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七）王志松：日本大众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重构

王志松（1962—），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近著有《小说翻译与文化建构——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为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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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众文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长一段时期主要是由日本国文学研究体制外的研究者推进的，但自1990年代起国文学研究者也纷纷加入到研究行列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开始反思国民国家的现代性，“经典文学”的特权地位受到质疑，“文学”概念本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从80年代末起超越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界限的村上春树小说风靡一时，与此同时在纯文学读者急剧萎缩的情况下推理小说等大众文学依然拥有广泛读者，这些使得国文学研究者不得不关注大众文学。[1]其中，尤以松本清张受到的关注度为最高，不仅成立了两个“松本清张研究会”，还定期发行学术杂志。然而，国文学研究者的加盟和文章数量的增加是否真的带来了近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根本性改变呢？藤井淑祯对此表示怀疑。他在2007年出版的《清张 抗争的作家——超越“文学”》“后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松本清张研究和10年前相比较没有丝毫的进步，依然是解说性文章居多，缺乏原创性研究。[2]这种停滞状态几乎也是中国的日本大众文学研究状况的写照。藤井将主要原因归结为相关学会和学术杂志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上。研究机制上的不完善固然是要因，但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在于没有真正突破陈旧的“文学史观”。因此有必要梳理中日两国的大众文学研究史，为重构文学史探寻新的思路。

一

战后，最先从学术上关注大众文学问题的是鹤见俊辅等人的“思想科学研究会”和桑原武夫的“大众文化研究会”。鹤见在谈及战后第二年着手研究大众小说的缘由时说，日本的知识分子有必要深入理解大众喜爱的读物。对于思想研究而言，大众文艺其实比纯文艺是更为重要的材料。但大众小说在日本学界一直被轻视，表明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他表示愿意为填埋这一鸿沟作一些准备工作。[3]

鹤见在《日本的大众小说》中创造性地引入语言学的“信息交流模式”研究大众小说。他认为，大众小说作为“信息交流”的一种社会现象包括“信息线路”、“发送者”、“信息”和“接受者”四个要素。[4] 根据“信息交流”理论，他分析了大众小说所具有的双重性格，即大资本意志的强迫性和大众自主选择的大众性。从信息传递的角度看，“大众小说是拥有大资本的出版社大量生产和贩卖给一般大众的一种小说。大众小说的作者对此也心领神会，尽量创作资本家能够赚钱的小说。”[5]在代表资本家的意志这一点上，大众小说最接近于广告的艺术形式，将资本家的意志强加于大众，将大众的某种需求故意夸大或歪曲，将其变为对资本家有利的形式而均一化和固定化，进行大量贩卖。但是从接受的角度看，“大众小说是一种无论有无教养或对艺术有无兴趣的一般市民都愿意阅读的小说。”[6]大众小说要成为大众阅读的小说必须经由“大众”的选择。大众小说的大众性以及其中包含的民主性便体现在读者对小说选择权的行使上。由此充分肯定了读者在小说意义生产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桑原武夫的“大众文化研究会”则对《宫本武藏》的读书状况进行社会调查，指出读者对《宫本武藏》的喜爱不仅是因为可以从中获得娱悦，还能感悟“人生哲理”，并分析了小说中“道”、“骨肉爱”、“物哀”等概念，以及小说的意识形态分别在农村、渔村和城市的影响状况。[7]

