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学人（之二十三）| 铃木将久：竹内好与《鲁迅》
作者简介
铃木将久：1967 年出生，现任日本一桥大学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也关心当代中国的知识情况以及东亚的现代经验。中文的论文有《竹内好的中国观》，《“五七体制”的启示》，《民族与启蒙：在民族形式讨论中的胡风》等。日文著作有《上海现代主义》等。也在日本翻译出版中国知识界的著作，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贺照田《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柴静《看见》。
竹内好与《鲁迅》
1、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对中国文化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也严重打击了日本文化界。战时体制与氛围，使日本文化人几乎消失了自主活动的空间。在这种令人绝望的环境下，如果一群人仍然努力研究同时代的中国文化,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以竹内好为核心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便是这样一个在中日战时仍致力对同时代中国作出建设性研究的团体。即使在战时,以竹内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仍在开拓着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并为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奠定着重要基础。竹内好在战争末期1944年出版的他的代表作之一《鲁迅》，便是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会这种努力的最代表性作品。这本著作不仅刻印着中日两国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日本人研究现代中国的曲折，在战后也被公认为日本人鲁迅研究的经典。
竹内好写完《鲁迅》不久就应征去当兵。对当时竹内好来说，这本书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说：“我竭尽全力地把自己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写在这本书里。虽还不至于扩大其辞地说像写遗书，但也和写遗书的心情很相近。”[1]这句话突出表达着竹内好既强烈又充满矛盾的心情；他无疑有不久被征兵的预感，但还挣扎写出自己对现代中国的理解和感情。对此，他后来又写道：
对我来说，与鲁迅相遇，并不是幸福的事情。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幸福，而且结果又不会幸福。如果当时我不是不幸福，或许根本不会与鲁迅相遇。我的不幸使得我发现鲁迅。我与鲁迅相遇后，虽然还不能摆脱不幸状态，但也能“理解”我自己的不幸。这种结果比幸福更让我得到安慰。[2]
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用“相遇”说明自己与鲁迅的关系。可见，对他来说，鲁迅并不是客观的存在，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研究对象，而是推动他、影响他的活人。竹内好在战争情况下与鲁迅“相遇”，换言之，他是在战争的不幸当中发现鲁迅，被鲁迅推动、影响，然后去正视自己的不幸。
更重要的是，竹内认为他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不幸。因为他的不幸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当时日本的时代。所以，便需既考虑竹内好自己的主体问题，又思考战争下特定两国关系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才能清理、把握竹内感到的“不幸”。也就是，鲁迅给竹内好提供的不是现成的解决方案，反是让竹内好充分意识、体会此复杂性的媒介。竹内好的难得在于，他认清“不幸”的复杂性，才感到安慰。竹内好为了写出“不幸”的复杂性，撰写出版了《鲁迅》。不过，对竹内来说，写作这本书本身也相当艰难。竹内好的好友武田泰淳当时亲见竹内好撰写《鲁迅》的整个过程，竹内入伍后武田还校对了《鲁迅》的原稿，去交给出版社。武田为《鲁迅》写的跋文让我们知道，竹内好的这次写作多么费尽心力，既试图彻底地思考问题，又反复琢磨怎么写。[3]这样，我们解读竹内《鲁迅》，便也应该特别注意竹内好的写作苦心以及他写这种曲折文本的用意。
（竹内好，1908年-1977年）
