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家之言(之一)|冈仓天心:《茶之书》节选(尤海燕 译)

冈倉天心|尤海燕 东亚评论


尤海燕,女, 1973年2月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241),博士(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专业方向为日本古代文学、日本古代思想和文化、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近年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有:专著《古今和歌集と礼楽思想》(日本 勉诚出版,2013年)、译著《茶之书》(北京出版社,2010年)、《日本的诗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并在《外国文学评论》、《文史哲》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茶之书(节选)

作者:冈仓天心

译者:尤海燕

译者的话

       从前,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站在象征人生的一坛醋前,各自用手指蘸醋品尝其味道。孔子说那是酸的,佛祖认为那是苦的,老子则断言那是甜的。道家对现世的所有都全盘接受,并且与儒者和佛教徒不同的是,道家尝试着从这个充满悲哀和痛苦的世界中找到美。

这是关于日本茶道的著作——《茶之书》(The Book of Tea)中的一个寓言,形象地说明了儒释道三种教义的不同倾向。你也许会问,茶道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我会告诉你,不仅有,而且非常密切。茶道的“道”,即来自道家的“道”。并且,茶道的形式来源于禅宗的饮茶仪式,而禅宗正是道家思想的重要继承者。茶道崇拜存在于卑俗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完全”,是探寻生之艺术的唯美主义宗教,是道家思想的化身。

《茶之书》给我们讲述了如何在生活中发现美、创造美和享受美的东方传统艺术精神。这本书是一个多世纪以前,日本人冈仓天心(觉三,1862―1913,明治美术运动的指导者、思想家)在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长期间(1905—1906)用英语写成的。该书1906年在纽约出版后,立即在全美掀起东方文化的热潮,先是被中学教科书选用,又被不同的出版社争相出版。旋即,它被译成法语和德语在欧洲出版发行,风靡整个西方世界,冈仓天心的名字也由此为世界所熟悉。而在他的祖国日本,迄今为止,相继有译本及解说十余种问世,流传甚广。

(冈仓天心)

冈仓天心生活的时代,正是西方近代化大潮汹涌而来的时代。东西方的经济差距,使得东方传统文化艺术面临着被误解、被轻视甚至被全盘否定的厄运。《茶之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它并非像其书名那样,只是单纯地讲述茶道,而是以西方熟悉的茶为契机,介绍了日本乃至东亚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呼吁东亚传统文化的复兴。它不仅给向近代化疯狂迈进的西方敲响了警钟,而且让西方把目光投向东方,了解东方,意图实现东西方和谐共处的新文明。冈仓天心的这种行动能力和先见之明在当时是殊为可贵的。他通过在西方出版《茶之书》、《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一系列东方文化的著作,向西方世界发出了东方人自己的声音。

《茶之书》首先是一部美学经典。它强调“生活”和“艺术”的一体性,认为茶道的理想,就是发现人生琐事中的伟大,断言“只要我们愿意承认它,完美会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反之,艺术本身也必须和生活密切相关,“杰作存在于我们自身当中,正如我们也存在于杰作之中”。它还反复强调艺术的“不完全性”,指出了茶室里处处避免着对称和重复。

《茶之书》又是一部哲学论著。它说“‘道’是‘通路’。它是宇宙变化的精神,是永恒的生长,在不断回归自身的过程中,产生新的形式”;“茶道是以佳茗、花卉和绘画等组成的即兴戏剧。在那儿,时间、空间无始无终”;“在宗教中,‘未来’在我们身后。在艺术中,‘现在’就是永恒”。

最后,我们不能忽视书中处处闪耀着的现实批判的光辉。它对世事的远见卓识,对人性的洞幽烛微,令人折服和感叹。比如,它嘲讽人们对艺术的虚假崇拜:“追求的是高价,而不是高雅;追求的是流行,而不是美”;慨叹世人对艺术的无情破坏:“人们破坏着生活中的美,从而破坏着艺术”;抨击东方建筑对西方的低俗模仿:“西式建筑的无聊仿造随处可见”;并大胆预言:“过去或许会怜悯我们文明的贫瘠,未来也将嘲笑我们艺术的荒芜。”

这样一本凝缩了深邃的艺术论、哲学思考以及辛辣的现实批判和敏锐预见的小书,在一个多世纪前为欧美世界打开了一扇理解东方的艺术精神、思想和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窗户。并且,其问世正值日俄战争甫毕,字里行间充满着的对优雅温柔的艺术精神的孜孜探究、追索和无限热爱,同时也正是对祖国日本雄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强烈讽刺和反拨(“其实,正是茶道,才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生之艺术”。倘若我们必须依仗残酷的战功才能赢得文明之国称号的话,那么我们宁愿永远做野蛮人”)。就是在今天,无可否认,它对我们的艺术和思想领域,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所有层面,对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建设,都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尤海燕

2016年1月

人性的茶杯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后来才成为饮品的。在8世纪的中国,茶作为一种雅趣,跻身于诗歌领域。到了15世纪,日本人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宗教——茶道。茶道是以崇拜美为基础的仪式,而这些美往往存在于日常的卑俗现实之中。茶道教我们懂得纯粹与和谐,理解人们之间相互关爱的奥秘,领会社会秩序中的浪漫主义。茶道在本质上是对不完全的崇拜,是一种柔弱的尝试,一种试图在我们已知的、充满着不可能的人生当中完成某种可能的尝试。

