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天内开5次会，哪个行业让发改委如此揪心？
素材｜《中国的坎》及相关报道
编辑｜郑小晏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最近，煤炭期货价格暴涨：以焦炭1701期货合约为例，2016年年初最低点为558元，昨天（10月26日）飙升到1765元，涨了3倍多！
煤炭现价也在上调：自7、8月份开始，煤价突然大幅上涨。9月8日，发改委召开了“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启动工作会议”。10月25日，发改委召集神华、中煤等22家全国大型煤炭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开会，是50天内的第5次涉及煤炭供需的会议。
煤价大涨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在新书《中国的坎》中有透彻的分析。说到底，中国的基础能源还是以煤为主。要摆脱以煤为主，就要发展替代能源，然而，水力发电已远不足20%，核电占比低于3%，光伏电池触及既得利益，连地沟油都有更紧俏的去处……
▲ 贾康、苏京春著《中国的坎》，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我们到底使用了多少煤》和《为何摆脱不了以煤为主？》两节主要摘自《中国的坎》，有删节。
50天内开5次会，发改委关注燃煤之急！
如果说最近还有哪个行业能让国家发展改革委（下称“发改委”）如此揪心的话，煤炭无疑是其中之一。
10月25日，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再次召开重点煤炭企业座谈会。此次会议召集了神华集团、中煤集团、冀中能源、山西焦煤等22家主要大型煤企，涉及到动力煤、焦煤、无烟煤等生产企业。界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会议主要听取了各家煤企对去产能、控产量等方面的意见，并针对目前局部地区煤炭供应紧张状况提出了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条内容是希望煤炭价格不要再继续上涨，希望各家煤企在适当释放产量、保障煤炭有效稳定供应的情况下稳定价格，起到带头作用。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这是50天内发改委第5次召开涉及煤炭供需形势的会议。
一位深耕煤炭等现货产业链25年的人士笑称，在大量金融分析手段之外观察煤炭供需关系，就是看卖煤的和买煤的“谁主动联系对方，谁请谁吃饭，谁求谁”。事实上，从今年3、4月份开始，电厂人士组团请煤矿人士喝酒吃饭的情形已逐渐多起来。
起初，各煤种涨价还算温和。但7、8月份开始，煤价突然大幅上涨。9月8日，发改委召开了“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启动工作会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作为授权代表和一些大型煤炭企业签订了自愿承担稳定市场调节总量任务协议，标志着煤炭分级增产响应机制正式启动，全国每日可增产30万吨。两周后，发改委再度宣布将启动煤炭一级响应机制，即煤炭每日增产量上调至50万吨，响应范围扩大至全国74座先进产能矿井。仅一周不到，发改委又召开保障冬季煤炭稳定供应的会议，并发布通知提出四季度可在276至330个工作日之间释放产能，对应的煤矿猛增至1503处。
然而，“十一”长假过后，市场仍未感受到煤炭供应有明显增加。因煤价上涨过快，下游电力、钢铁企业纷纷向有关部门表达诉求，希望增加煤炭供应，稳定煤价。不少发电企业9月份已出现亏损。近日，更出现了钢厂向上游企业发信请求紧急支援冶金煤的事件。
发改委10月25日发布会透露，据据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截至10月14日，炼焦煤和冶金焦价格比年初分别上涨了507元/吨和849元/吨，涨幅分别为81.4%和126.2%，而同期钢价涨幅仅为36.1%。焦煤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将对钢铁企业形成较大的减利影响。
短期来看，煤价还会上涨。五矿期货分析师魏松辉表示，随着国内气温不断下降，煤炭需求大增，这对煤炭价格利好。同时冬储煤行情启动，电厂已经开始补库，今年冷冬概率偏大，需求11月份之后将环比有明显上升。
10月25日发布会上，发改委副秘书长许昆林表示：“中长期看，随着能源消费强度的不断回落和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快速发展，煤炭市场需求很难有绝对增长的空间，预计2020年煤炭消费量至多41亿吨，即使考虑去产能和减量化生产的因素，到时全国煤炭产能仍然有46亿吨左右，煤炭产能大于需求的基本面不会根本改变，煤炭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
我们到底使用了多少煤
2004-2013年10年间，中国单位GDP能耗（单位：吨标准煤／亿元）依次为：1.335、1.276、1.196、1.055、0.928、0.900、0.809、0.736、0.696、0.695，呈现出明显的逐步下降趋势，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很高。此外，中国的钢材、水泥消耗总量均在全球前三位，且生产中单位GDP能耗均高于发达国家数倍之上。目前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和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和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