“思想科学研究会”和“大众文化研究会”在战后民主主义思潮中积极地将大众文学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看，他们把大众文学作为思想研究或社会学研究的材料使用，而没有真正将其当作文学的研究对象。对于这点，尾崎秀树深感不满。他尝试构建独自的大众文学研究方法，使其既有别于上述的社会学研究、也有别于当时国文学研究的方法。50年代的国文学研究界多采取“社会批评+实证研究”的方法，注重研究作品与作家及其时代之间的关系，在考察作品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从作家身世和社会时代背景挖掘作品形成的原因和意义所在，因此研究形态多为“作家论”。在这样的研究框架内“作家”肩负着作品意义的最终解释权。但在尾崎看来，大众文学吸引读者的是作品，尤其是其中的人物，而不是背后的作家。从接受的角度看，“老百姓对孙悟空的作者毫无兴趣”。而从创作的角度看，尾崎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往往不是某个作家独创的，而是在长期的文学传统中被不断改写，慢慢形成的。作家并不完全享有对人物的最终解释权。因此，他提出在大众文学研究中应该采取人物类型学研究的方法。[8]

尾崎认为，大众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姓名虽各有不同，但总体上看不外乎两大类型，即对社会秩序的或顺从、或反抗。前者形成了劝善惩恶的情节和超人般的英雄形象的谱系，如宫本武藏、水户黄门等。这类人物“既是封建道德的体现者，又是偏离社会秩序的多余者”，具有超人的本领和诸种美德，惩治社会的邪恶，但却并不是社会秩序的正统。这类人物形象是从民众不满现实、却又无法反抗的矛盾心理中产生的。后者则产生了充满无常感、败北美学和虚无主义色彩的人物系谱。该系谱始于中里介山《大菩萨岭》的机龙之助。[9]如果说前一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与传统文学有更深的继承关系，那么后者则与大众文学产生的大正时期的社会背景关系密切。尾崎指出，中里执笔《大菩萨岭》的时候正是经济不景气和东京大地震的社会不安定时期，知识分子阶层弥满着虚无主义和破坏的氛围。因此他认为，日本的大众文学首先以时代小说的形式出现，且以“搏杀”为美学原理绝非偶然。[10]

类型学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人物分析上，但也包括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情节、修辞手段和氛围等。尾崎在《“搏杀”的美学》中运用类型学以“孤独·非情·虚无”、“剑侠情恋”、“搏杀的复数形态”、“集团内的残杀”等为主题对数量庞大、人物繁杂的大众文学进行梳理，并在内容和手法上考察了大众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扬。鹤见俊辅等编《时代小说观察眼镜——大众文学的世界》也采用类型学方法研究主题。编者在“后记”中说：“如果说纯文学具有跨越文化差异空间的横向广度，那么日本大众文学则表现为以时间轴为主的纵向深度。这种纵轴关系集中体现在象征的运用上。”[11]该著将主题分为“象征、武器、身份·职业、变身、成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人公的去向”几大类，再细分若干小项。如在“象征”中又划分为“月与武士、雪与决斗、樱花”等小项，探讨古代文学与现代大众小说的传承关系。

在大众文学的史料整理上尾崎秀树也贡献突出。1961年，尾崎秀树和真锅元之等人成立“大众文学研究会”，第二年开始发行季刊杂志《大众文学研究》，共出22期（1962-1968）。《大众文学研究》内容广泛，既有白井乔二、吉川英治、山本周五郎等大众作家的专题研究，也有“历史之旅”、“关于动物文学”、“民间故事的世界”等主题、题材和体裁的专题研究，还有“夏洛克·福尔摩斯”等欧美和中国大众文学的专题研究。1967年，真锅元之编撰出版《大众文学事典》。该事典将大众文学限定于时代小说，收录并简介明治时期以来至1959年为止的主要时代小说以及有关大众文学研究的主要著作。1971-1973年尾崎秀树等编《大众文学大系》30卷出版，所收作品从明治时期直至1945年。这是继1920年代平凡社大规模出版《现代大众文学全集》60卷以来的第二次，所收作品包括时代小说、现代小说和侦探小说。尤其是尾崎秀树等人在别卷中编撰了大众文学通史和收集了大量的相关杂志目录和研究资料。在大众文学通史部分把战前的大众文学分为“时代小说”、“现代小说”和“侦探小说”三部分分别循时叙述，第一次对大众文学进行了全面梳理。尾崎本人在此基础上加上战后大众文学研究部分于1989年完成大著《大众文学的历史》。中岛河太郎出版《日本推理小说史》（1993）。这样，类型学研究方法的提倡和大众文学史的整体梳理、以及相关书志和传记的梳理为大众文学研究的展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坂井塞希尔的《日本的大众文学》是在她1983年向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著作。该著综合了此前大众文学的成果，更为清晰地梳理了大众文学。第一章也是将大众文学分为时代小说、现代小说和推理小说三种文类进行通时梳理，在时期上超越《大众文学通史》延伸到战后的大众文学。第二章的主题研究依然采用的是类型学研究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推广到现代小说和推理小说的分析上，打破了此前囿于时代小说分析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坂井认为，时代小说的主人公是按照社会道德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分为象征“善”和“恶”的主人公。作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善”的主人公具备各种优秀品质——助弱、与恶势力斗争、完善自我、坚守忠义和诚实。但现代小说中主人公的品行却是复杂的，难以“善”“恶”划分。主人公也不再是超人，而是受到社会和命运摆布的脆弱存在。在推理小说中，随着时代的变化，侦探由超人变为普通人。罪犯也不完全是“恶”的代表，他们的犯罪有时也是社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12]