茶的哲学,并非仅限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唯美主义。因为它结合伦理和宗教,表达了我们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全部见解。它是卫生学,因为它强调洁净;它是经济学,因为它是在单纯之中(而非复杂和奢侈当中)给我们以安慰;它是精神几何学,因为它确定了我们和宇宙万物之间的比例感。它把所有茶道的信仰者都变成情趣上的贵族,体现了东方民主主义的精髓。

日本与整个世界的长期脱离,促进了内省精神的成长,这对于茶道的发展极其有益。我们的住房和习惯,服装和饮食,陶瓷器、漆器和绘画,甚至文学——这所有的一切,全都受到了茶道的影响。没有一个研究日本文化的人,可以无视这种影响的存在。它渗入了贵妇人优雅的闺房,也进入了身份低微之人的陋室。我们的农夫学会了插花,我们最粗鄙的工人也知道问候山水。如果有人对他人生中发生的亦庄亦谐的趣事无动于衷,那么我们一般会称他为“毫无茶气(的人)”。相反,我们也把那种无视人间悲剧、沉湎于喧嚷嬉闹而毫不克制的唯美主义者,形容为“茶气过盛”。
    的确,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种小题大做的事情,实在是难以理解。他也许会说:“区区一杯茶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可是说到底,容纳人类享乐精神的茶杯是多么的小!是多么快就能装满眼泪!又是多么容易就被一口喝干,而无法满足我们对于无限的渴望!当我们意识到这些时,就不该为我们自己对茶杯的过分钟爱而自责。人类已经作出了比这更加过分的事情。为了供奉酒神巴克斯,我们已献出了太多的祭品,我们甚至还美化了战神马尔斯的血腥形象。若此,我们献身于山茶女皇,沉醉于来自她祭坛上的同情的暖流,又有何不可呢?在象牙色瓷杯里的琥珀色液体中,茶的初尝者能够品味到孔子的亲切静默、老子的辛辣痛快和释迦牟尼来自净土的芳香。

不能感受到自身伟大之中的渺小的人,往往容易忽视他人渺小之中的伟大。一般的西方人,在怡然自得的优越感中,把茶道仅仅看做众多东方怪癖中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这些怪癖,构成了他们眼中东方的离奇和幼稚。当日本沉浸在和平文雅的艺术之中时,西方人把她看做野蛮之国;而自从她在辽东半岛战场上大肆杀戮以来,西方人却把她称为礼仪之邦。最近,西方盛行关于“武士道”(一种使我们的士兵自愿献身的“死的艺术”)的评论,但是,却极少有人注意到茶道。其实,正是茶道,才充分表现了我们的“生之艺术”。倘若我们必须依仗残酷的战功才能赢得文明之国称号的话,那么我们宁愿永远做野蛮人。我们的艺术及理想终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将欣然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西方何时能了解,或者试着了解东方呢?他们把关于我们的事实和想象混在一起,编织成一张奇谈怪论的网,屡屡令我们亚洲人惊骇不已。我们不是被描述为靠捕食老鼠和蟑螂为生,就是被讹传为以吸食莲花的香气过活。他们把这些看做软弱的执迷不悟,或者是无耻的骄奢淫逸。他们一直嘲笑印度人的灵性是无知,中国人的冷静是愚钝,日本人的爱国精神是宿命论的结果。他们甚至还说,亚洲人是因为神经组织迟钝,所以才对悲伤和痛苦麻木淡漠的!

西方的朋友们,你们尽管在我们身上取乐好了,我们亚洲人也已经准备好了回礼。如果你们完全弄清楚了我们是如何想象和评论你们的,那么将会增加更多有趣的话题。对远景所感到的迷人魅力,对奇迹下意识的驯服顺从,对新生的未知事物的暗自敌视,所有这些,都在于此。一直以来,你们被赋予的美德太过纯粹,以至于常人无法企及;你们被指控的罪过太过美丽,以至于人们难以谴责。我们昔日的作家——当时博闻多识的智者们——这样告诉我们:在你们的外衣下隐藏着毛茸茸的尾巴,你们还经常拿新生婴儿来做炖肉丁①!不,我们曾把你们想象得更糟糕。我们一度认为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言行不一的人种。因为,据说你们总是把绝对不会实行的事情挂在嘴边。

可是,这样的误解正迅速从我们当中消失。商业上的需要,迫使我们在东方的许多港口开始使用西方诸国的语言。亚洲的青年们为了接受现代教育,正成群结队地前往西方留学。虽然我们尚未洞悉你们文化的深层,但至少我们乐意去学习。在我的同胞当中,有不少人过多地吸收了你们的习俗和礼仪。他们错误地认为,从硬领西装和高顶礼帽中获得的东西,就包含了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这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实在是让人同情和心酸,可是同时也证明了我们愿意卑躬屈膝、努力接近西方的拳拳之心。不幸的是,西方的态度却无益于了解东方。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东方传教,但却拒绝接受任何东方的文化。你们关于东方的知识,不是建立在旅行者浮光掠影的奇闻趣事上,就是建立在对我们博大文学浅尝辄止的翻译上。而像拉夫卡迪奥·赫恩②那样充满侠义的文章,像《印度生活之网》的作者③那样以我们自身感情的火炬照亮东方黑暗的大胆尝试,弥足珍贵。