中国基础能源种类主要包括煤炭、焦炭、原油、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电力等。尽管能源种类繁多，但是中国基础能源仍然突出地“以煤为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描述。
第一，总量——所占比重最大。2004—2013年10年间，煤炭消费总量上升了66.83%，煤炭消费总量占能源消费总量之比仅从0.695∶1轻微下降至0.66∶1，仍有2/3的分量。
第二，进口——攀升速率最快。2012年，原油进口量为27103万吨，而煤炭进口量则为28841万吨，已超过原油成为中国进口的第一大能源；从相对值来看，2012年煤炭进口量为28841万吨，约为2004年煤炭进口量1861万吨的15.5倍，远超同期其他能源进口的增长速率。
第三，结构——以发电消费为首。工业煤炭消费总量在煤炭消费总量中占比最高，历年来所占比重都在90%以上，并且呈现逐年攀升趋势，2011年和2012年，这一比重甚至已经超过95%。在工业煤炭中间消费中，占据消费用途前三位的依次为：发电中间消费煤、炼焦中间消费煤和供热中间消费煤。2004—2012年，我国全部电力生产中，火电生产量占比为83.0%~78.1%。
总之，在中国基本国情下，本土资源储量、可用量决定的“资源禀赋结构”中，最主要的能源产品是煤，以及依仗“从煤到电”的具有“经济命脉”性质的能源供应链。在可预见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中国的基础能源供应“以煤为主”，仍将是难以改变的基本现实。而众所周知，煤的开发、使用全过程对于环境、生态和社会的压力是显然大于、高于原油和天然气等品类的，更不用说风电、太阳能电等可再生能源。且不提煤炭采掘中的安全事故问题，仅从采掘后的地层塌陷、环境修复问题、运煤过程的洒漏与相关粉尘问题，特别是烧煤（包括火电、炼焦等）废气排放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雾霾肆虐问题，都尤为棘手。这一点事关我国能源、环境问题的特殊严峻性。
为何摆脱不了以煤为主？
中国煤炭消费有90%以上集中在工业，而工业煤炭消费则主要分布于发电、炼焦和供暖，其中，由于炼焦只能用煤，所以不仅是“以煤为主”，而且是几乎百分之百地以煤为原料，可以说是煤炭能源通过炼焦这一环节而转换为其他能源名称。所以此处只需从发电和供暖两大角度、针对能源使用结构来讨论为何无法摆脱煤炭作为主力能源的现状。
从发电耗能的结构上来看，中国目前水力发电在全部发电产能中占比已远不足20%，核电占比低于3%，并且随着前一段时间国家已经明确基本不在沿海之外的地方布局建设核电站，核电的比重可能还将下降。
与此同时，可再生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虽然已经在努力开发，风能发电近几年投入使用以来，其增长率也十分可观，但毕竟基数很低，从总体能源供应上来看都难挑大梁。在太阳能发电方面，局面更是几近荒唐：各地迅猛发展的光伏产业在消耗资源、造成一定污染、终于生产出可以产生清洁能源的光伏电池产品之后，若干年间98%以上只能走出口渠道，卖给环境比我们更清洁的外国人——直接原因是按照我国电力部门的体制机制，光伏电池无法入网（其实并不存在技术攻关方面的“硬障碍”问题，而是直接涉及配套改革里面“啃硬骨头”触及既得利益的体制问题）。
未来可预见的一个时期，我国水电、核电比重可能会继续下降，太阳能电、风电难挑大梁的局面亦无法根本改变，电力供应的重担大部分还是要落到煤炭支撑的火力发电上。
取暖方面摆脱不了煤炭为主，源于中国现阶段的取暖模式和替代能源两个方面。第一，取暖模式：北方城市以集中供暖为主，能源消耗的主要方式是“强制消费”煤炭能源；北方农村、南方城乡均以家庭自供暖方式为主，主要依靠煤、木炭和电力，其中电力主要还是间接依赖煤炭能源。虽然南方已有依靠天然气供暖的情况，但却面临因价格昂贵消费不起而难以推广的局面。第二，替代能源的困窘：以“生物柴油”为例。美国供暖采用的生物柴油(Biodiesel)是由动植物油脂（脂肪酸甘油三酯）与醇（甲醇或乙醇）经酯交换反应得到的脂肪酸单烷基酯。然而，这种十分清洁的能源尽管在法律、政策等层面已开始得到有力保障，但目前在我国推行仍存在着突出的矛盾与困难。首先就是原材料很难满足需求。生物柴油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算高，我国早已能自主生产，原材料一般以地沟油、餐饮垃圾油、油料作物（大豆、油菜籽等）为主，但这样的原料在生物柴油的实际产业链供应中经常断裂，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国目前对废弃的食用油尚无统一回收政策，供给方面经常产生恶意囤积地沟油等原材料的现象；二是养猪等行业对地沟油和餐饮垃圾油的需求竞争；三是地沟油经非法渠道转为食用油出售比卖给生物柴油生产厂家利润更高。除原材料很难满足要求以外，还有经济可行性问题：生物柴油这种具有很高正外部性的能源产品，无论使用物理法还是化学法都面临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若无补贴地在市场中推行，完全没有价格优势。
当认识到雾霾（大气污染）、蓝藻事件（水污染）等现象时，需要抓住这个真实背景，作出通盘分析、深入探究，才能引出正确有效的方略与对策。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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