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 | 贾康：产能“过剩”不可一概而论
“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现实意义明显，但各方理解还见仁见智。在此谈谈我的几点基本认识。
其一，去产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与不久前G20杭州峰会《公报》中所形成和强调的各国要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杭州共识”完全相通，即各国、各经济体都面临这方面的现实问题，都有去产能的客观必要性。因此，如仅把去产能和去除僵尸企业的对象锁定为的国有企业和实体经济部门，显然是偏狭的不当认识。
另一方面，如果又由此进一步引出去产能有“姓社姓资”的问题、去产能是国际敌对势力针对中国的“阴谋”，那就更是陷入了错误思维、落后理念中了。其实，只要是落后产能，不分国企私企，无论中国外国，显然都应去除，而且都需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大前提下，把握好相关的机制建设和政策要领。
其二，我不同意笼统地讲去“过剩产能”。现在必须聚焦的是去落后产能。各个行业里产能的过剩与不过剩在不断变化，由过剩产能向有效的、不过剩产能转变，甚至可能发生在一夜间。因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在行业里垫底的落后产能，是可以相对而言较好把握的概念，是去产能“有的放矢”的对象。这实际上更有利于打造结构优化、质量提高的发展“升级版”。
其三，所谓过剩产能，显然可以通过一些创新机制——比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来迅速改变。即把一部分过剩产能一举转为有效产能。原来政府需要自己包揽去做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园区连片开发这些事情，现在可以拉着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包括外资一起来做，那么就有望做得规模更大、建设更快，并产生一系列正面效应：
它可以缓解未来很长时间内，政府在城镇化和老龄化压力之下的财政支出压力，使老百姓得实惠而且实惠可持续，因为它是政府、企业和中介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也正是落实共享发展的机制创新。
它还会给一批跟政府合作的企业打开取得“非暴利但可接受”的长期投资回报;它对接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建设，是深化企业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倒逼机制和催化剂。
同时，它又是 “引领新常态”过程中把一部分所谓过剩产能成功地转为有效产能、进行有效投资、聪明投资的新制度机制。比如在北京，引进外资建设地铁16号线是缓解首都公共交通体系有效供给不足的一个重要建设项目。PPP可以把项目投资做得更快，项目所需要的钢材、建材、水泥、施工机械设备等“过剩产能”，会随PPP这个机制创新而很快转为有效产能。
其四，不能把所有在竞争力上有一定劣势的企业，马上认定为所谓“僵尸企业”。“僵尸企业”这个概念可以用，但是它也会带来某些认识误区。因为某些企业在竞争中已经感到有困难时，如果能成功地实现升级换代的创新，就可能改变面貌。原来被人们认定为是过剩产能的代表，可能转为有效产能的组成部分，原来的僵化，也就转为活化，这要靠“事在人为”的努力。所以，在整个行业或者某一个领域里，能不能去除那些实打实的落后产能，才是值得聚焦的“真问题”。
其五，去产能的主体与机制何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去产能中，对于某些成规模的企业，政府如可以有把握地认定它就是落后产能代表，在没有挽救可能的情况下，就可以由政府为主体以行政手段实施关停并转，这是最便捷的操作，但这种方式的适应性已非常有限。现在全国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接近7000万，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中谁是落后产能代表，政府没有能力一一甄别，必须依靠政府维持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在让整个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解决去除落后产能的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去产能主导机制。
（原文刊载于《环球时报》2016年10月11日）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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