本报告便企图初步探讨竹内好在中日战争情况下怎样与鲁迅相遇、怎样表现这些经验等问题，以此思考竹内好《鲁迅》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上所占有的特别位置。这几年，竹内好《鲁迅》被从日本思想史的角度作了有成效的探讨。本人很重视这些日本思想史视野的研究成果，但我这次报告则试图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脉络里思考竹内《鲁迅》。目标是想通过厘清中日战争中研究作为敌人的中国所带给竹内的困难和他如何面对这些困难，从中开掘能帮助今天整理与思考日本人研究当代中国的难度和意义的思想资源。
2、中国文学研究会
竹内好193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同年跟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人一起建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年创刊《中国文学月报》（后来改称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否定官方化的日本汉学和支那学，从内部获得学问的自由。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几乎都是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他们几个年轻人却勇敢地挑战整个日本的中国研究界，声称与现实的活的中国接触的特别意义。当时学界普遍称中国文学为“支那文学”，他们却号称“中国文学”，这个细节充分表明他们的态度。我们纵观《中国文学月报》不难发现，竹内好参与的论争特别多。他们团体的态度本来就容易引起论争，而竹内好的态度尤其鲜明。竹内好好像非常焦躁好战，不断地发现论敌，反复开展论争，不过，正是在这些论争中，我们看到着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学研究会，1953年。最右端为武田泰淳。后排右起第二名是竹内好。
竹内好在这场论争的结论部分写道：
文学的领域里，语言是绝对的“存在”。谈到这点，可能出现立场的分歧；是主体性地把握，还是站在旁观者立场上。……这绝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对我来说，让支那文学存在起来的根源是我自己，对吉川先生来说，尽量努力接近支那文学就是他的学问的态度。[6]
竹内好首先肯定文学语言的绝对性，然后主张文学语言的绝对性是由接受者主体的活动培养出来的。竹内不曾承认文学语言的客观性，强调要通过读者的主体活动才能抵达文学语言的绝对性。因此每个读者有责任主动面对文字，通过读解活动让枯燥的文字变成文学语言。翻译者又有责任主动面对原文文字，把自己的主体放进原文文字里，使得原文成为作为文学语言的译文。我们可以看出竹内好强调翻译者应有的主体活动和否定日本传统汉学有密切的联系。他为了接近真实的中国，一方面严厉批判日本传统汉学的一知半解，另方面提出主动接触中国、反思自己主体性的思想态度。
有关翻译的论争发生不久，一九四一年末日本便对美国发动“大东亚战争”。这时竹内好写了一篇宣言性的文章《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文章开头这样写道：“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7]，继而赤裸裸地支持“大东亚战争”。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政治态度完全错误，怎样解释他的这篇文章是极为棘手的问题[8]。
日军宣传：“大东亚战争是日本为了阻止欧美列强统治世界的战争，是为全世界有色人种的未来而战。”
本报告不准备深入探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却想请大家注意文章的语气。这篇文章显得特别激动，与同时代其他文章迥然不同。这篇太激动的文章显示着竹内好强烈的情绪波动。那么，如何理解“大东亚战争”前后竹内好的心理状态呢？在这一意义上，跟《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发表于同一期《中国文学》的另一篇文章《书写支那》便很值得讨论。据说《书写支那》写于“大东亚战争”前夕，对照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竹内好一九四一年前后剧烈不定的心神状态。《书写支那》通过批评日本文学家书写中国的小说作品，清楚地显示着竹内好当时烦闷在有关同时代中国理解问题上的现实指向：
文学家把访问支那以前早知道的事情，回国以后写成作品，这能原谅吗？事事都自己断定，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都懂得很透彻，只是说明而已。……前几天，我喝得大醉，说出蛮不讲理的话。我并不后悔自己说出骂人话，但是，没站在说得出骂人话的有决意的位置上，而说出蛮不讲理的话，使我增添了苦恼，感到惨痛[9]。
