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嵘，王立胜丨张申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来源
摘要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张申府是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学者。他在学理层面首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综合”派的开创者；他提出的“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哲学设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层面上的第一次理论尝试；他的学说中始终贯穿着“辩证综合”说的总方法论，这是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独特探索，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就面临着如何与中国相适应、如何中国化等重大问题。事实上，我们党很早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内在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作为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张申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其独特贡献。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试图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哲学以及西方逻辑思维的方法相结合，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哲学主张，以此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所提出的“辩证综合”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路径借鉴，并经张岱年等人发展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张申府给予更多关注，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对其进行定位与研究，这对于如何在“两个结合”中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极具启示意义。
一、张申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20世纪初期是文化大论战的时代，各种思潮涌入，爱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而上下求索，爆发了反对封建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张申府深受此次运动的影响，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多次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科学”与“民主”的重视和强调。在诸多西方思想中，他尤为推崇罗素哲学。郭湛波在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认为，张申府“是中国研究罗素学说最有成绩的人，可说是中国罗素哲学专家”。由此可见，罗素哲学对张申府影响颇深。而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正在苦苦寻觅救国救民之路的李大钊最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成为我国举起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大旗的第一人。在李大钊的感召和宣传下，张申府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积极参与实际政治活动，成为五四知识分子中最早转向共产主义的先行者之一。
当其时，全盘西化论与文化复古主义相互碰撞、激烈论战。在两派的争论中，张申府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提出要超越“保守东方旧化说”“移植西洋旧化说”“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三种旧的文化观，主张理性对待传统文化，既不盲从批孔，也不盲目尊孔；同时要学习西方文化，推崇唯物辩证法，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理路，主张采取辩证综合的立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中国化”，以西洋文明之长补中华文明之短，从而建立一种综合的、符合未来的新哲学。张申府的“辩证综合”说绝不是形式主义的中西马结合或者折中主义，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没有陷入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而是在深入研究逻辑解析哲学、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首倡马克思主义、罗素哲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显示出强烈的理论前瞻性与文化包容性。尽管未曾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但张申府在中西文化激烈对抗的时代背景下，主张树立民族自觉的意识，坚持将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试图在学理上融通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探索中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可谓是学术和理论层面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第一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予以了学理示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申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为辩证综合之路的开创者。
然而，寻求真理的道路并不平坦，由于种种现实和政治原因，张申府只是提出了“辩证综合”说的雏形，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证，真正从学理化角度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人是他的弟弟张岱年。张岱年的思想受其兄影响颇深，在为学进路和哲学取向上都与张申府同调：
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后来我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了申府的指引。
我的主要兴趣是推崇唯物论、阐扬辩证法，在方法上拟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法结合起来，在理论上拟将现代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在方法上注重分析，在内容上则致力于综合。
可以说，张岱年的工作是对张申府学说的推进与完善。具体而言，其一，在哲学理论上，弥补了张申府的学术遗憾，接着“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讲，汲取中西哲学之长，提出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新哲学体系。