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究竟有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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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民族报、国家民委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毛泽东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一代风云人物以其雄才大略率蒙古铁骑开创了亘古未有的宏伟业绩，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之谜——
▲成吉思汗像。
“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发表了词作《沁园春·雪》。在这首词中，他评点历史人物时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在承认成吉思汗是“天之骄子”的同时，又认为成吉思汗目不识丁，没有文化。1964年，他在听取湖南省负责人工作汇报时，又在肯定大老粗能办大事的前提下说“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两次论及成吉思汗，两次都认为成吉思汗没有文化。对毛泽东的这种“认为”我们不该持批评态度，因为毛泽东没有对成吉思汗做过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即便是像王国维这样的大学问家们也没有考证出成吉思汗是否有文化。
那么，成吉思汗到底有没有文化呢？
据现有资料表明，成吉思汗是一位有文化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其文化水准达到既能“亲览”文件又能“签署”文件的程度。这“亲览”见诸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补遗部分《玄风庆会录》，而“签署”则是根据种种记载而得出的一种近乎事实、近乎真实的推论。
1994年，由江川主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成吉思汗箴言蒙汉合璧书法集》中，有一幅书法作品披露出成吉思汗能够“亲览”文件的信息，兹录于下：
传道毕，上谕之曰：“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传道之语，已命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长春真人西游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1220年，长春真人丘处机不顾老迈之躯，不顾路途遥远，从山东莱州出发，到今阿富汗巴达克山西南成吉思汗行营去谒见成吉思汗。
《长春真人西游记》“系元初之书，译文得其本音，非世祖以后文人著述，则往往窒阂不能通者有之”，成为“世鲜有传本”。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著名学者钱大昕、段玉裁同游苏州玄妙观时，在《正统道藏》中意外地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并进行抄录。钱大昕于1804年病逝后，此抄本由段玉裁所藏。据王国维考证，《长春真人西游记》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抄出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始有刻本传出，时隔53年之久。
《长春真人西游记》尽管备受关注，但作者李志常却没有记载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谈话内容，前面引用的那段关于“亲览”的文字并不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李志常根据成吉思汗“勿泄于外”的禁令，没有把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谈话内容写进游记。
1988年由侯仁之、于希贤审校，纪流注释的《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纪流在该书中详尽叙述了发现“亲览”的经过。
984年，纪流在北京图书馆意外地发现曾呐喊“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家藏《长春真人西游记》手抄本，这是一个比钱大昕抄本还早的古本。鉴于龚本同样缺少成吉思汗与丘处机的谈话内容，纪流又把视角指向钱大昕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正统道藏》并大有收获。作为军中绝密材料的记录，耶律楚材“奉敕编录”在秘本《玄风庆会录》中并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一道被锁进《正统道藏》中，纪流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使得成吉思汗“朕将亲览”的铁证尘封780多年后重见天日，并为进一步研究成吉思汗的文化水准提供了重要线索。
成吉思汗究竟认识汉文、畏兀儿文还是蒙古文？
从纪流发现“朕将亲览”的历史档案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考证和研究，就成吉思汗是个有文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是，成吉思汗究竟认识汉文、畏兀儿文还是蒙古文，依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
客列亦惕·诺日布·沙日勒岱曾在蒙古国旅居10年之久。他和一些蒙古国的学者共同认为，在1184年至1195年间的一段时间内，成吉思汗曾在金国学习汉语和汉文。另外，1189年铁木真称汗后，虽然只是乞颜部的首领，但需要与金国和其它毗邻部落有公文交往，在史料中却很少有通过翻译的记载；1196年，成吉思汗被金国封为“统领”，既然受封，就有与金国接触交往的可能，从受封到决裂这段时间也是成吉思汗学习汉语的机会；耶律楚材虽然贵为辽国皇族，但却是一位汉学大儒，他于1215年被召用后在与成吉思汗的交往中亦没有使用翻译的记载；成吉思汗用兵如神，深得《孙子兵法》之妙，成吉思汗与丘处机讨论的是道教玄学，没有一定的汉语水平和汉文基础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沙日勒岱认为成吉思汗的汉语水平已经达到能够批阅文件的程度。
国际蒙古学领域第一部哲学著作《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研究》蒙古文版、汉文版分别于1997年和2005年出版。该书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格·孟和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成吉思汗是否识字的问题。
格·孟和认为，“成吉思汗识字的记载从未有过，同时也没有不识字的记载”。这就需要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全面分析，进而得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并俘获塔塔统阿，令其创制蒙古文字。成吉思汗要求“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儿字书国语”。成吉思汗从来就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的伟大人物，在学习文化上他同样应该走在别人的前面。从1204年塔塔统阿创造蒙古文字到1222年接见丘处机，这18年间尽管战事不断，但凭成吉思汗的智慧和毅力，完全有可能掌握一种文字，并且能够阅读和书写。但格·孟和倾向于成吉思汗所掌握的是蒙古文字。
内蒙古大学教授特古斯·巴雅尔同样认为，成吉思汗能够书写和阅读的是蒙古文字，其根据是《玄风庆会录》中的一句话：“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从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另外，特古斯·巴雅尔发现1219年成吉思汗邀请丘处机西来诏书为“手诏”，《南村辍耕录》记载：“是年5月，太祖自乃蛮国遣近侍刘仲禄，持手诏致聘，12月至隐听”。
格·孟和认为，“手诏”（即文件）不一定是成吉思汗所撰写，只是在耶律楚材写好的诏书上“签署”名字而已，这从忽必列时期通行的“海青符”上刻有“太祖皇帝御署”可为互证。
纵观诸位专家、学者的观点，对于成吉思汗究竟能够书写和阅读哪种文字还存在分歧，但却在成吉思汗是一位有文化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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