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青年（之六）|裴亮：“留日”与“留欧”派诗人眼中的日本 —以郭沫若与徐志摩的《留别日本》为中心—
作者简介
裴亮，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后经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留学项目”选派于2009 年4月前往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13年7月起任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日本中国学会会员、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会员会员。
作为诗人的徐志摩，生前曾经游历了众多国家和地域。其中，值得我们注目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就是他先后三度 造访过的日本。长久以来，关于郭沫若等“亲日派作家”群体与日本的文化渊源，已经得到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然而，对于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留学欧美派”作家 与日本的关系这一话题，却仍留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在徐志摩以日本为对象所吟咏的诗作中，有一首是写于1924年夏的《留别日本》（《志摩的诗》所收， 北新书局，1925）。与之相对照的是，1923年4月郭沫若也曾创作了同名诗作并于同年5月9日发表在杂志《孤军》（第1卷第8、9合刊号）上。在大致 相同的时期，彼时诗坛的两大天才诗人不约而同地以相同的题名进行创作本身就意味深长。本文将以徐志摩和郭沫若的这两首《留别日本》之比较为线索，结合徐志 摩与郭沫若各自以日本为主题的纪行诗文进行集中解读，通过对同题材作品的对比赏析来揭示中国现代作家日本认识的多样性问题。
图片：徐志摩（上） 郭沫若（下）
关于徐志摩与日本的直接关联，如果单凭他曾三次游访过日本这一事实，或许我们很难说他和日本有很深的地缘关系。然而，日本的风土人情是激发他创作欲望的主题之一，而他以日本为背景来创作的文章和诗作也为数不少。在此，先不妨对徐志摩的访日情况做简要的梳理：第一回，1918年8月，乘坐南京号前往美国留学途中在东京靠港停留；第二回，1924年，作为泰戈尔访日的随行人员正式游访日本；第三回，1928年6月，前往欧洲旅游途中经停日本，在神户、横滨和东京短暂游历、寻访友人。
首先，我们来考察两首《留别日本》各自的创作背景。1924年陪同泰戈尔一起访问完日本的徐志摩，回国之后随即前往庐山修养，在此期间他陆续翻译了一系列泰戈尔访日时所做的演讲。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访日之时的种种回忆和场景被逐一诱发，随之挥笔写就了《留别日本》。而郭沫若的《留别日本》，则是他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在日留学生涯后，1923年4月和家人一同离开日本、回归祖国之时心绪的凝结和表达。郭沫若在自传《创造十年》中曾这样记述道：“一九二三年的三月，在福冈住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我，算是把大学弄毕业了。（中略—笔者注，下文同）北京没有去，带着家眷仍然回到了上海，动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1]。郭沫若选择的线路是从北九州岛门司港出发乘坐海船归国，而这要花费将近整整一天时间的海上归途，似乎也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封闭时空，让他整理自己离别日本的复杂心境，同时也唤起内心深处对回归祖国的美好憧憬。而从《留别日本》结尾处所属的日期“四月一日”可以推测出，这首诗歌正是他四月一日在海上归途中所写。
不同作家的作品在精神层面和审美形态上往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体现着他们各自所属文学团体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大潮中，以徐志摩等作家为代表的英美留学阵营与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留日作家群，虽然在文学观念上呈现出不同的倾向与特点，但都以其厚重的文学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传播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留学欧美作家群大都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文学本体的独立性与个体心灵的自由抒发;与之相比，留日作家在创作方面则多倾向于从社会现实出发，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工具作用。尽管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争锋相对、论战频繁，尽管也都存在着各自的偏见与缺陷，但正因其迥异文学观之下衍生的不同文学创作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难得的共生共荣的文学现象，从而生成了既对立却互补、多元发展的文学格局。留学日本的郭沫若乃是创作社的文学领袖，而留学欧美的徐志摩是新月社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对这样二位背景截然不同之诗人的同名诗作进行比较解读，考察他们各自的日本体验，我们或许能从中窥探出不同流派作家日本认识的差异之所在。
