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兼与高民政、蒋德海教授商榷

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作者：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 对民主的认识既不能停留在抽象论证上，又不能掉入话语陷阱中。民主政治建设可能存在价值、制度和道路三个维度的共识与分歧，三者有机统一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因全球化时代“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特质，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单一民主观需要向集“需求导向民主观”和“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于一体的复合民主观转型。“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一方面需要建构适应需求导向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与国家统一五大战略目标“五翼齐飞”的“复合体”格局；另一方面，需要建构适应优良生活导向的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根本评判标准。“中国式民主”植根于民众“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社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24字需求观话语叙事。“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方略在于建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中国式民主”的系统理论创新还有赖于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队伍的涌现，并对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予以本土化与内生性的回答。

2006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先生著文《民主是个好东西》，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社会上刮起一股“俞旋风”。实际上，“民主是个好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常识判断而已，并无神奇之处，却在特定年代形成一股旋风，实乃这个社会疏离或者说偏离一般常识太远或过久的缘故。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乃一常识，是因为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选择产物，它是在人类社会纵向发展的历史比较以及横向发展的实践比较中，获得其“比较优势地位”的。说得更明白些，民主是因其“比较优势地位”而获得人类社会广泛认同和遵行的价值，但从其实践价值来看，对于民主的认识或许要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好民主意味着好生活”。

对民主的认识既不能停留在抽象论证上，又不能陷入话语陷阱中

　　高民政先生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础上，冒着被“拍砖”的风险，在《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1期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一命题（以下简称“高文”），而且强调要关注“好好说”和“好好做”这两个关键性问题。可惜“高文”在论证“中国式民主”时，其思路仍然停留在抽象论证层面，并没有回答“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也没有谈论“什么是中国式民主”。

　　对于“中国式民主”究竟好在哪里，“高文”也像众多论证“中国式民主”的优点的观点一样，从好概念和好范畴、好理论和好制度、好方向和好目标、好价值和好工具、好道路和好前途五个方面一一评析，无一例外都是从文本到文本、从概念到意义的逻辑推导、静态分析和抽象论证，以致连高民政先生本人论证到最后也无法说服他自己——“当然，‘中国式’民主究竟是否是好东西，不是哪个组织更不是哪个人自己说了就算数的，而是需要政党、国家、人民、甚至国际社会认同。但归根结底是要得到本国人民认可才称得上是可信的”。至于如何才能算得上是“本国人民认可”、“可信的”，“高文”就语焉不详了。

　　蒋德海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2期上发表了《“中国式民主”的好坏要由民主来检验——与高民政教授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蒋文”）。“蒋文”的立足点，在于强调从历史发展进程视角看民主，要看到它显现出的“同”的方面，如“民主的要素、理念、手段和机制”，反对简单地强调自己民主的特色，因为“民主是本，特色是辅，没有了民主内涵，民主的异或特色就没有意义”。因此，“蒋文”不赞同“高文”关于“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好概念的说法，甚至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一些不健康心态，即“对所谓‘全盘照搬’担忧的心态”以及“‘仇西’心态”。

　　同时，蒋德海先生很担心一旦“将中国的民主现状套上中国式民主以后，就有可能把不民主的东西也当做‘民主’，并用不民主来排斥民主的进步，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民主建设”。然而，“蒋文”试图用“中国式民主”存在内容与形式的不完全统一问题，来否定“中国式民主”这一形式的存在可能性问题，则是大有疑义的，因为“蒋文”本身就存在“用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一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科学对待‘中国式民主’，以民主引领‘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也要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亦即实际上承认存在“中国式民主”的形式，但内容并没有体现出来。另一方面，“理论要变成现实，就必须在‘好好做’上下功夫。就应当把中国式民主建设放在‘做功’上，而不是放在‘说功’上。当然，如果一定要说，也要注重说的质量，要讲理，要以理服人，以诚信人”。亦即无论“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如何好，还是要以内容为主，不能用“说功”替代“做功”。

　　实际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认为目前的“中国式民主”是最好的状态，而是一直在强调“中国式民主”“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1］，强调通过“坚持和完善”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式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即便是“西方式民主”，它的发展也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演进的结果，体现了相当程度的丰富性和曲折性，在实践中也会表现出程度不一的“司法不公、权力不受制约和社会道德滑坡的情况”，甚至表现为其他一些独特问题，如金钱与资本控制选举，议会、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铁三角”现象等。虽然“蒋文”对“高文”的商榷也不知不觉地掉入了“西方式民主”话语陷阱，回避了民主建设与发展的丰富性与曲折性，但它却打开了讨论“中国式民主”的锁钥。

