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十九）|潘世圣：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有效视角

潘世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日语系主任、日本九州大学博士。1990年代初留日前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赴日留学后专攻日本近现代文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此后的教学研究兼及日本文学、中国文学及日中比较文学。目前从事“日本近代战争文学”、“《太阳》杂志”、“战前中国留日学生杂志”、“鲁迅与明治日本”等课题的研究。有研究著作（日文）、译著及研究论文若干。每年招收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一    鲁迅在1902年、也就是整整一百一十多年前，作为大清帝国（1644-1911）的末代子民，越洋东瀛，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人。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始于甲午战败后的1896年，第一拨只有区区13人。到鲁迅留日的1902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数也不过只有区区四、五百人，鲁迅十足地属于中国留日先驱之一列。1‍902-1909年，鲁迅的留日生活达七年之久，在盛行“短期留学”“速成教育”的当时，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长度。回国以后，鲁迅一生，他的读书和创作生活、他的人际交往乃至日常，都与日本和日本人发生种种关联。尤其是在1926年离开北京定居上海之后，这种关联的密度和重要性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有时因此引起一些人的不解和诟病。

鲁迅是作家，以码字和讲述为职业，一生发表了约300多万字的文学创作，用丰富多样的方式构建了一个厚重深邃的文字世界。但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是，鲁迅从来没有热心过讲述自己与日本的故事，换句话说，他的留日叙事十分贫弱。不仅如此，有时甚至会令人感到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在这一点上，他与胞弟周作人（1885-1968）、以及后他留日的郭沫若（1892-1981）、郁达夫（1896-1945）等等，大相径庭。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与鲁迅留日的方方面面相关，既有日常世俗层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精神内面缘由，至今仍是鲁迅个人史上的一个尚未得到详尽解答的问题。

对鲁迅研究而言，“鲁迅与日本”，算不上是什么新鲜话题。但它却仍然属于持续成长的一个次领域。比起鲁迅研究的其他部门，这里相对具有幅度较大的生产空间。究其原因，有人们所了解者，比如具有跨界性质，涉及中日两国甚至更多，包摄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教育学术、风土人情、日常生活等诸多层面，文献资料和历史现场考察存在上述时间性空间、地理性空间以及精神性空间的制约，加大了硬体软体两方面的研究难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中日两国特殊关系和相互认识的一些盲点或死结，往往潜在的投射在鲁迅研究中。

　　　　　　　　　　　　（日本明治世相）

明治日本（1868-1912）是青年鲁迅形成和成长的舞台背景。离开明治日本，很难精确深刻地把握鲁迅。而十九世纪末，开启于中日甲午战争、此后一路紧迫险恶的中日关系，使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陷入空前紧张你死我活的悲剧状态。中国，无论作为国家还是民族，在这种悲剧性关系结构中完全处于弱势的受害者位置。这一段充满血泪的悲情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介入人们解读日本的视线，逐渐形成一些固定观念。当感情与理智失衡，当视线过度盲从特定的固定观念或意识形态，日本形象和日本理解就会出现变形或失真。于是，对于鲁迅与日本的探究，也必然的折射出这种变形或失真。如何跳出一味的历史悲情，摆脱情绪化意识形态化思维，理性深刻地洞察日本这个曾经让中国人交织憎恶蔑视悲酸无奈的国度，至今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在这个意义上，留日时期鲁迅研究具有潜在的庞大意义空间，既包括以史实考察为主的知识范畴的工作，也包括祛魅历史甄别思想落实启蒙意义，发掘鲁迅留日历史叙事暗藏的各种可能性。因而，“鲁迅与明治日本”，既是一个蕴含丰富的知识探索的宝库，同时也是一个可能发现和创造思想的领地。