1980年代以后，大众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13]从小说类型看，研究重心由时代小说转向推理小说。在研究方法上，则援用符号学和都市空间论注重解读小说的同时代性。通过引入同时代性的阅读策略，改变推理小说的智力游戏形象，大幅度提升了推理小说的社会性和文学性。这方面研究的开拓之作是松山巌的《乱步与东京》。该著在分析《D坂杀人事件》的人物关系时指出，人物之间的稀薄关系是构成杀人事件的关键所在，而这是由于江户川乱步将他们设定为背井离乡的人。紧接着该著对小说所设定的大正8、9年的城市演变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资料调查，以实证的手法论证了人物关系稀薄是由于当时东京由都市向大都市转变的关键时期人口大量涌入所造成的。[14]《乱步与东京》尽量将推理小说的极端事件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中阅读其中的社会必然性。藤井淑祯在《清张的推理小说与昭和三十年代》中也是以松本清张推理小说中的电影院、小卖店等为线索，复原当时的社会背景，考察小说的手法和隐含的社会意义。关于这种研究手法的运用，藤井本人是相当自觉的。在《小说的考古学》中他将其称之为“同时代阅读”的研究方法。就藤井而言，这种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如他所说是80年代末开始的新注释方法的延伸[15]，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是得益于前田爱的都市空间论的影响。

这种阅读方法与“文本研究”相结合也扩展到其它通俗小说的阅读上。如松原真《毒妇故事的法庭—关于小报的“通俗性”问题—》探讨了明治初期小报的“连载故事”，认为作者将社会语言等级中高级别的“法庭”判决文置换成日常性的低等级语言，有意识地无视这种强固序列化的语言阶层，将表征明治政府威严的法律语言下降到小报纸特有的猥亵语言的水平，表达了作者对政府的恶意嘲讽。在此，“通俗性”一改通常认为的“迎合”意味，而是赋予了批判性。[16]论者不是在一个封闭的文本中，而是在大的社会时代的言说关系中发现该“故事”的意义，由此摆脱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潜藏着危险性：其一，如果一部作品只有依赖当时的言说关系才能实现意义的呈现，那么它的艺术价值终究令人怀疑；其二，许多复原言说关系的研究最终没有回归到作品的阐释，使大众文学作品只是成为其他研究领域的材料而已。

