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中如何运用制度和技术实现经济转型（中）
（本文系贾康先生受邀在深圳市福田区区委理论中心组学习报告会所做的专题报告）
我所在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还有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这样的研究群体是比较早就锁定了供给侧的研究方向，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意识到必须对经济学的主流成果做比较系统化的反思，而且在反思的基础上寻求从基础学理层面密切联系实际而形成新的认识。
我们推进到“新供给经济学”这样的认识框架，已经有专著公开出版。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按照这个思路给决策层上送了我们的内部研究报告，得到了肯定性的批示。五中全会之前，中财办专门约请几个学者，包括我，各自完成命题作文式的内部研究报告，当时要求保密，现在过了保密期了，我所接受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在供给侧这方面形成系统化的基本思路和建设性的意见。在中央明确肯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之后，对我们的研究者来说当然是鼓舞，更是鞭策，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研讨，继续为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做出应有的一些贡献。按照这样一个取向，我简要汇报一下我们从学理层面，自概念说起，怎么认识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的丰富内容。
如果从概念来说，很多人反映感觉“陌生的”供给却并不是在经济学语言里的陌生概念，经济学在讨论需求的时候，一定要说到供给，它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经济生活可观察的原始起点，是社会由人组成，人类社会存在就必然有人的需求，就一定要得到供给，也就是要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来给出供给对需求的响应。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供需的互动构成经济生活里的循环，如果它比较合乎意愿我们评价上就是经济生活比较健康，有经济的繁荣发展。如果它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一般的评价就是负面的，即经济生活有紊乱问题，失调问题，甚至危机的问题。这样的经济生活是不是需要政府来加以调控干预？这在前面的经济学发展中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就是政府调控是不可缺少的，而政府调控的职能过去已经意识到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总供需的平衡里面政府发挥调控作用的技术路线，过去也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对应概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经验比较丰富、套路上比较成熟的和大家比较熟悉的是需求管理，它的特点就是总量型的、指标单一可通约的，是以抽紧和放松银根来实施反周期操作这样一个基本方式，或者我们所称的调控方式来运作。
这些年大家都知道有扩大内需之说，指着眼于刺激国内需求的总量扩张，应对的是经济周期里的低迷。这种扩张或者收缩对政府调控而言是每一个年度要首先判断经济运行是处在什么样的特定阶段，如果是经济低迷阶段，政府必须通过实施增加流动性的扩张政策，抬升景气水平来给经济升温，而如果是相反处于经济高涨阶段，有过热的风险压力，则需要抽紧银根，控制流动性，给经济适当降温。这种反周期操作它观察的最基本的指标，就是总量上的所谓广义货币供给M2，它的基本逻辑很容易为人所理解，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都可以接受反周期调控模式，对于所说到的政府履行职能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大家所把握的基本方式。这个方式成熟起来是来源上个世纪经济“大箫条”之后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和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又有理论，又有实践，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普遍遵循的一个调控方式。中国在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走市场经济之路，当然也要借鉴学习这种反周期总量型的需求管理调控，我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都在反周期方面做了非常明显的努力。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必须要做的一个反思就是过去比较成熟的需求管理的局限性出来了，否则你怎么解释世界方方面面信心满满的这种反周期框架仍然不能使我们的经济学界相对像样一点地对于格林斯潘所称“百年一遇”的类似于大萧条式的危机做出预测，大家都自以为认识成熟了，实际不成熟。这个危机发生之后，真正在走出危机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首推需求管理，恰恰是另外一侧的供给管理。