我这样的直言不讳,恐怕正暴露了自己对于茶道的无知。茶道优雅的精神本身,就要求我们只讲人们期待的话,而不是其他多余的东西。但我并不打算做一个茶道绅士。新旧世界之间的误解已经造成了如许的伤害,那么为促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尽一份薄力,应该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如果俄国肯虚心去了解日本的话,我们将不会看到20世纪初那场血腥战争的残酷景象。对东方问题的不屑一顾,将会给人类带来何等可悲的后果!欧洲帝国主义在安于对“黄祸”的荒谬呼喊时,并没有意识到亚洲也会在“白祸”的残酷中警醒。你们或许可以嘲笑我们“茶气过盛”,但我们又何尝不会怀疑,你们西方人骨子里根本就是“毫无茶气”呢?

就让我们停止东西两大陆之间的相互讽刺吧!如果双方都能从这种和平中有所收获,那么,即使我们还不能变得更加明智,至少也会拥有一颗更加悲悯的心④。我们各自沿着不同的路走来,但是没有理由不互相取长补短。你们付出了征战动荡的代价得以扩张;而我们面对侵略,却创造出了无法御敌的脆弱的和谐。你们会相信吗:东方在某些方面要远胜于西方!

不可思议的是,如此迥异的东西方人性,如今却在小小的茶杯中相遇了。茶道是被全世界普遍重视的唯一的亚洲仪式。白人曾经嘲笑我们的宗教和道德,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褐色的饮料。如今,下午茶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杯盘盏碟相互碰撞而发出的微妙的叮当声里,从热情待客的女性衣裙互相摩擦而发出的柔和的沙沙声里,从是否需要奶油和砂糖的司空见惯的日常问答里,我们可以知道,“茶的崇拜”已经毫无疑问地在西方确立了。无论茶的味道是好是坏,客人都会以一种达观的态度从容等待——这清楚地表明,在这个单一的例子中,东方的精神已经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

欧洲关于茶的最早的记载,据说见于一个阿拉伯旅行者的叙述中:在879年以后,广东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盐和茶的税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中国的一个财政官员因为随意提高茶税,于1285年被革职。欧洲民众开始获得关于远东的更多知识,是在航海大发现时期。16世纪末,荷兰人带来了这样一个消息:在东方,可以用一种灌木的叶子制造出令人愉悦的饮料。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⑤、L.阿尔梅达,马斐诺,塔雷拉等诸多旅行家也提到了茶叶。⑥在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第一次把茶叶带到了欧洲。之后,茶叶于1636年传到法国,1638年传到俄罗斯。⑦英国于1650年迎接茶叶入国,并且有评论说:“这就是所有医生都极力推荐的、无与伦比的中国饮料,中国人把它叫做‘茶’,外国人把它叫做‘Tay’或‘Tee’。”

(茶的传播)

与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一样,茶在推广过程中也遭到了反对。像亨利·萨威尔⑧那样的异教徒非难说,喝茶是不洁的习惯; 乔纳斯·汉威⑨在其《茶论》中说,饮茶会使男子变矮,英俊不再,女子则会美色尽失。当时,茶因高价(一磅茶叶售价十五六先令)令一般平民无法消费,只能作为“款待宾客时的王室御用品,及馈赠王侯贵族的礼品”,被少数上层人士享用。可是,尽管有这些障碍,饮茶的风尚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到18世纪上半叶,伦敦的咖啡店实际上都已变成了茶室,成为艾迪生⑩和斯梯尔等文人高士的聚集之地。他们以喝茶聊天来打发时光。这种饮料旋即成为生活必需品,也就变成了课税的对象。这一点使我们想到,茶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忍受着巨大的压迫,直到茶被课以重税,他们的忍耐也终于到了极限。美国的独立,应始于把装满茶叶的箱子扔进波士顿湾的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

茶的味道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妙处。人们往往无法抗拒它的魅力,把它理想化。西方的幽默家们毫不迟疑地往他们思想的芬芳里加入了茶的香气,使它们融为一体。茶既没有葡萄酒的倨傲自大,咖啡的孤芳自赏,也无可可的虚假做作的天真。早在1711年,《旁观者》杂志就发表过如下声明:“在此,我特别向所有在早晨花一个小时享用茶、面包和黄油等丰盛早餐的、井然有序的家庭郑重推荐。请您务必订购本刊,把本刊当成茶点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准时摆放在您的饭桌上。”萨缪尔·约翰逊这样描绘自己的肖像:“一个不知悔改和节制的过度迷恋喝茶的人,二十余年来,一直以这种充满魔力的植物煎出的汁稀释着食物为生。以茶享受黄昏,以茶慰藉长夜,以茶迎接清晨。”