他先后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前者为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本论思想，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运用逻辑分析和辩证方法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后者为论，以辩证法和逻辑分析为基本方法，阐扬了现代辩证唯物论和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二者史论结合，是张岱年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综合创新”的思想创造，是在学理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落实，构成了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从哲学形态来说，恰逢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等中国现代唯心哲学的显学时代，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则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层面对中国现代唯心哲学的有力回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其二，在方法上，张岱年继承了张申府解析和辩证的方法论，提出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即以唯物论为基础并吸取理想与解析，将“唯物、理想和解析，综合于一”的“综合创新”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中，张岱年逐渐完善了30年代提出的“综合创新”说，将其进一步发展为“文化综合创新论”，即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立足社会主义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通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从“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辩证综合”说，到“唯物、理想和解析，综合于一”的“综合创新”说，可谓开拓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这条新路是张氏兄弟的共同成果，方克立将其归为综合创新派，张申府是首倡者，张岱年则是进一步的阐扬者、具体实践者和主要理论代表。方克立本人也同样接着“综合创新”说讲，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主张，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为借鉴的对象。“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二张哲学思想和精神实质的一以贯之，被视为“综合创新”说的“阐扬深化”和“超越升华”，其“魂、体、用”的三元模式突破了传统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模式，为中、西、马三者的合流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突出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对中国新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张岱年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受其影响，北大一批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沿袭了综合创新的路径。黄楠森进一步区分了“综合”与“创新”，认为综合是对中西文化精华的综合，创新则要基于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和建设的现实实践。由此，他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中、西、马三者的辩证关系，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为思想资源，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其实质就是文化的综合创新。王东是张岱年和黄楠森的学生，在二人的基础上发展了“综合创新”说，提出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大道，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好东西”“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新东西”“中国哲学中的活东西”，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全部综合起来、熔为一炉，从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新形态。
总的来说，自五四运动始，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渐呈中、西、马“鼎足而三”之势，在当时自由主义西化派与文化保守派论战不休的背景下，张申府率先在学理上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正待相补相充”以及将三者之精华“综合于一”的可能性，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思想主张，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中华新文化提供了正确且可行的思路。这一思想首先影响了张岱年，经张岱年论证阐扬而形成了系统的“新唯物论”哲学和“综合创新”说，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重要的学理化成果，是对张申府哲学思想和“辩证综合”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二张的哲学思想开创了“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哲学新路，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派。其后，方克立将其概括发展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又经黄楠森、王东等现代学者大力传承阐发，一直影响到今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张申府的贡献在于，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总体思路，是“综合创新”派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这一“综合创新”的新路后经张岱年大力推进，以及方克立、黄楠森、王东等学者的继承发展，最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流派，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如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新形态提供了一条具备现实可能性的理想道路。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尝试：“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
从学术历程来看，张申府先后受到了中学、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他出生在一个中国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小跟随进士出身的父亲读书，接受了良好的旧学教育。在进入北大学习后，张申府接触到了罗素的思想，深深为之吸引，并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后，又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并参与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正是在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中学与西学的基础上，张申府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在学术层面做出的首次理论尝试。其要旨在于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为基础，贯通中西、融合古今，通过汲取古今中外哲学之精华以构建崭新的具有现代形态的哲学体系。
（一）解析法与唯物辩证法的融通