前半部分理性地批判日本文学家书写中国的态度，后半部分却暴露了竹内好烦闷，却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赋形方式所带给他的苦恼。愤懑指向环境，苦恼则也主要指向自身。因为，竹内好继续保持通过主体介入思考真实中国的态度，在翻译讨论中所持有的思想态度，但这篇文章里他却交代着他自己的失败。他想追求的课题无疑是在中日战争的情况下书写真实的中国，一九四一年初他还通过讨论翻译问题探讨能够书写中国的理想语言问题，但接下来他却因没找到有效的回应、介入方式，而感到绝望，几近自暴自弃。《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过于激动的语气的另一面其实是《书写支那》的绝望感，一九四一年“大东亚战争”前后的竹内好在绝望和激动之间动摇不定。重要的是，虽然竹内好曾幻想过迎面“大东亚战争”摆脱自己的困境，实际上“大东亚战争”使得竹内更加困扰。就在这样的关头，他埋头阅读鲁迅全集，与鲁迅相遇了。心神不定的竹内好与鲁迅相遇后，终于写出使他战争期间心情挣扎得到某种慰安的结晶作品《鲁迅》。
3、鲁迅研究的脉络
竹内好撰写《鲁迅》时，比较完整地搜集中国和日本的鲁迅研究著作。他对这些研究著作的评价反应着竹内好鲁迅研究的基本态度。他在《鲁迅》中积极提到李长之《鲁迅批判》。战后的鲁迅研究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日本都对《鲁迅批判》评价不高，因此，竹内好如此高度评价李长之便颇让一些人深感费解。据李长之的说法，《鲁迅批判》是一本作家论著作，他说：“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他又说：“自从读了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提醒我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看他的进展过程来了，……现在批评鲁迅，当然仍是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和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枯燥。”[10]可见，李长之企图抓住鲁迅精神的核心，尽量避开意识形态式的写法，站在科学的立场，把鲁迅的本质和进展过程表现出来。
竹内好在《鲁迅》中用了很长篇幅介绍《鲁迅批判》，然后评价道：“李长之研究鲁迅颇为精心仔细。所谓精心仔细，是说他没像很多鲁迅研究那样立足在观念上。面对鲁迅，不失测验自己的那种诚实。在这一点上，我买他的帐。就是说，他是从文学上来看待鲁迅的。他理论虽然讲得笨嘴拙舌，但这笨拙却是与鲁迅同步起伏的笨拙，并非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态度，所以我乐于接受。”[11]竹内好认为李长之的理论很笨拙，而且没有同意李长之对鲁迅的看法，再说竹内好不太可能认同李长之主张的“科学性”。虽然如此，竹内好还“乐于接受”李长之的著作，是因为李长之很诚实地面对鲁迅，保持着文学看待鲁迅的态度。也就是李长之采用主体介入的方式思考鲁迅，合乎竹内好所追求的思想态度。反过来讲，在竹内好看来，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哪怕思想多么深刻，但都没有具备这一思想态度，不值得认真对待。
李长之，1910--1978年，清华大学毕业，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
另方面，竹内好批判最严厉的是两位日本人的文章；增田涉〈鲁迅传〉和小田岳夫《鲁迅的生涯》。增田涉曾经接受鲁迅的亲自教导，而〈鲁迅传〉是一九三二年经过鲁迅自己的过目后出版发行的。小田岳夫是小说家，《鲁迅的生涯》是日本第一本比较完整的鲁迅传记，在日本鲁迅研究上影响广泛。《鲁迅的生涯》一九四一年出版，提出“爱国者”鲁迅的形象。虽然“爱国者”的形象有不少问题，但考虑到一九四一年日本的时代背景，小田的这本著作也算是战争情况下接近真实中国的一种尝试。
小田岳夫，1900-1979，日本小说家。
总之，无论增田涉〈鲁迅传〉还是小田岳夫《鲁迅的生涯》，在当时日本的情况下含有不小意义，而且他们俩都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不过竹内好毫不客气地批判这两者，因为增田和小田都把鲁迅作品中的表现看作鲁迅的现实经验。竹内写道：
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12]