公开宣称自己是茶道皈依者的查尔斯·兰姆说,他所知道的最大的快乐就是,“暗地里行善,无意间显露”,这也正道出了茶道的精髓。因为茶道就是这样一门艺术,它隐藏人们将会发现的美,它暗示人们不敢彰显的美。茶道是能够进行冷静和彻底自嘲的、高尚的奥秘。因而它就是幽默本身,是彻悟的微笑。所有真正懂得风雅的人,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说是茶的哲人——比如萨克雷,当然,还有莎士比亚。那些世纪末的文艺颓废期的诗人们(世界何时不是颓废期呢),在反对唯物主义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通往茶道之路。也许在今天,正是我们对于“不完美”的深思熟虑,才使得东西方文化在相互安慰中融合。

据道教徒说,在“无始”的伟大起源之际,发生了“灵”和“物”的生死决斗。最后,掌管光明的太阳神黄帝终于打败了掌管黑暗和大地的恶魔祝融。巨人祝融在临死时痛苦挣扎,一头撞向天际,把硬玉铸成的蓝色天顶撞了个粉碎。从此星星流离失所,月亮在荒凉黑夜的罅隙里漫无目的地徘徊。绝望的黄帝四处寻找能够补天的人。终于,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在东方的大海上,粲然升起了一位头顶角、尾似龙、身披火甲的女神——女娲。她在巨大的魔法炉里炼出了五色彩虹,重新撑起了中国的天空。但是,传说女娲在修补苍穹的时候,忘了填上两个小缝隙。这样,爱的二元论就产生了——两个灵魂在宇宙中翻腾漂泊,永不停息,直到他们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为止。每个人都不得不重建自己希望与和平的天空。

现代人类的天空,实际上已经因为争权夺利的巨大纷争而变得支离破碎。世界在私欲和恶俗的阴影中摸索前进。知识要通过良心的负疚才能获得,善行要出于效用的目的才能得以实践。东方和西方就像两条被丢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巨龙,为了夺回生命的宝石而徒劳地挣扎。我们再次需要一位女娲,来修补这巨大的漏洞;我们在等待伟大的阿梵达的出现。这时,让我们啜一口茶吧!午后的阳光照射着竹林,泉水涌起欢欣的泡沫,松籁回响在我们的茶炉之中。就让我们憧憬那虚幻的梦境,沉醉在那些平凡琐碎的事物之美中吧。

注释

一道炖煮肉丁的法式菜肴。——中译者注

拉夫卡迪奥·赫恩(Lafcadio Hearn,1850―1904),即小泉八云(Koizumi Yakumo),明治时代小说家,日本研究家。出生于希腊,原为英国人。1890年到日本,与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改名为小泉八云。1896年加入日本国籍。他热衷于向西方介绍日本文化,并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英国文学。著有《心》(1896)、《在幽灵般的日本》(1899)及《怪谈》(1904)等关于日本的随笔和故事集。——中译者注

原书名为《The Web of Indian Life》,作者尼维蒂塔(Nivedita,1867—1911),本名玛格丽特·伊丽莎白·诺贝尔(Margaret Elizabeth Noble),出生于爱尔兰,是爱尔兰社会工作家、作家、教师、印度著名哲学家、宗教改革家维韦卡南达的弟子。她于1895年在伦敦遇见维韦卡南达,并于1898年来到加尔各答。维韦卡南达给她改名为尼维蒂塔。她的后半生在印度度过。她致力于研究印度的哲学、社会和文化,并投身于印度的独立运动。——中译者注

此处表达来自英谚“a sadder and wiser man”,意为“因为悲伤的经历而变得贤明的人”,“历尽艰辛的人”。著者做了一些活用。——中译者注

赖麦锡(Giovanni  Batista Ramusio ,1485—1557),意大利地理学家。1559年出版有重大影响的游记《航海旅行》,其中首次提到了茶叶。——中译者注

出自保罗·克兰赛尔(音)《学位论文》,柏林,1902年。

麦克瑞斯(音)《政治论》,1656年。

亨利·萨威尔(Henry Saville,1549—1622),英国学者,曾出任牛津默顿学院理事和伊顿公学教务长,还做过伊丽莎白一世的家庭教师。——中译者注

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1712—1786),英国旅行家、慈善家和作家。——中译者注

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英国散文作家、评论家,报刊编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初试写诗,后进入政界任国会议员。1711年与友人斯梯尔共同创办杂志《旁观者》。——中译者注

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1672—1729),英国散文家和剧作家。出生于爱尔兰,起初是军人,后开始写作剧本。先于1709年创办随笔性杂志《闲谈者》,后于1711年与艾迪生共同创办同类杂志《旁观者》。——中译者注

《旁观者》,1711年3月1日由斯梯尔和艾迪生共同创办的杂志。每周出版六期,共出版了80期。该刊内容广泛,文笔淡雅,深受欢迎。这段文字出自1711年3月12日的《旁观者》,作者为艾迪生。——中译者注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诗人、散文家、评论家、传记作家、辞书编纂家,是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曾花了九年时间独力编纂出版了《约翰逊字典》被授予柏林三一学院和牛津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中译者注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5—1834),英国评论家和散文家。1823年出版成名作散文集《伊利亚随笔》。其著作中对小人物的同情与怜惜和带泪的幽默,在英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至今还拥有众多忠实读者。其作品中因带有东方文人的趣味,引起东方读者的关注。——中译者注