事实上，在徐志摩与郭沫若的著作当中，除了作品同名之外，就连书名完全重名的情况也曾有发生[2]。具体的情况可从徐志摩散文集《落叶》（北新书局，1926年6月）的序言中窥见一二：
这书的书名，有犯抄袭的嫌疑，该得声明一句。《落叶》是前年九月间写的，去年三月欧行前伏园兄问我来印书，我就决定用那个名子，不想新近郭沫若君印了一部小说也叫《落叶》，我本想改，但转念同名的书，正如同名的人，也是常有的事，没有多大关系，并且北新的广告早一年前已经出去，所以也就随它。好在此书与郭书性质完全异样，想来沫若兄气量大，不至拿冒名顶替的罪来加给我吧。[3]（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文同）
从“沫若兄气量大，不至拿冒名顶替的罪来加给我吧”这样语带反讽的话语，不难看出徐志摩此番辩白似乎若有所指。在此，我们需要先梳理一下徐志摩和郭沫若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恩怨纠葛。1923年春，徐志摩经由中学同级校友郁达夫的介绍与郭沫若相识。或许因同为诗人的缘故，二人起初都彼此怀有好感。然而不久之后的1923年5月6日，徐志摩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第51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杂记—假诗、坏诗、形似诗》的诗歌评论，并在文章中对郭沫若所谓“泪浪滔滔”这一诗句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受此评论及其所引发的论战所影响，二人之间也难免心生嫌隙。关于这起事件，很多前辈学者已经有所论及。因为篇幅的关系，本文将不对事件的过程进行详细的说明，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围绕此事件二人所发表的表明各自新诗观念的文章来进行探讨。徐志摩在前述文章中，对于郭沫若的诗句，这样评述道：
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像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
“……泪浪滔滔”（中略）
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 三月前的故寓，这三月内也并不曾经过重大变迁，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余”，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总之形容失实便为一种作伪，形容哭泪的字类尽有，比之泉涌，比之雨骤，都还在情理之中，但谁能想像个泪浪滔滔呢？[4]
被徐志摩所诟病的诗句“泪浪滔滔”，初见于郭沫若写给郁达夫的书简《海外归鸿一》中一首名为《重过旧居》的诗中，1922年5月发表于《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据《创造十年》记载，1921年夏郭沫若重返离开了三个月之久的日本福冈后，发现自己的妻儿已被原来的房东扫地出门而不知所踪，四处打听后才寻找到失散的家人：
原来新迁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还有两三家渔家。后面有一方空地，有新木板墙围着。我先隔着那木板墙看见大的一个儿子和夫，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空地当中挖土。头发很长，好像是自从我走后从不曾剪过发的光景。就单只这样一个情景已经就使我的眼泪流出来了。（中略）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我的一些书籍又已经运回了上海，看起来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我那《泪浪》的一首诗，被已故“诗哲”（徐志摩）骂我是“假人”，骂我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的那首诗，便是在这一天领着大的一个儿子出去理发时做的。我们绕道走去，在以前的旧居前缠绵了一会。那里还没有人住，有两三位木匠在那儿修理。我也就走进去，在那楼上眺望了一回，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齐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了。[5]
作为父亲，没能对孩子给予很好的照料；作为丈夫，没能对妻子给予安稳的保障；回首过去，留学之路充满艰辛；眺望未来，前程依旧渺茫不定。这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百感交集的郭沫若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眼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然是“泪浪滔滔”了。显然，徐志摩在做举例点评时，并没有站在诗歌作者的立场和心态来对郭沫若所寄托于诗句中的心酸往事和苦痛回忆给予同情之了解。但也可以肯定的是，徐志摩的批评仅仅是就诗论诗，而并没有要借助对诗歌的批评来达到讽刺郭沫若人格的想法。在同一篇文章中，徐志摩这样表达了自己对文艺评论的认识：