张申府被认为是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方法结合的第一人，他重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特别是分析哲学中的解析法。当时，国内学术界有将辩证法与解析法对立的思想倾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逻辑解析法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其反对者则认为唯物辩证法不合逻辑。张申府区分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形式逻辑，既肯定了辩证法的真理价值，又承认了逻辑分析的科学意义，认为辩证法和解析法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通互补、能够结合的。从哲学传统来看，二者有很大不同。逻辑主义的分析哲学受原子论影响，注重“分”，通过逻辑解析，可以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对象条分缕析，从而直抵现象的中心与本质；唯物辩证法在方法上更注重整体把握，注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发展变化。然而，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通之处。逻辑哲学的目的是“把思想，把言辞，弄清楚，藉以见出客观的实在”；而唯物辩证法也在承认客观实在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达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因此，解析法与唯物辩证法虽根本假定和出发点不同，但相通之处在于二者都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并且，解析法与唯物辩证法更是相通互补的。逻辑解析重分析，但有割裂破碎之弊；辩证唯物重全、重关联，但有笼统漠忽之弊。如将二者加以综合，则“解析而辩证唯物，可以不至于茫无归宿。辩证唯物而兼解析，也庶几免掉粗略或神秘。两派所重，本同在方法”。在唯物辩证法与解析方法结合的基础上，张申府提出了“术（道）在辩证，而法（方）在解析”的“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逻辑解析作为哲学的分析工具，能理顺哲学问题，使其更清晰，但缺乏对世界的整体把握，无法作为哲学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才是整个哲学体系的指导思想，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逻辑分析提供了哲学的方法与型式，唯物辩证法给哲学以立场和观点，二者彼此补益、相辅相成，此即分与全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统一解析。并且，张申府认为，许多哲学问题单靠逻辑的解析是行不通的，还需结合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才能解决，“人类思想之改造”和“世界状态之变更”更有待于两种哲学的“会归”，以解析为工具、以辩证唯物论为立场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就是当时所亟须的真正的哲学。
（二）中学与西学的融通
“古今中西”之辨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主线，五四运动以来国内文化思潮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其中，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主张全盘西化，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以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则主张维护传统文化的精髓，强调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这些文化思潮虽然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需求。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出现，是西方文明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体现；学衡派的兴起，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维系。事实上，“古今中西”之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正是促进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保守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激烈冲突，张申府并未盲目认同某一方的观点，而是超越“古今中西”之辨，树立起民族自觉的意识，融通中西哲学之精华，试图通过引进西洋逻辑和科学以弥补中国文化笼统含糊之弊。
在张申府看来，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明的核心在于征服自然，而中国文明则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从哲学出发，中西方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也迥然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个体间的“共在”与“统一”，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而西方哲学则是追问、探寻多样世界的本原，并受原子论影响而持一种重“分析”的思维方式。由此，张申府认为，“一与通”是东方哲学特点，“多与析”则是西方哲学所长。两种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有重要价值，但也有弊病：西方哲学过于关注自然与世界，忽略人文关怀；中国哲学则过于关注人道，忽视对自然外物的研究。张申府看到了西方近代文化“疲于物质之下”的弊端，并且随着数百年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愈演愈烈，虽然西方的现代化带来了科技和社会进步，但也在资本剥削下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和全面异化。相比之下，中国自先秦以来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只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展开，这些思想逐渐式微。因此，他认为，应融合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与西洋自然科学，取彼之长、补此之短，“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以“仁”之人生哲学作为引导西方的科学及“科学法”的价值体系，构建一个融通中西哲学的、体现中华民族之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哲学。
（三）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哲学
在融通解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中学与西学的基础上，张申府提出了集中、西、马为一体的“三流合一”思想。具体而言，将罗素思想与列宁思想相结合，是为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又在大客观主义的框架下，将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孔子仁学相结合，由此形成了“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这是在会通中西、融汇古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独特体系，为学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辟了新道路。
首先，张申府找到了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点。张申府认为，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法有着相同的出发点，“中国哲学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在是活的”；唯物辩证法也是如此，“辩证法第一要义……乃在于活”。并且，辩证法唯物论并非只是西方的固有传统，同时也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张申府看来，“实”是中国最好的传统，中国哲学的优点在于其务实精神，这与现代唯物论是高度契合的。辩证唯物论的首要方法和原则也是“实”，即承认实在、如实而观。张申府的“大客观”思想正是试图超越主客观对立的关系，真正做到客观实际的唯物。
这一“实而活”的哲学，既是辩证唯物论的精蕴，也是中国哲学中最为核心的理念，在中国古代孕育了关于“仁、易、生”的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汇点。张申府认为，“仁、易、生”三者在本质上是一体的，都统一于行仁的实践之中。仁是生命的本质，而易则是生命的变化发展，离仁无生，离生无易，只有深入实践中行仁，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生命的真谛和宇宙的奥秘。同时，万物之生化就是“易”之变化发展，更是天地之仁的体现，故仁者长生万物，仁者变动不居，仁者生生日新，所以为生之本原、易之造化。所以，在张申府看来，“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