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与狄更斯齐名。小说《名利场》是其代表作。——中译者注

祝融的传说与中国传统说法有出入。祝融一般指火神。此段所述女娲补天的前传,一般指祝融与共工之战。《补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鼋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中译者注

⑰阿梵达(Avatar),印度教中地上神灵的化身,指神为了抵制世上某种邪恶而化做人形或兽形。——中译者注


茶     室

对于在砖石建筑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欧洲建筑师而言,使用木材和竹子的日式建筑法,几乎不具有进入建筑殿堂的价值。只是到了最近,一位优秀的西洋建筑研究家才对日本大型寺院建筑的完美予以认可,并大加赞赏。①对待一流的古典建筑尚且如此,我们也就无法期待外行人能够接受和欣赏茶室那微妙的美。茶室在建筑原理及装饰法则方面,与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

茶室又叫“数寄屋”,只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屋,即我们所说的茅屋。“数寄屋”(sukiya)这个词语的原义是“嗜好之屋”。之后,每个茶师都根据自己对于茶室的不同见解,各自选用不同的汉字,因此“数寄屋”这个用语有时也会有“空屋”(日语汉字为“空屋”)或“不对称之屋”(日语汉字为“数奇屋”)之义。②茶室被叫做“嗜好之屋”,因为它是用来安置诗兴的临时小屋。茶室被叫做“空屋”,因为除了满足当时审美需要的东西之外,里面不摆放其他任何物件。茶室被叫做“不对称之屋”,是因为人们出于对“不完美”的崇拜,故意留下一些未完成的东西,任由想象来完成。16世纪以来,茶道的理念给日本建筑带来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普通房屋的内部装饰,也极其简朴和洗练——虽然在外国人看来,这几乎就等于煞风景。

第一个独立茶室是由千宗易③建造的。后来,他以千利休之名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茶师。16世纪时他在太阁丰臣秀吉④的庇护下,确立了茶道的仪式,使之到达了大成的阶段。茶室的大小是由15世纪有名的茶师武野绍鸥⑤确定的。初期的茶室只是普通客厅的一部分,举行茶会时用屏风隔离开来。那个隔出来的部分被称做“围室”(kakoi)。这个名称,至今还被用来称呼建于室内的非独立茶室。数寄屋由茶室本身、水屋 (准备室)、玄关(等候室) 和露地(庭院小径)组成。正如“比美慧三女神⑥多,比缪斯九女神少”的谚语所暗示的那样,茶室最多只能容纳五个人;水屋是把要带入茶室的茶具预先洗净和备齐的地方;玄关是客人被邀请进入茶室之前一直等候的地方;露地则是连接茶室和等候室的庭院通道。茶室看起来毫不起眼。它比日本最小的房屋都小,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意在暗示一种优雅的清贫。但我们不可忘记,这些都是出自深远的艺术构思。在它的细节上花费的巨大心思,甚至超过了最富丽堂皇的宫殿和寺院。一间好的茶室,其建造费用要高于一幢普通的宅邸。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工艺上,还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都需要极其细心和精确。实际上,茶师所雇用的建筑工匠,构成了手艺人中备受尊崇的独特阶层,他们的工艺如此精巧,就是和漆绘家具的工匠的手艺相比,也决不逊色。

(日本茶室)

茶室不同于任何一座西方建筑,就是与日本自身的古代建筑相比,也有显著的区别。日本古代宏大的建筑物,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即使仅从规模来看,也都不可小觑。几个世纪以来,在毁灭性火灾中仅存的少数建筑,其富丽堂皇的装饰,仍让人心存敬畏。直径为两三英尺,高度可达三四十英尺的巨大木柱,依靠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状支架,支撑着在覆瓦屋顶重压下嘎吱作响的巨大房梁。这种建筑的材料和样式,虽然不敌火灾,但却以它自身的稳固证明了其抗震能力之强,非常适合日本的气候条件。法隆寺的金堂和药师寺的塔⑦就是值得关注的实例,它们充分表明了日本木造建筑的耐久性。这些建筑,在近十二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保持完整无损,这些古老的寺院和宫殿内部,装饰极其奢华。在10世纪修建的宇治凤凰堂,曾经覆满墙壁的壁画和雕刻残件自不必说,我们还能看到五颜六色的精致宝盖和镀金佛座,上面镶嵌着许多镜子和螺钿。⑧日光的宗教建筑⑨和京都的二条城⑩在色彩的运用和细节的雕琢上,竭力追求阿拉伯式和摩尔式豪华绚丽的装饰风格,从而牺牲了建筑的结构美。

(法隆寺金堂)

(京都二条城)

茶室的简朴和纯粹源自对禅宗寺院的模仿。禅寺区别于其他佛教宗派寺院之处,就在于它仅仅是为了禅僧居住而建造的。禅堂不是礼拜和朝圣的场所,而是供禅宗弟子聚集在一起的场所,进行讨论和冥想的学习室。在这个房间里,除了佛坛后面嵌在墙壁中央的佛龛外,没有其他装饰。佛龛中立着禅宗创始人菩提达摩的像,或是释迦牟尼像,由最早的禅宗祖师迦叶和阿难陀相伴左右。佛坛上摆放着的花和香,是人们为了纪念这些圣者对禅的巨大贡献而供奉的。我们曾经说过,正是禅僧们在菩提达摩像前轮流从一个茶杯中喝茶的仪式,为茶道奠定了基础。在此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禅堂的佛坛是壁龛(“床之间”,tokonoma)的原型。也就是说,日式客厅的上座——装饰着绘画和插花,给客人以精神陶冶的壁龛,其形式正是取自于禅堂的佛坛。

