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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城市化下一程,以合理“加密”替代“摊大饼”

2015-04-25 周其仁 新华网思客

不能只从尺度看城市,更要从密度看城市,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密集还是稀疏。所以评价城市化的好坏不光要问大小,还要问够不够密,要终止单纯“摊大饼”。


  

  4月24日,周其仁做客新华网思客讲堂并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节选:


  城市化的下一程要换维度思考


  下一程的城市化要换一个维度思考,城市密度很重要。无论大中小城市,我们是不是在已有的技术管理水平下达到了合理的密度。密度之所以重要,我认为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密度够,分工就发达。我有过十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农村没有卖早点的,因为需求不够;反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早点就是大产业。所以需求聚起来,分工才能细。如果你到村庄里说给我剪剪手指甲,这是一个很粗鲁的要求,这种“奇怪”的要求只有在人口集聚的地方才有。至于分工,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分工生产率,生产率提高是收入提高的根源。


  第二,聚到一起,信息成本就降低了。为什么城里人说消息灵通?因为人们聚集到一起,信息可以免费分享。越是发散,信息传输成本越高,就会阻碍信息的流通。相反,聚到一起,信息成本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也降低。


  第三,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知识驱动,所以要研究知识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当然要一批有头脑的人,但还不够,优秀的头脑如果是孤零零的,很难有效的进行知识生产。不同的有头脑的人密集地凑到一起,互相碰撞,互相激发,所有科学中心、研究中心都离不开这一条。一分散,很多思想激发就消失了,这一点也是支撑集聚的理由。


  最后,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先把首都建设好。所以,很多福利往首都、大城市和“面子工程”倾斜,这也会把人吸引过来。除了集聚带来的正常利益之外,现在还有城市偏向带来的集聚效果。所以,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首都规模基本上都比老牌大都市大。


  从微观角度来看,人往高处走,城市收入高,没有其他太复杂的道理。让人们移动,开始时可能因为不懂所以害怕,但这些都可以慢慢克服。一旦克服障碍,哪里收入高,人就会往哪里去。现在,城乡收入差有三倍,人怎么会不行动呢?我移过去收入就高,至少能获得更多机会。所以,这也支持了我们对密度维度的理解。


  “城市密度越高会越乱”是个误区


  我从纽约、日本回来在国内做调查,国内到底是什么情况?论城市,密度高的地方是深圳,因为深圳只有2000平方公里,所以它每平方公里的GDP是4亿多人民币(前年算得),对比曼哈顿16亿美元,香港、新加坡的4、5亿美元,还是低不少,但比很多城市高。心有不甘,再到城市里面去找,发现中国城市概念跟国际城市概念不完全相同。我们的城市都是有城有乡的,如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是当年把江苏10个县一笔划给上海的结果。如果到“老上海”调查,我找到一个最小的区——静安区,仅占整个上海面积的千分之一点二,只有7.62平方公里,但住了29.61万居民,每平方公里是3.2万夜间人口。静安区2014年的GDP是660亿人民币,每平方公里14亿美元。


  去过上海的人都知道,静安区是上海公认管理比较好的一个区,7.62平方公里一半是商业区,一半是居民区,一平方公里晚上人口其实是6万人,但是看那个社区、街道,管理得井井有条。


  此外,大城市中间有很多小地方,如果稍加改造,它会大大增加承载和活力。静安寺是一个千年古刹,它与一家大型商场之间,隔有一条狭长的巷道,也就十几米宽,1000多米长,原来多少年就是封闭着,谁也不能通行,更不能利用。后来把它打通,两边开发成小商铺,现在成了一条时尚步行街,市民可以通行购物,变成很有人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城市市中心有很多地方是不通、不畅的,有很多潜力远远没有挖出来,我们的城市里有很多是断头路,各自为政的封闭空间,城市的脉络没有通透,这样就使城市的拥堵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不要以为密度高了一定乱,不一定,经验证明,城市的合理加密可能更加有序,这取决于我们的观念、知识和管理能力。


  “下一程”要让城市事业家发挥好作用


  如果说上一程的城市化是比谁的城市摊得大、建了不少有地标性的建筑,那么下一程就要比比城市里有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有没有活跃的经济、文化、技术活动,这些活动也是国民经济和城市生活质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下一步的城市化很可能是从“扩、扩、扩”变成内源型的、紧凑型的,不能只从尺度看城市,更要从密度看城市。我理解的城市,它应该是由密度定义的,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在于大或小,而在于密集还是稀疏。所以评价城市化的好坏不光要问大小,还要问够不够密,要终止单纯“摊大饼”。紧凑城市的概念已经写进了城市发展规划当中了,问题是怎么在城市化过程中落实。


  城市化的下一程除了要进一步改革征地制度,还要把城市经营、城市活动的很多体制激活,让民间、社会上、很多有这方面才能的城市事业家更好地发挥作用,共同把我们的城市化推到更健康的发展阶段。(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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