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中如何运用制度和技术实现经济转型（上）
（本文系贾康先生受邀在深圳市福田区区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报告会所做的专题报告）
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很高兴今天到福田区向各位汇报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被中央表述为战略方针的重要问题，谈谈我们形成的具体看法。
在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容之前，作为研究者我认为首先需要勾画一下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大背景。这个背景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第一个角度是在十八大之后我们的最高决策层人事安排基本到位之后，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首先表现在三中全会形成的全面改革顶层规划式的60条文件这样一个总体配套部署，到了四中全会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配套改革，推进到实际上从司法改革切入而必然要拉动整个行政架构改革，而且也会结合着宣传并不直接表述、但我们无法回避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全面覆盖框架。全面依法治国涉及的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必然要把经济、政治方方面面做一个配套改革处理。而到五中全会，在三中、四中全会这样一些全面改革部署基础之上，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发展新理念，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这些概念过去都强调过。五中全会是把这样一些基本的发展理念合乎逻辑性的系统化，提出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以它带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而落到归宿上，是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我们现实的共享发展。这些大政方针一步一步清晰化了，里面的一些关键词，首先是三中全会“60条”浓缩简要的概括就应该提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表述可以简称现代国家治理。管理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掌控这样一个架构，而治理更强调政府和非政府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来实现包容性发展。要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这样的一个治理概念很有深意，联系到一系列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方面我们怎么创新的问题。前面冠之以现代化的趋向，更是中国在鸦片战争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以后怎么改变落后状态，真正走向振兴中华，怎样贯彻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个基本战略趋向的重申。现代化趋向上，中国人民在前面经历种种挫折，鸦片战争那个百年之内，一直走到甲午惨败和在这个刺激下的100天出头的戊戌维新，但仅百天出头便归了失败。
再往后面是上个百年里三件大事：，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以“走向共和”形成当时明确的共识，还伴随着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走向现代化。但实际的发展是中国很快落入了内乱、内战，还有外族入侵。到第二件大事发生，简单地说终于我们有了一个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一条民族这样一个基本框架，就是在中国主要版图上，摆脱了内战和外部强政干涉，在民族国家框架之上我们一旦站稳，就可以转而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以“一五”时期为标志寻求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发展起来。由民族这个框架而支撑这个发展，也就是要解决民生的问题，当然也会带来民主法治建设以解决民权问题。但是我们这条路仍然是走得非常坎坷的，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到了第三件大事发生，就是改革开放。在传统体制下已经明确的“四个现代化”，这个现代化趋向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我们现在看来这条路有可能越走越宽的“三步走”这样一个通盘设计，其中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我们现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概念之下，所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就是要在十八大之后在继往开来的路径上使第三步横跨50年，半个世纪的这个过程，使伟大民族复兴能够如愿地实现，即达到“中国梦”的愿景。
这样的核心理念或者跟着的是“60条”里多次出现、多次强调的“现代国家治理必然要建立现代市场体系”这样一个逻辑链接。文件中伴随着一个重大突破，是我们终于把小平南巡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里市场应该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在汉语语境里说到位了，那个时候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虽然终于又被老同志所称邓小平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南巡来促成我们明确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但是当时也只能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60条出来明确表述的是“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重大突破，习总书记有长篇的说明，解释为什么在文字上做出这样的表述，核心的概念就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十八大提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去促使我们在这个改革中完成攻坚克难。
