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十三）|秦刚：内山完造的书店和他的“中国漫语”——为《中国人的生活风景》中文版序

秦刚（1968-），吉林长春人。1993年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毕业，1999年获东京大学日本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日本大众文化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主要著作及译著有《感受宫崎骏》、《捕风者宫崎骏》、《村上春树论》、《鲁迅无自觉的存在主义》、《日本动画的力量》、《河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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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出版社于2015年4月出版的《中国人的生活风景》，是内山完造撰写的中国漫谈选集。在介绍其文章之前，必须先说一说撰写这些漫谈的人，和他开设过的书店、结交下的朋友。

内山完造一生结交下的名气最大的朋友，是鲁迅。因此，内山完造多因鲁迅而被记忆。也因此，如今了解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在中国和日本都已越来越少。

20世纪，是相毗邻的中日两国自有史以来，交往最频、纠葛最多、历史遗留最沉重的一个世纪。双方的历史相互缠绕，是非交错，恩怨难解。此间，和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日本人，不可计数。那么，最受中国人爱戴和信赖的日本人是谁？50多年前，日本作家堀田善卫说，这个人就是内山完造。堀田善卫在二战结束前后的上海居住一年有半，是一位真正了解中国的、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家。如今半个世纪过后，我依然同意他的说法。从百多年来的中日交流史来看，内山完造的的确确是最受中国人信赖、也最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日本友人。

内山完造是一个在上海居住过35年的“老上海”。鲁迅对他以“老板”相称，此后，所有人都称他“老板”。但内山老板却是一位雅商，他和夫人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了经销日本书籍的内山书店，自1917年开张至1945年关闭，前后共经营28年时间。

虽是一爿日文书肆，但这个书店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本出版业迅猛发展，被称为“圆本”（每本1元）的动辄五六十卷一套的各种文学全集、思想大系、美术大全之类的全集，就出版过200多种，每本印数少则数万、多则数百万。海量的出版物席卷了日本的文化界，带来了一次史上空前的纸媒出版的大繁荣。日本书籍印制讲究、装帧精美、讯息及时、价格低廉，而且囊括了东西方的经典文化和新潮时讯。这些最新出版的书籍不必附加关税，直接船运至上海，摆放在内山书店的书架上。因为有运输成本，因此在原价的基础上加价一成出售，相当于原价1元的书，售价1元1角，基本上属于微利。加之日文书籍的文字信息中一半是汉字，足以让任何爱书和求知之人拿起来就不忍放下。2、30年代，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为了要读懂日文书，学起了日语。就和当今年轻人从日本动漫里学日语的劲头一样。

赶上日文出版物大爆炸的时代，这是内山夫妇在书店开设之初未曾料及的。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高等小学没读完，12岁就离开家乡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去大阪学徒从商。28岁在教会受洗后，被大阪参天堂委派到上海推销眼药。1916年经京都教会牧师的介绍和井上美喜结婚，婚后定居上海。第二年便在弄堂里的自家寓所挂牌经营书店，作为美喜持家的副业，当初也仅以销售教会读物为主。然而，随着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和上海日本侨民增多，书店的经销范围迅速扩大，销量蒸蒸日上。内山完造后来辞去参天堂的工作，专心于书店业务。到30年代，每年的图书销量逾10万册，中国顾客的比例高达7成，内山书店已经变成一家以中国读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日文图书经销店。

同时期的上海还有多家日文书店，但都以日本顾客为主，只有内山书店吸引了这么多的中国读书人。内山书店的经营诀窍，就是对所有进门的客人一视同仁，以诚相待。

内山书店的店面，墙壁四周全部为开放式书架，满架的书籍直抵屋顶。书架边设有木梯，顾客可以随意浏览、自由挑选。当顾客翻阅时间长了，店主会端来一杯热茶，请你在书架后的圆桌旁坐下休息片刻。付款时若面露窘色，店主会请你先把书拿走，有钱时再把书款送来。内山书店不问生客熟客，都可以记账、赊账，这是其它书店不敢采用的销售方式。

