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血亲复仇”的千年争论，能否给“刺死辱母者”一个答案？

就把今天的故事交给今天的法律，交给法律背后的人。希望这法律背后的人，能不忘这几千年中每一次探讨都是出于对人生命权利的维护。

作者 | 陈陆寒  

“刺死辱母者”案搅起了这个周末的舆论之潮。

这是一个中国式的为亲复仇的故事，几千年里，舆论的潮水未曾退去。我们从来不缺少复仇的故事，也从来不缺少对于复仇的议论。

而卷起这潮水的，是人心之中关于孝与义、情与理、礼与法的守持。

今天，若我们翻捡起历史中血亲复仇的那几页，其中的血泪又会映照出什么呢？

东汉 董黯：愤亲之辱，白日报仇

先讲一个两千年前的故事。

董黯，后汉时句章人，为董仲舒六世孙。董黯幼年丧父，虽家境贫寒，亦尽心孝母。曾往返数十里汲水，为母亲治病。

董黯有个邻人叫王寄，富而不孝。一日，董母与王母闲谈，谈及各自儿子的孝与不孝，恰好被王寄听到。王寄嫉恨董母，待董黯离家外出时，前去董家辱骂殴打董母。董母由此卧病不起，不久而逝。

董黯愤极，思及王母年老，便枕戈不言。几年之后，王母病逝，葬事过后，董黯就杀了王寄，为母报仇，然后自缚向官府自首。

汉和帝闻其孝心，宽宥其擅杀之罪，并诏他为郎中，被董黯所拒绝。后受皇恩俸禄，隐居终老于大隐。（大隐：地名）

此后唐、宋、元历代方志文献中多有记载此人事迹，董黯被称为“董孝子”。今天的宁波慈溪，正是因董黯的“母慈子孝”而得名。

东汉董黯为母复仇，不仅未受律法的制裁，还被授予官职俸禄。故事有这样的结尾，是与汉代举孝廉的用人制度及“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治思想一脉相承的。

而东汉之所以出现这种风气，多与东汉一部施行了十八年的《轻侮法》有关。《轻侮法》颁布之前，对复仇者要处死刑，此法之后，多对复仇行为采取宽容，甚至是崇尚与褒掖的态度。

东汉崇尚儒学，《礼记·檀弓》中有问“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答曰“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也就是在街上遇到有血亲之仇的人，不回去取兵器，也要直接与之搏斗。东汉明帝“以至孝理天下”，在这种以孝道治理天下的意识形态之下，公羊学派的“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但事实上，这也引来了许多乱子。

在东汉时期，阳球、曹万良、赵娥等复仇者先后被赦，甚至被给予优待，这种血亲复仇的故事可以举出数十例。还有人借这种血亲复仇的政治正确教子杀人。更为甚者，可参见震惊朝野的苏不韦复仇大案，在冤冤相报之中，卷进了几十条人命！

“刺死辱母者”案发生后，有人主张判处“刺死辱母者”无罪。

回看两千年前的东汉，轻罚复仇源于德治，但在崇孝的道德母题之下，生命的价值与私怨纠缠，罪罚与人伦泥沙俱下，最终反而使德治背道而驰。

在东汉，又不止于东汉，复仇与惩罚的故事仍在继续。

唐   陈子昂与柳宗元：赏与杀，都是问题

1300多年前的唐代，仍有一个与“刺死辱母者”案相似的故事发生。

时为唐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

——这样一个为父报仇的故事。

当时的谏臣陈子昂写了一篇《复仇议状》，一百多年后的柳宗元又作了一篇《驳复仇议》，拉开一场隔空雄辩。

陈子昂观点：既诛且旌

徐元庆投案自首后，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其罪。谏官陈子昂在《复仇议》中提出了处理意见——“宜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列”。“既诛且旌”，意思是杀了之后在墓上插个旗褒奖表扬。

其实陈子昂说的这些，就是求了一个法与礼两全的折中之法。

“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以公法而徇私节，王道不设。”所以，陈子昂的建议一言以蔽之——杀身成仁！

柳宗元观点：还原事实 寄希望于“调人”

每个时期总有几个复仇的故事。在陈子昂一百多年后的柳宗元，也面临了血亲复仇如何处理的困扰，于是，他直接发文驳斥陈子昂的做法——简直是赏罚不明！

“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也就是说，杀了他还表扬，坏了刑法。表扬他又杀，坏了礼法。柳宗元认为，要正褒贬，必须赏罚统一。

柳宗元的高于陈子昂之处，在于他提出的礼与法必须统一，不能委曲求全。而且他还讲了解决办法，就是首先理清案件中各种混乱的情况，明确案件中徐元庆父亲被杀的原因，包括是否存在有罪在先等情况。

总之，依据事实而定奖罚，不要模糊！柳宗元的建议不正是“刺死辱母者”案的首要解题思路吗？

所以，若要柳宗元断这桩案子，他一定会首先问一句：杜志浩一行人是否有罪在先？于欢持刀刺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那么，在母子二人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生命健康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于欢持刀刺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呢？

一审法院判决给予的回答是“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急迫性，所以于欢持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

好吧，如果摆事实还不能解决，柳宗元还有办法。他在《驳复仇议》中还说，《周礼·地官》中不是有一种职位叫“调人”么？《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对，调人就是负责调解怨仇的，柳宗元觉得，如果有了“调人”，“安得亲亲相仇也？”舞刀弄枪的事就根本不会发生。

报道中说，有人报警了。

“调人”来了，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于是，调了4分钟便出了门。柳宗元或许想不到，绝望的抽刀偏偏发生在“调人”来了又走的那一刻。

答案是什么？

 在于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一个月后，一篇报道令此事天下皆知。满屏的不安与追问，正是柳宗元所说的“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追求正义的人不知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不知怎样立身行事。

这是一场礼与法碰撞后的讨论。于礼，如网友所说“只能杀人”，于法，如人分析“是故意伤人，还是正当防卫？”。这样追问持续的几千年，韩愈在《复仇状》中已经说得清楚，“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在不可胜数的血亲复仇故事里，“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论是陈子昂、柳宗元还是韩愈，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将矛盾一一亮出，再发出一个个疑问。

其实，就算把几千年里的血亲复仇故事都讲完，也并不能给今天的案件提供一个更好的答案。

就把今天的故事交给今天的法律，交给法律背后的人。希望这法律背后的人，能不忘是几千年历史的血泪和思想的迭代铸成了今日之律法，能不忘这几千年中每一次探讨都是出于对人生命权利的维护。

来源：中华文化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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