二    可另一方面，相对而言，留日时期的鲁迅研究、特别是深入扎实精致的学术研究还比较薄弱。鲁迅本人留下的直接文字极少；虽然有关人士、主要是鲁迅的同时代人，如周作人、许寿裳等有一些回忆性文章，但数量不多，更谈不上系统。这些文字中，有的属于多年后的回忆文章，难免存在记忆模糊或失真之处；有一部则出自特殊时代，具有某些特定色彩，缺少学术资料要求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少数国内学者著有部分研究著作，如时任吉林大学教授的刘柏青，最早出版了专门探讨鲁迅与日本文学的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系统的开拓性研究。该书出版后，受到鲁迅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界的广泛关注，得到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同一时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者程麻也接连出版了《鲁迅留学日本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前者对鲁迅的留日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后者――借用作者的话，则是“写这本论著的初衷，是想在魯迅研究領域尝试开掘一隅新田地：尽可能全面地清理魯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借以将魯迅还原到近現代东西方各国文学相互沟通、彼此交融的吋代背景中，展示他在中国文学观念更新历程上的先驱者形象，并淘漉或引申出今人可引以为鉴的理论教益”。可见，追求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系统性考察，力图借助理论性关照获得具有理论意义的启示，是作者设立的目标。此后很久一个时期，没有出现有关这一课题的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著作。在后来问世的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中，每每有涉及鲁迅的章节，如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也值得关注。此外，还有一些学术随笔札记类的著作，如李连庆《鲁迅与日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周国伟《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为“鲁迅与日本”这一课题研究的进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则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诸如一手文献资料、语言文化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上述研究的特长基本不在资料文献的系统性实证考察。假如打通国内国外的区分，在实证性的资料文献研究中，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是最有分量的。在出自日本学者之手的众多研究中，以下几种最有代表性。它们是，原关西大学教授北冈正子的《日本这一异文化中的鲁迅——从就学弘文学院到“退学事件”》、《鲁迅 救亡之梦的踪迹——从恶魔派诗人论到《狂人日记》，以及2015年6月30日刚刚出版、集毕生心血长达670多页的皇皇巨著《鲁迅文学渊源探索――<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原东北大学教授阿部兼也《鲁迅的仙台时代——鲁迅日本留学研究》。而这本书又与更早的一本，即“仙台时期鲁迅的记录调查会”：《仙台时期鲁迅的记录》有着部分重叠的紧密关系。阿部兼也同时也是《仙台时期鲁迅的记录》调查活动的主持人及重要作者之一。

正如这三本书所代表的那样，日本研究者的鲁迅研究发挥了其三个优势：

第一，注重实证考察，在最基础的“体力”工作（发掘搜集资料、现场调查等）上毫不妥协，网罗有关研究对象的所有资料，无论巨细抑或直接间接，最大限度重构考察对象的结构形态，在此基础上尝试文本和意义的阐释。甚至有时两者的比重是前者远远大于后者。正如国人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以“实事”而达“求是”，具有细腻精致扎实的特点。

第二，是视野视角以及学术文化路向上的独特之处。日本研究者依托的学术传统、文化背景、以及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系统观念系统的差异，会以各种方式反映到其研究的视角建立、材料选择取舍和处理，包括阐释中，形成其特有的认识结构。对我们来说，这些未必具有完全的合理性，误读误用甚至深刻的误解也时有存在。但恰恰是由于它立足于另一种价值体系和学术体系，往往会给我们提供十分有益的视角启示或参照坐标。比如，有关鲁迅在仙台时期“弃医从文”的所谓“仙台神话”说，就是极好的一例。

第三，是时间空间以及资料文献搜集阅读上的优势。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沉静潜心、不受干扰诱惑的苦功夫——实证研究原本就相对薄弱，更勿言要研究鲁迅与日本，中间具有的时空、语言文化和资料文献的多重阻隔。而日本研究者则具有若干天然优势。

第四，日本研究者的研究相对比较单纯，研究的动机动力多半是兴趣本位，外在的功利性制约相对比较少，再加上日本人做事认真细致，所以其研究往往是“十年磨一剑”，用的是慢功夫。比如上面例举的北冈正子的三本书，一本耗时二十多年，另一本则是1950年代到2000年代的研究所得，第三本则是穷毕生精力之作。阿部兼也的著作，也是前后三四十年劳作的结晶。这样的数量和效率，在目前的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惟其如此，这些看起来并不绚烂的研究，虽然没有一时间石破惊天的反响，但却耐得住实践和历史的洗涤，最终成为研究史上无法忽略无法绕过的存在。在留日时期鲁迅研究方面，上面的几本书已经显示了这样的效力，很是令人深思。

