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新伟哥痛说中国近代史：《林彪》-20

        1976年6月，毛主席已经来日无多了。一天，他把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等人召集到游泳池，谈了一番话。现在回头看这番话，可以视之为主席做的一次完整的临终嘱托，也可以视之为主席对自己一生所做的非常精到、也非常个性化的总结。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临了临了了，怎么说出这样一番虽不失自信，但也确不是很昂扬，让我们后人听罢倍感苍凉的话？

        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在游泳池奉承毛主席，说主席你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主席听后一笑了之：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我顶多改变了北京及郊区的几个地方。估计包括今天的燕郊、廊坊。对于这种逢迎、恭维，主席素不以为然。对自己，他有自己的评价。

        八十三了，回头一看，波澜壮阔的一生里，他却只提出这两件事儿，而且第二件拥护的人还不多，反对的人还不少。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和地位。

        我们没有资格评说文化大革命。汤因比说历史不是当代人写的。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坚持，对自己晚年继续革命思想的自信到了什么程度？就是任何人都不准妄议，更不用说你要非议了。毛主席生命最后的十年，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画线，就是以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为原则，制定党的基本路线，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包括确定接班人团队及其成员——他自己的接班人，也是中共第一代的接班人。

        对待接班人这个问题，1960年代初，毛主席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前，熊向晖向他汇报，说蒙哥马利可能要问你继承人的问题。主席当时就非常明确地表示：什么继承人？我也不是财主，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继承什么呢？我们是共产党人，还是叫接班人好，歌儿不是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主席当时的这个态度，也是接受了1950年代斯大林的历史教训。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时间不长，自己就先去世了。加上马林科夫秀才出身，为人软弱，结果没顶得住，三马驾车没几天，赫鲁晓夫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打下去了。最后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都被断送掉了。这引起了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团队接班人的思考。在他看来，他要培养的这个接班人，不是接自己的这个位置或者别人的某个职务，而是应该能够继承他和他的战友、包括先烈们共同奋斗得来的这份革命的成果，这份革命事业。而这份事业到了毛泽东晚年，走向了它的高峰，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说，这个接班人要继承文化大革命这份事业。

        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思考，到了1960年代中期，中苏论战的时候，发展成为著名的“接班人五项条件”，都满足了，才配做接班人。

        这个思路早在1950年代初就有了。不仅思想上不断地探索，在组织上也开始做相应的准备。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刘、周、朱、陈、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8年又增补林彪为常委、副主席，最后确立并形成了以毛、刘、周、朱、陈、林、邓为成员的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内部就是有梯队设计的：主席为首；朱德年长，处于半退休状态；刘和周小主席五岁，都可能接一段时间的班；陈云、林彪、邓小平与主席都有十岁以上的年龄差，都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尤其是林彪和邓小平。

        看看主席台，所有人就都看明白了：林彪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后备人选，已经被纳入到被培养序列。

        第二年，1957年，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中共党内诸君，表达得极其清楚。他说：朱德呢，年纪大了，岁月不饶人，跑跑龙套就行了。刘少奇这个人的优点是原则性强，相应的，缺点就是灵活性不够。周恩来恰恰相反，灵活性太强了，相应的，原则性就不高，经常和稀泥。接着主席就指着站在旁边、陪他出访的邓小平说：赫鲁晓夫同志，你看到那个小个子没有？别小瞧他，尽管个儿小，这个人了不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都很高，很有发展前途。以后他到这儿来，你们怎么招待我，就怎么招待他，不许以个儿取人！隆重推出邓小平！于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知道了：小个子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之一！

