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君丨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来源：《齐鲁学刊》2024年第1期第49-55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是顾颉刚古史观念最为突出的特点。学界一般认为，这一观念的形成是顾颉刚将“故事眼光”运用于古史研究的结果；不过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种“从故事到古史”的关系，主要是顾颉刚事后追溯出来的，“从古史到故事”才是其学术演变的真实脉络。因为“故事眼光”在顾颉刚古史观念中的位置至关重要，所以“从故事到古史”，还是“从古史到故事”，就不单是一个学术演进脉络上的先后问题，更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顾颉刚的古史观念，有必要予以辨析。
无论“从故事到古史”，还是“从古史到故事”，相关分析都把孟姜女故事研究作为重要例证。若就这一具体故事研究而言，基本可以肯定，它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认识到旧有古史记载中存在“层累造成”现象后，为了更好地借助“故事眼光”来解释这一现象，才展开的研究。对此，我们只需简要梳理顾颉刚提出“层累”说和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时序，便可看出。
先就“层累”说的提出来看。按《古史辨》第1册《自序》记载，1921年顾颉刚在“编排史目”过程中，就发现旧有古史记载中存在着“高低错落”的“清楚的层次”。这一点，在他当年与钱玄同讨论尧、舜、伯夷、叔齐等人物形象转变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证，而且，其中还提到“很想把古史分析开来”，“看他如何渐渐的转变，如何渐渐的放大，或如何一不留心便忘记了”。到1922年春天，顾颉刚在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过程中，已经明确认识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再到1923年2月和4月，在致钱玄同的两封信，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便明确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及其“三个意思”。此即顾颉刚提出“层累”说的主要时间节点。
就孟姜女故事研究来看。顾颉刚最初注意到这则故事的时间也是1921年，这年冬天，他在辑集《诗辨妄》时发现了杞梁之妻“初未尝有是事，而为稗官之流所演成”的现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指出，这种注意“终究是一种极微薄的注意”，“不曾得到什么材料”，这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和《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都有提到。顾颉刚再次注意到这则故事，已经到了1923年春，他在读《诗经通论》过程中，发现“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时，孟姜一名早已成为美女的通名”。此后，他才真正开始留意相关材料，如说：“从此以后，关于她的故事的许多材料，都无意的或有意的给我发见。”而这时，顾颉刚已经提出了“层累”说。再到1924年底，顾颉刚才写出第一篇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论文《孟姜女故事的演变》，1926年又写出第二篇研究论文《孟姜女故事研究》。这时，不仅“层累”说早已被提出，“古史辨”也已取得深入推进。以上可见，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时间整体上要晚于“层累”说的提出，所以，仅就孟姜女故事研究而言，它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
那么，孟姜女故事研究与“层累”说之间的促成关系，是不是顾颉刚事后追溯的结果？长期以来，确实有不少学者认为，孟姜女故事研究促成了“层累”说的提出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的说法，因此，我们既已考定二者之间不存在促成关系，那事后追溯的说法就可以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二者之间的促成关系本就不是《古史辨》第1册《自序》的说法。《自序》中确曾提到孟姜女故事研究，但这是顾颉刚在总结提出“层累”说以后所做的工作时才提到的：
二年以来，我对于古史研究的进行可以分了三方面作叙述。其一，是考古学方面……其二，是辨证伪古史方面……其三，是民俗学方面……我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事有出于意料之外的……（省略内容为顾颉刚逐渐注意到孟姜女故事并写出第一篇研究论文的过程）本将两年来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时分地开出一篇总账，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
首先，引文中所说“二年以来”，是指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以后到撰写《古史辨》第1册《自序》之间的“二年”，而不是其他。也就是说，《古史辨》第1册《自序》本就将孟姜女故事研究放在了“层累”说提出之后，并未将之视作促成因素。其中虽曾提到此前的相关情况，但如前所述，顾颉刚当时即明确指出，这只是“一种极微薄的注意”，“不曾得到什么材料”。其次，引文中所说“总账”指的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第二篇论文《孟姜女故事研究》，“研究古史的方法”指的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这样，“开出一篇总账，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也就说明，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重要目的，是证明或验证“故事眼光”在古史研究中的有效性。因此我们说，孟姜女故事研究既非“故事眼光”的最初来源，也非“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认识到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现象后，为了更好地借助“故事眼光”来解释这一现象，才展开的个案研究。
