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软科学与现代发展理念的基本逻辑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软科学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我来参加这个软科学的学术讨论，有点班门弄斧之意了。过去常年研究的主要还是经济，还有自己所在的财政部系统的财政和方方面面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但是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对于软科学的基本看法，再从软科学这个概念往下试着汇报一下我怎么看待现在五中全会之后大家都高度关注的新的发展理念的内涵脉络——我认为可以称为现代发展理念的基本逻辑。
我是这样理解软科学的：虽然在定义上一般的解释是认为它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而我认为其实到了现实生活中间，大家讨论的软科学，更多侧重于人文和管理。自然科学我个人的感觉是它可以更多地归结为一种硬科学，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理工科的很多的内容，更多可以体现“硬”的特征，而所谓软，它就要有模糊地带，有弹性，有更加复杂灵动的一些人文内容，而且这个交叉特征虽然既具有自然科学的角度又有社会科学角度，而实际上更多地要打通人文与管理。这个特征后面跟着的，就是交叉特征所对接到的，应该是一个要注重引出方案和对策方面研究成果的科学。
软科学在研究之后引出的，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实际上针对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如果从交叉、对策这两个特征做出把握的话，我愿意再引申出它的第三个带有理论色彩的特征，就是软科学显然带有供给管理的特征，它要提供有效的规划、方案、对策的供给，这是它特别突出的意义。一个国家的所谓软实力，战略谋划、解决方案的支撑能力，和软科学密切相关。如果从上面这样三点基本理解再往下说，现实生活中就要特别注意，在中国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问题导向”之下，我们的软科学研究就是要满足解决现实问题首先是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需求。
从上述认识再往下说，我想谈一下我作为研究者观察的中国最高决策层十八大之后的逐步清晰化的大政方针，这些大政方针是我们做软科学研究绝对不能忽视的基本背景。十八大在解决了中国最高决策层人事安排基本到位的问题后，三中全会是给出了顶层规划性质的全面改革部署，在四中全会又把经济改革为重点切入的全面改革实际上推进到了司法改革、行政架构的改革，以及宣传上我们并不直接表述、但现实生活里绝对不可能绕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全覆盖框架。全面依法治国，则是把经济、社会、政治打通处理的一个系统工程。到了五中全会，是在三中、四中全会这些大政方针清晰化之后，系统化地给出了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而引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上，就是落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大地上现实的“共享发展”上。这些概念我们过去都接触过，五中全会的贡献是把它们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一套条理化的表述，这个条理里面的内在逻辑当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我觉得在三中全会以后的这些大政方针逐渐清晰化的过程中间，有几个关键词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把握的。首先是三中全会60条那么丰富的内容，336项具体改革切入点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指导文件，如果做一个浓缩，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要浓缩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简称“现代国家治理”。这个关键词里所包含的内容是有别于过去我们传统的思维框架的，过去说惯了的各级政府作为主体的管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构，管理、管理调控，自上而下，而现在强调的是治理，治理有别于管理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主体和非政府多元主体在一起要更多地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来实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要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来解放生产力。这是治理有别于管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逻辑。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这样的一个治理所体现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它的趋向就是现代化趋向——这里所明确表达与规定的这样一个努力方向，而现代化，显然就是自鸦片战争拉开中国经济近现代史帷幕以后我们一直在追求的，要解决落后以后怎么从追赶到赶超、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而不再落伍、跟上时代，走到世界民族之林发展的第一阵营这样的战略问题。所以，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趋向，合乎逻辑地会通过制度安排、机制连接要引出“60条”里多次强调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现代市场体系”，即前面所说到的治理那一套制度安排、机制连接，到了经济学的语言里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对资源配置机制在反复探讨之后，已经在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锁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而现在讲现代市场体系，跟着的突破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当年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以超常规的南巡方式，以“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这种倒逼，促使最高决策层很快形成了权威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文件，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限制，当时只能说到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到了三中全会，终于把它说到了“决定性作用”，而后面跟着的还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要求，其实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是非常复杂的，是带有挑战性的。改革以后反复探讨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现在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认识它和把握它。