评衡者（The Critic）的职务，就在评作品之真伪，衡作品之高下。他是文艺界的审判官。他有求美若渴的热心，他也有疾伪如仇的义愤。他所以赞扬真好的作品，目的是奖励，批评次等的作品，目的是指导，排斥虚伪的作品，目的是维持艺术的正谊与尊严。
人有真好人，真坏人，假人，没中用人；诗也有真诗，坏诗，形似诗（Mere verse）。真好人是人格和谐了自然流露的品性；真好诗是情绪和谐了（经过冲突以后）自然流露的产物。[6]
而在《杂记—假诗、坏诗、形似诗》（5月6日）发表之后的5月30日，徐志摩接受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进行了题为《诗人与诗》[7]的演讲，进一步深入阐释了他对于如何创作一首“真诗”的看法：
诗是写人们的情绪的感受或发生。（中略）天赋我们的眼睛，我们要运用他能看的本能去观察；天赋我们的耳，我们要运用他能听的本能去谛听；天赋我们的心，我们要运用他能想的本能去思想；此外还要依赖一种潜识——想像化，把深刻的感动让他在潜识内融化，等他自己结晶，一首诗这才能够算成功。
（前略）诗是极高尚极纯粹的东西，不要太容易去作，更不要为发表而作。我们得到一种诗的实质，先要溶化在心里；直至忍无可忍，觉得几乎要迸出我的心腔的时候，才把他写出。那才能算一首真的诗。[8]
在这篇演讲辞中，徐志摩强调和主张要写出真的诗歌，成为真正的诗人，需要培养个人的感受性和想像力，并在强化真情实感的基础上进行自然的表达。刚刚学成回国不久、还没有充分了解当时中国文坛的形势状况的徐志摩，在演讲中忠实地表达了自己对新诗的种种看法，而事实上他也正是秉持着这一“真诗”的标准，以郭沫若的诗句为例证而展开了在他看来是正当而纯粹的文艺批评。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引发了一场与创造社作家群之间的口诛笔伐。徐志摩在批评文章中虽然并没有指名道姓点出“泪浪滔滔”出自哪位诗人之手，但作为郭沫若好友的创造社成员们却一致认为徐志摩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那句诗，全在侮辱沫若的人格”[9]。当时，由于徐志摩的大多数作品都发表于胡适所主宰的《努力周报》之上，因而将徐志摩视为与胡适一派的想法也就顺理成章了。原本在此阶段，创造社就与胡适所主编的《努力周报》以及文学研究会之间就存在一种情感上对立的倾向，而徐志摩针对郭沫若诗句进行批评的行为，自然也就无法避免地被卷入其中，演化成超越了徐志摩“纯粹性的文艺批评”这一原本意图的“泪浪滔滔”事件。完全不熟悉当时文坛上复杂派系关系而受到无辜牵连的徐志摩，立即写出了《天下本无事》一文，发表在《晨报副刊》第153号（同年6月10日）上予以回应，满怀诚意地对自己的立场以及行文本意进行了如下辩解：
我到最近才知道文学会与创造社是过不去的，创造社与努力报也是不很过得去的。但在我望出来，却不曾看见什么会与什么社什么报，我所见的只是热心创造新文学新艺术的同志；我既不隶属于此社，也不曾归附于彼会，更不曾充何报的正式主笔。所以我自己极浅薄无聊的作品之投赠，只问其所投出版物宗旨之纯否真否，而不计较其为此会之机关或彼社之代表。（中略）我回想那篇杂记通篇只是泛论，引文却就只“泪浪滔滔……”那四字，（中略）还有由假诗而牵涉到假人，更是令我失效的大搭题。我绝对的不曾那样的存心。[10]
而从该文中徐志摩具体回应如何评价郭沫若诗歌时所言“每次有人问我新诗里谁的最要得，我未有不首推郭沫若的，同时我也不隐讳他初期尝试作品之不足为法”（出处同注13，283页）这一亦褒亦贬的委婉说法中，我们却能看到徐志摩在面对既为诗歌同人又是论争对手的郭沫若时所流露出的诗人自尊与矛盾心态。
那么，在1920年代前半期，郭沫若自身对于新诗作抑或文艺创作又怀抱着怎样的认知呢？在步入新诗创作之路的初期，郭沫若曾在1920年2月16日写给宗白华的书信中这样表白道：
我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的为上乘（中略）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模仿自然的东西。”我看他这句话，不仅是写实家所谓忠于描写的意思，他是说诗的创造贵在自然流露。诗的生成，如象自然物的生存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我想新体诗的生命便在这里。（中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诗。例如近代的自由诗，散文诗，都是些抒情的散文。自由诗散文诗的建设也正是近代诗人不愿受一切的束缚，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的一种表示。[11]
本文虽然无法对郭沫若的新诗观进行展开论述，但从上文引述部分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所提倡的“情绪自然流露说”与徐志摩所谓“真情绪的结晶，自然的表现”之“真诗”观有着非常相似之处。然而，二人所主张的情绪表现方式与发展方向却又截然相反。徐志摩所认为的情绪应该“把深刻的感动让他在潜识内融化，等他自己结晶”可以说是一种“向内凝聚”的诗法，而郭沫若则可以看成是一种“向外喷张”式的情绪表达。而从二者实际的诗歌创作来看，郭沫若的诗作更多的是不守规则的束缚，采取一种更为自由的诗体形式。与之相对的是，徐志摩则在相对规整的诗形范围之内表现一种诗歌内在的自由情绪从而达到形式与情感的和谐统一。因而，郭沫若的诗作也更多表现出情绪的夸张和对力量的崇拜等特征，相反徐志摩的众多作品则被赞赏为情绪隽永和音韵调和的典范。