其实，提出“层累”说以后，顾颉刚在民俗学领域的其他探索，也多蕴含辅助古史研究的目的。如1924年他在《东岳庙游记》中说：“古史的本身本来是神话，至少可以说它是带着神话性的，所以必得先了解了神话的意义，然后可以了解古史的意义。”在1926年的“启事”中，他也表达了相同意思，并把孟姜女故事、社和土地神、城隍神的庙宇、祭祀和故事，各地的迎神赛会和朝山进香的风俗列为“专攻”题目。
需略作说明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否定“故事眼光”对“层累”说的促成作用。孟姜女故事研究虽是顾颉刚研究民间故事的代表作品，但不是唯一作品。在提出“层累”说之前，他对戏剧、歌谣、民间故事等已多所关注，而无论对于哪一种类，他的关注重点都集中于其所叙述的故事情节的演变。正是因为相关活动中的经验反复强化着顾颉刚对故事演变格局的认知，所以才会有后来胡适研究方法所产生的临门一脚式效果，让他“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进而提出了“层累”说。
顾颉刚通过研究孟姜女故事，确实深化了其“故事眼光”。这首先体现在方法理念方面，即在故事研究中彻底摆脱了史实层面上真与伪的束缚，而将重点完全转向了对“流变”的阐释。对此，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中有集中明确的表达：
实在的孟姜女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但我也不想知道。这除了掘开真正的孟姜女的坟墓，而坟墓里恰巧有一部她的事迹的记载之外，是做不到的。就是做到……也没有什么趣味。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乃是这件故事的如何变化……我们要在全部的历史之中寻出这一件故事的变化的痕迹与原因……
抛开作为历史人物的孟姜女的真相，只关心这则故事的变化痕迹与原因，在此表达得非常明确。这种抛开历史真相的做法，所针对的正是过去学者在故事研究中过分拘泥于“定于一”的观念，顾颉刚认为，这种追求“定于一”的观念，完全违背了故事的特质，相关研究也属徒耗精力。如其《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所说：从前的学者“看故事时没有变化的观念而有‘定于一’的观念，所以闹得到处狼狈”，但“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因此，“我们与其说孟姜女故事的本来面目为民众所伪变，不如说从民众的感情与想像中建立出一个或若干个孟姜女来”；有了这种眼光，也就“不必用‘定于一’的观念去枉费心思了”。可见，在顾颉刚看出，故事的各种变化本身并无唯一的真，也无绝对的伪，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拘泥于它们在史实层面上的或真或伪，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所折射出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
这种不“定于一”而只探寻故事变化痕迹及原因的眼光，对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影响，是让他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即1925年在《答李玄伯先生》中提出的“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从整体上看，“不立一真，惟穷流变”和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所说“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意思基本相同，所强调的都是考察流变在顾颉刚古史研究中的首要地位。但是，在提出“层累”说之初，顾颉刚在辨“层累”内容的真伪和穷“层累”现象的流变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重取舍。比如，《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虽然强调了考察经历的重要性，但随后《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的四个“打破”则主要是针对如何“推翻非信史”，至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的相关论辨，同样没有摆脱真伪的束缚，也因此才有了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的提醒，即“这几个月的讨论不幸渐渐地走向琐屑的枝叶”而忽略了“层累”说“中心的见解”。
到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中“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说法的提出则表明，顾颉刚研究古史的旨趣已经明显偏向了“穷流变”。如该文在强调自己研究古史“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后说：
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变化的情状……“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做去，即使未能密合，而这件故事的整个的体态，我们总可以粗粗地领略一过。从前人因为没有这种的眼光，所以一定要在许多传说之中“别黑白而定一尊”……徒然弄得左右支吾。结果，这件故事割裂了，而所执定的一个却未必是真。
这和上述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观念基本一致，即不再拘泥于某一古史学说或观念在史实层面上的真伪，而将重点转向考察这些学说、观念的流变及其所折射出的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后来，顾颉刚将自己定位为“‘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要在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和学术中寻出他们的上古史观念及其所造作的历史”，所反映的正是这种研究旨趣。他在沿革地理研究中透过九州、四岳等关键概念的流变，解析前人建构上古地域学说的过程，揭示过去关于上古地域的学说乃战国、秦、汉时期的实际疆域投射到上古疆域观念的结果，所反映的也是同一种观念。因此我们说，“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提出，意味着顾颉刚对自己研究古史的旨趣有了进一步的自觉。
