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赛先生”？
90年前，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运动中，知识分子们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缺乏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两位“先生”落户中国；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打到孔家店”的口号中扫地出门，认为中国长期积贫积弱，是自己的文化不行。那个时候的做法可谓“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了”。
90年过去了，“德先生”我们不谈，来看看“赛先生”这个90岁“老人”在中国的发展。90多年前，中国的自然科学体系基本还没有形成，仅在考古、地质、传统医学方面有些优势；现在，我们已建立了数、理、化、天、地、生、农、林、医、水等庞大的自然科学研究体系，文、史、哲、法等传统社会学科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在科研产出上，过去是欧美等国家占绝对优势，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学术刊物上，都有了中国人的名字，而且中国发表SCI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了。
从上面的成绩来看，似乎我们已经请来了“赛先生”，但是，从深入的层面来分析，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当今中国科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精神在国人心目中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尊重自然规律或社会规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然而，人们在实际中经常忽略那些客观规律的存在。当年国人就企图将海南岛的树种栽植到甘肃去，直到今天，人们还热衷于在干旱区造林。一个华南虎照事件，本来是个闹剧，却轰轰烈烈争辩了8个月之久，两次被《科学》报道，将脸面丢到了国外。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科技管理者们却急功近利，连续不断的评估、验收、晋级、淘汰，逼迫研究生发表论文，搞得科研人员疲惫不堪，忙于应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纳税人的钱换来的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SCI文章，但这些文章被国际同行认可的少。中文文献没人重视，认为发表了中文的东西就低人一等，殊不知袁隆平、贾兰坡、陈景润的成果都是用中文发表的，但其影响却超越了国界。
第二，科研自信心不足，言必称美国。可能是被打怕了，或者是被吓怕了，中国科学家的自信心相对于古人是大不如从前了。建国以来，中国科学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其间也充满了曲折。从早期的学苏联模式，到后来的反“洋奴哲学”，再到后来强调科研与世界接轨，发展到今天的SCI热，无不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自信心缺陷的毛病。今天的大学排名热、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是科研自信不足的充分体现。我们曾经有过“两弹一星”和结晶牛胰岛素的辉煌，但中国知识分子鼓起来的士气很快又因“德先生”不配合而下降了。
第三，科学研究缺乏创新，跟风研究多。国人的许多课题要么严重脱离实际，要么理论上缺乏创新，多为重复外国人已经证明为定论的研究，或者为人家提出的观点提供佐证。转基因这门学问，中国人搞得再透彻，也是证明英国人提出的这门学问有些用处而已，因为原始思路是人家的。对于中国自身的传统，如中医，则狠狠地扣上“伪科学”的大帽子。有人动不动就说什么东西“科学”或“不科学”，这种简单断言和扣帽子的方法本身就违反“赛先生”的实证精神，一些原创性的思路被扼杀在摇篮里。伦敦市长批评中国人在近半个世纪中，除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人类几乎没有作什么贡献。显然这个批评有失偏颇，但也多少反映了中国科学家缺乏原始创新动力的现实。
第四，人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一方面国人抱怨科学研究缺乏带头人，需要花重金引进人才；另一方面，本土人才因得不到重视而大量外流海外。引进人才动辄花费巨额金钱，却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人才能否作出贡献，不光是人的因素，还有环境的因素，这就需要“德先生”密切配合。五四运动以来，国人不断地提出邀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前来中国。我们从清朝扎大辫子的时候就选派留学生，到今天已有100多年了。那些花了纳税人钱财的海外人才还要花重金再引进回来，这个做法是值得深思的。当年钱学森回国，并不是依靠高额待遇，今天的人才动辄就与哺育他的母亲讲价钱，这样的心态是难以做出科学成就的。我们的人才太把自己当人才，这才是我们人才引进做法的症结所在。
第五，科研经费用于养人而不是面向国家需求或科学需求。小项目大评，大项目小评，简单问题复杂化；申请科研经费走后门、搞关系、送回扣、做三陪（陪酒、陪聊、陪笑），商业化运作气息很浓。科研经费很大部分不是用来搞研究，而是用来发工资、搞创收。科学家以经费多少论英雄，以负责多少重量级的科研项目为荣，不以浪费纳税人金钱做重复劳动为耻。经费申请过程认认真真，写得天花乱坠，项目执行却马马虎虎，项目验收重在走过场。如此使用科研经费，焉有好的成果面世。殊不知，从古到今，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的贡献是古人优于今人，但古人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业余时间搞的，国家很少拿专门的钱来搞研究。可见，经费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国人如此看待科研经费的重要性，是与其急功近利的评估体系密不可分的。
走科学发展观道路，中国的“赛先生”理应树立自信心和责任心，科学研究要面临现实问题，要解决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当今能源、粮、环境危机、全球变暖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科学家的独特智慧。引领社会进步，中国需要一个睿智的“赛先生”，一个勇于创新的“赛先生”，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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