(日本禅堂)

日本所有杰出的茶师,都是禅宗的修行者,他们还尝试着把禅的精神融入现实生活中。因此,茶室与其他的茶道器具一样,反映了禅宗的许多教义。《维摩诘经》中的一段经文,规定了正统茶室的大小为四个半榻榻米,或者十平方英尺。这部极具趣味的著作中讲道,维摩诘居士把文殊师利菩萨和八万四千名佛门弟子迎入了这样一间斗室之中——《维摩诘经》中的寓言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对于真正的悟道者来说,并不存在空间。此外,从等候室通往茶室的庭院小径“露地”,意味着冥想的第一阶段,即通向自我启发的道路。营造露地的目的是把茶室和外部世界分隔开来,酝酿出一种新鲜的感觉,从而有助于人们在茶室内部充分体味美的情趣。凡是曾经在露地上漫步的人,必定不会忘记:在常青树的幽暗绿荫里,脚踩干枯的松针,走过大小不一却排列整齐的石块,从长满青苔的花岗岩灯笼旁悠然经过——那时,心灵是如何地超越俗世,自由飞扬。纵使身居闹市,也会感觉恍如远离文明的尘嚣,置身于茂密的森林之中。在营造这种清静和纯粹的效果上,茶师们的确独具匠心。至于走过露地时所唤起的感情应该具有何种特质,茶师们的主张则各自不同。像利休那样的大师,追求的是绝对的孤寂。他断言,建造露地的奥秘隐藏在下面的古歌当中:

极目远眺水滨暮,

不见繁花与红叶。

唯有岸边孤草棚,

独立秋日余晖斜。

其他的茶师,如小堀远州,则寻求另外一种效果。远州说,露地的理念可以在下面的诗句中被发现:

林间苍海黄昏月。


远州的心思不难揣测。他希望创造这样一种心境——刚刚觉醒的灵魂,一边彷徨在过去的阴暗梦境中,一边又沉浸在充满甜美灵光的忘我境地里,憧憬着浩瀚天空的自由。

带着这样的心情,客人默默地走向茶的圣殿。武士会把自己的剑放到屋檐下的刀架上,因为茶室是和平的至上空间。然后客人深深地弯下腰,通过一扇高度不超过三尺的小门,膝行进入茶室。这一套程序,是所有的客人都必须履行的,无论高低、不分贵贱,它的目的就是教人学会谦让。席次是在等候室休息的时候一起商定的,客人们按顺序静静地进入茶室就座。首先向壁龛中的画轴和插花致敬。不久客人全部就座,房间安静下来,整个茶室除了铁壶里开水沸腾的声音,没有一丝声响。这时,主人才进入茶室。烧水的铁壶欢快地歌唱,因为在壶底放置了铁片,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旋律。沸腾声中,人们能听到云中瀑布的磅礴回响,远处大海的惊涛拍岸,或者横扫竹林的暴风骤雨,还有那遥远山冈上的萧瑟松籁。

即使在白昼,茶室内的光线也很柔和。因为斜房顶那低垂的屋檐,大大遮蔽了照进茶室的阳光。茶室里从天花板到地板,一切色调皆稳重淡雅。客人自己的服装,也都是精心选择的素净颜色。房间里处处古色古香,新的东西在此被全部禁用,只有茶筅和亚麻方巾是例外的,它们必须保持洁白崭新,和周围的一切形成鲜明的对比。茶室和茶具无论看上去多么古旧褪色,都绝对是干净无垢的。就连房间里最黑暗的角落,也是一尘不染。因为哪怕只有一丝灰垢,主人都不配做一名茶师。当一名茶师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具备有关打扫、擦拭和清洗的知识,因为清洁和除尘也是一门艺术。一件金属古董,绝对不能带着荷兰主妇那种过分的热情进行打扫。从花瓶上滴落的水珠,也无须擦掉,因为那会使人联想到露珠,联想到清凉。

与此相关,有一个关于利休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茶师们所抱有的清洁观念。一次,利休看着他的儿子绍安在露地上清扫并洒水。绍安做完后,利休说:“不行,还不够干净。”命令他重新打扫。绍安极不情愿地又干了一小时,转身对父亲说:“爸爸,再也没有什么要做的了。石径已经冲洗过三遍,石灯笼和树木都喷洒了足够的水,苔藓和地衣也都青翠欲滴。地上没有留下一根树枝、一片树叶。”“傻孩子,”茶师呵斥道,“露地不是这样打扫的!”说着,利休来到庭园,晃起一棵树来。霎时间,金黄和深红的树叶片片飞落,庭园的地面上铺满了秋天织锦的碎片。利休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洁净,还有美和自然。