大阪出商人。在大阪学徒的内山完造，多年来走南闯北，接触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他得出的与中国人的相处之道，就是信任对方。所以，只要迈进书店的门，就会被这位和气的老板的待客之道所吸引，就会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最终成为老板的“老朋友”。买过书的人，多半会喝过他的茶、吃过他的点心。于是，内山完造就和无数中国读书人结下书缘。而内山老板的眼中，也不只有读书人。夏天一到，他会在书店门前摆放一只白铁皮的大茶桶，让盛夏里跑路的车夫和路人自取自饮。鲁迅就多次赞助过这种施茶之举，将自己买来的茶叶献上。一次，一个苦力用过茶后在茶桶边放了一枚铜板，这件事让内山完造十分感动，特意将这件事写在文章里。

从1920年代起，内山书店里开始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成为中日作家和文艺爱好者聚集的文化沙龙。日本作家来上海，必到内山书店，再由内山完造介绍，和中国作家结识和交流。因此，内山书店的别称是“上海海关”。相识或偶遇的读书人，在店里品茗漫谈，这种交流方式日后演变成郁达夫、鲁迅等参与其中的“文艺漫谈会”。这样的文化活动，使内山书店成为中日民间重要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园地。以书籍为媒介，内山书店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坛。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现代文坛的一半是由留日作家支撑起来的。如果顺着这个说法去评价的话，为这中国文坛的一半不断提供书籍里的新知，输送精神滋养的一大基地，就是内山书店。没有这个外来知识产品的补给站，中国的文艺和思想难于在短期内迅速拉近和世界的距离。而郭沫若所说的支撑了中国文坛一半的阵容，细数起来，几乎全部是内山完造的朋友和熟客。

在上海文化界，内山完造结交下的知名朋友多得无法细数，这里就单说鲁迅。鲁迅在1927年10月来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开始在内山书店购书，直至去世之前，9年零半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在此购进日文图书1000多册，相当于他同时期购入中文图书的两倍。鲁迅人生最后9年的阅读、翻译和写作，都与内山书店密切相关。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内山完造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日本商人，两人的身份差距不可谓不大。尤其，他们的交往是在中日两国彼此敌对、甚至兵戎相见的历史时期。如此的大环境下，他们能够跨越民族、阶层、身份的距离，彼此信赖、肝胆相照。这是一位文化巨人的精神和一位文化雅商的人格相互交融的合力。鲁迅居住过的最后两处寓所，是以内山完造或书店雇员的名义租下的，距离书店都只有步行两三分钟的距离。只要没有生病或外出，鲁迅每天下午都会来书店选书，和老板叙话。很多人都知道，只要去内山书店就有机会见到鲁迅。内山书店为鲁迅代收信件，提供谈话场所，代售了鲁迅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的20多种著作，一二八淞沪战事前后，内山书店多次为鲁迅提供避难场所。内山完造回国期间，鲁迅曾为书店垫付员工开支。鲁迅会见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几乎都是通过内山完造介绍的，大多数面谈，鲁迅就坐在书店里那把供他专坐的藤椅上。如此信任一个日本人，不免有人说三道四，但鲁迅说内山完造做生意，“但他不卖血”。不卖人血，是见惯了吃人者和卖血者的鲁迅对内山老板的至高评价。

内山完造的书店事业，在日本觊觎中国的大时代中，也终因日本的对华侵略战争而葬送。1945年初，和内山完造共同经营书店的美喜病逝，葬于上海。8月日本战败，两个月后，内山书店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敌产接受，全部资产额为储备卷25亿元，按照同年年底停用储备券时的法币兑换额，相当于1250万法币。

由于深得中日双方民间人士的信任，在日本侨民的选举中，内山完造以最高票数当选上海日侨自制会代表委员，负责协调日本难民的安置和遣返。他本人曾决意在上海永住，不料于1947年底，突然被国民党政府强制驱逐出境。乘船回国时，他孑然一身，身无分文，回到东京，依靠在东京经营中国书店的弟弟内山嘉吉临时接济。

