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会计之友》2020年第5期，原标题为《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财务会计新思考》
我们所置身的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预示着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而岁末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又给需与时俱进的我们带来了一次严峻的大考。首先爆发于武汉的疫情的重大影响，除了必须做出应对之外，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何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一现代化的深刻命题，更为理性地认知时代来对接治理体系的创新优化。
一、深刻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
世界格局变化有其内在规律。任何事物无疑都是量变引发质变的，嵌套于其中的内在必然性，就应成为一种方向性选择。百年巨变的历史过程，，既是过去时，更是进行时。审视之下，我们对多种深刻变化不得不关注：一是世界上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注定了彼此间博弈的格局变化。回想二战以来的70多年间，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3。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这种情况出现时，美国都先后对自身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为应对，在其后的博弈中逆转了它们与美国经济总量接近的势头。尽管针对性的应对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有所差别，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现状：201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已极为悬殊，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更低至仅为美国的1/14。这也是近些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受到全球学术、社会和政界高度重视而纳入研讨的重要迫近案例。40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15，而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的超常规发展，到2018年则变为2/3。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无疑，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重要基础。二是科技进步影响深远并衍生出众多不确定性。科技创新的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表现，也是诱发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更进入空前密集的活跃时期，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新经济”，引起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小到我们日常生活,大到国防战备,这种科技革新的影响可谓颠覆性且不可抵挡。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成熟、更加方便、相对经济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比如，从我们身边看，以前每个单位都不可或缺的出纳岗位，已经开始让位于银企直联软件系统了，不少基础性的会计岗位，已经被智能化的会计机器人所替代，金税三期也已经使各种经济交易及其税收信息成为全透明运行态势。向远处看，网络世界衍生的“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的热门话题。这个世界在快速网络化环境下，国家间权力结构也同样深受影响，网络技术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赋予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世界霸权，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和阻断优势之上。三是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在中国还特别表现为“未富先老”的挑战——人均收入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却已与发达高收入经济体比肩。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一国储蓄与投资、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宏观政策，乃至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将与人口流动、老龄化问题和房价涨跌紧紧联系一起了。这既是一个基本国情层面的变化，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基础力量的变化，必然形成对于国家治理的新挑战。四是从世界视野分析，长期以来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十字路口，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同时，旧的多边治理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近些年“逆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极端化倾向明显抬头，等等。诸如此类，也都属于最值得关注的变化现象。但是，变中蕴含着不变，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没有变，不变中孕育着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联通以促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积极因素，同时，中国正在这一过程中坚定地迈向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战略目标。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每个人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机遇期，是被裹挟在所在时代的大潮流与命题之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人们所应把握的所谓“红利”，对企业、对个人都是机遇和挑战,所以我们必须顺应潮流并与时俱进地精准对接时代的要求。二、中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在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大棋盘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路上建设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家，并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下，国人正处于努力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追赶新阶段，以使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只有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我们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必须通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上攻坚克难的奋斗来达到。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的推出，本身就要求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点，从传统视点上实施科学合理的转移。关注点从来就意味着导向，即紧密联系于经济活动的指导性航向。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在新阶段就是要求在经济问题上，必须强调质量先行、多维协同、科学配置、注重绩效，落实于民众幸福。讲质量先行，就是要从以前的关注经济规模和增长过程，更多地转向关注增长的结果和增长的效益。讲多维协同，是要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单一维度，转向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协同共进，彼此融合。