三

不过即便如此，日本研究者的上述优势，不等于中国研究者没有自己的优势，或者没有自己的研究空间。

第一，要高质高效进行文献资料、尤其是日本方面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读，当然首先要有对应日本语言文化的能力、具备若干必要的物理性技术性条件。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中国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即鲁迅的中国背景这一系统具有广泛了解和深度认识。只有这样，才不仅能观测把握那些与鲁迅具有直接显在关系的资料文献，同时利用对鲁迅背景的大幅度了解，捕捉那些与鲁迅之间呈现断续模糊的、间接潜在或隐性的关联，把握各个层面的资料文献，透视资料文献所具有的内在信息线索，以及各种意义，从而还原鲁迅世界与其身外世界的复杂关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鲁迅研究者并非占据全部优势，中国研究者需要努力、并且可以努力的空间也足够大。

第二，日本研究者在资料文献的发掘整理解读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其学术传统和行为方式的长处，不计时间成本、细致入微孜孜不舍、遵循学术路径而很少功利性，再加上其具有的来自于另一种思想价值体系的视角和眼光，在实证性研究上有不少地方超过中国国内的研究，留日时期鲁迅研究就更加如此。对此，国内研究者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谦逊的姿态看待出现在日本的研究成果，不必慎言，更不应讳言。但在我们看来，日本的鲁迅研究也存在局限，比如关注细小个案本无对错之分，但问题在于如何避免过于单一孤立或表面的考察，如何在问题整体以及背景结构的系统、也就是问题的关系网络中探讨个案，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课题。这里的核心还是一个视野和视角的问题。

第三，作者历来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各种现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总觉得许多理论解决的是观念意识的问题，是态度视角的问题，它的效用主要是融化在使用者的基本观念和思考方式当中，而不是通过一些技术技巧名词概念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些理论的本质并不在于技术性技巧性，它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根本变化，主要不是语言概念和形式的新奇峭拔，而是立场态度角度由僵硬变为富有弹性，由封闭拒斥其他系统而变为开放融合，在不同系统的相互交汇交锋中形成新的视野视角，进而开辟新的思想境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和体验，那就是，单纯的理论叙述往往呈现极其完美的结构体系，然而一旦运用到具体文本的分析叙述时，就会产生隔膜，变得难以操作，最终成为文学文本对理论的削足适履和机械注释。尽管理论运用的现实不尽如意，但理论依然是有效的，只不过它不应该是直线浅白的概念使用，而是要溶解在思想思维和眼光中。问题不在理论自身，而在于人间主体如何对待和使用理论。

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总体上来说，对理论的吸收和使用比较缺乏，或者他们对理论的实质效力以及理论的消费期限抱有怀疑态度也未可知。这使得他们原本可以更有辐射力的实证性考察受到了限制，有时没能揭示或拓展“实证”所蕴含的更广阔的意义，对文学现象世界和文本世界的结构解析或意义阐释，时常显出幅度深度和创意的不足。在这一点上，中国研究者至少对理论运用有着更强烈的欲望。不过，对日本研究者来说，鲁迅研究归根结底还是“外国文学”，比起国内研究者研究自己的“国文学”有着更多的困难。

四

   与海外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长，研究者和研究成果数量也最多。除了上述专著以外，竹内好、丸山升、丸尾常喜、伊藤虎丸、山田敬三、尾崎文昭、中井政喜、代田智明、藤井省三等一连串的教授学者，都有各具特色的论文或著作。日本鲁迅研究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关注“问题”，关注具体问题。你会感觉到他们的研究颇“琐细”，但却很踏实，而很少在一种思想观念的框架中、遵循一种固定的秩序和标准进行“思想”的阐释和生产。对国内的鲁迅研究来说，如何吸收看上去局面不大的日本鲁迅研究之长处，寻找更加合理有效的研究路径，开拓鲁迅研究空间，依然远未完成。