也正因为两位诗人对于情绪的表达在观念上存在这种逆向的差异，所以对于郭沫若而言原本乃是表达真实情绪和心声的“泪浪滔滔”，却被徐志摩认作“伪诗”的例证而遭到批评。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泪浪滔滔”事件之后，徐志摩与郭沫若开始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即便如此，徐志摩却也时常保持了对郭沫若文笔活动强烈而持续的关注，这一点可以从二人论争的言辞以及徐志摩对《落叶》同名事件的说明中可以窥见一斑。也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徐志摩读过郭沫若《留别日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此前仅仅因为一句对郭沫若“泪浪滔滔”的批评就被卷入一场没有预料到的论战。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与教训，徐志摩才并没有对《留别日本》的同名而作相应的说明吧。这两首诗都是由六节所构成的抒情诗，二者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事实上，徐志摩在此时期以日本为题材所创作的诗作已有《沙扬娜拉十八首》了，但缘何他还要写这首《留别日本》呢？经过以上对二者诗歌观念以及交往关系的梳理，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徐志摩意识到郭沫若笔下的日本和自己所亲身体验到的日本有着天壤之别，虽在内心认为郭沫若的作品并不符合他“真诗”标准，但为了避免再度引起纷争而没有去进行针对性的批评。反而是有意识的模仿郭沫若的《留别日本》，以仿作代评论来将他自己眼中所见到的日本而传达给读者大众。
三
那么，这两首作品又到底蕴含了徐志摩和郭沫若二人各自怎样的日本认识呢？
关于1924年泰戈尔日本访问实现的经纬，当时担当了泰戈尔一行人员陪同翻译工作的和田富子（1896—1993）在回忆中提到：“我找到朝日新闻社门司支局局长进行商议，得到了泰戈尔一行访日的经费支持。于是我给身在北京的泰翁发送了电报并邀请他在大坂和东京进行演讲（笔者译）”[12]。作为泰戈尔随行人员的徐志摩也从日方得到了访日的经费支持。不仅如此，甚至被视为贵宾而礼待有加，从而全身心地体味到了一般普通中国人无法经历的游访体验。而更为重要地是，随着游访日本主要城市的行程的深入，徐志摩亲眼目睹了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普通民众努力重建家园的身姿，加深了他对日本人民所持好感的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反省中国民众之国民性和社会问题的契机。
郭沫若在日本开始他的新诗创作之始，怀抱着一种亲近自然的思想，并曾用大量的笔墨持续地书写和赞美了日本自然之美。然而，到了《留别日本》之时，他却一反前状，创作了一首饱含民族愤怒之情的特别之作。从不同于徐志摩的视角和体验出发，将他郁积于内心的情感借助诗歌的形式爆发出来。郭沫若曾对于自己曾经所遭受的来自日本人的人种歧视遭遇进行过这样的控诉：“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本来支那并非恶意，有人说本是‘秦’字的音变，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则比欧洲人称犹太还要下作”[13]。可见，郭沫若的处境和身份与作为外国贵宾来访日本的徐志摩相比无疑是天差地别。对于一名只是在异国求学苦读的留学生郭沫若而言，对日本的认识最先还是来自于日常而细碎的生活体验。沉重的生活和经济压力以及前途未卜的内心苦闷等等，这种种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艰辛体验在他笔下的《创造十年》中充满了字里行间。
（1）异邦与故国：作为镜像的日本
前文所述徐志摩与郭沫若各自不同的日本体验，也在其二人的同名诗作《留别日本》中有所表达。接下来，我们对两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诗节对比请参照下表，带圈字符表示其在诗作中的相应小节数）。
徐 志摩：对异邦之憧憬
| ①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波如今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 ⑥为此我羡慕者岛民依 旧保持着古往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状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 | ②你们岛国的风光诚然鲜明， 你们岛国的女儿诚然诚恳， 你们物质的进步诚然惊人， 你们日常的生涯诚然平稳； 但是呀，你们，无产者的你们！ 你们是受着了永远的监禁！ ⑤可怜呀，邪马台的兄弟！我的故山虽是荆棘满途 可是那儿有清洁的山茶可煎。 那儿有任鸟飞的清空， 那儿有任鱼游的江湖， 那儿的牢狱虽有如无。 | 郭 沫若：向故国的回归 |
从诗人的立场而言，徐志摩的诗作总体上是以回到中国之后对留下深刻印象的日本进行回想的方式来书写，而郭沫若的作品则表现了他将与曾压迫他的日本诀别。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两首作品却有着相同的构造，那就是：以日本为镜，在与日本的对比之中来反观自己的母国。而就诗作中所呈现的对异邦与故国的态度而言，徐志摩总体上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倾倒和对日本异国情调的憧憬（比如第一节、第六节）。与之相对的是，对于自己母国的中国，却站在批判者的立场，控诉现实中国的不满而追怀古典文化的盛况。徐志摩的这种思路，不仅仅是在诗作中，在他随后谈及日本之行的演讲稿《落叶》（1924年秋）中也有所体现：