那么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紧跟着有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必须处理好政府履行职能要依仗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这个分配体系——就是财政。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所以，必须打造“现代财政制度”。现代化的趋向上，从治理到市场，再到财政，成为一个逻辑链接之后，再进一步推展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我认为这就是中央文件过去所说的“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下，“现代政治文明”的整个体系的打造。然后合乎逻辑地在哲理上，我们看到了五中全会给出的是“现代发展理念”。当然，这些内容再做浓缩的话大家可能还得进一步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说，可能在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新一代的决策层治国施政的核心理念的浓缩表述是这个四个全面，从2020要实现全面小康引出2020改革还必须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全面改革是支撑中国经济社会以后能有发展后劲的最关键的制度供给，跟着的当然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和无法回避的全面从严治党。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又经历了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然到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出现整个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有“新常态”到来这样一个重大演变。我们的增长速度2010年还出现了10.4%的高位，滑落到现在的6.7%，决策层所要求的认识、适应、还要引领的新常态,“新”就是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与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再是高速增长，它必然要“下台阶”，而同时我们增长质量要向上“上台阶”，要打造增长质量在结构优化支撑之下的升级版，稳在一个中高速增长平台上，那就“常”了。这样的情况下，最高决策层又在五中全会之后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称为“战略方针”，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软科学视角之下的进一步把握好现代发展理念，我认为要紧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
在这个地方我想稍微展开一点谈些看法，十八大以来看到的这些大政方针，关键词合在一起，落到战略方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它后面的指导思想，当然是最近我们注意到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常真诚地开始研读马列的原著，实话实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发展中间不可能绕过去的一座丰碑，现在关键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发展，我愿意比较鲜明地谈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只有在坚持的同时还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马克思主义。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人恐怕都会认同，世界是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出来以后它的基本认识框架、逻辑有它的指导性，但是它一定要与时俱进地发展，才能有生命力。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按照总书记的说法“不忘初心”，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也是我们现在实际上要延伸到软科学研究领域的初心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已清晰表述的：要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伟大理想，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纪念长征80周年等等活动里反复听到的信仰问题——这个信仰是要有科学的理念来支撑的，这样的理想，马克思那里表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且它表述得非常到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就是当年我们反复讨论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样一个逻辑。当然，实际生活中每个人的自由不可能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类社会就是在各个成员相互之间有矛盾的情况下来寻求怎么样更健康、更合理地发展。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一定要受到特定规则的约束，我们现在实际生活里的发展理念，就必须处理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初心之下，我们怎么回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人和人之间有矛盾，国和国之间有矛盾，不同的阶层之间有矛盾，不同的取向之间可能互不买账。那么在现在所谈到的现代发展理念里，我认为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包容性发展”这个前沿认识。我们要务实地抓住实事求是的精髓，反对那些简单化的贴标签的认识、那些形式主义的认识、那些形而上学僵化的认识，来深刻地把握现代发展理念。中央所强调的创新为第一动力、最后引出共享发展的这样一套发展理念，它内在逻辑层面紧密结合着包容性发展。我认为这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怎么落实五中全会发展新理念，必须抓住的一条红线，也是我们按照软科学的精神、继承人类文明一切成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引出问题导向之下有价值的解决方案和对策建议的一条红线。