可以说，一方面，通过深入分析“仁、易、生”的辩证关系，张申府从辩证法的高度把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加以贯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全新的解读，通过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现代元素，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崭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仁”完美地融合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找到了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哲学话语，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深厚的民族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张申府以“仁”学作为基点，沟通了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创造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在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中探索建设面向中国、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实为开创之举，深刻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自觉。
其次，孔子、列宁、罗素的“三流合一”是有机的化合，超越了体用关系论。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传统文化，试图寻找救国之道，形成了持续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体用之辩。例如，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本，以西方科学技术为用，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挽救民族危亡。但事实上，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用”之间是不可分割，严复曾言：“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不同文化的结合绝不是“体”“用”的简单肢解与二元拼接，而应当是本质层面的互动与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张申府明确反对体用论，认为建设新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在哲学层面上，“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即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哲学。这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理想以及解析的哲学方法之有机结合。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肯定世界之实有，承认物质的第一性。张申府提出了纯客观法，即“跳出主客，主亦为客：是为纯客。纯客所证：厥为事情”。主客二者总是相对而待的，张申府认为，在认识活动中要跳出主客之分，站在超乎两方之外的第三者角度来重新认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消除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以达到一种纯粹客观的认知。在他看来，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本就是假的，从纯客观的角度看，每一事物都可以视为自我演化的过程，从两方的“主客对待”，到跳出主客两方时，此二者又皆为“客观”，此时的“客观”已是扩大了客观的范围而将主观也纳之于内的“纯客观”。这“跳跳不已”的方法实则是一种动态哲学的考察，它合于科学的精神和科学方法，因而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是作为工具存在的，解析求实的科学法可以明晰事物的根本及衍生关系，从而对于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哲学问题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深入现象中心的分析恰好弥补了中国哲学重人生体验和整体直观而不重分析论证之缺。
纯客观法并非只是对客观的还原，它更扩大了客观的范围，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将二者合而为一。于是，张申府又提出“大客观主义”：“所谓大客观，一个意思就是扩大客观的范围，并包主观于其中；以客观为主，结合主观客观而为一。”他深刻阐释了“大客观主义”的实质，即要求消除主客二元对立，创造一种融主观与客观为一的哲学，这反映的是与西方哲学不同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自先秦始，中国哲学就体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天”）之合一的倾向，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无所谓分别。孟子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以天为本，乃人自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此言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并且，中国传统性命之学，究其根本是解决人的安身立命和人生的价值问题。也正是在这一传统思维影响下，张申府认为大客观主义不仅要求如实认识事实，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架构价值理想，此即认识论的“客观”与价值论的“理想”的合一。因此，“大客观主义”既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会通综合，使主客二者达到科学和谐的辩证统一；又是中国传统儒家人文主义与西方逻辑哲学的结合，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为价值本位，始终贯穿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相结合的理论结晶。
从“大客观主义”出发，张申府相信，孔子、列宁、罗素的“三流合一”是可行的：
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
中国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仁，这自应以孔子为代表。西洋古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是逻辑与几何，西洋近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法。罗素适可以代表三者。……至已经开始而偏于西洋的未来世界文化，其中心哲学与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最可以为之代表的就是列宁。
从整个世界来看，列宁是运用新方法的代表之最，他所代表的唯物辩证法是全新的真理和方法，集结了历史上最优秀的哲学方法，是引领我们去实践最高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在西方哲学领域，罗素代表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他的逻辑分析方法不仅是一种哲学研究方法，也是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中国传统哲学则以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可见，唯物辩证法是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最进步的哲学，为哲学之根本指导；西方逻辑哲学重实证分析，为哲学之最科学的方法；中国传统哲学重现实人生，提供深层的价值取向与人生旨归。三者各有所长，彼此补益综合，最终构建“孔子、列宁、罗素 三流合一”的新哲学。
在这一哲学综合体中，三者并非不分主次的混合或简单的拼凑，而是在深层次的互动融合中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元素间是有主次、有层次、有逻辑的。方克立提出，唯物辩证法发挥着核心、引领和主导的作用，中国文化占据着主体地位，并由此区分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实以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为工具，以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为价值底色，这是辩证之世界观、解析之方法、仁学之价值的有机结合，打破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辩证综合”说
