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像志之一：终于可以牵手跳舞了
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像志之一
终于可以牵手跳舞了
采编：新浪图片（ID：sina-photo）授权发布
八十年代，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是一个流光溢彩、蓬勃向上的年代。人们打破了过去的禁忌，大胆地跳舞、恋爱、做生意；以肯德基为代表的洋快餐进入中国，人们以吃肯德基、喝可口可乐为时尚；年轻的人们烫头、戴墨镜、穿喇叭裤，街上流行红裙子，“蓝灰绿”服装一统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人们立在寒风中，在中国美术馆外排起长龙，等待观看《中国首次人体油画大展》。摄影|李晓斌
1976年4月4日上午，天安门广场，北京红旗越剧团导演李铁华发表演讲。这是当年“四五运动”中的一幕。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限制人们进行悼念活动。清明节前后，首都群众自发地聚集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 "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群众基础。摄影|李晓斌
1976年10月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共产党三位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这一事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成为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起点。两年后，1978年12月，中国中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摄影|李晓斌
1979年1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云南西双版纳知青要求返城的请愿活动。1968年12月，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此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席卷全国。十年后，到1978年，中国知青总数高达2000万，实际尚在农村或边疆的还有1000万。1978年底和1979年初，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爆发，知青们甚至不惜以绝食的方式抗争。1979年1月下旬，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返城的大门终于打开。1979年，760万知青返城，此后两年，还有300万知青陆续返城。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宣告终结。摄影|李晓斌
1978年除夕夜，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被禁多年的交谊舞又出现在中国。画面正中跳舞的女子是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盖晓玲。她后来改名盖克，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饰演韩玉秀。为了参加这次舞会，盖晓玲第一次穿上高跟鞋，还翻箱底找出了自己的一件浅黄色毛衣。晚会结束后，她发现自己的脚都磨破了。交谊舞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很流行，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认为是“封资修”而中止，这一次首都春节联欢晚会上，人们又重新跳起交谊舞，但是很多人都羞羞答答的，而且更愿意选择同性舞伴，像盖晓玲这样选择异性舞伴、又跳得大方得体的，非常少。摄影|李晓斌
对我来讲摄影就是一种记录，一种生活观察的方式。我们用照相机真实地记录生活、岁月，它可以为历史存证，为历史作证，而为历史作证又不仅仅是一个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去宣传，而可以完全是一种人民的视角。
——李晓斌
1980年春，北京圆明园公园，“星星美展”“四月影会”“今天”等组织中的一些文艺青年，在圆明园聚会。其中，前面戴墨镜、穿牛仔裤、T恤衫的是“星星画会”的赵刚，穿中山装的是“星星画会”的王克平。年轻人们，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到一起就喝啤酒、跳迪斯科，录音机放一边，里边传出来的都是西方乐曲。摄影|李晓斌
1982年冬天，北京颐和园知春亭餐厅，墙上挂着“禁止划拳、行令、播放音乐、跳舞”的字句。年轻人们刚刚体会到跳舞的快乐，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到了1983年，严打开始，很多人因跳交谊舞而获罪，甚至没命。西安有位叫马燕秦的妇女，因为在家里组织朋友聚会、跳舞、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最后被枪毙。著名歌星迟志强在1983年因为和舞伴跳贴面舞被判 “流氓罪”、入狱四年。摄影|李晓斌
1980年12月，北京故宫，一辆红旗车停在午门前，游客坐在驾驶室内拍照。红旗车旁边竖着的牌子上写着：“在不影响我处工作情况下，观众使用车照一次收费二角。”故宫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关闭，直至1971年夏天重新开放。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故宫这种创收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开了先河。摄影|李晓斌