“嗜好之屋”的名称,暗示着茶室是为了迎合某些个体的艺术需求而建造的。茶室是为茶师而建,但茶师并非为茶室而生。茶室并不是为了传世,因此它只能是一个临时性的建筑。在日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房子,这种思想源于日本民族古来的习俗。根据神道的迷信,每家的住宅在主人死后都要腾空。这个习惯大概是基于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卫生方面的理由。还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应该给新婚夫妇建造房屋,供他们居住。我们发现,古代非常频繁的迁都,正是出于这个习惯。祭祀太阳女神的最高神社伊势神宫,每二十年就重修一次,正是古代仪式保存到今天的一个例子。这样的习俗,只有在拆卸容易、组装简单的日式木结构建筑中,才可能得以保留。若是采用更加经久耐用的建筑方式(砖石结构),迁都移民就无法实行。实际上,就像奈良时代以后,从中国引进了更坚固、更厚重的木造建筑形式,大规模的移动就变得遥不可及了。

然而,随着禅宗的个人主义在15世纪取得支配地位,它在与茶室的关联中形成了更加深刻的意义,逐渐浸透了原有的禅宗思想。禅宗根据佛教的无常理论和精神支配物质的要求,认为房屋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身体本身也只是建在荒野里的临时小屋,是用遍地生长的野草搭起来的简陋的避雨棚——绑在一起的草一旦松开,小屋就顿时烟消云散,回复到原来的荒野状态。茶室中的一切——简陋的茅草屋顶,脆弱的纤细立柱,轻巧的竹制撑架,以及看上去漫不经心的、对于寻常材料的使用,都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无常。永恒只存在于精神之中,而正是在这种单纯的环境里表现出来的精神,以其自身优雅的微妙光线,美化着茶室中的一切。

(日本茅屋茶室)

茶室应该为茶师量身定做,这是艺术中生命力原理的强烈主张。艺术要想得到充分的鉴赏,必须契合同时代的真实生活。我们不是要无视后世的要求,而是要更加享受现在的生活。我们不是要可以忽视过去的创作,而是要努力把它们融入到我们的意识之中。对于传统和成规的过分屈从,就会束缚建筑上的个性表现。在现代日本,西式建筑的无聊仿制品随处可见,对此我们只有流泪悲叹。我们还会感到奇怪,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为何会如此缺乏创新,为何会充斥着如此之多的陈腐重复?或许,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艺术的民主化时代,正等待着能够建立艺术新王朝的巨匠出现。但愿我们对古人的热爱更多些,对他们的抄袭更少些!据说,希腊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从不照搬古代。

“空屋”这个用语,不仅传达了包容万物的道教理论,还蕴含着“装饰主题需要不断变化”的观念。茶室之中,除了为满足某种审美情绪而暂时装饰的东西之外,应该是空无一物的。有时人们会把一些特别的艺术品带入茶室,为了烘托这个主题的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经过精心的挑选和搭配。人不能同时倾听多首乐曲,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主题上,才能实现对美的真正理解。于是人们将会看到,我们茶室的装饰法,与西方流行的方式恰好相反。在西方,人们总是把室内装饰得像博物馆一样。对于习惯了装饰的简单和装饰方法频繁变化的日本人而言,西方人那永远充斥着大量绘画、雕刻和各式古董的室内装饰,只不过是一种恶俗的炫富。哪怕只是持续不断地观看一件杰出的作品,要想欣赏它的美,也需要丰富的鉴赏能力。何况那些欧美家庭中的人们,天天面对各种混乱的色彩和形状,的确需要无限的艺术感受能力。

“不对称之屋”这个用语,则暗示着我们装饰体系中的其他层面。西方批评家屡屡指出,日本的艺术品缺乏左右对称的美。这也是道家的理想通过禅表现出来的结果。二元论思想根深蒂固的儒家,和崇拜三位一体的北方佛教,绝不可能反对对称性表现。实际上,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或是唐朝和奈良时代的宗教艺术,就会发现东方历史上人们追求对称的不懈努力。日本古典风格的室内装饰,在其搭配上完全是均匀对称的。然而,在道和禅的思想中,“完美”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道禅哲学所具有的动态天性,使得它们更加看重追求完美的过程,而不是完美本身。只有在心中把不完美变成完美的人,才能找到真正的美。人生和艺术的生命力,存在于成长的可能性里。在茶室中,每一个客人都需要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在心中营造出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效果。自从禅成为世间流行的思考方式以来,远东的艺术就有意识地避开左右对称,无论是用在表现完成上,还是用在表现重复上。设计上的整齐划一,被认为是阻碍想象力创新的致命缺陷。于是,山水花鸟比人物更容易受到画者的青睐,成为他们喜爱的主题,因为后者往往就是观看者自身的再现。实际上,我们经常过于突显和表现自我,全然不顾自己的虚荣心甚至自尊心是否令人感到乏味无聊。

在茶室里,必须永远避免重复。装饰房间的各色物件,都要经过精挑细选,以保证每一种色彩和样式都不会重复。如果室内已经有了插花,就不能再装饰花卉题材的画。如果烧水用的铁壶是圆形的,那么注水用的水壶就得是有棱角的。黑釉茶碗与黑漆茶叶罐不能放在一起使用。在壁龛里放置香炉或花瓶时,也要注意不要把它摆在正中央,以免把空间平分为两半。还有,壁龛的立柱应该采用不同于其他柱子的木材,以打破室内的单调气氛。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日本的室内装饰法与西方的显著差异。在西方室内的壁炉上和其他场所,装饰品都是对称排列的。在我们看来,西方的房间里充满了无谓的重复。当我们和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发现他的全身像正从其背后盯着我们,那感觉真是坐立不安。我们不禁会暗中纳闷到底哪个是真的——是肖像画里的人,还是正在说话的人?随即产生一种奇怪的确信: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冒牌货。坐在宴会的餐桌旁,我们经常会因为凝视餐厅墙上挂得满满当当的画像,而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消化不良。为什么要装饰着那些描绘被追逐猎物的画呢?为什么要摆放鱼类和水果的精致雕刻呢?为什么要陈列这些祖传的金银餐具,让我们想起曾经用它们进餐而早已不在人世的人们呢?


