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他，第一位把红楼梦翻译推广到全世界，唯一的儿子自焚身亡。

[ 人物 ] 翻译大师：杨宪益

部分内容摘自：《西风故道》 叶廷芳/著

2015.1.10--2009.11.24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日租界。1934年杨宪益到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认识了后来与他相依相伴数十年的妻子，英国传教士的女儿戴乃迭。1940年，杨宪益夫妇回国。

　　解放后，杨宪益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与夫人戴乃迭一起献身中国翻译事业，翻译作品遍及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各个门类，共计近千万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　

少年

杨宪益，祖籍淮安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

杨先生出生于富豪家庭。但优厚的生活条件没有使他成为贪图安逸的纨绔子弟，却使他养成豁达大度、宽厚为人的性格，以至他进英国牛津大学不久便获得同学们的爱戴，很快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而且赢得同学中一位美丽少女的芳心。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结婚照

这就是后来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与他结为伉俪，并终身厮守、相濡以沫的爱妻戴乃迭。这一婚姻之重要不仅是生活上的，更是事业上的。戴乃迭是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传教士的女儿，从小就喜爱中国文化和文学，对翻译也很感兴趣，因而成了杨宪益在翻译事业上的最佳的得力搭档。

这一对比翼齐飞的好夫妻，由于各自母语和外语都相当过硬，翻译起来如虎添翼，真个是硕果累累。你看，《离骚》、《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唐宋诗歌文选》、《宋明评话小说选》、《聊斋》、《资治通鉴》（选）、《老残游记》、《长生殿》、《牡丹亭》、《儒林外史》，特别是压轴之作《红楼梦》。

爱妻戴乃迭

此外还有大量短篇的译作。难怪有人打趣说，他俩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不难想象，杨宪益为有这样一份良缘多么自豪和欣慰。怪不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他笑眯眯地、不无神秘地用手指指他的卧室。我还以为他想让我欣赏他陈列在橱柜上的珍藏。我一件件欣赏完后就出来了，这时他又用手更有力地向里指了指。哦，原来他主要想让我看他摆在里面柜子上的戴乃迭的遗像，那美丽、高贵、富有学者风范的头像。可见他对这位先他而去的妻子思念有多深！

他的思念怎么能不深呢？这一对郎才女貌不仅是幸福的好伴侣和合作的好战友，而且也是一对患难夫妻。1940年，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俩没有像某些人那样，继续留在相对安全的英国，安心做自己的学问，而是宁愿选择危险和艰苦，回国参加抗日救国。乃迭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但她视中国如祖国，愿与杨宪益同甘共苦，奔波于中国大西南，时而在贵州执教，时而在重庆和成都当翻译，不仅经常迁徙，还得随时躲避敌机的轰炸。

赵瑞蕻杨苡夫妇，以及杨苡哥哥杨宪益、戴乃迭与战友萧亦五，于南京国立编译馆院內。

就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下，这一对恩爱情侣，一个在豪门富户长大，一个千金小姐出身，却双双自觉地经受着锻炼和考验，顽强而愉快地坚持着抗日工作，而且还欣然生下了二女一男。

杨宪益赴英国读书和朋友在旅途上

新中国成立后他俩被安排在外文出版局工作，主要在著名作家叶君健主持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当翻译。他们上述的许多译作就是在这里完成的。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当时政治运动的频频进行和步步深入，由于他的国际婚姻背景，更由于这位性情中人广泛交游中从不设防的习性，他与个别敏感人士的关系的“疑点”至20世纪50年代末终于显露了出来，而他自己也渐渐感觉到了。这个向来达观的汉子，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工作也受到限制。

他们的三个孩子

这个精神十字架一直背到“文革”开始后的1968年，大难终于临头：他与爱妻双双被捕入狱，却并不关在一起，而是分而监之，彼此音信全无，比牛郎织女还要难熬。四年以后，他们终于重见天日。但一个更大的打击向他们袭来：他俩唯一的儿子“文革”后移居英国，却因多年的家庭遭殃而导致精神分裂，在一个亲戚家里自焚身亡了。这一难以接受的悲剧甚至使戴乃迭第一次对丈夫产生怨尤。