当然，改革中处理的核心问题里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后面紧跟着的一句话就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怎么样更好发挥作用呢？从概念上来说，前面已经有决定性的市场机制，后面政府充其量总体而言应该就是辅助性作用。而要把它处理得好，其实还有挑战性的任务。比如我们现在观察在这个现代市场体系中，关于政府和市场过去我们的认识已是各行其道，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划清各自边界的思维，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但似乎新的阶段中这个思维已经不够用了。比如我们现在这几年主打的一项创新是政府和非政府的企业、社会资本，要以伙伴关系一起做事的这样一个框架来从事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连片开发等等重大的投资事项，这个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过去我们已经接受了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基本理念，有人问现在怎么我看起来PPP里面政府裁判员、运动员的身份一个都不少？我的解释是这体现着我们在政府、市场关系认识上一种“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原来所说到划清边界，有非常明显的进步意义，即政府不可过多干预，要让看不见的手充分起作用。但是最新的挑战性的任务，是要在发展创新的新境界上，使我们政府和企业找到包容性发展的共赢式新机制，到了PPP这里面，它的新的境界是在整个流程阳光化的伴随条件下，使各个环节政府到底是裁判员还是运动员可以合理定位。必须说清楚，在政府作为PPP伙伴一方和也是伙伴的企业签订合同：开始进行一个PPP项目建设之前的各个环节上，政府显然有它裁判员的身份：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如我们深圳也好，福田也好，这样的重大项目建设必须放在一个通盘规划中间作合理的配置，这个整个国土开发的规划当然应该由政府牵头形成，这是不可能靠市场主体和企业基层单位以试错法形成通盘规划或者合理结果的。牵头的政府手上是有公权的，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当然这里面有裁判员的身份和色彩。而这些项目要配具体的公共政策，这些公共政策的牵头、制定、实施又是依靠公权，政府当然在这里面有裁判员的职责，但是具体一家地方政府一旦走到和企业一起签字，共同以伙伴关系方式来做工程建设的时候，我认为政府就是非常明确的运动员身份，这时候裁判员到哪里去了呢？裁判员的身份实在法那里，双方签字生效的PPP建设项目全程是由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合同法和相关的其他法规）约束的，所有伙伴合作关系的各方必须一起守约履约。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如果违约，那么都是由法律要给予约束，实施问责的。这时候裁判员很明显在法上，这个法律就是来贯彻总书记所说的“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笼子是法治的笼子。因此政府的裁判员、运动员身份于PPP创新中在各个具体环节上的定位是合理的，但是显然是在“否定之否定”之后我们在一个新的境界上来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寻求现代国家治理的包容性发展、共赢的发展，这些问题要处理好当然就带有明显的挑战性。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关现代市场体系中央60条文件说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这又是一个有非常深远影响的改革重大要领。至今这还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我们认为混合所有制实际上讲的就是在一个一个市场微观主体内部的产权结构中，要充分地让公的股、非公的股，国的股、非国的股混起来，这又是一个引领微观主体包容性发展的治理结构方面的进步。PPP天然就会对接这种混合所有制，它天然在政府这一方不想“一股独大”，天然就是政府动机在于少花钱多办事，少持股而发挥乘数效应、放大效应，引致民间资本把这事情做成，这是他出政绩，这是他把事情做得漂亮。这样现实的改革进展实际上是要解决在中央过去已经强调股份制的重大意义。表示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之后，社会上方方面面还存在明显的困惑，动不动“一股独大”，在四万亿政府投资启动之后动不动争议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进退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很容易贴标签上升为姓社姓资的问题。中央60条就是要淡化这种贴标签的思维，把混合所有制带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合成一个共赢的过程。这样的现实意义、深远意义，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把握，一定要解决好在实际生活中怎么进一步推进这个改革的问题。
跟着，第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必须依仗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分配系统的财政制度必须现代化，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财税配套改革的问题。所以，60条发布之后，中央要建设现代财政制度，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配套改革方案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面跟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多项改革方案。到了四中全会，配上的是全面法治化的“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的“现代发展理念”。这几个关键词链接之下如果再做一个浓缩恐怕就要说到现在方方面面还在不断讨论的有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一个全面是2020年要全面小康，这是已经做出的庄严承诺，现在进入关键决胜的阶段。全面小康必须伴随着第二个更重要的要求即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有中央明确的时间表要求的。这个全面改革的决定性成果才能使全面小康的意义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因为全面小康实际上只是我们现代化第三步走的一个中间节点，是要提供一个新的踏板，在全面小康后面跟着要形成发展的后劲，使我们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连通“中国梦”，这个后劲一定要靠第二个全面，就是全面改革、解放生产力来形成。