我们在研究中间，就要特别强调反思的必要性，我们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必须做出创新式的从学理到实践通盘的反思和认识。我们的分析认识引出的结果就是捅破窗户纸，直截了当指出主流经济学里长期忽视供给管理这个局限性，必须加以突破，即供给管理必须更全面和深入地加以讨论。一旦说到这个概念，它的定向调控的结构特征十分鲜明，指标复杂不可通约，学者的研究往往望而生畏，过去经济学主流已经形成了要公开发表论文必须建立模型，要有量化分析，需求管理的总量指标、单一指标相对容易做到，而一旦到了供给管理，模型都建立不起来，论文怎么发得出去？学者职业生涯中，高校也好，研究机构也好，一个人评副教授、教授，评副研究员、研究员，这个制约是实实在在的，使研究者在这方面往往退避三舍。所以，理论上关于供给侧的分析过去还是相当薄弱的，但到了实践中我们看确实不可回避。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首先看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它在实践中应对危机的关键举措，恰恰是区别对待、突出重点、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范围的供给管理。美国人在供给侧前面是吃了教训的：看到157年的老店、世界著名的雷曼兄弟公司资金链断裂，那么救还是不救？这不是需求管理概念，是点调控、区别对待、具体掌握重点的供给管理。管理当局犹豫之后没有出手，雷曼兄弟公司垮台，而跟着的是金融海啸迅速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往后美国管理当局就相对果断的先后出手给花旗、两房注资，一直把这种动用公共资源的注资推到了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到了给通用注资，形成了美国反危机过程里的一个拐点，原来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心理得到了比较快的收敛，整个过程就在那以后进入了复苏阶段。这个复苏的阶段中间美国作为头号强国是影响全球的，伴随着美国的几轮需求管理的量化宽松，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在多次注资的后面跟着的又有一系列的可圈可点、发挥重大作用的供给管理措施，被我们过去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这些特定的区别对待的举措，主流经济学教课书几乎是不讨论的，更不用说像美国给通用汽车公司注资这样的特定调节，但实际生活中证明它们在应对周期中，不光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决定全局走势的。美国在给通用注资之后的供给管理的举措，印象最深刻的可以列举油页岩革命，这不光是应对危机提升景气，它还会深刻长远地影响全球基础能源的战略格局。还有于现在的信息革命时代，以社会上大生产为背景，但可以定制化的3D打印机以供给创新引领潮流使大家高度关注。我知道深圳这边高新科技园区里中国的企业，也在努力发展3D打印机。还有在克林顿总统时期就明确强调作为第一重点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一轮又一轮的升级发展，现在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仍然是确信无疑引领全球的潮流。后面跟着的，还有美国人特别强调的制造业重回美国哪里是传统制造业简单的重回？它是否定之否定，回来的同时带出的是升级版的智能化制造业，它也一定要影响整个全球发展态势。还有在人力资本方面，积极引揽全球高端人才来为美国服务。本来美国对人才的吸引力就首屈一指，现在还要特别在这方面给予政策安排。再有就是对一些经济增长点上选择性的政策倾斜支持，比如特斯拉的电动汽车。特斯拉著名的带头人马斯克大家可能对他都有印象，他不光是发展电动汽车，他的创新还涉及到管道式的高铁，已经在美国做了第一轮的实验，如果他真的成功了，15年、20年以后，世界上最主要的高铁线路上中国的高铁供给能力就废了，管道几乎抽成真空发射式的高铁，使美国的东西海岸连通以后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他的另外一个创举是谁也想不到，在民用航天方面实现了火箭发动机本体陆地回收，以后又突破了难度最大的海上回收。他在电动汽车方面现在已很有声势（当然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他已经在中国布局推电动特斯拉的汽车，而且宣布在中国布局做。同时，他给出了一个大家过去看不清楚的前景——首先在北京到上海一千多公里高速路的沿线设充电桩，解决过去大家所疑惑的问题——电动汽车顶多在一个城区内运行而很难做长途跨城的运行——他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的前景。特斯拉电动汽车在它发展的瓶颈期，迎来华裔能源部长朱棣文对它生产线的视察，后面跟着的是美国能源部给了一笔规模还比较可观的优惠低息贷款，帮助他冲破这个瓶颈期。这些事情美国人过去按照他们的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一般不讲，但你得到信息以后要问他们一般也会如实介绍。这些事情值得特别注意。作为头号强国美国的实践，已明显走在了经济学理论的前面。
中国人自己的实践来对照更是如此。我们虽然在借鉴学习需求管理，但我们从来就无法回避供给管理的问题。当年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以后又正式出任总理，在1998年记者招待会就职演说的时候，明确地说一个确保（当年必须保8%），这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目标。没想到没过几天一季度数据出来以后，一看不对头，他以很大的魄力下决心启动了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年度内大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给经济升温。这是总量型需求管理的强刺激。但跟着的是他不得不处理这笔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怎么用的问题，首先一句话，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然后跟着有六大重点，大江大河的治理，病险水库的修复，另外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再有当时特别注意到的农村区域发展（以后叫新农村建设），这里面必须解决的中国农村的农网改造，还有他特别关心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当时他认为必须配套的硬件设施——粮库建设（实话实说镕基同志很多历史功绩里边，粮食流通改革应该讲是不成功的，但在当时他的决心很大，所做的那一套必须有几千万平米的国有粮库做硬件配套支持）；再有，房地产市场方面意识到这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决不是简单的一个市场轨问题，还必须匹配上保障轨——当时的概念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这些都是长期建设资金里使用的重点。
