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四学士都是啥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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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无非世事》一书
（苏门四学士）
喜欢历史的人大多知道“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是北宋中后期的著名人物，不仅因为他们的文学地位崇高，更因为最初识拔他们的人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苏轼。四人自认为同时也被天下读书的士人视为苏轼的门生――虽然宋时没有十分严格的门生概念，他们也以此为荣。而苏轼本人，则因自己有多位门生位登学士而更为世人景仰。
不过，四学士因苏轼而荣也因苏轼而穷，苏轼被政敌迫害时，他们也是被迫害的主要对象。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在此细说。
苏轼所识拔者甚众，位登学士者也不只这四人，只是黄、秦、晁、张是先登学士之阶且文才最为卓著，因此被称为苏门四学士。
“四学士”究竟是什么学士？这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
严格意义上讲，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并不是学士，因为他们四人终生都未被授予学士的职务；宽泛点说，他们是学士，因为他们担任的相关职务都被时人统称为学士。
不过，有一个现象不为一般人注意，那就是：黄、秦、晁、张四人的学士之名之所以为天下人瞩目，并不仅仅因为它代表了他们的文学地位，还因为它象征甚至代表着他们在仕途上的政治地位。
今人谈论宋朝，说到宋人的学士身份，基本上都将其视为文学上的成就；至今的学术研究和著作中，也少有认识学士身份的政治象征的论述。究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囿于古人著述的观点，二是望文生义而造成习惯性思维。
何以见得学士的身份就象征或代表了政治地位？四学士究竟是什么学士？这需要从宋朝的馆阁制度说起。
宋朝的馆阁制度，上承唐朝，下启明、清。用如今时尚的一个词来形容，它就象一个密码，用于解读从唐朝到清朝政治体制的其中一个脉络，它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甚至仍然存在于当今的这个社会中。“组阁”、“入阁”、“内阁”等今人常用的政治词汇，都来源于此。
馆阁制度中的馆与阁是一回事。宋朝是唐朝政治制度的忠实崇拜者，在宋朝建立后仿唐朝旧制，先后设置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统称崇文院，分别负责经典著作的校正、研究和编修国史等事务。
这些事务的重要性，甚于今日的意识形态管理。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宋朝的宰相是兼任这三馆的主管的，而主管昭文馆的宰相就是首相了，他也被称作“昭文相”。
后来，朝廷在崇文院中又加设了秘阁，专门存放三馆中一些珍贵的图书字画。再后来，每一位皇帝去世后，都建一阁专门存放其生前著作及喜欢的图书、字画、珍玩等等。今人最熟悉的龙图阁是为太宗而建，天章阁是为真宗而建，还有宝文、显谟、徽猷等阁，都属此类。
既然有阁、有图书，就需要有人管理。同时，鉴于这些馆阁崇高、神圣的地位和自古以来对儒家经典和史书的高度重视，就职于这些馆阁的官员也自然引人注目。
当然，此处所说的官员，主要是负责经典书籍整理和研究以及编纂、修订史书的经办官员。至于这些馆阁的主管，除了上述三馆的主管是宰相兼任外，其余馆阁多数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主管职任。
不同的馆阁，相关经办官员职务的名称并非整齐划一。如，按级别自高至低，昭文馆有学士、直学士、直馆，史馆有修撰、编修、校勘、检讨，集贤院有学士、直学士、修撰、直院、校理，秘阁有直阁、校理，崇文院有检讨、校书等。为已故皇帝建立的馆阁，有的设学士、直学士，有的只设待制、直阁，有的则均有设置。
（大学士）
所有这些职务，通称馆阁之职，通常又简称馆职。有时，馆职的含义比较集中于直馆、直阁及其以下的职务，但也可包含除三馆之外的所有阁学士和直学士。馆职之称，在其时及其后的史料中十分常见。
再回到四学士的话题。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被称作学士，都是因为他们入选了馆阁。
其中，黄庭坚自秘书省校书郎开始，馆职最高升至秘书丞。晁补之与张耒同时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晁补之的最高馆职是秘书省著作佐郎，张耒最高做到直龙图阁。
秦观的馆职起步有些独特，朝廷似乎在秘书省新设了一个级别略低于正字的职务，叫做校对黄本书籍，让秦观担任，随后不久他就转为正字，最高做到国史院编修官。顺便说一下，秘书省就是经过改制的原先的崇文院，包含了原昭文、史馆、集贤三馆和秘阁的职责。
对照前述有关馆职的介绍可以看出，黄、秦、晁、张四人一生中担任过的馆职级别并不太高，最高的张耒也就做到直龙图阁。那么，什么样的馆职是高级别的馆职呢？
举一个例子，以此说明什么是高级别的馆职，同时也回答为什么说学士的身份是政治地位的象征。不过，从此处开始，广泛意义上的学士之称可以用馆职一词替代了，这样表述起来更严谨。
司马光的史学笔记《涑水记闻》中有一则不太为人注意却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一则史料记录的是截至仁宗庆历五年正月一日，担任两制以上官员的名单。按照级别高低排列，这些官员包括：宰相，主管军事的枢密使，副宰相，枢密副使，领宰相衔的节度使，尚书，授予节度使衔的文官，资政殿大学士、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丞，给事中，谏议大夫，知制诰，天章阁待制，以及已经退休的几位高级官员。