二

日本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可以上溯到晚清，但真正大规模的翻译却是在1978年以后。1979年《外国文学动态》第1期同时刊载两篇长文介绍日本大众文学，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对“纯文学”的关注程度。高慧琴在《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森村诚一及其〈人性的证明〉》中将森村诚一的作品分为两类：一是以破案为主的逻辑推理，二是用推理的手法反映在经济高度发展之下日本当前社会的黑暗、病态和畸形，表现在巨大的机械文明中物欲横流、人的精神空虚、迟暮和枯竭。并指出《人性的证明》就是通过一起谋杀案的侦破，触及到日本以及美国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李德纯在《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及其长篇小说〈空海的环境〉》中评价司马的历史小说时也强调了其对社会现实描写的深刻性。尽管推理小说和历史小说是两种类型的大众文学，但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作品中的社会现实性问题。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在评判日本大众文学。

李德纯在79年《外国文学动态》2期上发表的《日本推理小说简介》中归纳了推理小说在日本受欢迎的三大原因：一是情节起伏跌宕，妙趣横生；二是较多的桃色新闻和黄色描写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三是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倾向。[17]这种三分法的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同年11月《人性的证明》翻译出版时，编者几乎重复了上述观点，在肯定推理趣味性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不忘提醒：“书中有些地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庸俗低级的生活方式，作了自然主义的描写，这些需要我们有批判地阅读”[18]。但随着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饕食》以及松本清张小说的翻译，对推理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派”上，强调更多的是其现实主义倾向。李德纯在《论松本清张——兼评日本推理小说》中说，松本清张将推理小说从过去那种出于个人恩怨、桃色纠葛或图财害命的故事，发展为揭露现实的小说，赋予推理小说以思想性，对日本推理小说向现实主义道路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由此将松本清张定位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种侧重现实主义立场的评价方法，尽管提高了松本清张的文学史地位，但却忽略探讨推理小说本身独特的艺术性，其实也就回避了探究大众文学的真实面目。80年代学界对森村诚一、水上勉、石川达三、山崎丰子等人的研究大致也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20]

与此有所不同的是，莫邦富在《当代日本大众文学盛行原因之我见》中从读者和媒体的角度对大众文学流行原因所作的探讨。他认为，首先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相融合而提高了艺术性；其次，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的显著改善，使得成千上万日本普通民众有了比较充分的阅读文学作品的经济条件和迫切需求。再次，大众文学与现代传播工具电视、电影的密切结合，扩大了影响力。[21]该文的分析虽然还不够深入，但从读者和媒体的角度分析大众文学在当时还是颇有新颖之处的。