竹内好精心地划分鲁迅文学的表现和鲁迅的现实生活，因为他认为鲁迅的文学和鲁迅的现实生活之间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换言之，鲁迅的作品不一定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一定意义上，这种竹内好的观点是从他有关语言的思想发展出来的；他相信文学语言的绝对性通过主体活动才得以出现。对竹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支撑鲁迅写作的鲁迅独特的主体方式，因此他要探索鲁迅“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的根源。竹内好对李长之的高度评价和对增田涉小田岳夫的批判态度展示了竹内好的独特观念；他反复强调双重意义上的主体活动，研究者自身必须发挥主体作用，而且要探索鲁迅的主体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并不全面否定对鲁迅现实生活的考证，恰恰相反，竹内很细致地考证鲁迅的生涯，然后以此看清鲁迅的现实生活和文本之间的间隙，以由此进入鲁迅文学的根源。他本来批判增田涉和小田岳夫时，也同意“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竹内好或许实际上把增田涉和小田岳夫当作基础，但突破他们的限制，进一步接近鲁迅精神的核心[13]。但是竹内好没有公开表明如何受益于增田涉和小田岳夫，不仅如此，他其实也没有明确表明如何受益于李长之。是以，他对鲁迅研究著作的评价只表现他的基本态度。因为在根本处，竹内好没有依靠任何人，而完全得自他的独立探索。
4、探索鲁迅文学的本源
竹内好《鲁迅》一共由六章构成；〈序章—关于死与生〉〈关于传记的疑问〉〈思想的形成〉〈关于作品〉〈政治与文学〉〈结束语—启蒙者鲁迅〉。表面看来很像一般的启蒙著作，但是“我只把我的努力集中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力图以我自己的语言，去为他那惟一的时机，去为在这时机当中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去为使启蒙者鲁迅在现在的意义上得以成立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做一个造型。”[14]竹内好显然探索鲁迅文学的根源，企图用竹内好自己的语言表现出来。下面我们顺着《鲁迅》的叙述，追寻竹内好“造型”的过程。
《鲁迅》〈序章〉准备了这本著作的起点。“我想像，在鲁迅的根柢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散文诗《野草》及其他）。”[15]竹内好认为鲁迅文学的根源里有一种赎罪意思，同时强调鲁迅并不对某些具体人赎罪，而对什么人的影子赎罪。
于是，用竹内好自己的语言说明“赎罪意识”的更明确的含义、洞察“什么人的影子”对鲁迅具有的意义，便成为了这本著作的基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所用的“我想像”，好像在自己承认这种看法缺少根据。一定意义上，当然可以说竹内好《鲁迅》是从他的想像出发进行的探索，因此有人批评它不是学术著作，但如果考虑到竹内好写作这本书的问题意识，这句话与其说表示了他的随意性，不如说显示了竹内好充分主体调动面对鲁迅的方法原则。也就是，他的“我想像”，更可能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态度，传达着自己的基本原则。〈序章〉里还有一句话也很值得讨论：“他寻求的，只有一个，而且恐怕和元禄诗人的情形一样，也许只是一个话语，然而他最后倾吐出来的却是千言万语，以说明这个话语的非存在。”[16]竹内好理解鲁迅为了说明无法讲清的话，竟不断地说出一大堆话语，换言之，鲁迅一方面怀疑语言的能力，但另方面却专心地产生无数话语。这种鲁迅理解无疑反映着当时竹内好的心理状态以及思想观念。我们可以看出，与鲁迅相遇后的竹内好在鲁迅文学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鲁迅文学里寻求摆脱自己困境的出路。于是，竹内好精心地读解鲁迅的文本，避开过于考虑文本的表面上的意思，去探索鲁迅文学的本源，去接近鲁迅无法谈论的核心，去研究鲁迅实际以此支撑他的文学的根本原理。
《鲁迅》〈关于传记的疑问〉里，竹内好提出了几点有关鲁迅现实生活的疑问，像鲁迅少年时代祖父下狱的事、留学时代跟朱安结婚的事、北京时代跟周作人失和的事等等。这些事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化，现在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不过，在当时没有充分材料的情况下发起这些问题，可算竹内好的慧眼。当然竹内好提出这些问题绝不是为了考证的考证，而且他在《鲁迅》里也只是发起疑问却没有论证下去。竹内所以说出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让我感觉到它们似乎给鲁迅的一生，因此也给他的文学带来了浓重的阴影。”[17]竹内好试图以这些点为突破口，进入鲁迅的本源。下一章〈思想的形成〉里，他集中地提出有关鲁迅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去探索鲁迅文学的本源。那就是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沉默生活。“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任何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某个决定性时机，这个时机形成在他终生都绕不出去的一根回归轴上，各种要素不再以作为要素的形式发挥机能，而且一般来说，也总有对别人讲不清的地方。”[18]竹内此处的“我想像”，一方面再次表明着他自己的基本方法原则，另一方面也藉此绕开繁琐，迅速展开对鲁迅文学本源的探讨。不过，竹内又反复强调鲁迅的本源是讲不清的。因此继而他开始叙述围绕这一时机的各种要素，以努力捕捉、呈现鲁迅的“回归轴”。