价值、制度、道路：民主政治建设的共识与分歧

　　无论是赞同“中国式民主”还是赞同“西方式民主”的人士，至少可以在价值、制度和道路三个维度上形成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些基本共识：

　　首先在价值维度，民主是一个自然历史展开过程，并伴有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建构经验，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类基本价值观。俯瞰民主2500年的历史，民主的价值“之所以强大、诱人，是因为它许诺给共同体它自身向往、所选择的东西，使人类共享的社会与政治存在，变为一种意图明确的共同行动结构。民主制度底下决定未来行动的，是它的人民，是组成它的人们；由此，他们牢牢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民主所以强大、诱人，乃在于一种自治的观念，即应当听由个人自由的选择”［2］。不管是“中国式民主”还是“西方式民主”，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作为政体的基本价值观来追求，而且承认民主的建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完善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同时把“民主”写进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之中，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承认与追求的生动体现。

　　其次，在制度维度，民主政治建设表现为围绕公共权力的根本制约与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而创设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如代议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围绕公共权力的根本制约与公民权利的有效维护这一政治制度的根本使命，“西方式民主”与“中国式民主”因各自发展特色而形成了分叉：

　　“西方式民主”根据政治权力来源的人民主权原理、人民行使权力的代议制原理、民主制度权力结构中的分权与制衡原理、民主制度运作的法治原理，建构了以公开选举制、多党竞争制、三权分立制、司法独立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且，这种组合式政治制度体系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叫做“程序性民主”的概念，即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如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所言，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的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安排”［3］。即便另一个民主理论大家罗伯特·达尔将这种“程序性民主”的经典表述做了进一步修正，民主“至少存在五项这样的标准——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4］，仍未超越这种最终走向简单化定义的窠臼。

　　“中国式民主”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曲折发展命运以及当代中国的具体建设实践，先后确立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标原则、“议行合一制”的政体原则、“普选制”的选举原则、“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来源原则、“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价值原则、“依法治国”的法治原则，创造出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再次，在道路维度，民主政治建设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历史、文化、社会条件的配合，且呈现出不同的建构方式，从而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地球上的每个地区（更可能是每个地区中的单个国家）都选择了独特的通向民主的道路，这些道路的选择受制于已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5］这种政治发展道路在发达国家因工业化与民主化双重任务的提早完成，被定义为工业民主形态，并呈现比较成熟和广为传播的特征；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乃至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因工业化任务迟迟不能正常推进而呈现多变、不确定性交织的特质，被称为威权主义或官僚权威主义形态；在当代中国，因工业化任务的全力推进以及民主化任务的深入发展，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被称为“中国式民主”形态。

民主政治建设在价值、制度、道路三个维度上的共识，其内在逻辑还在于，在三者的关系中，价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行动指针，制度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载体，道路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实现方式，三者有机统一于一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然而，人们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认知，往往因为没有分清楚这三个维度的特定内涵，常常发生分歧乃至激烈的争议，尤其是有人过于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维度的认识，甚至用制度维度的认识去攻击道路维度的认识，必然会出现互不承认、“鸡同鸭讲”的民主政治建设混乱局面。

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全球化时代民主理论创新的时代课题

　　人们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发生分歧，除了没有分清楚价值、制度与道路三个维度的内涵外，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喜欢用抽象的民主原则（如单一的选举与竞争原则或者公民权原则［6］）、民主原理（如单一的程序性民主经典原理）来图解纷繁复杂的民主政治建设实际，也没有辨别清楚民主政治建设本身内蕴的，如平等、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之间可能存在难以化约的内在冲突特质，这是因为“宪政自由主义能导向民主，但民主似乎不能带来宪政自由主义”，甚至会产生一种“无自由民主的崛起”之现象。［7］另一个是没有抓住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特质，脱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特定时空与主题环境，来谈论抽象的民主政治建设，忽视因单一的抽象民主观（公开选举与多党竞争）而推动的民主化进程，可能给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统一造成巨大的震荡，给民众生活、民众心理乃至生命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创伤。