        到了1966年，经过了几年的思考，主席毅然决然地要在自己73岁的时候，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怎么发动啊？如此规模又史无前例。可资依靠的力量在哪里？那时的毛泽东，尽管贵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但谁能想象，中共中央主席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都不能。1950年代后期起，整个中国党的党权和整个中国的政权绝大部分都被刘少奇和他的小兄弟彭真控制着，经营十多年后，早已树大根深。1964年四清的时候，刘少奇一兴起，敢把在京的中委、政治局成员、甚至元帅们集中在一起，聆听自己的老婆王光美作报告。接着意犹未尽的他，更领着老婆周游全国十四个省市。每到一处，当地党政军各路大员毕恭毕敬端坐台下，看台上刘氏夫妇唱双簧，听王光美做她的洋洋几小时的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报告。那时的刘少奇已经是何等心态，膨胀到何等程度了？！

    所以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想发动文化大革命，只能在党政体系之外寻找支持。他发现有三种力量可资凭借。

    第一就是他个人巨大的威望，对此他极为自信，只需再行强化一番即可；

    第二就是坚定认同他思想和理论的江青、张春桥等新生代，也就是后来的文革派。但对这些人，如今再回望一下整个文革十年，我们发现，尽管文革派地位不低，但主席从没有赋予他们实际的管理权力，只是让他们打大旗、冲锋陷阵，搞意识形态。具体到运动中的实际事务，如果仅靠自己，他们几乎什么都做不了。考虑到要让他们在文革中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力量支持他们，所以主席就给他们配了一个人，谁啊？周恩来！所以从整个文革的人事布局上看，周恩来和江青他们是一伙儿的，是一个团队，在主席那儿就是这么设计安排的。周恩来以自己手里掌控的巨大的行政权力支持文革派。文革派想抓谁，都得通过周恩来。周恩来不下令，文革派调动不了一兵一卒。

    第三种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天下大乱的同时，还要由解放军来保证国家安全，保证国内社会的基本稳定。那谁掌军呢？林彪啊！而林彪1960年代的作为，主席又非常满意，当时的毛林关系正如日中天。

    三种力量，就这么确定了。

    确定是确定了，但是，不同于周恩来对主席的鞠躬尽瘁，更不同于江青对主席的披肝裂胆，林彪对主席，拥护、爱戴加崇拜，但这绝不等于他在政治上无条件。恰恰相反，林彪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人！这一点主席太了解自己的高徒了——要借助他，就必须得把林彪扶到前台上去。而按着中共八大确立的接班人梯队的结构安排，邓小平怎么办？不能取林就舍邓吧？党内关系，如果没有了制衡，势必尾大不掉。更何况林彪身体不好，要有防风林啊。所以主席初始的意思，是希望林邓能合作，不要因为林彪地位的上升而直接导致接班人格局的破坏。于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尽管确立了林彪作为副统帅、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一个一人之下的位置，但邓小平的地位非但没降，反而上升了，常委排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就是邓小平，由原来的第七位升到第五位。主席又嘱咐邓小平，说你去和林彪谈谈。小平还真去了。去是去了，但两人都很倔，又是政敌，互相不买账，石头碰钢铁，结果话不投机，几句就谈崩了，不欢而散。那怎么办？没办法，邓小平就得休息了。在毛主席那儿，天大地大，不如文化大革命这事儿大！那就先冷藏冷藏吧，主席不是说吗，万一林彪身体不好，我还是要让邓小平出来的。

    当年批刘邓路线，有一定的依据。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初始时，主席不在北京，刘邓决定向各高校派工作组，结果去了以后，把大批老师、学生打成右派，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完全是1957年反右派的做法。1957年邓小平是中央反右派领导小组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把55万人打成右派，是邓小平当年的一大政绩。1966年故伎重演，结果五十天时间，把北京市的运动搞得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毛主席批他们“镇压学生运动”。

    除此之外，邓小平没有什么路线性、原则性错误。尽管主席也批评过他，批评他1962年跟着刘少奇搞包产到户；说他作为总书记，十年不向中央主席汇报工作；说邓小平耳朵聋，每每开会时还坐的离毛主席远远的。

    批归批，其实毛主席非常懂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