竹内好探索的无疑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本源，但他却注意到鲁迅还没正式开始文学生涯的前夕。这个细节清楚地展示了他对文学很独特的理解。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活动是通过与启蒙活动的对比浮现出来的，换言之，要认真思考文学活动和启蒙活动的关系，才能清楚看出鲁迅文学活动之所以成为文学活动的原点。如上所述，竹内好同意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绝不同意鲁迅仅仅是一个启蒙者，竹内从鲁迅里看出启蒙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张力，因此他最后把论述的焦点集中于启蒙和文学的关系上。重要的是，竹内好眼里的鲁迅对启蒙活动早就放弃幻想。酷似当时竹内好的心情，鲁迅看到了启蒙中的黑暗。竹内写道：“对他来说，只有绝望才是真实。但不久绝望也不是真实了。绝望也是虚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19]竹内引用了鲁迅喜爱的诗人裴多菲的话，说明鲁迅文学的本源。先对启蒙活动感到绝望，然后对绝望感到绝望的彻底绝望的人，去形成独特的文学，这就是竹内好掌握的鲁迅文学。因此对竹内来说，鲁迅文学的核心问题无非是政治与文学的既紧密又纠葛的关系：
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政治是行动。因此与之交锋的也应该是行动。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但这种行动，是通过对行动的异化才能成立的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20]
竹内好认为文学对政治无力，但是自觉到自己的无力，与政治交锋后，换言之，对绝望感到绝望后，文学变成一个行动。对于这个原理，他更借用了西田几多郎的哲学话语说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战争时期日本西田哲学的意义格外复杂，本报告不准备深入探讨，但不管怎样，它曾经风靡一时，竹内好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竹内好或许只是在西田哲学中发现了方便表达自己思维的适当的话语。当时，竹内的思想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思潮的影响；像日本流行的舍斯托夫体验、日本浪漫派致力研究的政治的美学化、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好友武田泰淳的写作等等。但最重要的无疑是竹内好自己的精神挣扎体验。中日战争情况下，渴望书写真实的中国，却感到彻底的绝望，而且有被征兵的预感，这种重重困难下，竹内好还是一直思考下去，最后产生了他对文学与政治的特别理解。而这不就是竹内好与鲁迅相遇的结晶吗。
西田几多郎，1870-1945，日本近代哲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
5、翻译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竹内好把自己与鲁迅的相遇体验表现为日语。考虑到战争末期日本知识界的情况，这个举动不简单。而且这也是广义的翻译问题，而竹内好对翻译问题有着他很独特的理解。因此，他的这一举动，其自觉不自觉的用意便极值得讨论。
《鲁迅》最后一章《政治与文学》里几乎一半是鲁迅的文章。竹内试图引用鲁迅的文章来表现他要讨论的问题。重要的是，当竹内好引用鲁迅文章时，他把它翻译成日语。换言之，《政治与文学》一章里收入了大量的竹内好的鲁迅翻译。而竹内好这么做是有意的。后来他解释说：“我在本书中大量引用了鲁迅的文章，但那只是出于对旧有翻译的不满，而有意让读者去读自己翻译的鲁迅的文章。”[21]我们不清楚他所说的“旧有翻译”究竟指什么，不过参看当时有代表性的鲁迅翻译，不难发现竹内好翻译的特点；他格外注重文章的节奏感，尤其注意文笔的简练。他早在1940年代初讨论翻译问题时强调译文的节奏感，晚年他提到重新翻译鲁迅文集时也提及译文的节奏感。他写道：“我最感到不满的不仅是语法上的错误（错误并不少），更大的问题是文章过于冗长。而鲁迅原文的特征（虽然不是唯一的特征）是文章很简练。”[22]他认为鲁迅文章具有简练的节奏，翻译鲁迅时必须表现好这种简练的节奏才能表达鲁迅的思想。