讲体系构建，是要从片面重视高增长产业，转向全面关注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讲科学配置，是要从关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转向注重要素优化配置和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讲注重绩效及其民众幸福，就是关注本源，从关注GDP转向关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制度安排和运行成果。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是更充分更均衡的发展，并需在“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更高水平上，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高质量发展这一导向的梳理，可以从宏观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等三个层面，理解其深刻内涵：——从宏观层面看，高质量发展是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要求经济发展的稳定、均衡、持续和公平。“稳定”强调在保持一定的速度和规模优势的同时，应使经济增速大体稳定而不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均衡”强调在发展速度的基础上，更加优化在宽广领域中的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合理，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与“公平”要求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并兼顾生产、生活与生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由全面依法治国保障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产业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指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在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中显著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一是规模不断壮大，包括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不断完善发展，形成健全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结构不断优化，一二三产业结构合理，并且不断深化融合发展；三是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和竞争能力、产业实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发展、支撑消费升级、增强国家竞争力的迫切要求。——从企业经营层面理解，高质量发展包括一流竞争力、品牌的影响力以及相应的带动力。竞争力确保企业在经济效益、风险防范、公司治理、管理水平、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保持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持续发展、不断创造价值。影响力体现在企业具有举足轻重的行业地位，在规模实力、区域布局、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处于行业的前列，在行业标准、行业规则制定上有话语权，是行业的重要整合者。带动力体现在企业是行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者，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走在前面，其产业培育与孵化能前瞻性地把握行业趋势，具有导向性和指引性。高质量发展，从目前的着力点看，有三个方向。一是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性力量和行动框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转换的保障和“关键一招”。在市场体系上，就是充分尊重和保护资产、财产、知识等的产权，完善公平竞争的要素市场。二是更加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事实反复证明:强大的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竞争力象征，是抵御市场风险的基础，是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跨越的支撑。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主攻方向下，围绕提高质量、效率和综合效益，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三是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的第一动力，竞争的实力在于创新。必须尊重研究和创新的规律，营造适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使基础研究重长远，应用研究促衔接。重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市场的导向作用，探索推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创新引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三、融合现实多方元素力求精确管控疫情风险
风险管理的概念认知与能力提升，是近一二十年进入企业管理视野的高频词汇。现实世界中风险一直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不过你认知并控制了,就可以降低风险损失而获得风险收益。所以，在一个开放世界条件下，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日益融合了对风险、风险管理乃至管理控制体系等的认知。随之而来的，“黑天鹅”、“灰犀牛”等相关概念也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中黑天鹅事件是指那些满足三个条件的事件，即具有意外性和稀有性、产生极端影响、可事后解释而不可事前预测。黑天鹅事件的概念几乎可用来解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大而突发的事件，从思想与宗教的潮起潮落，到历史事件的变迁，一直到我们的个人生活。2020年春节前后的新冠疫情俨然已成为新近的黑天鹅事件，本来要参加欢天喜地亲朋好友团聚、乘高铁飞机旅游的广大社会成员，结果面临突发疫情，在生命诚可贵的本能下，政府不得不发出防控禁令，自武汉封城开始，几乎全国各地都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大量人员只能“宅”在家中，不外出、不聚集……。一夜之间的变化，使年夜饭几乎全部取消；大量航班、高铁取消；餐饮业、酒店业、旅游业、家政服务企业等等，全部遭到重创。估计疫情影响下，一些人们的收入可能锐减，影响房贷车贷？影响孩子高额学费？如果从基于个人的直观感觉，再更深一层、更高一度、更远一步分析：疫情引发的深刻巨变，从价值观、业态到生活方式，都将诱发社会生存法则巨变，改变人们的生意、生活、生命状态！当然，首先聚焦眼下的企业生存与发展，则需要在迷乱不清的现实中，懂得“抱朴守拙”，尽可能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面对市场和企业的困难与变局，还是以“奋斗改变命运”，以尽可能合理和精准的应变方案赢得现实环境下的胜利。我们可先简要地从提升风险认知、行业分析和财税应对三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提升风险认知。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国广大企业生存能力、抗风险能力的一次突发检验。从风险识别来看，这场公共安全领域的“黑天鹅”导致的疫情扩散，对企业瞬间产生了市场、运营、财务和社会等四类风险。市场风险意味着企业所在行业的政策变化、产业链上下游变化、市场竞争、非传统竞争者的进入或新商业模式的产生、消费者诉求的变化等因素引起的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是指企业由于自身运营能力限制或不足，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过程中会导致出现运营结果不达预期的状况,通常企业存在的劳动力、产品、供应链、安全等运营风险都会有所表现；财务风险则是企业在营业收入和成本、融资投资、现金流管理等财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社会风险就是企业在舆论、法律、社会责任等方面所可能面临的对企业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为应对风险，需要着力打造风险应对支撑能力，包括：敏捷组织支撑能力，提升企业风险发生的容错率及应对能力；资源配置支撑能力，提升企业风险发生的容错率及应对能力；财务管控支撑能力，进一步在风险未发生时提供重要的早期预警；数据底盘支撑能力，通过驾驶舱的方式为风险管理的所有决策及行动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保障。这些原则，都需要落实在一个“企业具体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二是深化行业分析。任何一次风险其实都是有危也有机。