　　实际上，即使是“18世纪和19世纪建立的（西方式）民主，得益于启蒙运动和两到三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们有充足的时间在全球经济的强力支撑下来寻找自己的民主基础。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的民主国家卷入冷战的漩涡，落入‘依附’的境地”［8］。也就是说，民主的建立与巩固必须经历一个长时期的演化过程，且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一旦失去了经济基础的强力支撑，所建构起来的民主始终处于风雨飘摇或“依附”的境地就不可避免。研究拉丁美洲国家从专制向民主政体转型问题的费利佩·阿奎罗认为，“转型产生的结果为随后的民主进程设定了环境、机会和限制条件”［9］。这是转型国家面临的普遍经验和难题。尤其是转型的破坏性后果最终恰恰由普通民众承担，而当初力主推进民主转型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乃至政党，往往在危机重重时置之度外且热衷于“火中取栗”，让众人热切期盼的民主转型充满吊诡之处，甚至血淋淋的灾难被选择性淡化和遗忘。

　　单一民主观之所以在全球化时代出现“水土不服”乃至前景不明的实践特质，其中最为深刻的原因在于单一民主观生长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迁，以及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流布，二者彼此叠加和相互强化的后果，引发“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不仅关系着短期互动，更涉及到随之而来的中长期的后果”［10］，进而导致旧有的政治制度体系无以统合和应对更为复杂更为不确定的未来图景。概言之，全球化时代单一民主观孕生的“制度（包括治理）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特质，让“西方式民主”的传统理论体系愈来愈失去其解释力。

　　从历史视角来看这种“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特质，就在于与民主理论相伴而生的民主制度，是在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工业革命兴起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体系，其建立初衷是对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保护私人财产权和政治自由，然而，在其后的演进历程中其重心慢慢转向了对分配公正和国民福利的关注。“古典自由主义观念所关注的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免受政府侵犯。大萧条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出现推动了实质民主概念的发展，认为分配公正、满足社会基本需求是政府应尽的责任。”［11］更何况这套政治制度体系，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完善过程。比如，关于“选举人资格的限制”的选举制度和关于“候选人接受捐赠的限制”的政党制度，直至20世纪中期才完全取消和得到建立。

　　如今的时代已进入到了资本、福利、信息三者与权力深度复合的时代，是谁在真正统治着传统民主制度下的美国呢？“企业共同体将经济权力转化成政策影响和政治通道的能力，连同它与中产阶级社团和宗教保守派结盟的能力一道，使得它成为联邦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力量……经济权力、政策专家和持续的政治胜利之间的结合，使得公司的所有者和主管们成为支配阶级（dominant class），他们不仅掌握着绝对的权力，而且拥有权力形塑其他群体和阶级必须活动于其中的经济和政治框架。”［12］因此，屡见不鲜的议会、政府与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的“铁三角”现象、受资本控制的“第四权力”媒体操纵民意现象、政党候选人不顾国家实际搞短期福利效应讨好选民现象、利益集团控制的独立机构垄断信息发布与传播现象、以国家安全之名通过技术监控侵犯人权和自由现象、信息锁定状态下有偏向的价值灌输现象等，导致民主制度体系及其运作机制在实践中容易受到人性、资本利益性等的侵扰，进而发生种种扭曲和异化，功能失调乃至负功能现象频发，无以有效统合和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交织的挑战，其严峻后果是：为了助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生长的民主制度结构，愈来愈脱离其当初的经济结构，且无力回应资本、福利、信息三者与权力深度复合时代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迁与强力挑战。也就是说，那些早已实现工业化与民主化双重任务的现代发达国家，都愈来愈显现“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特质，遑论正在努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转型国家呢？

　　从比较视角来看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特质，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流布，导致由不平等的全球经济分工体系初始奠定的、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的且日益固化的现代生产价值链，让处在现代生产价值链下游乃至末端的转型国家，苦苦挣扎在避免经济衰退的边缘线上不可自拔。而提前进入信息化时代的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不断修正的、既成熟又脆弱的民主制度体系，一旦被过早地引入到转型国家，并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等多重目标彼此叠加与相互强化，反而有可能因为某一特定目标的突然变化（如突然的经济衰退或者被激化的族群冲突），导致处在“襁褓”中蹒跚学步、仍十分脆弱的民主政治建设立马陷入动荡不堪的局面，更别提这种民主政治建设可能遭遇如地缘政治、大国角力等国际因素的幕后干扰了。

当然，虽然“西方式民主”遭遇到了“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现象，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它当初针对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而进行的各种约束性制度设计，及其在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比较优势地位”之绩效。换句话说，“西方式民主”因其“单一民主观”的实质，愈来愈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要求，但它仍然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在政治制度设计进程中所能创造的“最不坏”制度形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下的一种比较最优选择。