   日本式研究特有的严谨细致注重实证考察、有一分根据讲一分话，他们并不刻意追求“高大上”的境界，也很少学术之外的功利目的。因而意识形态化学术、单一封闭排斥自省和开放的“专制”性学术、不讲科学性和学术规范、算不上研究的印象式“研究”相对较少。尽管国内的鲁迅研究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积累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数量庞大。但依然不同程度存在“科学”和“研究”缺席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加重视调查，包括资料文献，也包括实地现场，努力返回（再现、重构）历史现场，最大限度地清理确认历史时代的事实结构，了解时代的语境和观念意识潮流，进而理解鲁迅的观念意识、及其与时代的关系形态。即，理解鲁迅所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思想、他的思想与他的时代呈现何种关系。

   切实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的边界就可以扩大许多倍。鲁迅原著和与鲁迅直接相关的基本事物现象、鲁迅的置身环境和时代背景，作为一个综合的人生大系统，自然是包罗万象。于是，除了鲁迅自身的传记性研究及其中国情形考察之外，最大的任务还是要弄清鲁迅生活了七年多的明治日本。从基础性的历史概说开始，继而进入各个不同领域——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状况、学校教育、民众生活、风俗习惯、时尚流行、对外关系尤其是对华、出版媒体，等等。幸好，日本的学术研究系统丰富，每一个领域都可以找到编辑加工极其系统全面的大型资料文献和研究文献。譬如，从整体上了解明治时代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文学，则有《明治百年史叢書》（原书房）、《明治文化全集》（日本評論社，1928 年）、《明治文学全集》一百卷（筑摩書房，1965-1989年）、等等。除了这些日本既存的文献资料以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的工作，那就是对第一手原始资料的调查。比如鲁迅留日时代的新闻报刊及重要书籍、比如与鲁迅有关或可能有关的人物事件场所等等。当然，这些工作几乎是没有边际的，但完全不做却万万不可。例如，东京的“讲道馆”保存着有关弘文学院的原始资料、弘文学院所使用的教科书、含有弘文学院信息报道的“讲道馆”杂志《国士》（1898-1903）；在有关日本语教育的历史资料中也包含有了解弘文学院日语教育的线索；有关仙台时期和第二个东京时期，除了前述的《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和北冈正子的著作、涉及仙台地方的乡土资料、东北帝国大学（仙台医专于1912年成为1907年成立的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史料等特定资料以外，同样需要在最基本的资料调查上花大力气。这部分资料包括当时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1874-）《朝日新闻》（1888-）《报知新闻》（1895-1942）《二六新报》（1893-1914），主要杂志《太阳》（1895-1928）《中央公论》（1899-）等等。这部分资料的调查方式是没有选择性的全部浏览，寻找所有有关信息。第一可以通过原始材料，发掘发现新的直接或间接资料；然后通过第一手资料及其先行研究，客观完整重构留日时期鲁迅的生存和成长环境。

   另外，实地调查以及相关影像资料的发掘和使用，这一块在国内也相对薄弱，尚未成为日常研究的常规部分，这一点实际上恰恰是与海外学术研究存在差距的部分。对留日时期鲁迅的调查有不少困难，二十世纪初头到现在，足足过了一百多年，所谓“实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景物已经消失。但是，即便如此，踏上鲁迅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土地，确认它的方位，眺望头上的天空和周围的景观，与手头的老照片相比照，依然可以强烈感受到什么。你很难说立刻收获了什么，或者这样就可以改变什么，但无疑你的感觉和想象会从没有根据的执拗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你的感觉会一点点靠近曾经的历史现场。1902年4月7日，经过南京•上海•横滨踏上东京之地的鲁迅，第一天投宿的旅馆“三桥旅馆”（位于当时的麹町区四丁目三番）已经踪迹全无，我们只能知道著名的国立歌剧院的背后，曾经有过这家旅馆；而向西步行十几分钟便可到达的“清国公使馆”，现在已经是众议院第一会馆，聚集着执掌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成为日本国家政治的心脏地界。至于鲁迅最初学习了两年的弘文学院，现在的地址是新宿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那里面向道路，车辆川流不息，不动产公司入居的商务楼令人感慨世间变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国内的这部分研究，鉴于条件的有限，和鲁迅研究的其他领域比较起来，深度的实地调查现场体验往往有些不足。今后在这个方面的考察，诸如采集影像资料或素材，透过采集调查工作而获得的考察解析成果，必将为鲁迅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发现。