到了第二年他又加上一个：大型企业的技术改造可以用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结合财政贴息等方式高效率使用资金。这些重点的掌握，是区别对待的供给管理，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实际的宏观调控实践，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到了温家宝总理任上看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必须启动强刺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面跟着的是他要主持召开一连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每个会议专门讨论一个领域、一个行业结构方面怎么样掌握区别对待政策倾斜的问题，这又是中国绕不过去的供给管理。我们这几年经济一路下行过程中，总量型的货币政策要求要“结构化”的运用，实行定向宽松、定向降准，这也是逼出来的。这种区别对待教科书上没有，中国人在尝试，学术上的评价“见仁见智”，但至少说明我们实际生活中不可能绕过这样的一些结构问题。美国的实践、中国的实践、其他经济体的实践，都表明供给管理的实践也走到了理论的前面。我们一方面遗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美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群体，以及它代表性的经济学文献，还没有对这种供给管理给出什么比较像样的系统化的总结梳理，但我们中国人没有必要再继续等待，我们可以在创新下正视这个问题，捅破窗户纸，从基础理论层面到政策设计、科学决策层面打通认识。所以，这就引出我们进一步的看法：必须把供给管理整个体系提升到与经济学理论相对成熟的需求管理对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更充分地认识供给侧。
接着，这个供需的全面考虑就上升为一个在整个经济生活里动力的生成、传导和对动力体系怎样完整认知和把握的问题，对应着我们前面所说的决策上实际上认为必须解决的动力体系转型升级的问题。在学理层面，如果从最开始的始发环节讲，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毫无疑义，人有需求才有满足需求的供给侧的生产经营活动，才出来产品和服务。但是总结下来，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特征，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已经发表的论文里有这样一个三列的表格：第一列是把人类社会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从原始时代一一列举出来，第二列是把时代特征旁边对应的历史唯物论所说的决定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特征（一般来说以工具表述它）的一个个台阶对应表示出来，第三列是把人和人的生产关系层面形成的社会形态跟前面一个个发展台阶对应性表述出来。如果粗线条地讲，人类社会一开始摆脱动物界，是以社会成员的合作与分工从事采集、狩猎这样的供给侧活动，来努力满足社会成员活下来的基本需求，后来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出现了农耕文明，即实现了农业革命，这时供给侧的能力就上了一个大台阶，经过季节的更迭之后，人类社会可以在预期上和结果上稳定地使社会成员总体来说满足活下来的基本需求，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满足社会成员中间的一部分的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到了这样的供给能力上升的新阶段，历史唯物论就可以进一步论证人类社会为什么此时必然脱离原始共产主义氏族部落社会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的社会状态。再往后，农业革命以后有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可以具体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还有我们现在大家面对的信息时代，是供给侧一个一个台阶创新抬升的这个发展过程，人类文明一步一步实现新的境界。
现在最前沿的生产力所支撑的实际生活中的供给能力，已到了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支撑起来的智能化共享经济，过去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地变成现实。比如前面说到的电动汽车，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看得很清楚，以后的电动汽车一辆一辆不光是消费单位，它还是参与整个经济互动的共享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生产单位。电动汽车晚上停在它的停车位上可以接受电网里最便宜的夜间电来充电，以很低的成本充电以后，白天如果不开出去，它可以在智能化信息指导之下把它所储的电卖出去一部分，而这时卖出的电是在需求高峰的水平，可以卖个好价钱，成为有盈利的供给。一个一个分散的单位合在一起，大家一起共享我们实际生活里的产出和有效供给的能力。类似的共享经济的现实表现，大家也已经得知在现在出租车业面临的重大变革，其他方方面面，什么分时度假，不动产的共享，各种各样的要素资源都可以共享这个发展趋势上，都在努力寻求乘势发展。这种共享经济的生产力前沿理念，对应到生产关系方面是什么？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任职期间就对全世界明确表态的我们接受人类文明发展前沿理念是包容性发展，到了习总书记在十八大以后新的语境里反复说明中国的发展是和其他经济体一起和平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这样的逻辑可完全连通起来，这种共享经济、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基本命题。邓小平当年改革开放之后，在宦乡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个非常重大的战略性的判断，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那时宣布出来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冲击力。