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学界对大众文学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纯文学”的批判意识。莫邦富的以下看法颇具代表性：“接触过日本文学的人都知道，日本纯文学（尤其是私小说）的题材之单调狭窄，几乎可以说是世所少有。（略）战后日本社会的变化剧烈异常，人们的感情波澜起伏很大。（略）在这样的社会里、这样的时代里，题材单调狭窄的私小说无人问津，完全是历史之必然。”[22]这样的看法使得中国学界相当积极地介绍大众文学。由研究人员主导的杂志《日本文学》从创刊号专题翻译介绍“水上勉代表作特辑”开始，陆续推出过“菊池宽特辑”、“松本清张特辑”、“石川达三特辑”、“城山三郎特辑”等。日本文学研究界联合出版社陆续刊行《日本文学大系》（以日本古典文学为主）和《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同时，于80年代中期聘请尾崎秀树为名誉顾问又策划《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尾崎曾评价这几套丛书说：“比起以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那种以古典作品为主的选题，更慧眼识真。把大众文学也包括在内，甚至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用丛书这种形式介绍，可以说是划时代的。”[23] “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虽然最后仅出版小松左京著、李德纯译《日本沉没》，但是学界积极评价大众文学的姿态最后反映到了王长新编《日本文学史》（1990年）中。该文学史专设“大众文学及其他”一章，概述历史小说、推理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大胆地将森村诚一、小松左京、星新一和半村良写进文学史。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学史在叙述大众文学时使用了“大众”，还使用了“广大民众”、“人民大众”和“小市民”等词。这几种词汇的混合使用与其说是学术上的不严谨，莫如说是反映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发达而出现的文学分化现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被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即只有以现实主义为旗帜的主流文学，不存在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在此，主流意识的 “大众”等同于“人民”“民众”。80年代中后期，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开始获得话语权并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与之相反，主流文学则遭冷遇。此时的“大众”的含义开始与“人民”“民众”相分离，而由西方“mass media”（大众传媒）、“popular art”（大众艺术）等词汇注入了新内容。[24] 90年代以后，文化市场的形成更使大众文学迅速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对整个文坛产生全面的辐射作用。[25]三种话语系统混合在一起便出现了该文学史中“大众”一词使用的摇摆现象。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日本大众文学的翻译不再局限于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还有大薮春彦、赤川次郎、山村美纱等。这些作品显然不能再以“批判现实主义”进行概括，而必须面对大众文学的真实面目了。高慧琴在1989年的一篇发言稿《漫谈日本的大众文学》中不再将大众文学拔高为“现实主义”文学，而是直接定位为“通俗文学”。编者在刊发该发言稿时也称，该发言内容“丰富而精彩，对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提高亦颇有借鉴作用”。[26]该发言其实主要介绍了日本大众文学形成的历史，并没有提供观照大众文学的新视点。随着“大众文学现实主义观”的瓦解，而又缺乏取而代之的评价框架，从发表的文章数量看，1990年前后对大众文学研究的热情迅速减退，这与同时期的大众文学的大量翻译介绍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大众文学的介绍被市场主导，也由此被逐出学术话语圈。大众文学研究的停滞，不仅表现在最近一两年还在发表“推理小说的发展与特点”这类概述性文章，9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的文学史再也见不到“大众文学”的章节。研究和教学向纯文学倾斜。其结果不仅使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与中国的文化现实脱节，也招致日本文学教学的危机。在商品大潮和实用主义的强大攻势之下，许多学校纷纷砍掉文学课程。毋庸讳言，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正处于困境之中。[27]

三

与中国从文学史中删除“大众文学”不同，日本从90年代中期起“大众文学”开始进入文学史叙述中。从日本的大众文学研究史看，尽管“科学思想研究会”和尾崎秀树对大众文学的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但他们的眼光均很少顾及纯文学。他们认为，“纯文学”是西洋文学的产物，“大众文学”则是受西洋近代化压抑的日本传统文学的曲折继承。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两者是对立的，且从研究国民性的角度看大众文学比纯文学更有价值。这不单注定他们的研究忽略“纯文学”，也使得他们对大众文学的研究必然侧重时代小说。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无论如何积累，也很难和“纯文学”打通，只能写出文学史的另一半，缺乏两者之间互动的梳理。[28]因此，山田博光等编写的《20世纪的日本文学》（白帝社1995年）、久保田淳等编《岩波讲座 日本文学史 二十世纪文学》（岩波书店1996年）和小森阳一等编《座谈会昭和文学史》（集英社2004年）将 “大众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中是值得肯定的学术尝试。尤其是“岩波讲座”更是有意识希冀打通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关系。浜田雄介在《大众文学的近代》中说：“现在需要的不是将狭义的大众文学纳入视野的近代文学，而需要的是包含近代文学的广义的大众文学史”[29]。他力图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把握大众文学的发展。木股知史在《媒体环境与文学》中从媒体的角度探讨了战后文学、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化的变迁。就他们个人的主观意愿而言希望在更大的文学背景下展开大众文学史的叙述，但是受到传统文学史框架的限制很难说有根本性的突破。首先，从整个近现代文学史的结构看，在共42章中大众文学仅占两章，所占比例非常小，依然处于边缘地带。其次，与篇幅小相关的是，大众文学在有限的篇幅中不可能更多地涉及与纯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文学史框架的真正突破一方面有待于个案研究的积累，但是积极摸索新框架也有利于推动个案研究的进展。90年代之后，尽管许多国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大众文学，但是在文学史新框架的探索方面有所欠缺。我认为这是造成大众文学研究始终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30]