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第二条，全面小康即使实现了它的意义也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两个全面跟着的，又是必然要配套的，从经济改革扩展到整个全方位改革，包括要攻坚克难的政治文明的建设，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我们执政党要形成王岐山同志所说到的合法性（就是他和外国著名专家讨论的时候接过学者的话语来提到的概念：这个合法性不是讲白纸黑字规定共产党执政合法，而是讲所谓历史造成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不能在人心向背、老百姓衷心拥护你的执政地位这种自然法概念上形成他的合法性），那么别无选择，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当然这个艰巨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所谓苍蝇、老虎一起打从本质上说其实不应该认为只是追究一些出问题的官员的责任，本质上是要以治标换治本，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的境界。治本的制度建设要能够保护我们体制内的人员，能体现对于体制内必然要结合的一部分社会精英的人文关怀。我们还得做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四个全面，以及我们在这四个全面框架之下所追求的那个现代化境界。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后面合乎逻辑地必须推进到作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它的决策线索。
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态势，经济社会运行上这些年发生的明显的阶段转换。把近年的龙头指标GDP，社会生活必须关注的重要指标物价（以CPI做代表），还有政府发挥作用必须处理好的财政收支等等，这样一些基本数据拢在一起以后，我们首先看直观的运行基本情况：2010年我们还有当年报出的10.4%的增长速度，那是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又站在两位数的高速位置上。这个10.4%的高速，和前面三十年算总账年均9.8%这个高速增长阶段是一致的，特别跟小平南巡以后这20年算总账是10%以上的高速，完全是一个水平。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2010年的10.4%高速状态，就是整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2010年过后，2011年决策层清楚地意识到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有，但是矛盾凸显期特征来了，经济社会中种种的矛盾凸显使决策层不得不考虑我们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把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要有意识地调低一些速度，追求转变的实际效果。2011年考虑再往后发展的指导方针时，明确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稳中求进”，这被称为稳字当头，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稳字当头的情况下，2012年我们一开年在自己主动“破8”，不再提年均8%的增长目标，而只提7.5%，当年的现实生活马上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一季度的GDP一下又下滑0.8了个点，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且这只是整个困难阶段的开始。
2012年我们经过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稳中求进”四个字浓缩为三个字的“稳增长”，6月间动用最主力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降低利率，相隔28天两次出手，这样的稳增长使2012年出现了一个“前低后高”，全年站在了7.5%的上方，当年报的是7.8%，以后调整为7.7%。
2013年继续是前低后高—当时已经开过十八大，按照原来一般的预期，2012年稳增长的后果是后高，四季度已经有了7.9%的增长速度，那么2013年开局应该至少在8%或者8%高一点儿这个位置上继续往上走，没想到开局又来了一个前低。经过努力之后，2013年后面又有“后高”的表现，合在一起站在7.5%上方的7.7%水平上，也就是在这一年，地方政府企业感受到的困难更明显地形成了社会上的不良预期和焦虑，而李克强总理针对性地提出了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只要经济运行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这个“区间”的概念明确下来就是在2013年。克强总理所说的这个话，当然给了大家一个预期或前瞻判断，不要指望决策层轻易考虑再来一轮四万亿式的，或当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用长期国债资金大规模投资式的扩张。对运行区间大家更多地要注意上下限—上限是继续关注物价，下限主要关注的是GDP跟GDP所表现的经济景气所能给出的就业水平。克强总理说的区间概念一个基本含义就是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大家必须认识“三期叠加”这样一个阶段到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速度往下调；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地方企业要在尽可能忍受困难的同时寻求升级版，渡过阵痛。还有前期刺激政策效应的消化期，不要轻易指望再来一轮强刺激扩张。当然，这里面也暗示：如果真的感受到击穿可接受底线的那个威胁出现的时候，决策层一定不会不动用一些特定的方式把运行托在底线之上。而这个底线最主要的判断，就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观察下来，这些年经济一路下行的过程中，我们的就业还完成的相当不错：这几年速度已经一降再降，今年上半年已经落到了7以下的6.7%（我们今年速度区间提的是6.5%-7%），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倒算账，“十三五”期间必须托在6.52%年均增长速度之上我们才能兑现2010-2020年人均GDP再翻一番的全面小康这个指标的底线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年下来，每年我们跟过去一样提出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是一千万，但实际上都完成在1300万以上。换句话说，中国GDP新增百分点按每个百分点就业方面的贡献计算已经翻倍。当年10.4%之前还有曾经高达14%高位的2007年的表现，如果按那段时间说，一个新增百分点所能支撑的大概就是一千万里的1/10，即100万个新增就业。现在是六点几，还能支撑1300万以上，每一个GDP新增百分点所给出的就业贡献，是接近200万了，这当然表现出经济结构确实得到了优化——大量的小微企业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服务业得到了较充分的发展——指标上可以得到印证，全国的市场主体的总数现在是差不多七千万个了，服务业、小微企业总体来说是轻资产型，可以更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另外，和我们一再强调的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显然都是有内在联系的，这是一个在“区间”概念之下我们看到的决策层所说的底气跟定力主要是依托于就业的观察。