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从行业分析来看，不同风险也对应着潜在的不同收益和“相对优势”的发挥、“相对劣势”的规避。比如，健康产业有可能逆势迎来投资高潮；消费领域可能喜忧参半，需尽快构建应急物品的超常规供给能力和遏阻滞销品的“护城河”；而教育领域，肯定显现在线教育品牌发展的良好机遇；线上娱乐，肯定应利用“宅经济”掌握乘势增长主动权；金融领域，应该加速智能金融科技服务创新与变革；企业服务必须积极探索数字化程度的提升；AI技术可以助力疫情防控开发新场景；而商贸物流正会考验履约和服务能力；等等。如果从企业体量大小不同来看，也各有利弊。比如,大型互联网、金融等行业内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基本能够支撑;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不少小微企业则会遭遇创伤甚至沉重打击。三是讲究财务应对。为掌握现状求企业生存发展，务必进一步对成本费用、现金流支出和收入作压力测试。在政府已经千方百计为企业解困之际,企业可以尝试“开源”：首先是申请政策优惠。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企业，通过减免、补贴、缓缴等为企业减负,企业就要主动关注本地的各类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积极申请能享受到的优惠、补贴。同时，从一切可能的途径找钱——融资，多渠道尽快启动融资。包括向原股东和投资人继续融资、进行债券融资、灵活运用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等等。当然，内部精细化管理也是必须考虑的对策。如关注应收账款的催收，在账期上下功夫适当控制成本，或采取其他合适的降本增效措施。四、政府税制改革在探索与共享中前行
从1949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税收制度相应作出多轮改革而不断完善。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税收万能论”倾向，在重视税收这个经济杠杆作用以后，感觉上是似乎税收手段一旦应用，就能决定性地解决想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出现过另一种“税收无用论”倾向，强调税收其实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要太看重税收;近些年，还出现了“税制自然演变论”，其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在税制改革这方面揠苗助长。其实，我们面对的历史性考验，就是争取在中国“税收法定”的过程中，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让我们的税制立法和改革方案设计、实施的水平，尽可能高一些,也就是说,在税收合乎逻辑地受到重视的背景下、使我们对税收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理性、聚焦为在中国追求一个高水平、现代化的税收制度体系的进步过程。回顾70年来税制改革实践，是一个在逐步探索、攻坚克难中不断推进、最终明确地锁定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税收制度体系、更恰当地发挥税收作用的过程。中国关键性的税制改革内容，主要发生于改革开放时期，风雨兼程中，工商税制得以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多种税、多环节、多次征的复合税制，并于1994年以全面配套方案，实行了里程碑式的在中国构建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的重大改革突变。在其后农业税又终结二千余年“皇粮国税”身份退出历史舞台。党的十八大之后，财税配套改革方案中“营改增”和资源税、环境税等重点税制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个人所得税改革有新的一轮大动作进展，消费税改革正在酝酿和试水，而房地产税“立法先行”的改革已有于本届人大任期内启动的明确时间表。 在突发疫情冲击之下，税制和税收管理已在作出应急反应，一些有利于企业提升抗击疫情冲击能力的税收优惠、帮扶措施，当然会带有阶段性特征，但在战胜疫情之后，这些阶段性短期措施还应对接中长期的税制深化改革的配套。对于下一步税制改革，如何攻坚克难地完成直接税改革任务，是达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所必然要求的税制现代化的一种历史性考验。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除继续做好间接税的改革之外，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推进直接税改革，需要紧紧抓住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房地产税法应尽快启动立法的一审，在税法草案公之于世、充分征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以公开的听证会和内部、外部的专题研讨会等形式，集思广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处理好免税部分的设计问题，并注重配套解决不动产开发、交易环节相关税费的清理、整合与减负问题。当然,从地方税体系建设看，这既是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与市场经济全局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建设中十分关键的一项系统工程。而如果将税收看作是宏观经济的重要抓手，则更需要站高看远在梳理这个“全景图”。比如，面对经济新常态之下的下行压力，减税降费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政策选择，但减税降费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系统工程，其复杂性远超一般想象。首先是政府需要进一步从落实减免税、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破解融资难题、降低办税成本、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多个方面出台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税务部门一方面要把这些减税降负的好政策落实落细，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政策知晓度，让所有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另一方面也要提高政策的执行力，主动征询纳税人需求、解答纳税人困惑，从纳税人意见最集中最期盼的领域做起，帮助企业用好政策、享受红利，努力把办税成本降下来，办税时长再压缩。而从长期趋势看，税制的设计和优化则是根本性的税收治理方略，总体上应该是在完善税制结构、深化增值税改革、加强征管服务、完善监管等方面统筹考虑、整体联动、协调推进。比如，“营改增”并不是增值税改革的结束，还需进一步优化和简化税制，促使增值税税率结构更加规范和简化，以减少多档税率并存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体现增值税“中性”特征，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税务部门要确立新视角新思维，正确处理减税降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法征管、提高组织收入质量和优化营商环境等相关方面的关系，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正确处理减税降费与组织税收收入、深化税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关系，全力保障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当然，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完全应该针对性享受税制的区别对待，充分享受到税收管理工作改革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要认知税收大数据技术应用对税收监管提出的新挑战，自觉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规范税收秩序，选择在税收洼地落户，并全面比较、综合分析，注重税收方案设计，享受合法经营的各种政策利好。另外，中国“正税”的减降，一定要和其外的“五险一金”、“行政性收费”等制度成本费用的减降放在一个“全景图”中作通盘考虑，以配套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来达到意愿中使企业“轻装上阵”、更好焕发活力的效果。总之，需胸怀大格局，以“始于足下”，去完成优化治理状态的“千里之行”。疫情无情人有情，我们需要怀着“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光，从化解疫情之困的一系列应急对策入手，积极总结经验，抓牢以供给侧改革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在“高质量”导向下，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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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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