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董键铭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百年创新及其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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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学刊》2024年第1期第56-68页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在这一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活学活用等基本经验。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人类思想体系中占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恩格斯以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哲学思想发展的反思为基础，实现了对辩证法的重新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发展了基于无产阶级立场的全人类解放的观点，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过程中，既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到了具体实践之中，同时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上，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障和理论支撑，因此，反思支撑着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探究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经验，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新
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包含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第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既超越了近代以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对世界的想象性、观念性把握，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对物质的直观性把握，实现了以实践这一人与世界间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直面客观的现实物质世界以及人与世界间的现实关系，从而形成了对人与世界的能动的、现实的、历史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与马克思同时期的青年黑格尔派针对当时的德国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批判和斗争，但由于其并没有真正直面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观点实际上并不能切中现存的现实世界，它只能表现为抽象的“‘震撼世界的’词句”。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而，以实践观点为基础，面向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功把握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
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实践观和历史观为基础，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入阐发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阐发了要求人们如实地把事物看作矛盾的客观运动过程，用联系、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重要理论观点，并最终汇聚为“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精髓。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借用出自《汉书》中的“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又从思想路线的角度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明确界定，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以确立。
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把握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们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都应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牢牢立足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解放思想，激励和推动人们破除旧观念，从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总的来说，实事求是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点的中国化发展，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二，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进行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所取得的理论成果。马克思意识到，人作为类存在物，会在以实践活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能动性对象化到自然界中，使自然界成为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并在这种人化的自然中确证自己的类本性。因而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尽管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人类自己的现实历史，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力量只能以一种异化的状态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使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及类本质相异化，使人与人相异化，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就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而言，“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克思所要实现的则是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因而其所要依靠的也就不是某些单个人的力量，而是广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一关于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实践主体的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并在列宁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列宁看来，“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基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的关于人民群众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必须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
坚持群众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群众路线，既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之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又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将其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的行动上。因此，群众路线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发展。
第三，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切中人类社会现实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其本身绝不是要给我们一套将全部民族、国家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全部实践探索都抽象概括为统一性原理的通用模板，而恰恰是要立足于不同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不同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形成对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的具体的、历史的把握。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专门指出的那样，决不能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视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普遍性、永恒性观点，这样做只会误解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历史格局正是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基本历史境遇。因此，中国的探索之路就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历史经验，而只能以“东方从属于西方”为出发点而谋求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摆脱贫困与落后的社会状态，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从而走向现代化之路。正是基于对中国独特历史境遇的把握，以及对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教训的反思，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思想。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关于独立自主思想的最初的明确表述。
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就是坚持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基本立足点。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外来，而是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因此，独立自主观点的提出，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总而言之，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基本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既承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又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特色和革命实际，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理论成果。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新
在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不断破解发展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聚焦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发展。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并“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并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事实上，这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内容，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有理论成果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明。“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以“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等形象化的重要论述，为全面推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观点的指引下，党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清了思想和观念障碍。
第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是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将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进步性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具有继承和发展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所开创的新世界观不是要从想象的、观念的基础出发去把握抽象的人，而是要从人的现实前提出发，即从人的物质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把握现实的个人的历史活动。因而在马克思这里，物质生产概念具有基础性地位，“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物质生产的发展引发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发展，进而引发了社会形态和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充分认识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重要判断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充分重视。邓小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发展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关系的论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生产力标准的核心性地位。“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这首先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注意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不断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总的来说，生产力标准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三，坚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以抽象的、僵化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万事万物，而是强调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出发，“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在普遍联系、发展与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全部过程与全部环节，从而实现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的有机结合，达到对事物的具体的、历史的理解。事实上，这就要求我们从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各项工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充分继承和发扬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各项问题，破除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具有全面协调、统筹兼顾之特征的思想体系。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破除了传统的对“计划”与“市场”这一对概念的两极对立式的理解，构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与此同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等重要观念的提出，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都深刻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精髓。
全面协调、统筹兼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科学发展观中得到了系统的把握和梳理。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指明要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联系。因此，总的来说，全面协调、统筹兼顾贯彻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思想精髓，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