竹内好强调译文应该表现原文的节奏感，其背景是他独特的翻译思想。他一直批判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法”不能表现活生生的中文，同时主张翻译应该提供译者建构主体的契机。由此看来，竹内好认为重现原文的节奏感有助于译者形成新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希望把中文的节奏变换为日文的节奏，这种态度会产生既有别于中文也有别于以往日文的新的语言。如果我们注意到竹内写作《鲁迅》的时代背景，中日战争情况下的思想状况，他的这一举动就更有意味。因为这表示竹内好在战争情况下仍希望保持日文跟敌国语言中文的有机关联。
当然竹内好决不是要求统一这两种语言。而且他希望产生新的语言时，很可能也清楚意识到战争时代里两种语言现实间的不平等关系。战后他写过一篇短文〈致中国的一位朋友〉，回忆1937年中日战争刚爆发不久在北京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23]当时竹内与这位中国朋友非常谈得来，不过好像有默契一样，两个人从不谈政治与时事问题。两个人清楚地懂得一旦谈起政治，就会浮现两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换言之，竹内好1937年在北京找到了一位知音，但也同时认识到两个人交往背后所隐藏的不平等。竹内好翻译鲁迅时可能没想起这位朋友，不过却肯定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他翻译的文章里一定也有一种“默契”。也就是，竹内好把中文的节奏感翻译为日文，这一努力过程中实际掩埋着对公开场合无法谈的中日两国之间不平等的回应。竹内好也许意识到自己译文掩埋着对两国这种不平等的批判，也许只是无意识地回应着“默契”所暗示的中日两国这一现实关系。但不管他是明确意识或无意识，对读者来说,《鲁迅》都充满着不易把握的丰富。这丰富在以挑战我们通常理解习惯的方式，既让我们困扰，又提供着有力契机，帮助我们从现成认知与理解状态中向外突围。
历来日本研究者都很关注竹内好文本的难读。比如日本文学研究者红野谦介写道：“竹内好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翻译者，但绝不把中国文学或鲁迅当作已理解好的东西。它们总是作为不能成为一个整体的异物，被纳入于话语当中。”[24]鹈饲哲也写道：“我们可以看出‘抵抗’这个语词、围绕这个语词的思考以及实践总是在翻译的运动当中出现。竹内好寻求的课题很可能是，如何翻译他者的抵抗、如何翻译‘抵抗’这个语词也不一定能正确表现的他者的面貌。”[25]这些评论都重视讨论竹内好的翻译活动，重视讨论他的文本难读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也就是，在竹内好的文本难读和他的翻译思考之间存在着深刻关联。
左：红野谦介，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日本文学研究者。右：鹈饲哲，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法国文学、思想研究者。
实际上，鲁迅也充分关注翻译的作用。鲁迅一生都从事翻译工作，而且通过多次讨论，表现着他的翻译的思想：鲁迅认为翻译能够产生新的语言，同时注意到翻译所具备的文化政治作用。竹内好对翻译的理解有意无意符合着鲁迅的思路，虽然鲁迅主张直译而竹内好反对“汉文训读法”式的直译，但在最根本的原则感觉上反而相当一致。很可能竹内好在了解了鲁迅的翻译观后，更坚定了自己的翻译理解。
因此，竹内《鲁迅》中的鲁迅文本翻译和竹内自己艰困而独特的表达，实际承担着双重任务。它一方面试图重现鲁迅中文的节奏和这节奏下所反映的活生生中国脉动，让读者感受真实的中国，另方面也以此回应着在公开场合无法讨论的中日不平等关系。也就是，竹内好在战争中摸索表达真实中国的话语，结果他的探索创造出具备着双重承担的文本《鲁迅》。对于竹内好来说，研究鲁迅不仅需要深刻了解鲁迅文学的思想，更需要设法寻找表现鲁迅思想的方法。这就是竹内好阅读鲁迅整理出来的思想态度，同时，在这样摸索中所浮现出的鲁迅，也给竹内好以安慰，以启示。
6、结语
在中日战争的情况下，竹内好通过坚持研究同时代中国、表现真实中国，经过深刻的精神挣扎后，最后完成了一个奇特的文本：直面自己的绝望，同情并摸索对方的深层心理，致力抵达感到却讲不清的核心，同时通过自己的叙述与翻译回应着中日关系的现实情况。这就是后来成为竹内代表作，也成为鲁迅研究经典的竹内《鲁迅》。