那么按这个角度，愿谈谈我们从供给侧这个角度，结合着包容性发展的一些初步的心得体会。中央关于供给侧改革这个认识其实也是很鲜明地要对接到总书记说了几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这种基础理论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按照我的理解显然是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发展的土壤之中，要首先能够立足于中国国情去面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软科学所推崇的方案、思路和对策。但是它一定不能脱离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的文明进程。所有中国特色，一定是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以后带有共性的东西，而同时又保持自己鲜明的个性。共性和个性结合在一起，怎么样能够成功，当然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复杂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如果按照包容性发展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理念，那么在基础理论的学理方面可以作一些什么样的基本分析，我想在这里简单勾画一下。在前些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比较早就认定要对经济学和相关的理论认识的主流成果做深刻的反思，要注意到过去经济学主流学术成果的不对称性；偏重于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所以，提出了新供给这个框架之下的一系列的研讨任务，一直推进到去年正式出版新供给经济学。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也必然是对接着这样一些相关概念所联系着的学理探讨的。如果在实际生活里看一下中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里面需求和供给这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二者之间的互动是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所谓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是因人而存在着，而人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这个活动过程中，我们首先要肯定，需求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动力体系里，它是个原生动力，人存在就一定有需求，比如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连生存都没有，人就没有任何别的可说的了——人必须满足生存的需求，然后还要有发展的需求，享受的需求，还有更往上人们要得到社会尊重，要自己的精神充实起来，自己的内心要和谐等等这些需求。而作为原生动力从生存开始的这个需求，它得到的响应机制是什么？首先就是供给侧通过一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出来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需求。在需求原生动力之后派生出来的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研究下来发现它却是划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有了原生动力以后，后面的动力体系一定要从需求到供给全面把握。
我们在已经发表的论文里列了一个表，一共三列，第一列，我们排列出人类社会从初期到后来，一个一个台阶之上时代发展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我们排列出生产力视角——所谓人和物的关系的视角上以生产工具的创新来形成的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的发展，它对应着前面那个时代特征。第三列，是人和人即所谓生产关系视角上形成的社会形态。这三列之间的对应性，就表现在实际上我们要抓住的决定这个过程的最关键的生产力要素，就是人怎么样从事生产活动来满足需求，从人类社会一开始脱离动物界它所形成的那个供给能力具体表现出来能提供的满足需求的供给，是社会成员通过分工与合作从事采集和狩猎，来维持这些成员能够活下来的需求，那个初级的供需互动，经过了以后的发展终于引出了农耕文明，我们称为农业革命——有了农业革命的这种供给能力，人类社会在经过一轮季节的更迭之后，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期和实际上形成使这些社会成员能够生存下来的有效供给，即满足他们生存需求的供给。这些人活下来的同时，农业革命后还可以提供使社会成员中间的一部分人进而得到满足他们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的供给能力。按照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论的分析，这时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上，人类社会必然要告别原始共产主义氏族部落的状态，而进入阶级国家的社会形态了。在以后的供给发展阶梯上，再往上的一个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发展，就是出现了工业革命，而且它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展开，从地理大发现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整个世界是平的”的全球化。它在工业革命以后的具体发展中，还可以细分成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器时代和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谈的信息时代。这一个一个台阶往上发展，目前它的最前沿的生产力所支撑的创新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多在讨论的在互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这些科技成果支撑之下，我们现在开始迎来一个智能化的时代，经济社会生活里越来越多带有智能化特征，而进一步引出的是“共享经济”这个前沿概念，原来很难设想的排它的这些经济活动，现在在一起越来越多地可以通过共享机制来进行。中国社会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接触到共享了（分时度假、网约顺风车、分部式能源进入家庭等等）。共享经济的概念，在生产力这方面是从前面一路走来的供给侧创新和革命支撑起来的，那么对应的社会形态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简单贴标签，而说它的实质内容，我觉得就是要对应到习总书记已经多次在国内外所说的概念——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在要把它正确地理解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要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中国和其他经济体一起按照命运共同体来发展，那么就是寻求一种包容性发展里的多赢共赢，这不是在唱高调，这是我们生产力能够支撑起共享经济而对应到的我们现在对于社会形态的前沿文明状态的把握。