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即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大变局的新生力量，使原本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逐渐演变为中、西、马三足鼎立之势。在三大哲学流派互动交锋的复杂局面下，各种文化主张争相发声，其中属张申府的“辩证综合”说最为突出，有其鲜明的特色，既未全盘西化，也未完全复古，而是主张熔“孔子、列宁、罗素”之思想为一炉，以“辩证综合”的方法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一）“救出孔夫子”：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近代以来，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理性精神的匮乏，由此，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批判孔子与礼教成为进步的标志。张申府认为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还不够全面、深入、彻底，应当持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五四运动中的思想进行扬弃与超越：
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
……
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
在张申府看来，一味地“尊崇孔子”或“批判孔子”都不可取，他主张应该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待传统文化，并对儒教与孔子进行明确的区分。一方面，他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辩证地评价了孔子及儒家思想，他认为“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这种中国精神是中国得以立足并且可以立足的重要资源，不应将其全部抹杀。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对儒教的批判，认为以孔子为教主的儒教是封建专制的思想基础，在这个时期，孔子的思想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一种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这种局面不仅限制了学术的进步，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地位在礼教中逐渐被扭曲，他的思想被过度宗教化和教条化，导致儒家思想的真正内涵被掩盖，从这个意义说，孔子也被儒教束缚了。因此，对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张申府提出我们应该“救出孔夫子”。他认为，只有推翻对孔子的过度崇拜，让人们自由研究，才能真正认识孔子的真面目和真精神；只有对压抑人性的儒教进行批判，才能真正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精义”，也才能真正地解放人的思想。在这里，张申府以辩证的态度和分析的方法，提倡结合时代背景，发扬孔子的精华思想，剔除其中的迂腐成分，将西方先进思想与孔子代表的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以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
（二）“中国化”：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
张申府认为，唤起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正是今日中国所需要，要建设的新文化“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中国的文化出路不应离开自己的土壤。他从“救出孔夫子”出发，坚持“以中国为体以中国为本位”的原则来探寻构建民族性的哲学与文化。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指导作用。张申府撰写《论中国化》一文，深度认同“中国化”的说法。他认为，一方面，从文化本位出发，中国化是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的体现，外来文化要“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这意味着“反对作自己古人的奴隶，传统权威的奴隶，实在更反对作外来的东西的奴隶”。另一方面，从现实实际出发，学习外来理论是为了改革中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必须要在“中国找办法”，“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由此，张申府直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在对于“中国化”途径的相关探讨中，艾思奇最先呼吁中国的哲学界尽快发起一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的运动，以此反对当时哲学界出现的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柳湜提出要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的传统，以此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张申府则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中国今日的社会是中国今日的社会，固不应该忽略今日事变的世界性，同时也不应该抹煞一国事变的地方性”。任何事物都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体，普遍性蕴含于特殊性之中，而特殊性则是普遍性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具体应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要在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创新和发展。张申府看到了中国国情与西方国情不同，认为在中国进行改革时虽然难免要借鉴他国的理论和方法，但必须根据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这些理论和方法进行调整。据此，他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不能教条化，而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认为中国化的根本就在于具体化，“我们今日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最必要的就是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原理与我们的具体实际情况与历史特殊条件，最密切最适当地结合起来”。
同时，对西方文化也要分析来看，不应全盘接受。张申府认为，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尚未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都有其优点和不足。对于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深入地对其进行研究，以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必须保持对本土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以中国为立场，将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使其更加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他特别强调了西方文化的科学性和科学理论，认为这是其最大的优点，也是中国所缺乏的。因此，他提出了“科学中国化”“使科学染上中国的特色”等观点，旨在推动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进程。但这种中国化并不是教条主义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要根据当前的实际需求对西方文化进行调整，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让科学在中国扎根，形成中国自己的科学派。