2013年有了这一认识之后，学术界已经明确形成共识，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台阶已成定局。所谓潜在增长率就是经济运行既无通胀又无通缩，这种状态下它应该表现出来的增长水平。我国的PPI就是制成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50多个月负增长，但是我们CPI还一直是正增长，这段时间表现得还比较可接受。权威人士的说法是我们现在既不认定有通缩，也不认定有通胀，还要继续观察。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可接受的区间运行，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是微刺激、稳增长，当然要配合着各种各样的要求——稳增长后面要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护生态，防风险，其实还要加后劲儿。三期叠加后面最关键的是，能不能配上十八大以后部署的改革实质性推进的推进期，“三期加一期”形成我们渡过阶段转换而达到一个新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样一个转换任务。这样的追求，体现在2014年总书记接过了学者们的话语明确表述“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直观地讲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转换，“新”就新在这里，但是新了之后还得“常”，这个“常”我们还没有实现，虽然我们“新”已非常明朗。“常”是什么呢？“常”必须是经济在下行以后不能一降再降，它要完成探底企稳，然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升级版的中高速增长平台，这个平台按照我们现在量化的概念，应该就是在6.5%以上、高也高不到哪儿去的这个中高速状态。依照2014年接近年底的时候APEC会议上总书记讲话里很大篇幅讲新常态，我们可以推出三个关键的概念：第一个是中高速，新常态直观的表现就是速度增长下台阶；第二个更深刻的内容就是结构优化，阶段转变之后要企稳，然后进入常态，必须是一个以结构优化支撑起来的升级版的增长平台。我们现在新已明朗，常未实现，必须追求这个“常”，相对稳定形成一个增长平台的状态，这个中高速增长平台至少我们得争取让它运行八年、十年吧。林毅夫教授说到中国还有20年8%增长的可能性，很多人都认为他说得太乐观了——他也是有他的一套论证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太在意到底是8还是7，在“十三五”剩下的时间段里6.5以上我们就可以达到全面小康，6.5或者6.5以上或者6.5左右这个状态，可以认为就是中高速，这个状态关键是要匹配上质量升级版，结构优化，这样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就可以变成实际的过程。所以，到了2014年新常态明确形成官方概念之后，进一步的要求就是不光要认识、适应它，还要引领它。引领新常态，打造升级版涉及的第三个关键概念，即总书记讲话里反复强调我们主观能做的事情是创新驱动，唯改革创新者胜，到了现在这样改革的深水区，好吃的肉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一动就是各种各样的困难，千难万难中怎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可能各位领导有直接的感受。现在那种学术上所说的只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所谓帕累托改进，基本没有空间了，你只要一动，一定会有触动既得利益的方方面面，事情非常难做。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改革深水区现在说到的创新驱动要对接到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引出整个现代发展理念。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
与此相关的物价、财政收入等等的制约，给我们的意向就是可接受区间的弹性在降低，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深化改革撑起这个可接受区间，而是让它越收越窄的话，我们再往前面就会憋住。种种相关的矛盾问题，五中全会表述为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我们必须化解这种潜在的威胁，化解这些矛盾和风险。所以，在五中全会之前，中央已经在屡屡给出口风强调供给侧改革问题，到了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就有习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段话。
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都有关于供给侧这方面不少的官方表述，但我们作为研究者，认为总书记十一次财经工作小组会议上的这段话虽不长（分为五句），但是已经比较完整清晰地勾画出了中央这样一个谋定后动的供给侧改革战略方针的一个基本逻辑要点，这些逻辑要点是环环相扣的。从这五句话来看，第一句话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怎么样，这句话实际上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绝对不会像网上有些人所议论的那样否定需求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在需求侧仍然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话强调的着力点在哪里？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必须在供给侧发力，着力加强的首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在改革上，它又表明了这在就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这个轨道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当年邓小平确定的改革所内涵的市场化趋向一直推到南巡后确定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又一直推到十八大以后三中全会所说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化趋向改革上邓小平所称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问题，就是供给侧怎么样在制度方面能够真正支撑我们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发展这样一个关键问题。解决有效制度供给关键问题，现在的新意是直接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