不过，“不立一真”并不是放弃了对历史真相的终极追求，更不意味着否认了历史真相的存在，这是顾颉刚在古史和故事研究理念上须注意之处。着眼于更具普遍性的理论价值，而刻意凸显顾颉刚对历史真相的消极态度，虽是一种好意，但不符合顾颉刚的本意。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态度鲜明地放弃了对孟姜女真相的追求，但在古史研究中的“不立一真，惟穷流变”，重在突出“穷流变”而不拘泥于真伪，并不是否定追求历史真相的合法性。这一点，我们从《答李玄伯先生》中即可看出。1924年李玄伯提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所谓“解决”即指解决史事的真与伪。转年，顾颉刚在回应中首先就肯定了李玄伯的主张是“极正当的”；而且，他在提醒李玄伯不宜“过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时，首先提出的也是“我们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然后，才提出学术研究应有所分工，自己性之所近者乃是“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所以，“不立一真”是说自己的研究旨趣和重点不在“立一真”，而不是否定“立一真”在历史研究中的合法性。
孟姜女故事研究对顾颉刚“故事眼光”的另一重要推进，体现在对故事跨地域流布及演变特点的认知上。首先，就故事的跨地域流布而言。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最初主要是对演变的历时性分析，并未涉及地域性差异。例如，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主要就是分析孟姜女故事如何由春秋时期杞梁妻的“却郊吊”，演变为“哭夫崩城”，再演变为“哭倒长城”。但是，随着孟姜女故事相关材料愈积愈多，顾颉刚开始注意到这则故事不仅有历时性的演变，还有地域性的差异，如1925年《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中所说：“上一年中所发见的材料，纯是纵的方面……我的眼光给这些材料围住了……这时看到了徐水县的古迹和河南的唱本，才觉悟这件故事还有地方性的不同，还有许多横的方面的材料可以搜集。于是我又在这个研究上开出了一个新境界了！”基于这种认识，到1926年顾颉刚再撰写《孟姜女故事研究》时，就在历时性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地域系统”的分析。该文以大量笔墨分析了不同地域流传的孟姜女故事的异同，揭示了孟姜女故事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因各地风俗文化不同而造成的演变差异。顾颉刚也多次提到歌谣、故事、传说等“会走路”的说法。可见，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让顾颉刚充分注意到了故事的跨地域流布问题。
其次，就故事的演变特点而言。学界一般认为，顾颉刚注意到了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存在“层累”现象，却忽略了“遗失”和“分化”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对后两种现象同样有所注意。对此，我们只需略举数例便可说明。
关于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的“遗失”现象。例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曾对清代刘开《广列女传》的“杞植妻”条作出分析，指出：“我们只要看了这一条，便可知道民间的种种有趣味的传说全给他删去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无关痛痒的轮廓。”这属于人为造成的“遗失”。再如，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说明》中曾说：“故事像动物一样，是有生命的，它会传代，会走路，它只要传一传、走一走，马上会有增入的新材料，也必然会有剥除的旧材料。”这属于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的自然“遗失”。要之，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确实注意到了所谓“遗失”现象。其实，顾颉刚所说的“层累”，本就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不同时代的人根据“时势”需要有选择地去取，这当中自然包含了所谓“遗失”。
关于故事在传播过程中的“分化”现象。例如，顾颉刚注意到湖北汉口宏文堂《送衣哭夫卷》与陕西同官流传的孟姜女故事在具体情节上虽存在差异，但它们的底色基本相同，就曾提出“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大概是同官的故事的分化”。事实上，在我们熟知的《古史辨》第1册《自序》中，就多次提到故事的“分化”现象，如“薛平贵的故事是从薛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的”、杨八郎“是从四郎分化的”、碧霞元君的“势力由于泰山的分化”等等。所以，顾颉刚对故事的“分化”现象同样有充分注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故事的源头问题。对此，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研究中确实没有专门的理论分析。不过，他在1924年的《东岳庙游记》一文中，对中国神话的来源有过概略论述，其中提到五种来源，即古代原有的神、古人神化、边远民族地区传入的神、随佛教传入的神和本国后起的神，并说“我们若能做一番详细的考查，一一寻出他们的出处，再排出他们的先后，真是非常的有趣，真不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的古史观念到怎样的程度”。相关论述虽较简略，但从中确可看出顾颉刚对故事的源头问题同样有所关注。