再看日本人天灾后的勇猛与毅力，我们就不由的不惭愧我们的穷，我们的乏，我们的寒伧。这精神的穷乏才是真可耻的，不是物质的穷乏。我们所受的苦难都还不是我们应有的试验的本身，那还差得远着哪；但是我们的丑态已经恰好与人家的从容成一个对照。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充分的涵养（下划线为笔者所加）[14]。
郭沫若却正好相反，他则是秉持一种类似国族主义的主张和立场，在对日本进行批判的同时表达了一种期盼早日回归祖国的心境。比如诗歌的第二节和第五节，当时的日本无论是多么先进而美丽的国度，但在郭沫若的眼中看来都无法和自己的祖国相提并论。全诗洋溢着要向祖国飞奔而去的“回归”心态。诗作中的这种心境，同样在自传《创造十年》中能够找到对应：“‘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中略）在‘五四’以后的国内青年，大家感受着知识欲的驱迫，都争先恐后地跑向外国去的时候，我处在国外的人却苦于知识的桎梏想自由解脱，跑回国去投进我爱人的怀里”[15]。如此这般发自心底的呼声，无疑可以看作是郭版《留别日本》最相称的注脚。
（2）“理想之国”与“文明监狱”
正因为徐志摩和郭沫若二人经历了异质性的日本体验，秉持着迥然不同的立场，怀抱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诗作中各自所描绘出的“心象风景”抑或是“日本形象”也自然呈现出两个极端。
徐 志摩：作为理想国的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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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扶桑海上的朝阳， 黄金似的散布在扶桑的海上； 我记得扶桑海上的群岛， 翡翠似的浮沤在扶桑的海上—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十八首》第1节 | ③新式的一座文明监狱！ 前门是森严的黑铁造成 后庭是灿烂的黄金照眼。 无期徒刑囚的看守人 文人、学者、教徒、艺术家… 住的是白骨砌成的象牙宫殿。 ④虽然有有为之人想破狱而逃， 但可怜四方的监墙太高 前门有狰狞的恶犬守门， 更比那山中的虎狼残暴 你们竟连说话都不敢大声 大了，你们便要地涂肝 脑。 | 郭 沫若：作为文明监狱的邪马台国 |
在中国古典文献以及传说中，时常能够见到用“扶桑”来指称海上仙境，比喻一种世间乐土。而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延续不断地得到继承。徐志摩诗作中所描绘的日本景象，正如这种古典传统所言，是犹如“扶桑”一般的理想国式的存在。长期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生活过的郭沫若则与之相反，因为亲眼看过、全方位体味过日本的不同侧面，所以他对日本的态度怀抱着赞美与不满的两面性。而在郭沫若版的《留别日本》中，他只是单单选择将他长期在日本郁积的不满、苦闷、不自由的一面尽情地倾吐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滞留了长达十年之久地日本，在他的心中成为了一所无形的监狱。《留别日本》则正是给他十年留学生涯画上终止符一般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
事实上，在《留别日本》创作前后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内乱以及关涉到民族存亡的各种政治问题给了郭沫若思想上很大的冲击，而这种影响也非常直接地体现到他的文艺观念中。在1923年9月9日发表于《上海周报》第18号上的《艺术家和革命家》一文中，郭沫若这样论述道：
艺术家要把他的艺术来宣传革命，我们不能论议他宣传革命的可不可，我们只能论他所借以宣传的是不是艺术。假使他宣传的工具确是艺术的作品，那他自然是个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的贡献。[16]
在郭沫若早期的诗论中，他主要倡导诗歌本体的艺术性。到了1923年，他却开始强调文学家的社会责任以及要重视文学的社会性。而1924年5月，他开始著手翻译河上肇（1879—1946）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受其影响他的文艺观为之一新，自称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随后，他便将文艺的社会使命与革命性作为文学创作的信条。如若将这一时期的徐志摩与郭沫若相比，我们能明显地意识到“如果说徐志摩是自然之子，那么郭沫若更像是一位社会之子”[17]。徐志摩不仅仅是没有将自身定位为启蒙家的自觉意识，而且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提出质疑，并提倡一种普遍性的个人主义：“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18]。因此，即便是以相同主题来创作的同名诗作，郭沫若采取的是从阶级论的视角来批判日本，呈现出一种革命者的姿态。而徐志摩则是一以贯之地倾注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最直接地抒写了自己对日本的认识。