（仙台医专）

五

通过网罗式的资料文献调查，通过寻访历史现场——那些以各种形式与鲁迅相关联的空间场所，重构留日时期鲁迅发生成长的历史情境，在交错的知识和思想网络系统中确定鲁迅所处所占据之位置，理解鲁迅与他的时代和他的环境之关系，最终导向青年鲁迅之主体性的表达方式，由还原历史现场进而阐释青年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其特质。

留日时期的鲁迅，无疑还是后来成为一种思想类型之“鲁迅”的初级进化阶段。二十世纪初头，老大帝国屈辱地淡出世界舞台，举国上下焦灼于亡国灭种的殖民危机，在那一种潮流中，二十一岁的鲁迅来到日本这个西洋“模范学生”的国度。有意和无意，鲁迅开始了一个从自我觉醒到自我解体再到自我重建的精神历程。毋庸置疑，鲁迅这一代是极其艰辛的。他们背负着巨大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传统因袭，同时又必须亲身体验来自西洋以及东洋的冲击压迫，包括思想精神的，也包括体现为军事力量的物理形式；他们要在这夹缝中调整感情尊严与变革图存的平衡，其难度，需要今日的我们通过还原历史现场去感同身受，避免以二十一世纪之自我，去任意想象装饰塑造主观之“历史现场”。

清理和尽可能的复原了历史现场，会发现以往的留日鲁迅叙事存在不少想象和偏差部分。留日头两年，鲁迅在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和各科基础知识，第一习得了日语，第二习得了文理各科基础知识，基本完成了具有中学程度的基础近代知识体系和基础近代观念体系的建构，这件事，标志鲁迅观念意识的根本性转变，为所谓“原鲁迅”的形成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础。之后的一年半，鲁迅进入最艰苦最繁忙最枯燥的医学专业新生生活，除了鲁迅自述的“幻灯片”事件带有些刺激性和故事色彩外，基本应该是郁闷沉重的日常。我相信，除了“幻灯片”的刺激成为一个重要的引信之外，仙台医专的常态生活，也是鲁迅离开仙台回到东京、告别医学走向文艺的原因之一。最后在东京的近三年，实质是无业“浪人”时期。但又是他生活最自由、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开始了具有文艺色彩、学术色彩、又有一般言论人色彩的日常生活。这是文学家鲁迅的预备时期。这时的他，更多的是在一个个点上投入青年的热情和行动。他搞翻译，介绍自己钟情的作家作品，用文学表达精神和文化诉求；他还介绍新的思想思潮，表达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包括接受了日本流行不衰的“国民性”言说的影响，和梁启超等同时代的先觉者、以及留日学生同伴们一样，鲁迅在“精神”=“国民性”的路向上找寻民族自我拯救的根本方法。在这里，他和一直瞩目于“制度”的胡适截然不同。不仅是鲁迅，留日出身的文化人均有此等“精神主义”倾向，而对这一点，明治日本绝对脱不了干系。

我们不需要在预先搭设的“伟大”框架中，勉力论证青年鲁迅何等伟大卓越这一预设结论。崇拜和热爱鲁迅的我们，首先要把这冷峻的青年（老头儿）从云端上面放回人间地面。毕竟，在日本的七年多，鲁迅还只是一个留学生，只是一个半路退学的医专学生；他刚刚开始启动日后成为卓越文学家的历程；他还没有成为一个正统意义上的学者，尽管他写过一些文章翻译过一些作品；他也不是一个振臂高呼富有煽动力的社会活动家；他的思想结构在经历解体之后，还在一点点进入重新建构的过程，一切都开始不久，一切都在进化途中。但是，鲁迅的确是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自我建构。尽管这个过程未必绚烂，也不见得具有爆炸力，但鲁迅的精神气质之核——他的独立性独特性、他的信念的顽强和执拗、他面对沉重巨大的社会现实和体制高墙时的清醒和批判意识——，无论是在医专退学的“失意”阶段，还是成为中国文坛领袖的辉煌时期，都一以贯之，既无气馁亦无膨胀，始终保持着他高贵的尊严。

