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所有中国人说起“南京”，情绪都会陡然变得复杂？
12
月
13
日
周二
今天，是第三个国家公祭日。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落后必亡的训诫；纪念，从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吾辈当自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竟然进行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也许在过去79年，每年的这一天——12月13日，所有中国人说起“南京”，情绪都会陡然变得复杂。那个血色弥漫的冬天已不堪回首，我们为什么还不能忘记南京大屠杀？
因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了南京，当时我们跑到了铁心桥娘家。约一个星期左右，日军在村子里到处搜捕，抓走了我的丈夫李福成。当时他二十四岁，一同被抓的共有十三人。押到韩佛洞后，日军先逼迫他们十三人自己挖坑，然后叫他们一齐跪下，用机枪扫射。当时，我的丈夫被子弹擦破鼻梁当即倒入坑中，其他十二人接连倒在我丈夫身上。过后，日军又用刺刀捅了每个躯体，我丈夫被刺三刀，当时混身是血，但未死。日军走后过了很久，他挣扎着往坑上爬，一直爬到第二天早上才算爬上来，腿骨折了，不能行走。记得邻村有个姓徐的，也是这十三人中的幸存者之一，他爬到坑上后，又拼命往家爬，到家后，他告诉人说，我丈夫李福成没有死，仍在山上。我们这才把我的丈夫找回来。那个姓徐的因流血过多，不久便死了。
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个崇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满清时就有这个堂，日本兵进城以后，崇善堂找人收尸埋尸，我去的时候大约三四月光景。头一天是到水西门外二道埂子金华酱油厂，在这个厂酱油缸打捞尸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国人扔进去的，还有别处收来的尸首。埋尸时，每人发一个背心，前后都有字，白底黑字，写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会乱抓乱杀的。埋尸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来的壕沟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尸首没有多少是整体的，工具就是铁钩子。埋尸的时候崇善堂有人跟着专门计数。
这些现状还在
我们永远在与那些痛苦记忆抗争，但是我们跑不赢时间。
在相距10公里以外的南京白下区瑞金路，80岁的幸存者刘兴铭守着自家小店。今年9月14日，与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因肺癌离世，当年的记忆，越来越多地闯进孤独的刘兴铭的梦里。
那是1937年农历腊月二十三，天刚亮，汽车的轰隆声和日本兵的脚步声划破乡村的宁静。日本兵挨家挨户地拍门，“凡是男的，都被带到‘刑场’。”2岁多的刘兴铭也不能幸免。凭借着依稀的回忆和母亲的讲述，刘兴铭拼凑着这些细节：到了晒稻场以后，日本兵叫这些男子脱下上衣，蒙眼跪下，用机枪来回扫射。包括他的父亲和大哥在内，村里一共死了42个青年男子。母亲从死人堆里抱回刘兴铭，然后带着刘兴铭姐弟走上逃难之路。“我姐姐当时才9岁，一直背着我，走着走着累死了。我们一家五口人，转眼只剩俩人。”刘兴铭对记者摇摇头，“那个苦日子，真是没得办法说。”
对100岁的孙富祥来说，那些苦难的回忆，似乎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12月12日，他安静地坐在自家暖气充足的屋里，一动不动。仍然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他是年龄最大的一位。
他说不出完整的话，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他告诉来访的钱江晚报记者，自己今年已经“120岁了”。直到儿媳妇掏出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老人的眼神才陡然一亮，似乎某段最重要的记忆被唤醒。
孙富祥年轻时曾是个小有名气的裁缝，他曾三次逃过魔掌：一次他到中华门附近买米，被日军拦下盘查，他沉着应对，但仍挨了一耳光；第二次，他下夜班回家，两个酒醉的日本人举着刀向他冲来，他仓皇逃跑；第三次，有个民宅着火，孙富祥和许多年轻人去救火，日本人却把他们抓了起来，半路上，他解开绳子，逃脱了……后来他听说，那群年轻人都被杀了。
他逃过日军的魔掌，却无法跑赢时间。曾经饱经苦难的生命，正在随时间慢慢凋零。
12月10日上午，85岁的夏淑琴正在家里翻箱倒柜，想找出一件深色而“像样”的衣服，参加13日的公祭仪式。“那些痛苦的事情，你还让我说什么呢？”夏淑琴紧紧闭上眼睛——那双眼睛因为早年流泪太多，而今已经迷糊不清。
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中，七口惨死在侵华日军的屠刀之下，跪地求饶的父亲被枪杀，母亲和两个姐姐在死后仍遭凌虐，被刺了三刀的夏淑琴和妹妹，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与亲人的尸体生活了14天。