然而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反复回想邓小平这个判断显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邓小平这个基本战略判断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实际上是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基本战略判断，这两个基本战略判断引出整个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毛主席的判断当然是从列宁那个时候的判断延伸而来，既然是战争，就必须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就要立足于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准备早打、大打，要深挖洞、广积粮，要抓住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坚持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以后，才有我们未来的发展前景。
而邓小平这个思路显然是再也不可错失机遇，要利用这个战略机遇期，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通过改革开放，“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两条思路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基本战略判断后面一个一个环节都是逻辑内洽的，但实践检验真理，关键是现实社会生活表明，中国和其他经济体面对的人类文明发展推到了全球化经济下，面临生产力一步一步的抬高，最极端的概括就是把人类社会推到了核威慑时代，而核威慑时代世界大战的发生已变为一个极小概率事件。这就是所谓和平与发展时代战略判断这个主题判断的现实依据。实践发展中，我们可以继续检验这个判断，而现在我们主观能有所作为的一定是要充分认识邓小平所说的战略机遇期，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发展之路。这种宏大的主题，如果回到最基本的认识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学理上讲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我们发展以后思维在供给侧抓住不放，才能更深刻的认识所谓动力体系。
我们基本的看法是，需求当然也有它的变化，从需求作为原生动力来说，人要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求，得到供给回应带来的所谓“用户体验”。但是需求本身特点决定了必须给它定的定义才能讨论问题，如果最广义地说人类需求永无止境，这就是人的本性，“贪得无厌”，你设想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这种漫无边际的永远不满足的需求，经济学无法讨论，经济学必须给一个定义说，我们要讨论的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就好讨论了。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百姓的收入增长，钱包越来越鼓，他有消费者主权支配这个有效需求（货币购买力）的情况之下，怎么让这种潜力顺畅地实现出来，到交易中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就使经济生活可以在繁荣状态下实现整体循环。这种需求侧可说到的变化有“新”的特征，就是不断升级，但是它“永新而无新”，它永远在变化，它本身永远不可能给出怎么满足变化的具体答案、解决方案，一定是在供给侧，由供给侧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功的供给创新可以回应需求的不断升级，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这种成功的供给侧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可以带出我们经济发展中源源不竭的动力供给，实实在在的有效供给会拉动有效需求，形成经济生活中可持续的走向繁荣的循环。
实际生活之中最容易理解的，可能就要提到智能手机时代乔布斯主导的苹果产品，迅速风靡全球，用户体验方面是消费者几乎不约而同都感觉眼前一亮，欣然拿出自己的货币购买力去抢购这个产品，那边大洋彼岸刚刚宣布一款苹果新手机产品问世，没过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北京西单商业繁华地带大悦商城里苹果旗舰店前面就是人山人海，入夜还不能关门，老百姓在那儿排队热购这个新产品。这种供给创新引出的市场响应“一呼百应”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呼万应，一呼亿应，体现了成功的供给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这种态势。经济学上早就由萨伊表述妥协的供给的独特作用，到了信息化时代更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特别突出的感受，这就对应到企业家所说的我们要寻求的是“颠覆性创新”、革命性的创新，这种创新它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就是阶跃式一个一个台阶地可以往上实现发展。
我们中国人也体验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供给侧升级之中，老百姓家居离不开的卫生洁具坐便器（俗称“马桶盖”）有了新的需求，这种新的马桶盖国内市场有供给，但是却形成不了购买的热潮，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之后大量中国的旅游者跑到日本却不约而同出手热购在日本可以买的马桶盖。一开始基本的判断是说，一定是中国自己本土上的马桶盖的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不够格，所以老百姓要到日本去买。后来发现不对，中国人买回来的马桶盖，它的原产地是在杭州附近，是中国的厂家按照那边的订单提供产品以后在那边实现的交易，肥水流入了外人田。这个情况揭示的道理何在？它说明中国本土供给侧缺的不是马桶盖生产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缺的是供给侧要求必须配套的有效制度环境。