这个话头如果再展开一些说说，我觉得还可以探讨一个思维框架的演变过程：我记得很清晰，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我们整个时代有一个基本战略判断，而邓小平时代，又有一个基本战略判断。80年代，当时是邓小平在宦乡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一锤定音，说我们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时这个话说出来以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几十年我做研究过程中不断回想，邓小平这个战略判断的意义非同小可，它的内在逻辑就是一直引到我们现在讨论的现代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这个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由邓小平肯定下来，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指导我们整个全局发展的基础性的战略判断，而它首先是否定了什么呢？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那个战略判断——当时毛主席的判断是从列宁主义一直延续下来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而邓小平的这个新的判断显然是另外一套逻辑。如按照毛主席的那个时代判断的逻辑，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立足于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立足于早打、大打、全面的打，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所以，就要深挖洞、广积粮，就要抓住阶级斗争为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就要在阶级斗争这个轨道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只要把前面这个基本战略判断确立起来，后面的那个逻辑是环环相扣，一直可以推演下来的，即这个逻辑链条本身是自洽的，关键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改变了最开始的这块基石，说我们处于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样一个战略判断上。如果按照邓小平这个判断，也别无选择，那当然就是他说的再也不可错失历史机遇，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以此为基本路线，通过“三步走”一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追赶到赶超后来居上，这就是现在说的“中国梦”。邓小平在他的基点后面，也是环环相扣，逻辑链条内洽的一套认识。现在回到最前面的基础判断上，无非就是实践检验真理，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和探讨这两个判断到底哪个更符合人类发展走到现在文明状态的现实。如果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供给能力，是已经进入了核威慑时代，而核威慑时代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成为极小概率事件。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他清晰地意识到再也不可错失机遇，而要一百年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事求是地来解放生产力通过“三步走”达到中国现代化伟大复兴战略目标。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现在世界上局部的摩擦，局部的战争还是不断出现，但是总体来说，一般的判断，理性的判断，都是人类有极大的可能性避免再出现一次世界大战的局面。
我前些年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把各种参数放在一起的“核毁灭钟”，曾经已经拨到最后就差几分钟了，人类就要面临核毁灭了，而再以后，却已经往回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核威慑时代，是我们生产力供给侧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最后推到的这样一个状态。反过来说，既然有核威慑，不是简单地再去考虑“谁战胜谁“，就是总书记所说的“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要考虑共赢的问题了，那我们当然就要紧紧把握住共享经济、命运共同体这个核心概念，来理解我们整个的发展新理念。
这样的一套分析看起来是个很宏大的命题，但实际上回到原理上说就是一句话，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生产力的决定生产关系特征，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需求它也不断在变化，但是需求的变化一定要得到供给侧的回应。需求自身的变化是不断升级：从广义的需求讲人是贪得无厌的，人性如此，永远不可能满足——你设想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经济学上、社会科学上实际上不能讨论这种漫无边际的需求，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义，经济学上讨论的是什么呢？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就是社会发展了，老百姓收入在增长，钱包鼓起来，钱包里的钱要花出去，这是他消费者主权可以决定的，这是他的有效需求，这个钱他用到哪里去？他当然希望得到用户体验的满足，但是他自己说不清楚什么东西让他能得到尽可能高的满足度，只有供给侧成功的创新，提供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让他眼前一亮，他欣然掏出自己的钱去购买，这才实际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和繁荣因素。我们所说的，无非就是这样一套基本原理。那么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其实就要从这个道理上说下来。
现在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然是要把供给侧对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它的结构优化结合在一起来首先形成一个理论模型：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还有科技的供给和制度与管理的供给，千千万万种复杂的供给品无非就是这五大项。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五项都有它的贡献，都不可缺少，可以说各领风骚。但是一般的经验证明，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前面三项的支撑力是要滑坡的，而后面两项的支撑力的巨大的潜力，是最值得看重的，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后两项现在被学术用语称为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把五大要素等量齐观，强调的就是潜力巨大的后面两项：通过科技创新，形成“第一生产力”，以及通过我们深化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给这个“最大红利”来支撑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对冲下行因素，把所有的潜力、活力调动起来以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打造我们的升级版。