1980年，北京正义路，一对新婚夫妇刚刚买了家具回家。年轻人结婚，领结婚证的同时还能领到一张买家具的票。凭家具票，再花上100多元钱可以买一个大衣柜或者五斗柜。那一年，北京人的工资每月大概40元，1元可以买4瓶北冰洋汽水。摄影|李晓斌
我用摄影的这种方式记录历史,是来源于我们民间，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的空间，我们所经历发生的事件。
——李晓斌
1980年，在北京故宫午门前卖大碗茶的知青。那个时代，还没有今天各种各样的饮料，“大碗茶”二分钱一碗，曾经是北京街头一景。那时候卖大碗茶，非常简单，就是往保温桶里装开水，再往桶里泡点儿茶叶。当年大批知青返城，回来后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国有企业容纳不了这么多回城知青。卖大碗茶可以自食其力，政府采取鼓励的态度。鼓励归鼓励，也不能随便摆。卖大碗茶的知青还必须穿上白大褂，有营业执照。八十年代初饮料种类很少，除了茶，还有北冰洋汽水，一毛五一瓶，算是很贵了，那时候冰棍三分钱，普通人的工资是每月41.5元。摄影|李晓斌
1984年，北京中山公园，国营饭店。这是早餐时间，窗口没什么人来买，服务员们在里面无所事事。那时候，国营饭店的服务态度不好，价格又贵。一碗茶水2分钱，一碗茶收押金两角。那时候早晨主要是油条、油饼、豆浆、豆腐脑、炸糕、包子等，跟现在差不多，相对比较简单。包子5分钱一个，油条7分，油饼5到6分的样子，一顿早餐也就2毛多钱。油条油饼北京人比较喜欢，物美价廉。那个时候鸡蛋比较贵，用酱油泡过的熟鸡蛋，根据大小每个卖8分到1角。早餐的价格 80年代初、中期和末期三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油条，八十年代初期7分钱一个，到中期要1.5角，等到80年代末就是5角一个了。摄影|李晓斌
1980年，北京动物园，吃西红柿的一家人。那时水果品种单一，由于交通和物流体系不发达，南方的桔子、香蕉、柚子等水果在北方商店里基本上看不到。据《北京青年报》记载，1980年全北京市只有西单商场的副食店有香蕉和苹果，每星期日早上七点开门，每人限买二斤，很快就会被抢购一空。在这种情况下，西红柿就成了人们外出常备的水果。摄影|李晓斌
我们是留不住的，但是我们的作品，它的寿命会超越人的寿命几十倍百倍甚至几千倍，会成为人类文化的历史和遗产，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有意义了。
——李晓斌
1987年11月12日，肯德基前门店正式对外营业。这是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门店，距离正阳门咫尺之遥。洋快餐进入中国，当年非常火，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队，人们都以吃肯德基为一种时尚。开业初期，肯德基只提供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啤酒是听装的北京五星啤酒，提供啤酒是为了照顾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开业菜单上有7.3元每份的套餐：2块吮指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小餐包。在《北京晚报》上，肯德基还打出了“5块钱可以吃一份美式炸鸡”的广告，当时普通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过几十块钱。摄影|李晓斌
1985年5月6日，法国时尚大师伊夫·圣罗兰时装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尽管观者寥寥，却也为当时一些年轻人开启了时尚之门。当时正在中央工艺美院读大三的李薇参与了布展工作，并见到了圣罗兰本人，如今已经成为清华美院教授的李薇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时尚教育整体还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状态。这种情形下，圣罗兰的布展机会，对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首批服装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就像‘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大牌近在咫尺，触手可及，20多天的工作也是最好的沉浸式学习。”摄影|李晓斌
1980年3月，北京北海公园，地道的北京时尚青年。军大衣、长风衣、中山装、绿军装、羊剪绒帽子、大盖帽、皮革包、拉毛围巾、懒汉鞋……这样的年轻人都有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家境，那时羊毛围巾10块钱一条，羊剪绒帽子22块钱一顶，而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摄影|李晓斌
1980年3月，北京动物园。两位女士都烫着流行的卷发，近处的女士穿着难得一见的格子大衣，男士穿皮衣。无一例外地，两位男士都搂着女士，肩上挎着颜色鲜艳的皮革包，很明显，包都是身边的女士的。这样的情景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摄影|李晓斌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重视人才，很多事现在听起来都仿佛天方夜谭。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观看了四月影会《自然•社会•人》展览之后，就到我家说要帮我调动工作，最后居然调成了。
——李晓斌