我们的观察就是中国家电市场上鱼龙混杂，老百姓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不敢贸然出手来购买本土上可以买到的马桶盖。但到了日本，口口相传的公信力是：你放心买吧，有全套的质量控制，有全套的政府监督，买回来以后你不会有烦恼的。老百姓用户体验上的预期非常可靠稳定，也就几乎不约而同地跑到那边去实现自己的购买力。换句话说，要在中国改变肥水流入外人田，在这个案例上表现出所缺的短板，就是怎么补上有效制度供给，也就是解决供给侧的制度供给、制度环境问题。董明珠说在中国家电市场里，大家都在处关系，那么很清楚，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优胜劣汰的机制迟迟不能体现出来。这种市场上本来有的优胜劣汰的机制，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家电市场上奏效恰恰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这个动力机制由此进一步的延伸就是原来所说的需求管理视野下的三驾马车不够用了，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进出口需求所形成的动力机制大家越来越感觉到它不足以解释现实生活，显然在需求侧动力形成以后它的传导，需要把“三驾马车”里内涵的结构化逻辑转移、对接到供给侧，才能形成关于动力体系的完整认识和把握，总量的需求为什么要切成三块？就是不得不做结构化逻辑的处理。贯彻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就必须把它转移到供给侧形成各种要素通盘的逻辑关系，解决全面的结构状态，如何优化这方面的认识。这就是从需求到供给打通以后我们对于动力体系方面形成一个完整的通盘的认识和优化的能力。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必须面对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它比三驾马车要复杂得多，但是我们显然无法再回避它。过去有我前面说到的学者碰到供给侧建模的困难以后一句话就可以打发掉的安慰。过去是说虽然这方面复杂的结构问题的解决，我们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认识，但是这个结构问题可以通过供给侧各种要素在市场竞争中的自主流动，最后达到整个市场出清的状态，该卖出去的都卖出去了，这时候总供需是平衡的，而结构就是优化的了。所以，无需研究者在这方面再怎么去费神去探究更细致的基本认识。但现在我们强调这种市场出清状态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只有完全竞争才可以推导出这样的市场出清的结构优化，而且这样一个认识显然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发和引导，就是要充分认识“看不见的手”这个资源配置优化自发机制。但是需要突破的局限性又在这里，市场有它的失灵，我们过去对市场失灵有概念，但是认为解决它只要反周期就做到位了，现在不够，不仅要反周期，在需求侧做管理，而且要推进到供给侧，政府显然还要加入进去，在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之下，肯定政府必须提供政策供给去优化结构，以及政府必须提供制度供给使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更好地充分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供给经济学在学理层面我认为必须确立的基本认识框架，也就是中央现在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矛盾主要方面的学理支撑，可以对接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在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要做的研究工作，当然更复杂更有难度，但是首先应肯定大方向、认清大方向。在这方面努力，我们可以先建理论模型，再由粗到细逐步去发展理论模型后面比需求侧复杂得多的量化模型。过去学者不也有这种类似的努力吗？投入产出分析最后寻求量化的整个通盘认识早有框架，当然，研究者也意识到再往下走难度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无非就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首先要确立不完全竞争这个理论假设2.0版，接着要正视矛盾，争取有新的认识和这方面以新的认识来支撑科学决策、政策优化的新境界。如果从这个大方向往下说，落到实际生活里称为战略方针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于问题导向之下，以攻坚克难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供给机制和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把握好这个系统工程。这个升级版现实生活中对应的就是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不能在全面小康以后还可以如愿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有了这些认识，再往下还得正面讨论所谓供给侧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这方面我们认为，理论模型首先可以来做这样一个表述，就是千千万万供给侧的要素，它可以浓缩到五大基本要素上：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带来它的增值部分，那么就有了资本的属性。还有，就是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运用，以及最后是制度和管理。