之间典籍交流为突破口，对汉籍进行宏观上的研究，从中发现，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流布甚广，影响极深，这种影响是由中国的书籍传播出去的。他进而发现，上迄秦汉，下及近现代，这条书籍之路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沟通着中日两国的文化血脉。《中日书籍交流史》、《中日“书籍之路”研究》两部作品庶几可视作王勇先生“书籍之路”理论的具体展开。如果读到晚清、民国时期长泽规矩也等日本文化人的中国访书记，你会发现，“书籍之路”的影响甚至绵延至近现代，是理解中日千年文化交流的主要线索。
事实上，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为基本标志，严绍璗先生也曾长期从事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的考索、整理和编纂，描绘出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实相。严、王二先生在中日文化关系领域的理论成就离不开其背后深厚的文献学功底、严谨的实证学风，这是我们后辈学人应赓续下去的。
王勇（1956—），历任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文部省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担任客座教授、研究员，现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担任中华日本学研究协会创始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等。
专事东亚文化交流史、“书籍之路”研究，兼及日本历史文化、隋唐外交史研究。迄今出版各类著作46部（其中国外出版22部），《中日汉籍交流史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与周一良、严绍璗共同主编的10卷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浙江人民，1996）获亚太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金奖，《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获浙江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日本文部科学省所属“上野五月日本文化研究赏”（首位获奖中国学者），2015年因建构“书籍之路”理论获“国际交流基金奖”（继夏衍、孙平化之后第三位获奖中国人）。
近年致力于架构“以中国文化为源头、中国利益为核心”的东亚学，目前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
大约10年前，我提出“书籍之路”这个概念，意欲突破“丝绸之路”的传统思路，构建东亚文化交流的新模式。这一学术创意，受到国内外舆论及学界的关注。
何谓“书籍之路”？这要从“丝绸之路”谈起。“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人李希霍芬首创，用以指称两汉之际中国与中亚两河地区以及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进入20世纪中期，好事者不断为之添枝加叶，遂使“丝绸之路”四通八达，无所不至。
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羊毛树”上采集而来时，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生产丝绸了。追溯中日古代历史，持续性、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其影响甚至不及陶瓷。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当时西方人不屑一顾的书籍。
一、日本“海上丝路博物馆”展出中国唐代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触发了我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的新思考
2001年10月，第53届“正仓院展”在奈良开幕，翌日传出一个惊人信息：展品《成唯识论》卷第四的卷末，发现“显庆四年润十月廿七日”墨书文字。
《成唯识论》10卷，系玄奘西天求法携归之佛经，从显庆四年（659）闰十月开译，同年十二月完成，其徒窥基（慈恩）担任笔受（记录）。卷末墨书文字表明第四卷译完的时间，按照一般程序，再经润文、缮写等之后才上呈朝廷。
现藏正仓院的《成唯识论》卷第四，很可能是未经润文、缮写的窥基手稿，在佛教史上意义重大。查考同一时期日本的入唐僧，道照和尚曾在玄奘门下求学，回国时玄奘“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由此看来，这部《成唯识论》大概是回国时玄奘所赠，这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又可增添一桩美谈佳话。
正仓院被称为“海上丝路博物馆”，与其独特的历史密切相关。奈良时代原是东大寺的校仓，天平胜宝八年（756）圣武太上天皇去世，光明皇太后捐入先帝把玩的“国家珍宝”600多件，其后光明皇太后又4次捐物。
在琳琅满目的正仓院宝藏中，汉文典籍尤为珍贵，仅特藏“圣语藏”就有隋代写经22卷、唐代写经221卷，总数达4960卷之多。前述《成唯识论》只是其中一卷而已。近10余年来，笔者多次赴正仓院探秘寻宝，“海上丝路博物馆”并没有让我对丝绸残片产生兴趣，反而触发了我从书籍的角度来考察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二、日本遣使唐朝之目的之一：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第二批遣唐使回国（654）后，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
日本从630年开始派出遣唐使，由于造船技术落后和航海知识匮乏，途中船毁人亡事件频生。贞观五年（631），第一批遣唐使到达长安时，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并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高表仁历经艰险回国后，“自云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唐会要》）
高表仁的表述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千余年前横渡东海，确实要经受生死考验。日本人甘冒鲸波之险，意欲得到什么呢？《旧唐书》（日本国传）已经给出答案：“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遣唐使源于遣隋使，据《经籍后传记》记载，第一批遣隋使便为求书而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隋天子。”第二批遣唐使回国（654）后，大使吉士长丹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封户、晋位、赐姓，可见求书多寡还会影响仕途。
有唐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日本的典籍究竟有多少？9世纪后期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参照系。该目录辑入汉文书籍1579部17345卷，约当《隋书·经籍志》（36708卷）的一半、《旧唐书·经籍志》（51852卷）的三分之一强。如果考虑到这是在皇室图书馆（冷然院）遭祝融之灾后编撰的残存书目，那么其数量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三、书籍之路在传播中华文明、造福周边民族的同时，以“佚书回归”的形式有效地拓展和延伸了汉文书籍的生存时空
2000年3月，笔者游学日本期间，有幸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皇家图书馆）亲睹《杂抄》写本原件。此残卷内题“杂抄卷第十四/曲下”，抄录唐人乐府类诗34首（另散文1篇），其中18首《全唐诗》未收，堪称“海外遗珍”。
唐代的文献典籍，距今千有余年，世人偶得一纸半叶，视若拱璧镒金。由于自然造化和历史因缘，日本公私珍藏唐代典籍颇富。据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撰的《唐钞本》，仅日藏唐代写本就有《经典释文》、《唐诗卷》、《翰林学士集》、《赵志集》、《六祖慧能传》、《新撰类林抄》、《本草集注》、《文馆词林》等43种，其中不乏中国散佚、日本仅存的“佚存书”。
唐末至五代，中原板荡，典籍散毁严重，吴越国王遣使日本、高丽，赍重金请抄天台遗书。日本遣日延为“缮写法门度送之使”，高丽谛观也接踵而来，以至“一宗教文，复还中国”。由此可知，书籍之路并非自西徂东的单通道，而呈往返环流之状。
尤其是清代黎庶昌、杨守敬等掀起的东瀛访书热，使大量域内失传已久的珍籍完璧西归，中国文化遗产得以保全和延续。书籍之路的国际性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四、书籍之路的文明涵义：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
“沙漠，驼队，西方，夕阳西下，背负的是鲜艳的丝绸，这是古代的丝绸之路；大海，船队，东方，旭日东升，运载的是飘香的书籍，这是古代的书籍之路。”我曾经如此描述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的不同景观。但是，两者的区别不仅限于地理特征，应该根植于更深的文明内核。
古代输往西域的丝绸，现在即便从深埋沙漠的遗存中出土，大概也已经腐朽而不堪穿用；然而，当年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直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智慧的源泉。这些书籍是文明的种子。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凝聚着更多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创意，因而具有强大的再生机能，可以超越时空惠及后代。遣隋唐使携归的书籍，经过传抄、翻刻而流布世间，再经阐释、翻译而深入人心，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历史上中日两国交往甚少，为何文明景观极为相似？这个谜底现在可以揭开：中国典籍犹如文明的种子，经由书籍之路播撒到日本列岛，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虽然不免出现种种变异，但中华文明的遗传基因始终传递着古老的信息。
——原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