（三）“辩证综合”：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了探寻如何改造中国、解决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应当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予以辩证对待，提倡“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但最先提出这一思想与话语的却是张申府。他以“救出孔夫子”为逻辑起点，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国化、具体化，以此实现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折中混杂，其背后是“辩证综合”的方法论，融合的结果也不是中、西、马哲学在形式或内容上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张申府强调，世间万物都是矛盾的综合体，此即“参差错杂”，认为这是世界的本质。他进一步指出，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的是“通”，即通过对事物的深入分析、多元思考、客观研究、切实把握，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理解和融会贯通。他强调“参伍错综，唯通可能通之”，只有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才能真正认识事物、把握事物，以达到“通”的境界。
基于“一而通”的辩证法观点，张申府看到了不同对立事物之间的兼容并蓄，于是在20世纪30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否决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他认为，要想建立新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三者进行“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此即“辩证综合”的方法论：
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
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
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实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
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
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
三者之间，解析且扬扔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
中、西、马的哲学各有所长所短，可以对三者分别进行批判地解析后再进行辩证地综合，形成相资互益的辩证关系。基于此，张申府提出了他的学术理想——“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新体系。其中，罗素有着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他秉持批判的研究精神，开创了哲学领域的新方法，即逻辑与解析的科学方法，这一方法最为精细深入，最能析事理入微；列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传统，他的唯物辩证法以“活”、变化、流动为核心，强调具体性和关联性，以矛盾作为事物变动发展的根源，以扬弃作为事物进化推衍的步骤，它是否定之否定，强调相反相成，以客观实在为基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通与一贯，可以说是一切方法的方法，并且未来世界的思潮也一定是辩证法的；孔子仁学代表了中国哲学最好的传统，张申府始终强调要发掘孔子所代表的中国真精神和传统人生哲学，而不应该误读孔子，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优良成分。如此这般，中西马三者在“解析”“扬扔”“综核”后“发展而为一”，这种“合一”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持中，而是在解析三者学说之优弊的基础上，经过取精去糟，并继之以辩证地综合。其本质是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统一，形成的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立场，以逻辑分析为方法，以中国固有的思想精粹为价值本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的来说，张申府用其独到的眼光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共通之处，以辩证综合之方法，熔多元文化之精髓于一炉，力图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他所提出的“辩证综合”路径虽然仅是一个雏形，尚未系统化、完善化，却极大地启发了张岱年，张岱年接过其兄的工作，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综合创新”说。可以说，经过张申府开其端，张岱年的具体论证与发展，二人开创了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构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独特探索。其后更是影响深远，方克立、黄楠森、王东等现代学者都沿着“综合创新”之路来思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建构。如今，它已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
结语
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复古派和“综合创新”派等，张申府的贡献即为“综合创新”派的开创者。不容讳言，由于时代与现实的限制，他的学说尚为一个粗略的设想，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选择孔子、列宁和罗素三人的思想加以综合，这种综合是具体人物的综合，例如以列宁代表马克思主义，但这仅是马克思主义在具体某一个国家的发展，呈现出特殊性的特点，而对哲学的会通应当从一般性上着手。其次，这种综合是表面直观的综合，他通过三者间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与唯物辩证法的相近内容来论其相通之处，这种简单类比容易导致对作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唯物辩证法作简单化的理解，同时也忽视了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质。最后，这种综合对实践的理解有所偏离，现实性不足。与毛泽东以革命实践为导向不同，张申府对“实践”的理解更偏于个人的体察反省或躬行实践，未能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导致他有时缺乏对中国国情和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事实上，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复杂形势，轻忽现实中具体实践的复杂性而空泛论述三种文化的融合，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缺乏现实针对性。
诚然，张申府的学说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前瞻性的学术理路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许多借鉴。一方面，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须有一种以我为主、“辩证综合”的理论自信与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古今中西文化加以科学分析、扬精去糟，进行辩证的综合与创造，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再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深刻体现了与“综合创新”之理路的契合。另一方面，必须从实践出发，在面向现实的基础上建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知识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哲学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正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二者的统一不是在头脑中生成的，而是在现实实践过程中为解决和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而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应当立足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回答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实现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的“综合创新”，以更好地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
END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