各种各样的供给侧要素归到这五大项以后进一步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实践都已经给出一个可以总结的规律，各个要素的贡献不是互相排斥的，要承认他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是各领风骚，但是在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过程中不同阶段上，各个要素的结合，还有各自发挥作用的潜力，却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经济阶段转换之后的推陈出新，是供给侧必须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五大要素，看改革开放以后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首先是前面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贡献，很容易被人们所感知。我们一开始改革开放初期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几乎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流动了，过去不能流动，对“盲流”要遣返回乡的，后来流动起来被称为“农民工”——虽然带点荒唐意味，人家做的是工业的劳动，大量在城镇区域里已成为常住人口，只是因为户籍还在农村，称人家为“农民工”，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在发挥作用，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低廉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相对优势在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就支撑了追求迅速表现出来的超常规发展，推进工业起飞和经济起飞，使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总量世界老二。在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可以跟市场机制对接马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市场经济里物质利益原则下的利益驱动。首先在深圳，还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自然资源开发权要通过竞争，后面跟着的便是多元主体参与竞争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一轮一轮超常规发展中的投资和生产经营行为，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显然支撑着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金贵。中央在庆祝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年的时候一下把整个宝安都划进来作为特区版图里的构成部分就是要解决那时候已经非常明显的深圳已无地可批的问题。发展这么多年接近无地可批的状态了，土地和自然资源支撑力在前面那些年很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后面如何呢？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资本这方面当然也非常重要，本来本土资本匮乏，但是中国有全球最大市场潜力的特征吸引了外资，外资认为中国本土市场有利可图而流入，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而且是技术和管理，就很快引发、催生培育了本土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到现在总体而言中国的民间资本已经相当雄厚，整个市场上已经不缺钱。这三项要素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也就是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下行，要引领新常态这个阶段上，表现出支撑力的滑坡，需求动力的衰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年的经济下行，这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发展不可能再是高速，而要转入比较低的速度平台，这个阶段转换首先就是与前面这三大要素的支撑力下滑密切相关。我们这些年感受到劳动力方面不再是成本低廉了，而是不绝于耳的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首先是珠三角感受到了这个压力，总结下来这些年变化中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抬高，从低端蓝领，粗工、壮工、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的工资增长最为领先，比如城镇的人都知道这几年保姆市场上的工资可是翻着跟头往上走。现在有一个比对，大体上来讲，露天作业的有技能的砖瓦工，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在室内工作的开机床的工人，一个月挣得七八千块钱，就是没有多少技能的一般的搬运工、勤杂工，一个月也得有五六千块钱，但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工资多少？起步的时候2500-3000元，这已经表现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我们低端蓝领劳动者的收入合乎逻辑地开始往上走，而且增长速度比一般工资水平增长速度更快一点，这个情况可以解释这几年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虽然前面已经到了0.49的高位，这几年已经逐步回落到0.46。这个事情从正面讲就是到了一定的火候，劳动者在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得实惠，首先表现在低端得到的实惠非常明显。正面讲这是发展中间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具体体现。但负面讲，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原来所依仗的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现在正迅速的撤空，我们现在在这个压力下不得不考虑像珠三角这边早就说的“腾笼换鸟”，传统制造业要往外流动，要转移到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孟加拉，这跟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边流动是一个道理，腾笼以后要换鸟，换得来换不来？