在这一方面，藤井淑祯的《清张 抗争的作家》作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探索。藤井在前著《小说考古学》中考察了日本近代小说写作手法的形成，指出在明治40年代前后作家们积极摸索在小说中对视点和时间的操作。与一般文学史认为田山花袋手法呆板的见解不同，他认为在小说视点多元化的摸索中田山花袋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当时各种手法运用的集大成者是夏目漱石。[31]在《清张 抗争的作家》中，藤井进一步将视点多元化的问题和侦探小说的创作联系起来考察。他说，从写作手法上看构成侦探小说的关键要素是叙述中要留有死角，即小说中的谜。而构成死角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有限视角的叙述，叙述人无法窥视到小说的整体世界，造成死角的存在；二是对时间的操作，其中“倒叙”是最典型的形式。先提示结果，然后“倒叙”揭示谜底。这两种手法是在明治40年前后形成的，为侦探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技术手法的保障。藤井指出，事实上当作家在运用这两种手法创作时，即便不是有意识写推理小说，也会带上浓厚的推理色彩，漱石的《心》就是典型的代表，还有菊池宽和芥川的小说也是如此。松本清张之所以成为推理小说大师是与他从菊池宽和芥川那里接受文学启蒙分不开的。[32]这样，藤井以田山花袋、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再到松本清张为轴，勾勒出了日本近现代文学“本流”发展的一条线索。这一条发展线索勾勒的意义，首先在于将纯文学和推理小说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把握；其次通过写作手法的探讨，摆脱了近代文学史中“自我确立”叙述史观的束缚，提供了一种打通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思路。此外，该著还具体探讨了松本清张如何同时突破纯文学和推理小说旧框架的努力，以及分析了松本推理小说的独特魅力，不仅在重构文学史的框架上，在两者之间动态关系的把握上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但也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该著中存在的问题和没有充分展开的论题作进一步探讨。藤井将近现代小说的“本流”的特征以及松本清张推理小说的魅力主要归结为手法，即视点的多元化。在他看来，这种视点多元化的手法使得能够“相互描写人物的关系，立体地把握他者”。[33]不可否认漱石运用这样的手法创作出性格复杂的人物和社会关系复杂的小说世界，也不可否认松本清张运用这样的手法使得犯罪事件更具社会性、人物也更具真实性。但是从小说类型看，漱石的小说与松本的推理小说毕竟不同，仅从手法的角度将两者等同视之，是否会抹杀两者之间不同的美学风格？且过于强调小说的社会性和真实性，又是否会弱化作为推理小说独特的魅力？对这个问题，平林初之辅曾提出一个看法。他在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时说，尽管《罪与罚》有侦探小说的要素，但评判侦探小说要以《福尔摩斯》为基准。因为侦探小说有自身的美学原理，是《罪与罚》所不能替代的。[34]尾崎秀树在构建大众文学批评理论时也曾质疑：“难道文学写实包含了文艺批评的所有问题吗？”[35]因此如果只是在社会性、真实性和深刻性上把握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有将其精英化的危险，无形之中将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和虚构成分的时代小说排斥在外，从而并不利于对推理小说乃至大众文学本身的研究。就此而言，要突破文学史的旧框架，不仅需要重新把握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更需要反思在文学史叙述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写实主义批评话语体系。