除6名已退休的高级官员外，名单中共有61人。此名单所列范围与实际情况略有舛误，但总体不差。
让我们围绕馆职问题来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名单。
首先，什么是两制以上官员？
两制，是指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翰林学士负责起草皇帝直接下达的诏命，被称为“内制”；知制诰负责起草中书省亦即宰相、副宰相传达的皇帝诏命，被称为“外制”。制，可以理解为皇帝的命令和法令；如作为动词理解，则是起草、撰写诏命之意。读宋史，也需要知道“两制”这个概念。
其次，这是一份什么性质的名单？
这份名单中的61人，是大宋最重要的官员。若套用现在的政治地位来衡量，两制以上官员相当于中央委员，他们与皇帝一起构成了大宋的最高领导集体。
在“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宋朝，以相权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官员对于皇帝具有非常强的制约能力，而这份名单中的官员就是其中精英的精英。
事实上，这份名单中就包含了当时天下士人心目中的领袖、因为批评皇帝和宰相而三次被贬谪的范仲淹。
（范仲淹）
第三，这份名单与馆职有什么关系？
名单中的龙图阁学士和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天章阁待制，都是高级别的馆职。其中最低级别的是待制，待制之上是直学士，直学士之上是学士。
那么从什么级别的馆职可以升到待制这样的高官呢？是直馆、直阁。也就是说，苏门四学士中馆职升到直龙图阁的张耒，如果没有后来被迫害的经历，他下一步就有可能升到待制，进入国家的核心领导层。
除了这份名单，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馆职的重要性。那就是：自待制开始到直学士、学士，都是皇帝的侍从官。
侍从官平时侍从皇帝，备皇帝顾问，向皇帝进言献策，是皇帝的近臣。有一些具有这类高级馆职身份的官员，还另有其他职任，不能专职侍从皇帝，或者是在外地任职，那他仍然是具有侍从官身份的皇帝近臣，受人尊重。
也就是说，馆职可以是专职，也可能是兼职。专职的学士、直学士、待制只有侍从皇帝的职责，专职的直馆、直阁以下官员则从事该职务相应的工作如校书、修撰；而如果是兼职，则完全是政治地位的象征。不过，兼职是现代的说法，那时叫做贴职。
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民间称包拯为“包龙图”。虽然包拯的实际职任是十分显赫的京城开封知府，但他同时担任龙图阁直学士之馆职更为显赫，是皇帝的重臣、近臣。
同样，大宋陕西民众甚至西夏的民众都尊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虽然范仲淹在陕西的实际职任是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是对西夏边防的最高统帅，可是他同时担任的龙图阁直学士的地位却更崇高。
其实，不止民间，官员之间也多是称呼对方所任馆职的，如果对方有幸跻身于馆职之列的话。
（包拯的龙图阁直学士之馆职更为显赫）
为免疑惑，再将上面那份名单中的其他职务稍作解释。
翰林学士和侍读学士不是馆职，它们有实际职任，就是撰写重大文稿和陪皇帝读书；资政殿、端明殿诸大学士或学士也不是馆职，因为是专门用于优待曾经担任过政府和枢府大臣的官员即宰相、副宰相、枢密使及其副手。
不过，虽然这几个职务都不是馆职，但担任这些职务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由前述低级、高级馆职升迁而来。这份名单中没有担任过馆职的官员基本上只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他是枢密院中武将出身的高级官员，仕途中走的是武将的序列。
至此，馆职的政治地位象征应当很明白了。仁宗曾经说过一句话：“设三馆以育才。”育才，育的不仅是文学之才，更是政治人才。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人虽然担任的都是级别较低的馆职，但是这些职务却是通向国家政权核心之路。他们是现实的国家精英、未来的国家栋梁，因此才为人瞩目，也因此才为政敌所极力排挤、迫害。
而他们之所以在还没有成为名符其实的学士之前就被称作学士，纯粹是因为古人也有今人的一些溢美习惯，将未来的学士也称作学士。
再说说所谓的历史密码。
明朝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设置宰相岗位的，但其中的绝大多数时候却又有实实在在的宰相。那么没有宰相岗位的宰相是什么样的官员？是诸阁、殿大学士。谁是大学士，谁就是实际的宰相；排位居首的大学士，相当于宋时的首相，不过在明朝称作首辅。
辅，是辅臣之意，用以避宰相之名，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曾明确告诉子孙不得设立宰相之职。“入阁”，就是进入这些阁、殿当大学士、任辅臣了。同样，“内阁”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词语，就是来自于此。
再有，如今历史剧中常见一些重要官员被称作“中堂大人”，“中堂”是什么官？自明朝开始，指的就是身为大学士的事实上的宰相，此概念一直沿用至清朝，只不过清朝的中堂们或许并没有宰相的实权而已。
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宋朝馆阁职务的政治含义。
本文摘编自《无非世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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