回日本后的内山完造不再是“老板”，而被称为“内山老人”。他从此以促进中日民间友好运动为业，回国两个月后，便开始了在日本各地的“中国漫谈”巡回讲演，一点年多的时间里，讲演次数达800多次。日中友好协会成立后，他出任理事长，为恢复中日民间贸易、实现中日邦交而四方奔走。

经商大半生却没有为自己积攒下任何资产的内山老人，赢得了无数老顾客的尊敬。1953年，他作为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访问北京，时隔5年踏上中国土地，受到了热情款待。此时，郭沫若、田汉、阳翰笙、欧阳予倩、夏衍、许广平、廖承志、胡风等一大批他的书店的老友和常客，都已成为新中国文化或外交事业的领导和中坚，这使他感到无比荣耀。时任国家副总理的郭沫若在招待宴会之后，亲自引导内山老人去卫生间，内山完造在文章里写到，一个国家的副总理是不会陪客人去卫生间的，这个时候，彼此就是老朋友和老朋友。想起老朋友之间的这份真情，自己就激动不已。他无不自豪地说，自己曾亲密交往的朋友鲁迅，被尊为全中国人的精神导师，如今在新中国，依然有这么多的好友、知己。虽无金无银，却再也没有比自己再幸福的人了。所以，“我的日中友好运动是无条件的。对我来说的日中友好，甚至不必加上日中二字。”

1959年，已74岁的内山老人多病缠身，右眼失去视力。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盛情邀请他来中国疗养，并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临行前他对日本媒体的记者表示，自己赴中国的心情犹如归乡，只要回到中国，就能焕发青春。为了日中友好，做什么都心甘情愿。9月19日抵达北京的当天，在对外文化协会的宴会上，内山完造和副会长阳翰笙开心畅谈。阳翰笙对老人说，当年赊欠你的书款是一定要加倍偿还的，建国庆典之后，邀请你去任何你喜欢的地方疗养。内山老人说了一句“太高兴了！”，便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医院后的第二天离开人世。

当年内山美喜去世后，内山完造为自己和夫人在万国公募置下了夫妻合葬墓。内山完造去世后，遗骨便安放在这座为老板夫妇专门设计的合葬墓里。内山夫妇之墓的造型十分独特，墓碑前有一座象征友好交往的中式拱桥，拱桥前是一本翻开的书籍，书上的文字，由老板的老朋友夏丏尊题写：“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夏丏尊的题词，是对内山书店作为中外文化交互之桥梁的历史贡献的准确写照。

除了创办书店的文化交流之功，毕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之劳，内山完造一生中，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业绩，就是他坚持不懈地写作了大量的中国观察随笔，他自己称之为“中国漫语”。居沪时期，就结集出版过6部随笔集，回国之后又写作了6部。

作为卖书之人。可以想见，日本文人、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内山老板一定卖了不少。坐在店里，背后就是汗牛充栋的书籍。可他关注的却是眼前和窗外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景。内山完造认为，认识中国需要有“文章文化”和“生活文化”之分，日本专家学者的眼里，只有“文章文化”，而不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因此，其中国认识往往不合实情。于是，他自己担起传播中国人“生活文化”之责，以数十年“每日见中华”（鲁迅赠内山完造）的在华经验为基础，运用平民化视角和平实的语言，记录他对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生活智慧和传统习俗的理解与体味，笔耕不辍，成为向日本介绍中国人生活文化的第一人。