前半生，夏淑琴无时无刻不在与痛苦的记忆搏斗。
这些幸存者还在
拯救和捍卫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迫在眉睫。
九年前，南京曾出版详尽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收录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收集的幸存者资料，共计2592名；六年前，健在者仍有300多人；而今，岁月流逝，在世者越来越少，目前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8位。
第一排从左至右分别为：艾义英(88岁)、魏桂如(90岁)、马秀英(94岁)。
第二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祝四孜(96岁)、李高山(91岁)、郑锦阳(88岁)。
第三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陈桂香(91岁)、王长发(93岁)、夏淑琴(87岁)。
第四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陶承义(80岁)、张秀红(90岁)、李长富(89岁)。
下排从左至右分别为：王津(85岁)、王义隆(93岁)、仇秀英(86岁)。
第一排从左至右分别为：陈文英(91岁)、杨翠英(91岁)、管光镜(99岁)。
第二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刘庭玉(94岁)、马月华(89岁)、唐复龙(81岁)。
第三排从左至右分别为：佘子清(82岁)、沈淑静(92岁)、路洪才(83岁)。
第四排从左至右分别为：易翠兰(93岁)、余昌祥(89岁)、郭秀兰(92岁)。
下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张福智(89岁，已故)、岑洪桂(92岁)、王秀英(91岁)。
这些努力还在
日本教科书不承认侵华史实，他们用血泪控诉。
1937年底，11岁的倪翠萍跟随家人搬到南京城西郊江东门与上新河之间的积余村避难。12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3个日本兵开枪将她父亲和母亲打死。倪翠萍的左肩也中了一枪，骨头被打断，留下终身难以治愈的后遗症，左手上举不能超过头部。
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倪翠萍经常在国内为青年人和来访的国外友人讲述当年受害的历史，还先后2次赴日本、1次赴美国参加证言集会，以亲身的经历，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呼吁珍视世界和平。她生前曾经说过：“这段历史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会让下一代的人知道。”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2年12月12日落成的“历史证人的脚印”铜版路上，矗立着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铜像雕塑，倪翠萍是其中之一。塑像中的倪翠萍指着左肩的伤疤控诉侵华日军的暴行。
65岁以后，夏淑琴找到了捍卫记忆，以及自我救赎的途径——1994年，她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以现身说法，向普通日本民众展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1998年，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她是“假人证”，夏淑琴六赴日本，这场“诉战”持续八年半，最终画上圆满句号。
她把刊登着胜诉消息的报纸小心裁剪下来，夹入相册。这是85岁的她最宝贝和珍视的东西。
夏淑琴知道，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她必须活下去，还必须活得争气。
那个被鲜血洗礼的南京城不堪回首，但是这些幸存者们始终存在，顽强而孤绝。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伤疤与难以平复的苦难，也是历史最强悍有力的“活证据”。
然而他们逃过日军的魔掌，却无法跑赢时间。曾经饱经苦难的生命，正在随时间慢慢凋零。他们用尽全力去守护真相，难道不值得我们铭记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走出了硝烟的战场，迈入了歌舞升平的和平时代。在我们放声高歌的同时，也应该在心中长鸣警钟。只有真正的了解历史，才能尊重历史，才能不让历史重演。我们忘不了1937年的南京，是为了更好的守护2016年的中国。
与死亡相比，
他们更怕被遗忘
今天南京大屠杀79周年纪念日，
无论你在哪里，
请记住——
驻足默哀
来源丨青年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