(西方宴会厅)

茶室的简单朴素和超凡脱俗,使它真正成为远离尘世烦恼的圣殿。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人们才能专心地把自己献给对美的崇拜。在16世纪,对于投身日本国内统一和重建的勇猛武士和政治家来说,茶室是难得的修身养性的场所。在17世纪,由于严格的形式主义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中不断发展,茶室为艺术精神的自由交流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机会。在伟大的艺术品面前,大名、武士和平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今天工业化横行的世界,要想寻觅真正的风雅,变得愈发困难。难道,我们今天不比以往更需要茶室吗?

注释

拉尔夫·N.克拉姆(音),《对日本建筑及相关艺术的印象》,贝克与泰勒出版公司,纽约,1905年。

在日语里,“空屋”、“数奇屋”和“数寄屋”发音相同,都是sukiya,这三个词语的汉字形义相近又相互区别,体现了不同茶师对茶室的不同考虑。——中译者注

千宗易(Senno Rikyu,1522—1592),安土桃山时期的著名茶师,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师从武野绍鸥,完成“佗茶”之仪式。得到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极大恩宠,但因触怒了秀吉被赐自杀。——中译者注

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1536—1598),日本战国时期和安土桃山时期的武将。统一了日本,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对推动日本茶道的发展作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太阁(Taiko)为官名,即太政大臣——中译者注

武野绍鸥(Takeno Joo,1502—1555),室町后期(16世纪)的茶师,千利休的师傅。本书误作“15世纪”。——中译者注

美惠三女神(Graces),又叫格蕾丝或三位姐妹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为阿格拉伊亚(灿烂)、欧佛洛绪涅(欢乐)和塔利亚(花朵),赐给人魅力与美丽。缪斯女神(Muses),又名第六感女神。在希腊神话中,缪斯女神是九位掌管诗词、歌曲、舞蹈、历史等女神的统称。——中译者注

法隆寺,位于奈良的圣德宗总寺院,南都(奈良)七大寺之一。据传是由圣德太子于607年建造。其后遭火灾烧毁,重建后保存至今。其金堂和五重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药师寺,位于奈良的法相宗大寺院。南都(奈良)七大寺之一。

宇治平等院阿弥陀堂的别称。1053年修建。堂内安置了阿弥陀如来坐像,装饰也极尽奢华。建筑和佛像等被登录为世界遗产。除凤凰堂建筑本身外,阿弥陀如来坐像、木造云中供养菩萨像五十二座、木造宝盖和凤凰一对、梵钟和壁画都是国宝。其中以圆形和四角形组合而成的珍贵而豪华的宝盖,由螺钿和透雕装饰。螺钿,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品。以螺蛳壳或贝壳制成人物、鸟兽、花草等形象镶嵌在漆器或雕镂器物的表面,做成有天然彩色光泽的花纹、图形。另外,其成立在11世纪(1053),文中所说的“10世纪”有误。——中译者注

枥木县日光市的神社和寺院的总称,包括东照宫、二荒山神社和山轮王寺,是世界遗产。装饰风格华丽。——中译者注

位于京都中京区二条城町的江户时代的古城。其中二丸御殿的二十二座建筑物及殿中共计九百五十四幅壁画是日本重要文化遗产。——中译者注

维摩诘是音译,详称为维摩罗诘,或简称维摩,旧译净名,新译无垢称,则为意译。根据《维摩诘经》记载,维摩居士自妙喜国土化生于娑婆世界,示现在家居士相,辅佐佛陀教化,为法身大士。《维摩诘经》,就是记载维摩诘居士所说的不可思议解脱法门的经典。本经由三国吴支谦译出后,即在我国盛行,历代以来多达七种汉译本,目前以鸠摩罗什所译最为流畅,评价最高,流通也最广。——中译者注

这是藤原定家的和歌,出自《新古今和歌集》。

小堀远州(Kobori Enshu,1579—1647),远州派茶道的创始人,江户时代初期的代表茶人之一。他原是武将,早年曾追随古田织部学习茶道,侍奉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亦是德川第三代将军家光的御用茶道师。在和歌、插花、建筑、庭园建造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鉴定上造诣很深。

⑭出自《茶话指月集》。

大名,原指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在武家社会,特指拥有广大领地和部下的武士。大名作为封建领主,和中国的诸侯有相通之处,也被称做大名诸侯。

(编辑、排版:刘璐薇)

温馨提示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分享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与我们联系授权,并在文章开头显著标明转载来源、注明作者,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发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