六

   关于留日时期鲁迅的原始资料，其发掘发现的空间已寥寥无几。譬如仙台医专时期，鲁迅所用教科书的具体情况，教科书以外的图书阅读，除了他本人讲述的幻灯片事件，课上课下还有过哪些具有影响力的事情，日常生活中是否有过什么遭遇，等等，都是意味深长的话题。然而，在可以预见的范围，要有新的实质性发现大概是极其困难的。第二个东京时期，鲁迅几乎等于完全没有任何所属，不再与他人具有组织或团体结构的联系，因而缺少了有可能留下记录的必要条件。而他朝夕相处的伙伴——弟弟周作人、以及其他人虽有一些回忆记录，但数量并不多。不过与这些直接的记录性文献资料相比，背景资料，即关于明治日本等方方面面的间接资料，仍有巨大的、近乎没有穷尽的考察空间存在。因为你对日本了解得越多理解得越深入，你对鲁迅的理解也就越多，对鲁迅的阐释也就越贴切可靠。在此意义上，尽管间接资料无法取代直接资料，但却依然是一个远道迂回的重要资源，对还原留日时期鲁迅，构建鲁迅留日叙事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近二三十年来在理论界颇具影响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被不少人诘难，诸如过多受到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分热衷对历史的消解，时常陷入相对主义的循环或者悖论怪圈，不时呈现绝对化倾向。但这一派学术路数，很好的吸收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成分，为新的历史批评提供了一个开放大胆的思维和阐释空间。今后的鲁迅研究也可以合理吸收这一路径的有益部分，通过多样的资料文献、即思想文化的文本网络，发现文本之间的相互印证和叠合，同时发现其中的抵牾和错位，辨别真伪，有效还原历史现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索求重新建构叙事历史的思想材料，通过其整合博弈获得新的思想发现，产生新的思想取向，提供对鲁迅留学史深化理解的契机与新的阐发向度，发现鲁迅留学史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价值。

这一系列的课题视角，包括“明治”的时代特征与鲁迅的理性价值取向、弘文学院对鲁迅基本文明观念形成的意义、进化论授课的真相、尊孔祭孔的理解路径；走向仙台的远近因由、弃医从文的林林总总、留学日本的荣辱成败；“浪人”时期的读书与思考、对日本流行思潮的取舍接受、面对“国民性”问题的执着与困境、文学观念的多元结构和价值追求等等，都会在还原历史情境的工作过程中，观测到其罕见或被忽略的某一面，最终为留日时期鲁迅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做出有益贡献。

［参考文献］

［1］［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东京：くろしお出版，1970年增补版。

［2］《鲁迅一生写作298万多字》，北京：《新闻知识》1990年第1期。

［3］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4］程麻《鲁迅留学日本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5］）程麻《沟通与更新――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发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6］方长安《选择·接受·转化——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流变与日本文学关系》，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7］李连庆《鲁迅与日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

［8］周国伟《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9］［日］北岡正子：『魯迅　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のなか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

［10］［日］北岡正子：『魯迅　救亡の夢のゆくえ―悪魔派詩人論から「狂人日記」まで』，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6年。

［11］［日］北岡正子《鲁迅文学渊源探索――<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

［12］［日］阿部兼也：『魯迅の仙台時代―魯迅の日本留学の研究』，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00年。

［13］［日］仙台时期鲁迅的记录调查会：『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1978年。

［14］魯迅の会：『魯迅の会会報』第3号「特集＝魯迅在東京」，1981年夏。

［15］［美］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编辑、排版：王近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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