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客丨胡泳：“失控”的未来：互联网的位移趋势
撰文/胡泳
「网络关乎信息自由，关乎我们能否生活在同一互联网。」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互联网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
题目有一个词“位移”，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费解，位移实际上是一个地质力学的概念，在大的地震之后会产生很大的位移，而位移如果发生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个新大陆。我以此来比喻，互联网现在可能产生了一个新大陆，这个新大陆的形成和影响，对现有社会，无论是结构功能，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一本书叫《变革中国》，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科斯。《变革中国》讨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地方成功了。科斯的理论非常简单，他把中国改革称之为边缘革命。为什么是边缘革命呢？就是中国改革主要由四大边缘革命构成，分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
科斯在书中分析这四个领域的革命主角全部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当农民按下自己的指模，开启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城里待业青年和回城知青不得不自谋生计时，个体户就开启了中国的城市改革。在广东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改变生活，冒着生命危险逃港，才有了经济特区，这是经济的丰碑。无数洗脚上田的农民创办了乡镇企业，他们造就了今天民营经济的景象。
张曙光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了两种改革，一种是政府自上而下发动和引导的改革，另外一种是草根阶层自下而上发起的改革，其实这就是边缘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边缘革命呢？这是危机形势下不得已的选择，不这么走就没有办法了，而且很多阶层都受到了损害，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他们硬生生闯出一条路。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这是当时体制能够允许和容纳的事情。如果我们当时的体制完全不容忍这些草根的创新，今天的中国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么好。所以，体制的包容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互联网是中国的第五个边缘革命。互联网在中国是彻头彻尾自下而上造成的，但同时它的确也是在体制的包容下才能够成长的。早期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由产业部门主管的，由于它是产业部门主管，确保了在开拓阶段的思路是先发展后管理。先发展后管理的规制理念对互联网的探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7年2月国务院信息办组织举办数字化信息革命报告会，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启蒙第一课，尼葛罗庞帝第一次正式访华，伴随着中国与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尼葛罗庞帝认为社会基本的构成要素，现在正在从原子变成比特，过去是在原子世界，现在变成了比特世界。尼葛罗庞帝根据这个转换提出一整套的预测：比特替代原子、个人化的双向沟通替代了由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接收者现在主动将信息从各种地方拽出来，而不再是等着信息被推到自己身边，等等。
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
在一个没有疆界的世界里，人们不用背井离乡就可以生活在别处。我第一次看到尼葛罗庞帝的《数字化生存》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激动，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将之翻译为中文。他讲到的核心东西，所谓“数字化生存”，就是你要想办法移动比特，而不是移动原子。
我们在进入一个失去重量的经济中，我们交换的越来越多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无形的信息、服务、知识产权等。如果不数字化，你的确难以生存。我们倒回来看，看到原子和比特的关系之后，当你戴上不同的眼镜看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这就是比特和原子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这个矛盾我称之为变化缓慢的原子与飞速变化的比特之间的矛盾。
硅谷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说，我们想要会飞的车，但我们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140个字符指的就是推特的发明。为什么彼得•泰尔这么说呢？他说到原子世界的变化这么缓慢，以汽车来说，今天的汽车肯定是更省油了，也更安全了，可是今天的汽车与100年前的汽车其实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可是大家看自己的手机，三十年前的手机像砖头一样大，真能砸死人。今天看看手里的手机，不再是电话了，它是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信用卡，它也是健康管理设备。手机和汽车相比，手机的发展速度快太多了。如果原子世界的变化如此缓慢，如何才能用比特来代替原子，或者用比特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丰厚土壤。我们承认比特永远不会取代汽车或者飞机，但它会决定性地改变我们使用汽车或者使用飞机的方式。
在硅谷炙手可热的特斯拉汽车，它不仅是电动汽车，不仅是因为它造成能源方面可能性的变化，另外它是平台，它将苹果和谷歌加在一起。未来的汽车不是仅仅可以到处移动的工具，它也是一个平台，在平台上拥有一系列跟无线网络连接的软件程序的接口，这些软件程序可能包括你的工作、学习、娱乐等，会有很多的程序员和应用的开发者为你的汽车创造一系列的应用，包括从助手到导航、到地理搜索、到按需点播的电影和音乐，包括即时通讯。
当一个汽车里拥有这么多应用时，可以帮助你优化整个的交通基础设施。甚至它会造成一个革命性的颠覆，这个颠覆就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一辆汽车？考虑到时间、地点、交通拥堵和季节性的需求，其实使用汽车的最好方式就是租车，而不是拥有汽车。如果汽车是智能的，道路也是智能的，汽车变成网络上的节点，这个时候驾驶员之间可以分享很多东西。进一步到无人驾驶汽车的时候，驾驶的概念已经变得多余了。当汽车处于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时，真正伟大的汽车公司一定要发展成为像苹果、谷歌这样的平台公司。
“数字化生存”或“无法生存”
比特不会取代原子，但是会改变我们使用原子的方式，尼葛罗庞帝只是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概念，这就是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存在十几二十年前是类似于科幻的东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从编辑室到教室、到诊室，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位移。所有这些地方如果不进行数字化生存，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了。
编辑室现在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媒体的数字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场景？我用四个不是来进行总结。
一、新闻不是新闻，因为现在新闻产生了很大的危机，新闻的客观性在瓦解，审查在加强，商业利润的追逐导致它的不断娱乐化，新的标准越来越模糊不清。
二、媒体不是媒体。新闻现在由一种机构的特权变成了信息传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止有新闻媒体，还有各种各样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媒体和个人。媒体的这个“体”现在解体了。
三、记者不是记者。过去出版发布的成本特别昂贵，导致出版商的数量很少，过去记者是特权阶层。但是今天由于技术门槛的降低，当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出版商的时候，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新闻记者。
四、受众不是受众。过去是被动消费的受众，现在变成了主动创造和分享的授众。这是一个反客为主的过程，以前作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构成了社区。这时媒体就必须有很大的转变。
而五到十年之后，大学老师的地位我觉得也岌岌可危。今天大学正在失去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权，因为网络给学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替代现在的高等教育模式。未来的大学一定是杂交的模式，大学一定会将很多很多的课程外包给真正能够提供这些好课程的人，大学保持自己真正能够做到最牛的课程。有大量的课你会发现全世界其他大学比你这里讲的好太多了。过去的大学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变成遗迹。
再来看医疗的数字化。旧的医疗模式有巨大的问题，病人完全是医疗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医生主导一切。医生坐在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等待病人找他，并且医生对病人极其不耐烦，他们认为病人在医学方面是愚笨的，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知识。如果一个病人不喜欢这个医生告诉他的话，病人没有办法，只能找另外的医生，经过同样的过程，因为这些医生还会对他采取相同的医疗保健模式。
而今天病人形成了社区，病人之间不断讨论遇到的问题，病人去看病的时候，不再是传统的那种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而是会拿着一堆网上检索出来的东西。现在医生就觉得这样的方式，对他们形成了权威方面的挑战，所以他们会有抵触。
但我们知道协作式医疗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现在我们也可以展望一下医疗的未来。如果人一出生就建设了一个有关个人的健康网站，里面有病人应该拥有、并且可以控制的数据，当你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会根据适当的权限看到你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与数据之间也可能会构成一个广泛的、健康的社交网络，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协作最后产生的大量数据，能够为后面新的医疗提供数据库，并且共同构成我们所知的有关健康、有关医疗、有关科学的知识库的一部分。医师和其他医疗员工都参与进来，在医生的权威被打破之后，努力在专业人士和病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就是说，有一天医生必须适应自己权威被挑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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