大众文学与媒体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90年代以后在欧美“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文学与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关系既有文学作品与发表媒体的关系，也包括文学作品与电影、电视、电脑等媒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学作品与这些媒体之间既有竞争关系，也有互相利用的关系。在与媒体关系的研究中，作者的主体性、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结构被不断解构，使文学史上那些“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光环倏然褪色，其在媒体操纵下形成的“经典地位”的大众性侧面被暴露出来。[36]这些研究提供了把纯文学与大众文学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探讨的角度，从而打破两者之间的森严壁垒。然而，断言“媒体环境的变化将大江健三郎和吉本芭娜娜都作为消费的对象完全化为等价”，[37]还是过于简单化。如果仅从这样的角度观察，那就把文学看成与其他商品丝毫没有两样的消费品。其实，夏目漱石也很早就认识到文学作品具有商品的属性。但他同时认为，世上的职业绝大多数是“他人本位”，要有为他人服务的意识，然而艺术家却必须“自我本位”。如果作品缺乏艺术家的自我，就犹如金蝉脱壳，几乎没有意义，也没有灵魂。[38]在此所谓的“自我”是指创作时的主体精神。尽管大众文学更为屈从于媒体，但是其中的精品肯定包含了作者的强烈“自我”。媒体与作者“自我”之间的复杂关系还需要认真加以把握。不然，媒体研究的繁荣非但不能促进文学以及大众文学的研究，反而会在根本上解构文学。

“文学史”的重构决不只是把松本清张写进文学史就完事的问题，而必须对支撑“文学史”的概念以及机制加以重新审视才能得以实现。

[1] 参看川村湊『異郷の昭和文学』（岩波書店1990年）和『南洋・樺太の日本文学』（筑摩書房1994年）、鈴木貞美『日本の「文学」を考える』（角川書店1994年）和『日本の「文学」概念』（作品社1998年）、小森陽一『「ゆらぎ」の日本文学』（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8年）等。

[2] 藤井淑禎. 2007.清張　闘う作家――「文学」を超えて［M］.ミネルヴァ書房：262.

[3] 鶴見俊輔「日本の大衆小説」最早发表于“思想科学研究会”编『夢とおもかげ：大衆娯楽の研究』（中央公論社1950年）。本文引自鶴見俊輔. 1985. 日本の大衆小説.大衆文学論［M］.六興出版社：185-187.

[4] 鶴見俊輔. 1985. 日本の大衆小説.大衆文学論［M］.六興出版社：196.

[5] 鶴見俊輔.1985.大衆小説に関する思い出.大衆文学論［M］.六興出版社：12.

[6] 鶴見俊輔. 1985. 日本の大衆小説.大衆文学論［M］.六興出版社：191-192.

[7] 参看桑原武夫「大衆小説研究の一つの試み」（『思想』1951年8月）、「小説『宮本武蔵』における観念と構造」（『思想』1953年1月）、「小説の読者――『宮本武蔵』はどのように受け取られているか」（『現代芸術』Ⅲ劲草書房，1958年）。

[8] 尾崎秀樹. 1961.殺しの美学［M］.三一書房：7.

[9] 尾崎秀樹. 1961.殺しの美学［M］.三一書房：7-18.

[10] 尾崎秀樹.1964.大衆文学［M］.紀伊国屋書店：63.

[11] 鶴見俊輔等編.1976.まげもののぞき眼鏡：大衆文学の世界［M］.河出書房新社：218.

[12] セシル・サカイ著，朝比奈弘治訳. 1997.日本の大衆文学［M］.平凡社.

[13] 前田爱在『増補文学テスクスト入門』（筑摩書房1993年）中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尾崎红叶的长篇小说《三人妻》的结构。

[14] 松山巌『乱歩と東京：1920の都市の貌』于1984年由PARCO出版局出版。本文引自松山巌. 1994.乱歩と東京：1920の都市の貌［M］.筑摩書房：20-22.

[15] 藤井淑禎. 2001.小説の考古学へ――心理学・映画から見た小説技法史［M］.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6-201.

[16] 松原真. 2006.毒婦物の法廷――小新聞における＜通俗性＞の問題に関連して.日本近代文学[J].第74集：1-15.

[17] 李德纯.1979.日本推理小说简介.外国文学动态 [J]（2）：2.