从单一民主观走向复合民主观：“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

　　面对“制度无以统合不确定性”的时代课题，尤其是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国家，就不能再简单地套用当初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长，而创造出来的传统民主理论体系，来推进现实中的民主政治建设，即需要突破用抽象民主原则与原理来套一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突破用简易化的程序性民主来推进复杂化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突破从价值、制度与道路的单维度狭窄视角研究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模式，而需要将政治民主与一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国家统一等主导性目标有机联动起来，并回到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逻辑起点——优良的生活——来创新全球化时代的民主理论。

　　研究民主理论的大家约翰·邓恩（John Dunn）对民主之所以赢得今天全面胜出的原因，既从民主本身内蕴的价值，又从民主制度结构与经济结构互动的视角，进行了深度揭示：“第一个因素是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其充满想象的诉求和其纯粹的人为之力。第二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复合体，其严格的实践的可行性。”［13］可是，恰恰他提到的第二个宝贵因素却被热衷于推进民主转型的国家的人士和相关国家忘记或者选择性地遗忘了。

　　因此，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的新型复合民主观，是一种集“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于一体的两层次内涵：第一个层次是从各国人民的需求观视角出发，将民主制度建设置身于一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建构需求导向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与国家统一五大战略目标“五翼齐飞”的“复合体”格局，也就是一种“需求导向民主观”。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建设既是工具又是目的，而且还是一种方法论，需要与其他四大战略目标协同推进，不可擅自单兵突进，否则其后果无以预料和控制。

　　第二个层次是回到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逻辑起点，突破简单地从公共权力是否得到有效制约和公民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的视角来思考民主，转而从民众是否过上优良的生活角度，来全面拓展转型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路径，也就是建构一种“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说到底，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让人类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这是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试图诠释人过政治生活的根本奥秘之所在，因为优良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优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对于民主政治建设成效进行评判的标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看是否为民众过上优良的生活创设了基本的条件，也就是说要把优良的生活作为评判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建构“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

　　根据优良生活的基本内涵，可以将这一根本标准进一步细化为五个基本指标：一是公共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三是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分配；四是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五是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是否得到有效提升。在这五个基本指标中，传统民主理论只是关注公共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得到有效维护这两大指标，并将民主政治建设简化为围绕公民权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建设活动，或者是通过公开的竞争的方式挑选领导人的过程，即“程序性民主”，而忽视其他三个基本指标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无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东西方政治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不能不承认二者之间存在相当重大的差异：“东方文化更注重于团体从众和集体利益，并期望政府应该作为公共利益的监管者。比如，这些价值观暗示‘政治秩序和经济增长应该优先于政治参与及利益分配’”。“东方国家往往强调群体一致性和集体富裕的价值，而西方国家则重视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14］

　　回到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逻辑起点——优良的生活，来细分评判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五个基本指标，其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可以发现身处不同处境、肩负不同使命、信奉不同生活哲学、在人生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选择的人们，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独特认知与选择思考，从而探求民主政治建设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共识，避免因这五个基本指标存在的内在张力而引发纷争不断、混乱不堪的局面。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人群，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五个基本指标的认同，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当代中国，处在尚不富足状态的民众，可能更看重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有冤有处伸”的权利保障，即第二、第三、第四个指标；对于社会精英，可能看重第二、第四个指标；对于知识精英，可能更看重第一、第二、第三、第五个指标；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出于执政现实、执政目标和社会稳定的目的，暂时将第三、第四、第五个指标作为最主要的指标来看待。在当代中国，这种对民主政治建设成效的基本指标的不同认知和选择组合，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略与发展路径方面的冲突与困境迭现之局面，如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争、物质利益与精神生活之争、手段与目的之争、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争、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争、集权制与分权制之争、单一制与联邦制之争等。这也可以用来有效解释为什么当今社会各界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推进方式、具体路径等问题存在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的状况。

　　在这五个基本指标的认知与选择过程中，各方都有一个很明显的交集，即对基于经济发展的物质生活得到有效保障这一标准的普遍认可。这种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评判标准的统一性认知与选择状况，决定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所独具的经济意蕴之特质，即经济发展战略与政治发展战略互嵌的合理性，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所以获得高度绩效合法性的根本缘由，这也是任何人在思考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略与路径时不可回避、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即民主政治建设是否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之需要，是否能够形成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良与国家统一“五翼齐飞”的“复合体”格局。如果不利于或者不能够，即使重要且有阶段合理性，甚至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压力，也都需要暂时退居幕后，或者隐忍不发。