所以，从这个认识来看，我们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就要现实地讨论实际生活里我们怎么把握在供给侧的这五大要素组合形式上的推陈出新。我想举两个生活中间的例子来进一步做些展开观察。比如说到了移动互联时代，智能手机大家都越来越不能离开它了，在前面几年曾经在全球引领手机发展大潮流的，是乔布斯主导的苹果产品的创新，乔布斯的苹果手机出来以后，我开始接触的时候也有很多地方觉得不好理解——触摸式没有按键这个好理解，但它为什么不能打开换电池？电池是封死在里面的，还有其他的种种设计，有些东西我不理解，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它的造型（实话实说，到了iPhone6以后这个造型已不如iPhone4那时候漂亮，iPhone5S是最漂亮的一个设计），等等，这当然是个人偏好。整个市场上的反应是什么？到了现在已经到7plus了，它总体来说还在引领消费的潮流。那边刚刚有一款新的手机宣布问世，没隔几天咱们北京繁华商业区西单大悦商城苹果旗舰店前面就是人山人海，我是亲眼所见，已经到了夜晚人们还排着长队在那里热购新出的苹果产品。它这种供给侧的创新，是通过市场检验的成功形成了一种效应，不光是一呼百应，全球化时代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风靡全球，释放了社会消费需求的潜力，催生了很多很多产业链上进一步繁荣因素的迸发，带来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供需之间互动，用户体验得到满足，经济生活表现出它的活力奔涌，等等这些效应。这个苹果产品成功的创新，在全球化时代当然也面临着竞争，后来我们也看到不断的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和苹果产品产生竞争的新产品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图景，我们还可以继续观察，谁也不可能说在一度领先以后就永远领先，但是总体来说，苹果产品是在满足用户体验方面很直观地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实现供给侧成功的创新可以引领和创造需求，可以支撑这种实打实、看得见摸得着的繁荣因素，以老百姓所认可的种种产品和服务而带来我们经济活力的释放与公众的福祉。
另外一个例子也跟中国人的消费有关。到了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家庭卫生洁具要更新换代，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考虑使用新的坐便器，俗称“马桶盖”。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中国国内市场有供应，然而大家并不一起出手热购，中日关系缓和之后大量的中国人跑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却几乎不约而同一起出手来买日本市场上的马桶盖。什么道理？一开始判断上是认为中国本土的技术水平、生产制造工艺等等这方面不够格、不过关，所以，虽然有这方面的产品供应，但老百姓不在这儿买，到了日本，那边水平过关了，所以就形成了实际的交易。后来发现这个判断并不对，中国人在那边热购回来的马桶盖，原产地是杭州附近，是中国的生产厂家按照日本的订货提供的产品到那边实现的市场交易，肥水流入外人田。于是可知，中国本土上缺的不是技术水平和工艺制造能力，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是跟这个相关的供给侧的制度环境方面的要素，因为具体分析下来可以引到一个基本判断上：中国的家电市场上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老百姓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不敢轻易出手购买这个马桶盖。而到了日本那边，口口相传的公信力是说你放心买吧，有全套的质量控制，有全套的政府监督，买回去以后不会有烦恼，结果就形成了购买的热潮。所以，对比之下可以知道中国本土市场上，缺的是制度供给这里面的有效性。怎样使中国本土市场上能真正解决通过比较快的优胜劣汰，让应该胜出的产品立住脚以后形成公信力，咱们在本土实现这种交易和购买，这就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从软科学这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来说，这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注意的案例。董明珠有个评价，说“中国的家电市场上大家都在处关系”，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总不能有效地优胜劣汰。
所以，中国真正要解决怎么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出后面那一系列发展这个问题，在逻辑链条上特别应注意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光有科技，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前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看到扭曲式形成了我们的管理部门在高校、在事业单位跟知识分子过不去，科研经费管理出现了李克强总理反复批评的繁文缛节，搞了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拉足了架式要加强管理，实际上依据的是官本位、行政化的一套逻辑，把八项规定出来以后应该约束官员的经费管理规则推到极致来管知识分子、管科研人员的横向课题的研究，这完全是违背科研规律的。这种制度供给基本的逻辑错在哪儿？就是官本位、行政化。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学术带头人如果没有一个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坐高铁连一等座都不能坐，只能坐二等座，何其荒唐？克强总理都忍不住了，到北大、清华视察的时候直指这种问题，这种荒唐的规定居然在中国可以大行其道：现在终于看到了纠偏。早些时候在国务院的优化学术环境文件出台以后，各个方面都不动，最后现在是中办、国办一起发文，有关部门表态今年年底之前要出细则。我注意到社科基金已经出了新的一轮经费管理放宽的文件。如果不能符合科研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以后中国的所谓创新发展就只会流于形式，流于空洞的口号。
所以，最后我想做一个小结：依托于我们讨论的这个发展新理念的基本逻辑，需要进一步探讨在供给侧实际上形成了供需互动之中完整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这一认识框架下，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必须在中国的问题导向之下完善供给侧的环境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潜力和活力，包括我们广大知识分子、广大科研人员，怎么样能够真正得到有人文关怀的制度环境来心无旁鹜地去做创新的科研研究，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包容性发展。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是一定要有制度供给支撑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转轨经济体它的全要素生产率里制度和科技相比用得着吴敬琏老师的一句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制度高于技术”。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完成制度转轨与体制转轨这样一个问题，才可能迎来我们创新发展过程中间新的一片天地，来真正按照十八大的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踏步地继续跟上时代，使中国有后劲地、与世界上他国共赢式地和平崛起。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秘书长），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与苏京春博士合作）；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与苏京春博士合作）、《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苏京春博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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