我们自己本土上的升级换代如果不能成功，我们就被憋住了，局面没换好。这种情况如果说到长三角那边，现实中足以让我们警醒的案例就是温州。温州一路争议下，曾有很好的发展，千年之交之后，几乎众口一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竞争中温州模式胜出，没想到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金链断裂，“跑路事件”发生以后温州整个的发展是一蹶不振，痛失好局。现在它很明显有产业空心化征兆，本土上雄厚的民间财力前些年出去炒楼，炒楼失败宁可炒大蒜炒绿豆，就是不能回来很好支持本地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当地常规金融的低利贷边缘化，高利贷潜规则发挥主导作用，而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其脆弱性表现出来就是跑路，资金链断裂，而以后产业空心化矛盾显性化。如果说温州必须经过痛苦的调整才能再重新找到一个上升趋势的话，像温州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长三角、珠三角其他地方传染？如果真的传染开了，东莞是不是多少有些类似这样的压力，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更多蔓延出来，那中国可能没有别的选择，咱们就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威胁是不能忽视的。
在劳动力要素的支撑力明显滑坡之后，伴随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未富先老更是成为拖累。我们总体上来说是中等收入阶段，人口的结构特征却是直逼高收入经济体，60岁以上的人占整个社会成员15%以上，再过若干年65%以上的人到15%以上，就进入超老龄社会。我们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劳动力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力还会继续下滑。土地和自然资源这几年大家看到的问题是没有更好的机制在它拓展建成区，在征地拆迁补偿这方面怎么样过得去不得不处理一轮一轮的讨价还价，每一轮的钉子户都把后面新的一轮抬到更高的水平上。这就需要另辟蹊径，不另辟蹊径的话，这方面的综合成本以后会高到我们难以承受。多少年前北京就已碰到这样的问题，其他的城市大同小异。
十几年前我印象很深，北京当时出了一个广泛报道的强拆事件，碰到钉子户怎么谈谈不拢，结果后来解决方案变成了晚上突然有一群人涌入，把这家人控制起来，实际上把人家都捆起来，蒙上眼睛，扔到一边。然后听到是机器轰鸣，第二天这家人被解救后看到这片已经被夷为平地。媒体上一片哗然，说在北京首善之区出现了如此野蛮的强拆事件。我很重视这个事我就注意跟踪，后续的情况似乎是这家人只能猜，拿不出证据来，没法起诉。但是咱们都心里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肯定后来又给了种种安抚，这件事就算抹过去了，也没有真正进入司法程序。但这种案例不可复制。我们后来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征地拆迁补偿谈不拢，动不动就火药味十足，动不动就出现流血事件。前不久网上盛传新近类似的案例，不断地刺激社会的神经。如果不另辟蹊径，这种成本越抬越高的过程难以为继。我国真实城镇化水平现在只有40%，要走到70%才会转入低发展阶段，中间我们需求释放而得到供给回应的可观的增长潜力有无可能如愿的实现？很明显，这是可能憋住我们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使用开发方面必须解决的难题。
有关这个难题的解决，大家也注意到已经逼出了重庆地票制度的试点，很遗憾的是，我们认为重庆地票制度试点里有那么多值得肯定的基本思路、要领，值得总结的初步经验，但是上面的基本态度就是只许一地试，不许任何地方跟进，成都曾经跟进，被迅速叫停，这是不符合邓小平改革的大智慧。资本方面我们的观察，这些年资本数量上已经不成问题，但是都在反映有钱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一方面是很多的中小微企业、三农的生产经营活动苦苦得不到有效融资，另外一方面手里有钱可用的主体在苦苦寻找可以投资的对象，两边对不上，所反映的就是所谓经济学讨论的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大量普遍发生这样的矛盾凸显。这三项供给侧要素的支撑力既然都碰到了新的问题，都有滑坡的趋向，联系到我们这些年的经济下行，就很好理解为什么阶段转换必然出现，要找到对冲下行因素的新的动力、潜力来源，要更多在后两项打主意。后两项过去就产生了重大的作用，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引领新常态，它们巨大的潜力特征是非常容易被认定的。我们在改革的方面，在科技创新方面，现在都有明确的要求，改革被称为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我们最大红利之所在，科技被称为第一生产力。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所注意，所以，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全要素不是等量齐观这些要素，是强调量化传统要素对资本的增长贡献，发现还多出一块，一块很难量化，但是可以认定一定与科技创新有关，这被称为索洛余值。索洛余值所体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现在我们官方已经接受，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都在使用。这个实际上聚焦的是后面两大要素，我们中国学者强调，不光有西方学者所说的科技，还一定要有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所揭示的制度要素。
（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长按如上所示二维码，关注“贾康学术平台”！）
贾康学术平台 | 版权属贾康先生，转载请注明“贾康学术平台”，感谢关注与支持！
也欢迎关注”新供给经济学论坛“
欢迎关注贾康先生最新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