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光明论】贾康：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迥然不同
编者按：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重大工程项目落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补短板”的重要内容。可见，2017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仍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总有些人习惯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寻找依据。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马上提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虽然共享“供给”一词，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转世轮回”，两者的改革路径南辕北辙，不可亦步亦趋。以下刊发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苏京春的约稿文章以飨读者。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相反相成而并存的一对关系。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宏观经济运行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给问题，把物质生产力要素与人际生产关系变革打通来寻求优化方案。结合全球经济实践，虽然都有从供给侧着眼的特点，但我们认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出现过的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的主张，与中国现阶段下决心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涵有重要的区别，不同之处表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三个视角简要分析。
产生背景：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
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是美国经济于20世纪70、80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政策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在美国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平抑了通胀，并保持赤字大体处于可控制水平。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完全不同，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的中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遇到的瓶颈制约。过去30多年经历的高速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未来10—30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压力，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2011年以来的宏观经济下行已引出经济增长“新常态”概念。我们可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内部因素看，与自身技术水平提升、改革红利、内需扩大、加大投资等有关，然而高速增长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普遍增长形态，会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他相关要素、机制差别的缩小，而呈现出增长速度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水平逐步收敛的态势，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所具备的技术性后发优势、帕累托式的改革红利等，将逐渐消失殆尽。
从全球范围看，拉美地区多国都曾经历30年黄金增长期，日本、韩国在赶超的过程中也曾经历先高速增长后逐步放缓的阶段。中国经济正是在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这种意义上的收敛也已经开始。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全面开放条件下人口、原材料等要素红利作用下的全球化份额攀升有关。然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尽管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总体形势复杂严峻，中国以欧美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带动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中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机制。
解决的主要问题：提高供给能力更好满足需求
首先，美国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既不实行需求紧缩，也不放弃需求管理，而是强调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美国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在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内形成学理认识，分析亦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鉴于传统需求侧“三驾马车”框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结构分析应传导、联通至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供给，及其所蕴含的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机制的更为展开的结构优化认知，正视如何针对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处理好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中国供给侧改革合乎逻辑地所强调的是解除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取代短期需求调控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提升全要素劳动生产率，以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托举新常态的经济社会“质量升级式”发展，从而稳增长、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防风险。
再次，美国供给学派的学理逻辑是在新自由主义取向下，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所以应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崇政府的无为。而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政府积极全面深化改革，学理逻辑是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亦要求“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更为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既非要搞新的“计划经济”，也非将新自由主义中国化。这也就合乎逻辑地导向以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优化推动“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的顶层规划的功能实现和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以利“守正出奇”地进一步释放微观主体潜力，激活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这些又必须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通盘部署，包括在供给侧已清晰呈现的制度供给路径，具体表现为从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到现代政治文明所形成的逻辑联结。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是问题导向下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体系再造创新，是通盘规划的系统工程式全局长远创新，是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的制度供给创新。因此，比之美国供给学派，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开阔宏大得多、不可同日而语的系统工程。
政策思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看，美国供给学派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和联系，主要可从对财政赤字、税收政策及货币政策运用等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美国供给学派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倾向于政府“无为而治”。中国供给侧改革则认为货币政策主要是对总量调控较为有效的政策手段，而财政政策才是具有“区别对待”针对性的、对结构性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践行适大扩大政府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支出作用空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强调的“去杠杆”，绝非宏观经济所有部门的“去杠杆”，而是强调以政府部门支出必要的“加杠杆”服务于全局的“去杠杆”。
其次，美国供给学派主要侧重于减稅，不注意全面的政策配套，认为减税是刺激增长最有效的手段，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的结果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供给学派更注重税率削减，尤其是对累进税制高税率的削减。具体措施包括：针对企业实施的加速折旧政策、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资本增值税、企业研发支出可抵税等，针对个人实施的对利息及股息收入减免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强调的减税，则是在多年结构性减税基础上配合全面改革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进一步调整。随着2007年新企业所得税的出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促创新的税收政策已逐步放宽和落实，此轮从税种变化到税基、税率等变化，目标均在于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配合的机制主要是继续深化分级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寻求长治久安，而非仅以减少税收总量的手段刺激短期增长。
从带有结构性特征的内容来看，中国税制改革现强调：一是继续切实推行“营改增”，降低间接税比重，以利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二是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转变；三是个人所得税应在以家庭综合收入为基准的探索基础上更多体现累进调节特征；四是房产税作为可配套的基层税基的立法和开征；五是探索开征环境税；六是探索消费税征收环节由生产环节向消费环节后移，等等。此外，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也绝非只在减税一个方面，而是强调稳定宏观政策下的精准产业政策、灵活微观政策、现实改革政策和托底社会政策的组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创造升级发展，并以切实守住民生底线等系列公共政策，体现结构性改革全貌。
再次，美国供给学派基于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过度干预货币发行量，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紧缩，即总量调控上减少货币供应，并认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试图通过提升储蓄率既提高增长速度又缓解通货膨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积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以带有灵活适度特征的稳健货币政策既防止通缩又防范通胀，适度降低储蓄率。同时在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中国更加注重财政政策在结构性调整中的针对性作用，并以国债及政策性金融等有效结合机制，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科学调控。
作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苏京春
文章来源：光明网-经济频道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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