三、“六个必须坚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六个必须坚持”的提出，既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同时更重要的是，其也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事实上，“第二个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源泉，同时也是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及其探索经验的重要切入点。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理论，同时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传统一脉相承。《尚书·五子之歌》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理念。《荀子·王制》有云：“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老子》中也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政思想，强调国家的和谐稳定与有序发展需要重视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实现民众安居乐业。作为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根本价值追求和理论旨趣的理论体系，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与以民为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为两者的相互结合创造了条件。因此，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扬弃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与传统封建社会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再到坚持“人民至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推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第二，“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同时也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特性相关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决不能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必须立足于不同民族、国家的独特历史条件。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决定了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理解中国，就既无法理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困境，也无法真正开辟出一条走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发展之路，因而探寻中华民族的发展之路，必须首先结合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与现实，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以“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为基础，中华民族不断传承并守护着共有的精神家园。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必须以保障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为基础，在把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的基础上，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事实上，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并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相结合，就形成了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百年探索，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自信自立，开辟立足中国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因此，坚持自信自立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紧密相联，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第三，“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特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蕴含着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在创新中不断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理论，而不是固定的、僵死的理论教条；另一方面，理论的创造也不能任意而为，而是必须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从而以实践为准绳而趋向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创新思想之源，无论是《周易》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变易”思想，如“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为易”，还是《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等论述，都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注重创新、不惧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重要品格。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创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在勇于创新的同时，谨守正道，不迷失方向，从而呈现出在连续性和统一性中不断前行，守正而创新的基本特征。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并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第四，“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同时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务实传统相契合。人们常有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讨论，这个哲学就是指狭义的西方哲学传统，回应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在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之争，而引申出来的中国哲学的独特面貌在于，中华文化传统不追求脱离现实的所谓西方形而上学之思，而始终关注人们的日用行常，即讲求面向实际的务实精神和问题导向。《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经世致用传统，都是要求把握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引领时代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不仅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指导我们改造世界。
第五，“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联系论，同时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相一致。相传“文王拘而演《周易》”，将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完成被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形成一套认识自然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进程的系统观念。战国时期产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说，认为万事万物都由这五种要素相生相克、相互运动变化所构成。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是一个整体，既是“一”也是“万物”。儒家讲“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万物是关联共生的整体，人与天地亦为一体。朱熹运用理学的理气架构，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打牢了宇宙论—本体论基础，确立了仁本体论。中国古人一直用系统联系的观点、朴素辩证的观点看待自然宇宙和社会人伦。再如中医理论，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人体看成由五脏六腑等器官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主张以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展开辨证论治。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也明确强调要把握社会有机体生成为总体的历史性过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系统观念，强调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都是一个有机整体，都需要系统推进。关于生态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丰富的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充满了系统观念和辩证智慧，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第六，“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特性。胸怀天下的“天下”不是一个地域、国别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文化概念。中华文明既根植于自身传统，也在形成过程中张开双臂，不断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气度和兼收并蓄的胸怀。美国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产生广泛影响，并且至今仍有市场。正如叶朗反驳指出：“这种论调基于西方传统观念，着力划清自己和他人的边界，强调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界限和区别。这种论调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人一样，要自我认识、自我确证，就需要树立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者’。而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和思维框架。”在天下观、国际观上，中华文明追求“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理想。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以和为贵，至大无外，至公无私，“亲仁善邻”，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自觉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精神气质，“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因而也展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套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六个必须坚持”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贯穿于这一理论体系的各方面各领域各层级，发挥统领作用。“六个必须坚持”科学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强调走自己的路，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既要守正又要创新，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务实作风，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系统观念揽全局，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为了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气魄和胸怀，以天下为己任，推动建设美好世界。“六个必须坚持”提供了指导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的科学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之所以能够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改变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武装全党，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不断在具体历史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探索出了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继续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探索中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活学活用。
（一）一脉相承，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之中，无论是在毛泽东思想之中，还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中，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亦如此，“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一以贯之。
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等基本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内涵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内涵中，都有明确体现。譬如，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人民的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也正是由于站在人民立场之上创立理论，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同此前社会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相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历史的人民性出发，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人民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立场，不是抽象的原则和空洞的口号，而是要不断在实际行动之中予以体现。毛泽东在论述“为什么人”的问题时说：“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坚持人民立场，既需要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又需要解决好如何服务的问题，这正是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两大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事实上，这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体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譬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设想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高度契合。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艰苦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邓小平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百姓对“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一理想社会的向往，提出“小康社会”。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正经历从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进程。
（二）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持续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的理论“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是辩证统一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又要始终与时代同步，坚持持续创新，引领时代发展。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的创新发展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发展。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事实上，正是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之上，以“六个必须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三）“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指明唯有如此“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直面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不断产生的新的实际问题，要求我们必须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问题，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解答。另一方面，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之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与马克思主义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之中，但是彼此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使中华文明迸发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事实上，我们党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民族是中华民族。“中国”和“中华”，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更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失去文化主体性的民族，立不住、站不稳、行不远，常常湮没于历史烟云。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以坚持这一文化主体性为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经验。
（四）活学活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要用“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和重复具体的结论和词句，而是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掌握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我们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认识到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然而，后来这个论断一度没有坚持好，我们走了一些“弯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重新恢复和坚持党的八大的科学论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环节，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展现了时代的新发展，也为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一个停滞不变的阶段，也不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能够自然地或被动地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需要通过积极有为来焕发生机活力的阶段，体现为一个阶段性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我们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掌握“变”与“不变”的统一；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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