1985年夏，北京街头骑车的女青年。烫大波浪头、戴墨镜、穿粉色镶花边裙装，这位女性绝对是引领时尚的弄潮儿，她身后的红裙女士也毫不逊色。1984年，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就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社会风潮。1986年，北京街头又流行“黄裙子”，《中国纺织报》曾刊文描述“在西单夜市上，放眼望去，一排排黄裙子有如一丛丛盛开的黄玫瑰。”摄影|李晓斌
1982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场图书展会上，热心读书的人们。那时候人的求知欲望特别强，全社会都有一种学习热，人心不急躁，能够静下来看书。人们能够感到自己的不足，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充实自己。那是一个底层民众能够与国家达成一致的时代，人们从心底愿意去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摄影|李晓斌
我对摄影的价值观就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那段日子形成的。照片的好坏关键看它承载的东西，形式构图都是次要。受这种潜移默化的历史感的影响，我开始用相机记录天安门发生的各种事件。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我用相机拍摄了整个过程。此后，那个年代每一个标志性事件，我都拍摄了大量照片。
——李晓斌
1981年，上海外滩，热恋中的情侣。谈恋爱不再是禁忌，人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拥抱了。摄影|李晓斌
1979年9月27日，中国美术馆东侧铁栅栏外，观看“星星美展”的观众。这是一个露天展览，参展艺术家有黄锐、王克平、马德升、曲磊磊、李爽等二三十人，参展作品150余件。王克平扭曲压抑的木雕、马德升夸张的木刻《自画像》……这些并未接受过专业美术教育的年轻人的表现手法都异常大胆，完全迥异于此前“文革”期间为政治服务的美术作品。摄影|李晓斌
1988年12月，中国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中国首次人体油画大展》，作者都是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教师。大展远远超越了美术界的关注，轰动全城，观者如潮。展览期间，每天都有近万观众在北京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排起购票长龙。这在对性一直采取“讳莫如深”态度的中国人来说，犹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中新社在当年的电文中称之为“一次历史性的探索”。展览出版了同名画册，画家吴冠中在前言中写道：“今天终于破天荒第一次举办专题性的人体艺术大展，这是我国美术发展史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亦是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性动向，是文艺开放之成果，并将促进文艺开放，社会开放。”摄影|李晓斌
李晓斌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民间摄影组织"四月影会"的主要成员，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纪实摄影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过兵，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过文物组修复工，从1980年开始在杂志社当了10年的摄影记者。四十多年来，他拍摄了近30万张底片。这些底片记录了“文革”后期的中国的“变革”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政治、经济、观念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变迁。
1985年，李晓斌曾在《中国摄影》上表达他自己对于历史记录的使命感："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以它特有的面貌区别于过去与未来。今天，在生活中的那些司空见惯的，不为人们所瞩目的，但却是美的事物，如果不能及时地被我们的相机所捕捉的话，就会给历史留下空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口述 | 李晓斌 整理 | 董淑云 马俊岩
“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
197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 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当时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单位就在天安门广场东边，对于广场上的事情我都看得非常真切。我正好有照相机，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有些东西应该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年清明节期间，北京数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史称“四五运动”，这一事件起初被中央认定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平反。
那几天，天安门广场上，可谓人山人海，人们用泪水、诗歌、花圈、讲演等表达对总理的哀思，声讨“四人帮”的罪行。
我站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楼顶上拍照，后来发现旗杆那儿围着很多人，我赶紧下楼骑车往那个方向跑。有人演讲，演讲的人叫李铁华，当时是红旗粤剧团的一个导演。他一边演讲，一边挥泪。我站在两个人的肩膀上，拍下这一情景。后来，警察根据停留在广场上的自行车车牌查到我，幸亏父亲的老部下帮忙，我没有被抓。