在当今中国，对民主政治建设的“物质生活是否得到有效保障”这一基本标准的独特认知与选择，已经转化为各方都认可的民生建设战略，甚至是一种民生政治发展战略。“在发展政策上，保障人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改变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状况，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约束政府权力的专横，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是民生政治的基本要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解决了经济社会权利问题，实际上等于解决了大部分的政治问题。”［15］所以，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民主与民生关系的正确处理与建构，进而有效地印证了从“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的综合视角，重构“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创新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民主理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24字的中国人需求观：“中国式民主”的话语叙事

　　重构“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建构集“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于一体的复合民主观，为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创新民主理论，首先需要挖掘复合民主观的哲学基础，形成当代中国复合民主观的系统性话语叙事。实际上，对于世界各国及其民众来说，作为东方古老大国的中国及其民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她的民众是什么样的民众，她的需求观又有何独特性，一直是个语焉不详的问题。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讲述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利于人们观察中国、研究中国、认识中国：“第一，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第二，中国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国家；第三，中国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第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五，中国是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悠久文明、深重历史苦难、超大人口规模、正处于发展与变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独特标识，认识中国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环境。

　　由中国的独特标识而形塑的中国民众又是什么样的民众，其需求观又如何呢？要回答好此问题，就必须深入到这个古老国家自农耕时代宗法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需求观这一独特文化基因。关于文化基因的作用，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有一个精辟论述：“为什么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并且这种反差在不断扩大呢？答案要从文化中去寻找。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构成各种社会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16］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政治制度的诞生都是基于个体与群体的需求选择的，尤其是针对个体与群体的生存和安全而设计的民主制度体系。“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把政治秩序界定为保护个人安全的三个基本方面：他的生活、家庭和生活来源。我们说，秩序为大多数或者所有人所需要时，它就为一个社会所需要。对于社会而言，我们从相反的方面来定义无序，大多数人为他们的生活、家庭和生活来源和财富而感到担心。”［17］

　　自古以来，由农耕时代宗法社会而孕生的中国人的需求观，其根本使命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保证个体生命的存活，这是一切生命得以存续的前提；二是保障家庭血脉的延续，这是个体物理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双重传承；三是维护家族命脉的繁荣，这是群体生活的价值所在，也是各种族群共同栖居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动力源。因此，整个社会与国家的特质是建立在血脉与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一种对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拓展。这种对生命与生活共同体的意义拓展历程，孕生了中国人的独特需求观：对于个体而言，体现在保证个体生命存活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需求；对于社会而言，体现在保障家庭血脉延续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需求；对于国家而言，体现在维护家族命脉乃至民族命脉繁荣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需求。而且，中国人的这三层次24字需求观，是相互连接且彼此交融的一体化需求观，体现由物质到精神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层层递进关系，三层次的需求观有机统一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和合图景”之中。

　　中国人的三层次24字需求观，很显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所建构的基于保护私人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的自由观相去甚远，甚至又因为农耕时代专制皇权主义的压制——“通过肉体压迫、意识形态控制和选择性激励，政权成功地迫使大多数民众专注于完全私人的目标”［18］——而呈现一种独特的“退而求其次”式需求观导向：“你们把国家治理好，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中国人的这种“24字+16字”的综合需求观，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先秦《击壤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诗意建构与长期演化中，成为一种文人墨客的理想化生活方式，即立基于物质富足、长幼有序、各安其分，追求自我放逐、无人管控、精神自在，与政治权力保持适当距离、进退自如，甚至为了个体、家庭与家族的使命传承，而可以让渡如“莫谈国是”的言论自由与精神自由。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自由观与这种“24字+16字”综合需求观导向下建构的生活方式，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这种中国人的独特综合需求观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成为了中国式人权观的基本来源，首先是生存权（经济社会权利），其次才是发展权（政治文化权利），进而在此基础上型构了中国式权利发展之路，即从权利出发，建构从经济权利到社会权利再到文化权利再到政治权利的独特路径。

