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 | 贾康3000字回应晏智杰：由于吃瓜群众太多 我柔性来回应
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责对方“误国”来攻讦，还有经济学者研讨的什么空间吗?再加上网络上、社会上无可否认存在的“吃瓜群众”羊群效应式非理性的推波助澜，将是何种结果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呢?
我和同道的研究者们，这些年来致力于推进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新供给经济学”框架下的创新，深知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初步的、不够成熟的(当然，即使被认为较成熟的理论，也不可能完美，一切都在发展中)。真诚希望得到各方的批评指正，欢迎共同深化研究，展开讨论和学术争鸣。然而近日看到的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发出的批评文章，却是我极不愿意卷入的一种争论状态，甚至可以直率地说，基于晏教授文章的这种“争鸣”，学术含量实在不高，而且必扯入学者应避免牵涉、纠缠的一些其他因素。晏教授可说是前辈，我也理应退避三舍，本不想做回应，然而，形势比人强，这几天来我感受到日渐加强的“其他因素”，使我不得不以文章形式对晏文在此做出回应。简述如下：
一、能否更清楚地了解基本情况？
晏教授一开始就说：“作者宣称，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是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为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权威解读。”且慢，我们在书中和其他场合从未有过此种“宣称”，晏教授是如何听到、看到的?对于无中生有的问题，本来无法讨论，但在现实生活中，晏文此种说法的有害因素，却不可小觑，必须在此郑重澄清：我们积极努力为理论创新添砖加瓦，是以学者的绵薄之力投入学术建设，进而希望服务于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但我们绝不会头脑发热到要“宣称”自己为中央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那是不是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了?《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一书的封面折纸上，印有一句“权威解读‘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和核心内涵”，是出版公司的宣传用语，其意显然是指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学者谈对于这一改革背景与内涵的理解认识，怎么可以和中央决策直接拴在一起?我们无法了解晏教授这样说的具体原因与动机，只能说对这样的表述我们如不加以澄清，将会陷于“口吐狂言”的社会指责之中啊。
此外，晏文说我们“认为需求管理已经过时”，但白纸黑字，我们反复强调供给管理绝不否定需求管理的意义和作用(这本书中还专门有关于以选择性“聪明投资”同时扩大需求的内容，等等)，我们所研讨的，是在继续优化需求管理的同时如何认识和摆脱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晏文说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放弃了追求供求平衡，但请问新供给理论研讨中哪里有一点不追求供求平衡之意?晏文中指斥“不应将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需求紧缩”，当然不该，但对我们的书和观点而言，这完全又是无的放矢啊。
特别是，晏文说我们“长长的‘结构性改革’菜单中，唯独没有了继续实施‘转轨’和‘制度供给’这一条，这不是淡化甚至取消了深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吗?”好家伙，这顶“取消改革”的帽子不可谓不大，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和天大的冤枉!我们真的怀疑晏教授是否读过此书。坚定不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形成有效制度供给”、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轨，正是我们书中的主线和高扬的旗帜，也是新供给经济学始终如一的主张，书中在前言部分我们即强调了“转轨”和“制度供给”，怎么成了晏文所说的“唯独没有”这一条。建议晏教授抽时间过目一下此书吧(晏教授文中连我与苏京春博士合著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书名都写错了，多出“经济”二字——教授如年事高精力有限，可不用通读，只需翻阅一下、浏览了解章节结构和基本内容)。
二、能否更有逻辑地开展讨论？
晏文把“供给侧改革”与“体制改革”、“深化体制改革”先说成是相互排斥(此浓则彼淡)的关系，其后又出现从属关系(前者从属于后者)之说，我们不明白这两个论点从何而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改革”都是改革，体制改革必然就是要解决体制结构、制度供给的问题，这应属于学理层面的ABC，上述两种表述间“一致关系”的认知，会变成晏文中的“排斥关系”或“从属关系”?显然这也就失去了一起深入讨论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我们只能在此再次表明自己的基本认识：供给侧改革就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轨道上中国体制改革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全符合制度供给发生在供给侧、制度首先具有“利益格局”式结构特征的学理常识，并且这一表述正是使深化体制改革更清晰化、聚焦化，以利攻坚克难动真格来“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此外，晏文特别强调只有待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基本实现才具备总体进行一般供求分析的前提，我们也感到匪夷所思，不知是什么逻辑，难道完成转型之前倒不需、不能做供求研究分析了?如果晏教授是指必须在“完全竞争”假设下才能进行一般供求分析去对应中国现实问题，那倒正是我们的研究中所强调必须予以突破的旧式思维局限：我们认为，真实世界中，经济资源配置的真实图景，不是“完全竞争”，而是“非完全竞争”，不仅中国如此，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如此，我们需要在有了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分析并得到其有益启示之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地把研讨的假设前提升级为2.0 版的“非完全竞争”，才能使理论创新适应深化认识以服务和引领实践的客观需要。基于不同的假设前提，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推演出建议主张，是当代经济学研究的标准路径，不存在只能有一种假设或前提的经济学研究，但是我们实在不明白的是：晏教授在反复强调他的上述前提认识后，怎么又能这样冒出一句对我们的批评：说不能“从某种虚幻的完整统一的市场条件出发”，这是在批评我们，还是在说晏教授自己呀?
三、能否以学者定位给出研讨者的空间来做批评？
经济学研究成果不可能定于一尊，思想与学术的活跃创新，需要人文环境。一个正常社会，政治家决策参考的选择对象，必应是“百花齐放”的研究成果。如果对自己不同意的他人思路、观点，动辄以晏文批我们的“以其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基础，必将带来严重不良后果”的误国大帽子，来施以和决策直接捆在一起的政治压力，那么学者研讨的空间何在?试想：晏文中断言经济学研究中“没有也不会形成独立成型的所谓供给学派或需求学派”，否定了我们所概括的由萨伊引发的对供给侧的重视、在美国形成的“供给学派”(这两点似也应属经济学的常识)和供给侧学派源流呈现两轮“否定之否定”的认识，但这两方都属于一家之言，并可纳入各家试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如果有框架的话)，然而，如果按晏文的方式相互以指责对方“误国”来攻讦，还有经济学者研讨的什么空间吗?动辄以政治有害大帽子施以压力和批判，如成中国学术界风气，再加上网络上、社会上无可否认存在的“吃瓜群众”羊群效应式非理性的推波助澜，将是何种结果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呢?
以上三个方面，我在于新浪微博不得不做简要回应时，曾分别冠以直陈式的三个小标题，对此有朋友认为概括到位，也有朋友提醒我：是否口气过硬?鉴于此，我愿把口气改柔性一些，现以前面三问，作为小标题，就教于大家和晏教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贾康回应晏智杰：秉持学者定位研究经济理论与改革》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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