之所以蒙受牢狱之灾，从主观原因讲，还是源于他交友不设防的性情：抗日期间他曾在重庆结识了一位英国外交官，成为好朋友。后来这位外交官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了。这在那个“敌特”满天飞的年代，岂能避得开监狱的门槛。但杨宪益毕竟是个襟怀坦荡的人，即便在狱中他依然与囚徒们谈笑风生，给年轻狱犯讲故事，甚至教他们唱苏格兰民歌。

出狱以后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且依然不改曾经要求入党的初衷，在胡耀邦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那些年头，毅然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严格以共产党固有的宗旨要求自己，这就是：从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出发，坚持对真理的追求，以不说假话为人格的底线，始终坚持对人类良知的恪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品德。他是最值得我们悼念和学习的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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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夫妇独子杨烨自焚而终（凤凰网）

　　我曾问杨宪益先生，您这一生有什么让您后悔的事吗？我自作聪明，满以为当年谢绝哈佛大学的邀请，错过一个会改变他和戴乃迭、乃至全家命运的机会确是一件值得后悔的事情。

　　他沉思片刻，轻声说道：我打过乃迭一个耳光。

　　我愕然。

　　老人轻轻举起右手(右手在2003年中风后不再听使唤)，轻轻一扫：就这样，我打了乃迭一个耳光；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了乃迭。因为她不停地喝酒……

　　杨宪益与戴乃迭唯一的儿子杨烨，从小就很敏感自己与别人的不同，长相异样，妈妈又是外国人；但他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他当上了班长，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他入团的时间要比别人晚一些。但他没有怨言，认为自己的母亲是英国人，团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长一些是应该的。

　　1963年，学业优异的杨烨高考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清华大学数学系，但收到的却是来自刚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

　　不仅杨烨想不到，就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杨烨报考的北大物理系研究的是原子物理，他的出身——身为英国人的母亲，出身于官僚资产阶级的父亲，是无法让他通过政治审查的。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读大三的杨烨迅速加入了红卫兵。当红卫兵们四处抄家，大破四旧的时候，杨烨也对自己的父母采取了革命行动。他回到家把妈妈的古典音乐唱片掰碎，甚至摔了一个家传的古董花瓶。杨宪益拨打了外文局办公室的电话；外文局派人前来制止杨烨，说你对父亲造反可以，但戴乃迭是外国人，毁坏她的任何东西都是外事问题。杨烨这才扬长而去。

　　然而不管杨烨多么努力，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就像他无法改变自己的西方面孔。1967年12月，“文革”中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杨烨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分配，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对党和国家的赤胆忠心。

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或之轻（中国网）

1973年9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

1974年10月，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被拘留了。他的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应当回国。”从7月开始，杨烨三次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他一心想“回国”，拒绝承认宪益是自己的父亲，拒绝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只讲英语。但他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1975年11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12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或之轻

杨烨一路沉默。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当乃迭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回身欲介绍杨烨时，却发现儿子已经无影无踪。

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乃迭只好先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

几小时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机场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煞？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钱、没有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萨利文和姨妈希尔达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国前看到儿子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深感欣慰。

回到北京后，乃迭给霍克斯写信说：我儿子现已改名为大卫·萨利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克服的问题，如拒绝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他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

曾经有过几次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机会，比如翻译科技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但都因杨烨拒绝出示证件，拒绝承认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

1977年春的一天，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后，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催促他“快去、快去！”

他们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玩得既投入、又开心。“你是哪里人呵？”回家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全盘否定的。他选择了沉默。他的情绪一落千丈，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而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更是无情地、再三地提醒着他，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有过怎样的过去……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开。

杨烨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身份的努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击碎。越是想甩掉过去，过去越是神出鬼没地缠绕着他。杨烨也许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过去。

1978年的圣诞，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1979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四个表兄妹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情，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一路上，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敏感脆弱的表哥呢？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截了当的NO分量更重。“咱们回家吧！”杨烨抢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几分钟后，楼下的人们听到“砰”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坠落屋顶，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

杨烨自焚之后，希尔达在他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活页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优美的文字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88页。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著名诗歌《永不屈服》。

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里，当他伏案疾书，认真工整地抄写着这些不朽的诗篇，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是否被这美丽的文字，激励人心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杨烨没有学习过诗歌，但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气质；杨烨早就在数学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鄂城小镇寂寞冗长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姨夫认为他的论文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终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不曾施展他的过人才华，就这样瞬间化成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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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网络、文字：部分内容摘自：《西风故道》百度百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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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组

2018.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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