内山完造认为中日之间，最首要的是要了解彼此的不同，而且还要了解彼此不同的原因在哪里，这是相互走近的第一步。为此，书店的老板，自己却不掉书袋，更相信眼见为实的观察和理解，很多时候他特别关注的，往往不是知识阶层或有产阶层，而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内山“漫语”的特点，可以用鲁迅的评价来概括。因为鲁迅为他的第一本“漫语”《活中国的姿态》（1935）写了序言，是他的“漫语”的最初的读者之一。鲁迅在序言里， 评论说“著者的用心。还是在将中国的一部分的真相，绍介给日本的读者的”，他的“漫文”，“的确放着一种异彩”。但同时，鲁迅也说，因为已经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要添句“坏话”，那就是“有多说中国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正如鲁迅所言，内山“漫语”，善于发现中国人的长处，大多讲的是中国人的好话。鲁迅的如刀之笔，以一篇《阿Q正传》刻写出中国人灵魂的丑陋，而鲁迅最信任的这位日本朋友，坚持去发现和赞赏中国人的品质和优点，时时以中国之长和日本之短的比较，告诫和批评日本人。

《中国人的生活风景》一书，是为纪念内山完造去世20周年，由东方书店编选出版的内山完造漫谈集，文章主要选自他回日本后写作的《相同血液的朋友》、《中国四十年》、《两边倒》、《平均有钱》4本随笔集。出版之时的1979年，正值邓小平访日后中日关系进入暖春期。

内山完造的“中国漫语”，目光友善，观察独到，文字质朴。因为全部来自于生活体验，所举出的事例鲜活生动，以小见大，随处流露出对中国的眷爱。如上特点都体现在本书的文章中。虽然这些写于50年代前后的文章里讲述的，不少已属旧日之景，但如今阅读起来，依然会有新鲜感。作者看到的，往往是中国人自己所看不到的，会让中国读者有意外的发现。其中很多观察，甚至颇具预言性。例如，内山完造预言，经过了历练的中国人，将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出色的商人，似乎就已经兑现。他观察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福、寿、禄”，主要途径是依靠“和平”、“安全”与“合作”。这种对中国百姓人生观的总结，也仿佛和现今我们自己的小康社会理想，以及中国梦的理念一脉相通。

内山“漫语”中特别具有启示性的，是他往往对中日双方进行平行式的比较，很多点评都属独具慧眼的中日比较文化论。内山完造举出中国课本里常见的“瓜儿圆，辣椒尖”的说法，认为这种相对化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中国式的，日本人决不会这样说。因为日本人看来，符合圆周率的才叫圆，两线交成一点才叫尖。这样的中日之不同，若是在鲁迅看来，必定会作为中国人的“马虎”和日本人的“认真”的又一实例，鲁迅是认为中国人必须向日本人学一学那份“认真”的。而内山完造认为，中国人善于从大处着眼，从对比中看待问题，了解事物的本质往往体现在相对化的现象之中。这种思维方式，恰恰体现出一种世界认知的哲理，要比日本人将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更为全面和融通。由此，在对中国人的智慧的洞察中，反而比较出日本人的短处。

内山完造对日本的“岛国思想”的批评，恐怕比很多专家学者的日本论都要高明。他说，日本的创世神话中，传说是天神把天矛从海中举起，矛尖上滴下的海水凝聚成了日本岛。所以，在日本人看来，日本岛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日本词典里也都将“岛”解释为被海水环绕的陆地。内山完造指出，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海面以下的部分。因为岛不可能是没有根基的，任何一个岛的底部，在海平面下都一定与陆地相连，是整个地球大陆架彼此相连的一部分。只着眼于表面和局部，以为日本岛飘浮在海上，这种看不到脚下的根基的不完整的思维方式，恰恰是岛国思想之所以无根的最大的盲点和缺失。若非超脱出岛国式视野的局限，是难于获得对日本自身如此深刻的反观的。

在老上海的日本侨民中，内山完造是有名的杂学大家。他的知识来源于生活，因此扎实而丰富。作为一名文化商人，他结交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众多的中国文化精英，向中国知识界输送了难以计数的日文书籍，同时，又向日本人真实传达了中国人的 “生活风景”。他的“漫语”和他经营的书店，都起到了相似的作用，那就是为中日双方都打开了一扇了解对方、认识外界的“窗口”。

内山完造既是中日友好运动的开拓者，也是毕生担当了文化交流中介人的文化使者。能有这样一位老板，实在是20世纪百年间彼此有过太多不幸的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