前文已述，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研究孟姜女故事，是为了深化其“故事眼光”以辅助古史研究。那么，上述有关故事跨地域流布及其演变特点的认识，在其古史研究是否有所体现，又产生了何种影响？
顾颉刚关于故事的跨地域流布及其演变特点的认知，在其古史研究中是有体现的，只不过这种体现较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古代地理研究中，而不是提出“层累”说的20年代。例如，1937年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对州、岳观念演变的分析，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历时性视角，而是提出它们是随着戎族的东迁“走路”而来，并在之后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分化”演变，最终变为传统的州、岳观念。以该文对“四岳”演变的分析为例，顾颉刚认为，最早之“四岳”乃西方戎族聚居之四山，戎族在东迁过程中，挟旧习之名以冠其新居，遂使“岳”名渐被于他山；戎族迁徙路线不一，时代先后不同，因而，“岳”名之山亦在多地出现，但它们都是“四岳之分化”；而随着戎族势力在各地的消长，有些“岳”名之山逐渐消失，有些则流传下来。在此，上述顾颉刚对故事的跨地域流布及演变特点的认知，基本都得到了体现。除《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外，这一时期顾颉刚所写《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1936年）、《鲧禹的传说》（1939年）、《古代巴蜀与中原关系说及其批判》（1939年）等文，亦表现出相同特点，兹不赘言。
考察古史学说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的演变，对顾颉刚而言，不仅是研究内容上的拓展，更是解释中国古史“层累造成”现象的方法理念上的完善。对此，我们可以顾颉刚在1949年至1950年间所写《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为例，略作说明。《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旨在论证传统古史学说主要由西方羌戎以昆仑神话为核心的宗教故事演变而来。对于昆仑神话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演变，该文认为，战国时期它经由西北地区大规模传入，之后分化为两条传播路线：一条传播到东方沿海地区，并与当地风俗文化融合改造，产生了一个新的蓬莱神话系统；另一条传播到南方楚地，并未发生明显改造。后来，随着楚国两次迁都，与东方诸国交流日密，蓬莱神话随之传播到楚地，并与先期传入的昆仑神话相融合，结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再后来，这个新的神话世界中的不少故事和人物，最终演变成了“人的世界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从整体上看，上述分析仍以“穷流变”为主，不过推动“流变”的因素已与之前的分析有所不同。在提出“层累”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顾颉刚主要是按时代先后排列史料，梳理相关学说或观念的演变，然后，依据各时代“时势”的历时性推演，解释演变的原因，也就是胡适所概括的历史演进方法。而《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对演变的分析，则更多是着眼于昆仑神话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的层层附着，并在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如顾颉刚在分析《山海经》中有关“昆仑区”地理信息的记载时所说：“神话传说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从远西北传到近西北时已起了很多变化，从近西北传到内地时，近西北的材料又加了进去了。《山海经》的作者只是把传到面前的神话传说作一次写定而已，至于材料的来源及其变化的次序他是不问的。”这里，“远西北”和“近西北”文化之间，在附着于昆仑神话的次序上有先后，但在自身的发展上并无历时性关系，而更接近于共时存在关系。它们在昆仑神话或《山海经》中产生历时性的发展关系，主要是后人为了将它们整合为一个系统而人为造作的结果。如果说之前顾颉刚对古史“层累”的分析，主要着眼于同一地域文化背景下由历代“时势”推演所造成的历时性演变，那《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已突破了这种单纯的历时性视角，而更加侧重于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层层附着于同一故事核心，并逐渐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
综上所述，故事研究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但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它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完善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的“层累造成”，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它让顾颉刚研究古史的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逐渐偏向了后者，即“不立一真，惟穷流变”。不过，“不立一真”意在强调不拘泥于某一学说或观念的真伪，而不是放弃对历史真相的终极追求，更不是否认历史真相的存在。二是它让顾颉刚认识到古史的“层累”演变，不仅有历代“时势”推演影响下的历时性演变，还有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即在故事的跨地域流布过程中，被多元的地域文化层层附着，并在融合为同一系统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出历时性的一元发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