9月9日，毛泽东去世。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果断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革”结束了。第二天一早，我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贺龙大女儿贺捷生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拉着“声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横幅、敲锣打鼓上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此后，各地都开始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禁舞初开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人民大会堂自从1959年建成以后，对国人来说一直都是个神秘的所在。1978年除夕夜，也就是1979年1月27日晚上，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们被邀请进人民大会堂跳舞。我当时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美工，也跟进去拍照。我拍了演员盖晓玲和一个男舞伴跳舞的情景。交谊舞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很流行，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认为是“封资修”而中止。这一次首都春节联欢晚会上，人们又重新跳起交谊舞，很多人都羞羞答答的，更愿意选择同性舞伴，像盖晓玲这样选择异性舞伴、又跳得大方得体的，整个舞池里非常少。为了参加这次舞会，盖晓玲第一次穿上高跟鞋，还翻箱倒柜找出一件浅黄色毛衣。
在那之后，“跳舞”在广大青年中流行。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的公园里都有青年人聚到一起跳交际舞，有的是用录音机播放音乐，也有人自己伴奏。在北京，每逢星期天，一些文艺青年经常到当时还很荒凉的圆明园聚会、跳迪斯科、喝啤酒。
但是好景不长。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到了1983年，社会上开始严打，很多人因跳交谊舞而获罪，甚至没命。西安有位叫马燕秦的妇女，因为在家里组织朋友聚会、跳舞、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最后被枪毙。著名歌星迟志强也是在1983年因为和舞伴跳贴面舞等原因被判 “流氓罪”、入狱四年。
洋味进入中国
八十年代初，可口可乐等很多洋味都需要外汇兑换券才能买到。外汇兑换券是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产物，主要供外国人和华侨在中国大陆消费使用。当年规定，外汇兑换券与人民币等值，但外汇兑换券能在友谊商店、北京饭店等地方买到更多进口商品，比如柯达胶卷、可口可乐和进口烟。普通人拿不到“兑换券”，因此也催生了很多“倒爷”。外汇兑换券在中国发行了很长时间，直到1995年才停止流通。
1987年11月12日，肯德基前门店正式对外营业。这是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门店，距离正阳门咫尺之遥。洋快餐进入中国，当年非常火，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外面排队，人们都以吃肯德基为一种时尚。当时一杯百事可乐加四五块炸鸡大概10块钱，那时，我每月工资40多元，在北京吃一顿简单的早餐2角多钱。
谈恋爱不再是禁忌 结婚买家具“凭票”
八十年代初，谈恋爱不再是禁忌，人们可以在公共场所拥抱。
1981年，我跟爱人在上海旅行结婚。那时，我去上海出差，她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飞机票30元。我们在南京路一家饭馆吃饭，点了五六个菜，一共花了不到20元，其中鳝鱼段一盘只要2元。我还花198元给爱人买了一件澳毛大衣当作礼物。
当时上海比较时髦的，我记得是大白兔奶糖。我们买了七八十斤大白兔带回北京，给同事发喜糖。
我们领结婚证的同时还领到一张买家具的票。那时物资短缺，在城市里，各种生活品都是定额的，一切都“凭票”排队购买。凭家具票，再花上100多元，新婚夫妇可以买一个大衣柜或者五斗柜。那时也有不需要票证的高价衣柜，需要280元，相当于我7个月的工资。
八十年代的“民气”
1979年9月，“星星美展”是在中国美术馆外举行，主办人有黄锐、王克平、马德升等人，都是后来很有影响的一批艺术家。此时年轻人对艺术和美的见解，放在国际大背景中可能陈旧或可笑，但在当时的中国却非常难得。当时，中国美术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馆外的栅栏上却挂起了这些“民间艺术家”的作品。这件事惊动了北京公安局，展览被撤销。后来，经过艺术家们的努力和美术界领导的关心，展览在北海公园恢复。那时，人们充满了希望，有一种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到来了的感觉。
八十年代的人求知欲望特别强，全民掀起“读书热”。什么叫做民气？我想这就是一种民气吧。人们能够感到自己的不足，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充实自己。那是一个底层民众能够与国家达成一致的时代，人们从心底愿意去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来自新浪图片（sina-photo）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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