战后日本遇到了一个思想课题，如何反省战争、如何反省自己所犯下的历史错误。就在这个时候，竹内好以启蒙者的面貌出现，运用他在战争当中获得的对鲁迅文学的理解，展开了多方面的言论活动。竹内好说过：“为了从战争的体验中重构自己，战争回来后，我有意识地重读一遍鲁迅。……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把通过鲁迅思考的问题应用于别的对象或领域，就写了一些评论。”[26]由于竹内好的介绍，日本文化界出现了“鲁迅热”。这本来是好事，但随着鲁迅成为文化偶像、竹内好变成启蒙知识分子，鲁迅给予日本思想的实际冲击力，反而大大地减少了。现在中日两国表面上保持和平关系，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已经很难理解竹内好当年遭遇的困境，鲁迅的重要性也好像降低了。不过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中日两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平静，冷战时代被意识形态的对立压下来的诸多问题，到了现在却浮现上来。面对这些复杂纠葛，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几乎无能为力。因此，竹内好当时的精神挣扎以及他的结晶作品《鲁迅》，实际上在现在日本反有着实质的示范、启发意义。如何面对同时代的中国、如何思考包括两岸问题在内的东亚的格局，这些竹内好当年深思过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必需面对的既急迫又紧要的问题。
而今天这样的现实。使我不由会想：如果竹内还在，他会怎样？
＊修改和整理这篇文章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贺照田先生有力帮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注释
[1]竹内好《鲁迅》〈创元文库版后记〉，引文见孙歌编《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57页。
[2]竹内好《鲁迅入门》〈致读者〉，《竹内好全集》2，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4页。
[3]武田泰淳〈竹内好《鲁迅》跋〉，《武田泰淳全集》11，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
[4]竹内好〈翻译时评〉,《中国文学》70，1940年。
[5]有关这场论争，请参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吉川幸次郎、竹内好〈翻译论的问题〉，《中国文学》72，1941年。
[7]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引文见《近代的超克》，165页。
[8]请参见拙稿〈竹内好的中国观〉，《二十一世纪》83，2004年。
[9]竹内好〈书写支那〉，《中国文学》80，1942年。
[10]李长之《鲁迅批判》，《李长之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5页和109页。
[11]竹内好《鲁迅》〈关于传记的疑问〉，引文见《近代的超克》，38-39页。
[12]竹内好《鲁迅》〈思想的形成〉，引文见《近代的超克》，57-58页。
[13]丸山升〈鲁迅在日本〉，《鲁迅・文学・历史》，东京：汲古书院，2004年和伊藤虎丸〈小田岳夫先生与中国文学〉，《小田岳夫著作目录》，东京：青英社，1985年，都指出这点。
[14]竹内好《鲁迅》〈结束语—启蒙者鲁迅〉，引文见《近代的超克》，144页。
[15]竹内好《鲁迅》〈序章—关于死与生〉，引文见《近代的超克》，8页。
[16]竹内好《鲁迅》〈序章—关于死与生〉，引文见《近代的超克》，12页。
[17]竹内好《鲁迅》〈关于传记的疑问〉，引文见《近代的超克》，44页。
[18]竹内好《鲁迅》〈思想的形成〉，引文见《近代的超克》，45-46页。
[19]竹内好《鲁迅》〈政治与文学〉，引文见《近代的超克》，107页。
[20]竹内好《鲁迅》〈政治与文学〉，引文见《近代的超克》，134页。
[21]竹内好《鲁迅》〈未来社版后记〉，引文见《近代的超克》，159页。
[22]竹内好〈有关新译《鲁迅文集》〉，《竹内好全集》3，409页。
[23]参见竹内好〈致中国的一位朋友〉，《竹内好全集》13。鹤见俊辅《竹内好：一个方法的传记》，东京：Libroport，1995年，对竹内好的这篇文章很留心。
[24]红野谦介〈竹内好《鲁迅》的修辞学〉，《未来》429，2002年，3-4页。
[25]鹈饲哲〈新版《鲁迅》解说〉，《新版鲁迅》，东京：未来社，2002年，233页。
[26]《现代中国论》〈后记〉，《竹内好全集》4，173页。
本文日文版原刊于『アジア学への誘い－国際地域の社会科学Ⅲ』、御茶の水書房、2008年；中文版原刊于《从近现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台湾：里仁书局，2011年。感谢铃木将久教授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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