[18] 森村诚一著，王智新译.1979.编者的话.人性的证明.江苏人民出版社：3.

[19] 李德纯. 1984.论松本清张——兼评日本推理小说.日本文学[J] （3）：142-157.

[20] 童斌. 1981.森村诚一及其侦探小说. 外国文学研究[J]（1）；马兴国. 1982.谈日本经济题材小说. 日本文学[J]（1）；李明非. 1982.井上靖及井上文学.日本文学[J]（2）；柯森耀. 1982.水上勉的创作道路.外国文学研究[J]（4）；金中. 1983.石川达三的创作.日本文学[J]（2）；李正伦.1984.读《白色巨塔》.译林[J]（1）.

[21] 莫邦富.1985.当代日本大众文学盛行原因之我见.当代文艺思潮 [J]（1）：159-164.从媒体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最近有：钱剑锋.2007.大众传媒与日本当代文学——以梦枕貘的〈阴阳师〉系列为中心.日本学论坛[J]（1）.

[22] 莫邦富.1985.当代日本大众文学盛行原因之我见.当代文艺思潮 [J]（1）：163.

[23] 尾崎秀树，李德纯《关于战后日本文学的对话——从中国的观点出发》发表于日本杂志《世界》（1986年8月）。本文引自《世界文学》1997年第2期：199.

[24] 林韵然.2006.“普罗”还是“通俗”？——“大众文学”的两副面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J]（1）：108.

[25] 吴秀明. 2001.从“二元对立”到“三元一体”——论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文艺研究[J]（1）：90.

[26] 高慧琴.1989.漫谈日本的大众文学.理论与创作 [J]（1）：42-46.

[27] 有关问题参看王成〈关于中国日本文学教学的思考〉和王志松〈中国的日本文学史述评〉（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编《日本语言文化论集3》，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2年）。

[28] 尾崎秀樹等共著『大衆文学通史』（講談社1980年）的“现代小说”部分也涉及到一些纯文学作品，但还是缺乏整体把握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文学史观。

[29] 浜田雄介. 1996.大衆文学の近代.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第13巻［M］.岩波書店：156.

[30] 作为最近的新动向有两个专辑值得关注。一是『現代思想』「特集　松本清張の思想」（青土社2005年3月）。在对谈「松本清張と歴史への欲望」中，成田龙一和小森阳一不赞成将松本清张单一地定位于推理小说家，而是力图在历史学和文学的范围内评价和把握其著作的风貌。二是『文学』「特集　戦後大衆文化と文学――昭和三〇年代をよむ」（岩波書店2008年3、4月号），从昭和30年代的多种文化角度探讨大众文学的形成和特点。

[31] 藤井淑禎. 2001.小説の考古学へ――心理学・映画から見た小説技法史［M］.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32] 藤井淑禎.2007.清張　闘う作家――「文学」を超えて［M］.ミネルヴァ書房年：7-18.

[33] 藤井淑禎.2007.清張　闘う作家――「文学」を超えて［M］.ミネルヴァ書房年：31.

[34] 平林初之輔. 1975.探偵小説雑感.平林初之輔文芸評論全集中巻［M］.文泉堂書店：352.

[35] 尾崎秀樹. 1964.大衆文学［M］.紀伊国屋書店：6.

[36] 参看日本近代文学会编『日本近代文学』第47集「文学表現とメディア」特集（1992）、『文学』「メディアの政治力」特集（岩波書店1993年冬）和「メディアの造形性」特集（1994年夏）、十重田裕一「編集される本文――横光利一と『時間』の再検討」（『日本近代文学』第69集）和「出版メディアと作家の新時代――改造社と横光の1920－30年代」（『文学』岩波書店2003年3月）。

[37] 木股知史.1997.メディア環境と文学.岩波講座日本文学史.第14巻［M］.岩波書店：109.

[38] 夏目漱石.1966.道楽と職業.漱石全集第11巻［M］.岩波書店：315－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