中国人古往今来都对日本有着深厚的兴趣与密切的关注，对日本的言说也从《山海经》的想象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有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代表的风俗记，有以王韬的《扶桑游记》为代表的旅行记，有以戴季陶的《日本论》为代表的论说文，还有周作人笔下描绘日本文化的一系列小品文等等，可谓不胜枚举。而伴随着这些形式各异、视角不一的日本言说的出版和传播，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形象从最初的虚幻之像变迁为现实之像，近代中国知识人鲜活而多面的“日本体验”也浮出水面进入公众视野。本文所选取的徐志摩与郭沫若，都以现代诗人的身份观察日本，体验日本，进而以诗歌的形式抒写了各自所理解的日本。我们也通过对二人同名诗作《留别日本》的比较解读，从一个侧面考察了徐志摩与郭沫若的日本认识。正如前文所述，长期在日本生活过的郭沫若其笔下所呈现的日本较为复杂而且多面。与之相比，徐志摩的日本纪行诗文中所描绘的日本形象，则是一种“理想国”式的“扶桑桃源”，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受到贵宾式接待的公式化访日给他带来一种情感体验的错觉，并由之生发出一种如海市蜃楼般的“心象风景”。与鲁迅、周作人以及郭沫若这类知日派作家相比，徐志摩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日本形象尽管难免稍显片面而且单纯，但作为近代中国知识阶层日本观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横截面，却也不容我们忽视。
>>>>注：本文部分内容原以《同题现代诗赏析教学举隅》为题发表于《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2015年12期，推送时有增改。
注释：
[1]《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文学编第12卷，166页。
[2]《落叶》曾是徐志摩192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演讲的题名。其讲稿原载《晨报六周年记念増刊》（1925年12月1日），其后收录于散文集《落叶》（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郭沫若的小说《落叶》陆续刊发在上海《东方雑志》第22巻第18号（1925年9月）、第19号（10月）、第20号（十月）、第21号（11月），其后作为単行本《落叶》由上海创造出版社于1926年4月出版。
[3]《落叶》序言，1926年6月28日作，载1926年7月3日《晨报副刊》，署名志摩。初收1926年6月北新书局散文集《落叶》。此处引自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三卷《散文3》，93页。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270頁。
[4]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270页。
[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06、107页。
[6]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267页。
[7]这是1923年5月在北师大附中演讲的记录整理稿，载1923年6月《新民意报》副刊《朝霞》第6期。
[8] 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277、278页。
[9]成仿吾《通信四则》，《创造週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10]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281、282页。
[11]原载1920年2月24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此处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所收《三叶集》，47页。
[12]高良とみ著《高良とみの生と著作》第七巻（2007年、ドメス出版），214页。
[13] 郭沫若《关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宇宙风》1936年9月第25期。
[14]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一卷《散文1》，467页。
[15]《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 73、74页。
[16]《郭沫若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文学编第15卷，192页。
[17]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29页。
[18]《列宁忌日—谈革命》，原载1926年1月21日《晨报副刊》。
编辑、排版：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