有的同志在讨论的时候说感觉这样表述比较陌生，好像带点儿文邹邹的学术特点，以这样的学术用语做出这样的权威性表述，它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必要性？我的理解，中央的这个表述，就是对接到总书记几次强调的我们需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这种学理支撑来实现我们决策的科学化、政策设计的优化。所以，直接把改革是供给侧的概念按照学术严谨的逻辑关系给它表述出来了。供给侧跟着的结构性也是合乎逻辑的，一旦讲供给侧，结构问题就必然跟出来，需求侧是总量问题，而供给侧是结构问题，供给侧涉及的结构问题首先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的就是我们要面对利益格局调整，要下决心攻坚克难涉险滩，啃硬骨头，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些深意其实都根据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合乎逻辑地展开来加以认识。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述，是三个概念合在一起落在改革上。再往下第三句话，是进一步要落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对于整个供给体系，包括供给侧各种要素形成更复杂的生产力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种种的现实生活中必然要遇到的结构问题，整个是一个系统工程式的问题。到了第三句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总书记说我们所讲的供给侧改革和美国里根经济学，美国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儿。我的理解，供给学派它确实有新意和贡献，但是过去学术界对它的评价就是它不成体系，特别是总书记很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在新自由主义趋向下的一个流派，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却并不认同。我们显然要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人现在在借鉴供给学派减税主张，借鉴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我们自己要处理的问题宏大得多，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个中国的全局放在一起，而且对这个全局的把握要延伸到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远视野上，这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不是可以简单地和里根经济学美国供给学派相提并论的。
有了这样前面三句话的基本认识之后，第四句、第五句就进一步推进到我们作为战略方针把握供给侧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结果。首先是增强经济的可持续性，这个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又不是全新的东西，是在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就已经明确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要把邓小平非常简洁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科学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可持续性的解决是问题导向，中国的矛盾凸显就是感觉到有种种不可持续的危险，资源、环境、相关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累积，这样一些威胁我们发展可持续性的不良因素的化解，要求找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现在的新意就是把可持续性问题对接到增长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问题上了。第四句话表述为这个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就是刘鹤主任在长三角、珠三角调研的时候已经给出明确概念的要解决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问题。对这个动力体系怎么认识，又联系到供给侧学理分析，后面会专门汇报我们对整个供给侧各要素怎么认识他们的各领风骚、各自贡献，而在阶段转换之后又必须在供给侧各要素的结合上推陈出新，达到新的境界。关于这个动力体系的打造，转型升级是我们创新中要抓住的一个关键点。落到最后一句话，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它表明我们供给侧改革的努力，是在原本已经推进三步走所隐含的追赶—赶超现代化战略这个思维逻辑上，应该继续追求超常规发展，就是咱们这么多年地方政府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所使用的“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这样的战略思维。总体来说，中国落后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为了改变落后局面，常规的发展不解决问题，已经落后了，必须要实现超常规的发展，才能从追赶到实现赶超，实现后来居上的伟大民族复兴。必须承认这种赶超战略思维它是有可能出偏差的，我们曾有“大跃进”等吃了很大的苦头，但是并不能否定这种赶超的客观的可能性以及在我们战略思维上的必要性。我们现在在“理性的供给管理”的逻辑之下，要继续追求这种生产力水平跃升式超常规发展，学术上的说法就是一个一个台阶“阶跃”式的发展，通过超常规发展，后来居上。总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所说的五句话已经形成了相当清晰的一套环环相扣的逻辑性的认识。这样的战略方针，显然体现了最高决策层经济工作中宏观指导方面的新的思维，我们要深刻领会其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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