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的痛点在哪——从马桶盖和奶粉说起
图为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在研讨会上演讲
在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的“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厉以宁教授从教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上，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蒲宇飞发表了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演讲者/蒲宇飞
1就业难问题如何解决？
关于就业分配问题，在1980年代、1990年代，一直是就业优先这样一个战略定位。今天大家也知道，就业优先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战略之中的一个重大战略，这次五中全会有十大战略，其中有一个就是就业优先战略。落实就业优先，关键要提高三个能力：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能力、就业岗位的匹配能力。
第一个能力是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主要还是依托经济增长。在五中全会，实际上对我们下一步的“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还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还是预期“十三五”达到年均6.5%。那么，只有达到6.5%以上，才能有效保证我们就业岗位的创造。所以，就业岗位创造本身来自于经济增长，来自于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个能力的保证。
第二个能力，就是一旦经济下行，由10%到9%、8%、7%，相应的按理论来讲，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应该是下降的。但是，为什么可以不下降，甚至还可以有所增长？比如说，我们去年新增就业能达到1322万，今年前三季度，能达到1066万。核心就是第二个能力，就是在经济下行，就业岗位创造能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能力来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有三个方面的流动：第一，地区之间的流动。地区之间流动的特点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整个经济下行，但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还是亮点，包括中西部的一些重要的城市群，武汉城市圈，还是亮点。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亮点，就可以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向这些地区流动。
第二，一旦东部，或者中西部的一些地区经济下来一点，那么就业的容量小了一点，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流动，就是返乡创业。今年5月份，我们和人社部联合起草了国办47号文，核心的就是返乡创业。
这一两年，大量的有一定管理经验、有一定资金、有一定技术的、在东部就业的农民工回到了中西部，在方方面面进行创业，这已经成为一股热潮。这两个方向，实际上促进了我们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既有从中西部向东部的流动，又有从东部向中西部的返乡创业回流。有一些制造业在减员、裁员，减员、裁员之后的这些人，去哪儿了？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比如说服务业，三季度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服务业已经占了51.4%，背后实际上也是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所以，第二个流动，行业之间的流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大量的流动。
第三，原来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毕业生，因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个政策的激励，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使整个劳动力市场被激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流动。我想正是三个方面的流动，使我们在经济下行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大家原来很担心的就业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就业的第三个能力，就业岗位的匹配能力。核心比如说教育的供给和需求怎么样匹配，我们高校的毕业生怎么和劳动力市场匹配，劳动力市场怎么和产业升级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来匹配。匹配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一方面，“用工荒”，很多企业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甚至普通工人。另一方面，求职难，很多人找不到工作。这两个难之所以并存，背后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就业岗位没有真正的匹配。
我们下一步很重要的努力方向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通过公共就业信息的服务，促进信息的对称。另外，“十三五”规划建议之中，有大量的篇幅讲到技术工人的培训，包括新农民工的培训，包括大学生就业之后的培训。
那么，现在媒体也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大国工匠”。实际上这些政策的导向，这些舆论的导向，很重要的一个指向，就是提高就业岗位的匹配能力，使我们的劳动者通过提高素质，提高技能，更好地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有效化解一方面求职难，一方面用工荒的问题。这是我第一个关于就业问题的理解。
2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
第二个问题，今天的改革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理解下一步的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核心是这样五个问题：从供给的痛点，到供给的动力，到供给的主体，到服务环境，到供给质量，形成一个新的供给侧改革新的系统的制度设计。
供给的痛点主要在哪儿？前些年，我们实际上是以需求侧的政策推动为主导的历史阶段。理论是三驾马车，政策的重点是大量投资的增加，投资的刺激，积累这么多年之后，从需求侧推动下一步政策的深入遇到很大的困难，最重要的困难，包括产能过剩，包括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包括杠杆率过高，也包括我们综合成本不断上升。比如有像土地，十项成本的对比，其中包括物流、资源、能源、厂房建设，方方面面成本都已经全部高过美国。我们综合成本非常之高，所以这些都是供给的痛点。
那么，供给的动力在哪儿？创新驱动。
供给的主体就是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是内资，还是外资，都要让各类主体轻装上阵，降低成本，把前进路上横过的各种僵尸企业扫除，还有要能够锐意上阵，就是宏观政策信号，要给企业家带来更有信心的，更稳定的预期。
供给的环境，就是简政放权。
还有供给的质量，两个方面的质量：微观质量，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买马桶盖都要到日本买，买奶粉，都要到国外去带，提高微观的供给质量。宏观的供给质量，就是供给能力，能够适应新的消费需求的升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消费结构的升级，使我们供给和需求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实现新的供给的平衡。
3收入分配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第三个问题，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现在从领导人到学界，也一直非常重视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想下一步，中国的收入问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缩小差距的问题，一个要实现十八大和五中全会提出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同步，实现城乡居民收入2020比2010翻番的问题。我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缩差距和保收入增长的目标，很重要的就是要强调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激励导向和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扮演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先导的作用。1990年代，中国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商品市场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最主要的障碍是要素市场，所以当时提出要素参与分配，技术、管理、资本参与分配，所以收入分配也扮演了推动中国改革深化的重要作用。
“新常态”之下，也同样要通过收入分配的改革，激励不同的群体，包括科研人员、企业家、创业者，也包括原来躺在安全网上的一部分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共同去创业，共同去创富，共同去创新，才能推动下一步改革的全面深化。（演讲者为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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