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悲剧是集体性的”，加缪在他从事政治新闻的那段时期里写道。他曾故意借助这一行业来接触自己时代的悲剧经验。认识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任何事情都没有可能。不仅如此，加缪还为这种认识注入了自己根深蒂固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生活态度。可用以总结他生活态度的词语是绝望和反抗。在从绝望向反抗的转变，即从流亡者向反抗者的转变，加缪曾经做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在荒诞的经验中，痛苦是个人的。然而，反抗的运动一旦开始，痛苦就被看作一种集体的体验，即每一个人的体验。所以，当一个人被事物的怪诞所吞噬时，他首先应该意识到，这种怪诞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而且整个人都因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分隔而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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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缪的说法，绝望的情形出现在对所谓“荒诞”取得认识的那一刻。在加缪看来，“荒诞”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经验。它是一种关于不协调状况的认识：肉体生命的强烈感受与死亡的必然性势不两立；人对理性的坚持与他生活在其中的非理性世界针锋相对。这些永久的矛盾，会被一些特殊的情境激化，例如，自然的生命蜕化成机械性的日常行为，或者一个人意识到与他人甚至自己处于离异状态。无论一个人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这种认识，其结果都可能是强烈的绝望：他所处的世界，他的社交圈子，他的私人生活都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描述和传达了这种源于根本荒诞的绝望情绪，他也面对着那个似乎符合逻辑的结局：自杀。加缪作品集(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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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中，默尔索与他人关系的失落，以及他在其他方面的强烈自我意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的悲剧情境。然而，尽管事实很清楚，却少有人知道，而且更少有人承认加缪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令他满意的立场。事实上，正是在这个人道主义通常遭到否定的地方，加缪最引人注目地肯定了他的人道主义。他不但在生理行动的层面上否定自杀，而且认为这是向非理性哲学退避的比较常见的方法。他否定自杀的理由是，在获得上述认识自后，人类仍然必须解决如何生活的问题。仅仅选择死亡来消除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或者选择非理性来消除对理性的不懈追求与非理性世界之间的冲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并且在它们产生的张力之下生活。然而，生活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总是乞求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法消除或减少这些矛盾。被作家呈现为必然结局的绝望实际上只是我们的逃避方法之一。当然，有那么一种乐观主义不是我的长处。与其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军鼓声中长大的。自那时起，我们的历史一直在讲述谋杀、非正义或暴力的故事。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真正的悲观主义利用这些残暴和邪恶。我一直在不停地与这种堕落作斗争；我憎恨的只是那些残暴的人。在我们的虚无主义最黑暗的深处，我寻求的只是超越虚无主义的途径。这是对像艾略特那样的人所表现出的悲剧性妥协的根本挑战。身为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加缪竭尽全力想超越可能陷入绝望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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