　　在专制王朝时期，这种立基于中国人的综合需求观的权利内涵，并不是表现为积极参与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各种权利，而是一种不受官僚机构与行政官员控制、追求物质富足、精神自在的闲云野鹤式生活的权利。万一出现个体经济与社会权利受损的状况，只要能够“有冤有处伸”，有“青天大老爷做主”，甚至可以“告御状”，并“沉冤得雪”，这种被动的权利救济状况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成为“千古美谈”。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察秋毫地指出：“中国的立法者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考虑人类，所以他们使他们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物理的因素越使人类倾向于静止，道德的因素应该使人类远离这些物理的因素。”［19］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24字+16字”综合需求观中，是没有现代“西方式民主”所建构的民主与自由概念什么事儿的。

　　王昭光通过政策是否反映人民的基本需求、选举与集团政治是否具有竞争性等多项对立指标的考察，将偏重内容与实质的民主称为“代表型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将偏重形式与程序的民主观称为“代议型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同时，他认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型民主要代表的主要是人民的客观需求，而不是随意表达的要求，或转瞬即逝的观点。而且，客观需求是可变化的，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的时候，有饭吃、有衣穿是最关键的需求，但进入比较高发展水平之后，这类生存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因此，代表人民的基本需求要与时俱进。［20］虽然王昭光本人并没有区分清楚中国人的客观需求究竟是什么，其基本特质又如何，其历史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差别在哪里，更没有系统考察基于传统东方社会的文化特质所孕生的中国人独特需求观之特质，但他抓住民众的需求观来思考民主的形态建构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这对于重构“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以及哲学基础，做好“中国式民主”的话语叙事，开创“中国式民主”的独特发展道路，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参考价值的。

马克主义权力观：

“中国式民主”的发展方略

　　经典的政党理论将现代政党视为多元体系中的一元，其基本角色是充当人民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主要功能是代表功能和表达功能。著名政治思想家G.萨托利认为，“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因为政党为表达、沟通以及实践被统治者的要求提供了渠道，负责任的政府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应型政府。那么，正是从宗派到政党、从负责任的政府到反应型的政府以及从议会党到选举党的渐进的、自我延续的演进，才确立了政党的基本功能、功能角色和体系地位——简而言之，确立了政党所赖以存在的理由。”［21］

　　如果沿用这种经典政党理论来分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所承担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肩负的使命，无疑有点过时和老套。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与根本价值追求，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与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普通政党所肩负的代表与表达两大常规功能，而且还肩负着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所肩负的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功能，这是议会党或选举党、精英党或大众党、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或卡特尔党（Cartel Party）等概念性政党所不能涵盖得了的功能。一言以蔽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通过建构将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性的方式，来达到将政党的发展目标与国家的发展目标、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华民族的发展目标有机连接和一体化融合之根本目标。这一根本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演变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由此可以看出，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党（Mission-oriented Party），其所致力于建构的政治已经成为一种使命型政治（Mission-oriented Politics）。而且，这种使命型政党所建构的使命型政治，初步体现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与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治理绩效，无意中契合了三个层次并日益一体化的中国人的需求观，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全社会对“中国梦”抱有热烈期盼的政治理想，也开始从根本意义上建构一种符合中国人道德价值取向的心灵秩序。

　　然而，不管是使命型政党，还是使命型政治，都必须面对复合民主观视野下“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的追问与挑战，即如何实现公共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有效维护、公共利益得到有效分配、物质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生活的精神品质得到有效提升这“五位一体”的“优良生活”使命。一般来说，一个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规约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以及由此而体现的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水平。有效运作的政治制度有助于引导人们自觉采取约束主体行为的行为模式，并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朝着有序的共同体方向前进，“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而“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22］。这就意味着在使命型政党与“优良生活”使命之间，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体系作为中间平台载体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执行，作为使命型政治的组成部分——政治制度建设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虽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已经建构起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三个层次的政治制度体系，但毋庸讳言，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一历史性与现实性难题；虽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但这三者的有机统一究竟统一到哪里去，如何从根本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依然在探索之中。究其原因，在于没有从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权力的监督这一完整的权力运行链条，即权力观视角去考察与统合政治制度建构的一般规律，仅仅靠执政党独特的使命感和缺乏显而易见的可操作性与成效显著的强执行力的政治制度体系，以期治理好全球化时代的超大规模国家与社会，还是远远不够的。

2010年9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提出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的要求：“权力观是关于国家和社会权力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同资产阶级权力观的根本区别。”如果从公共权力的来源、行使和监督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来分析的话，对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认识，还可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之后加上一个“权为民所控”，即公共权力由人民来监督，从而形成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完整阐释。［23］这就要求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上来，而且要求将融性质、价值、地位、功能、使命于一体、汇通“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的复合民主观，转化为具有高度合法性与绩效性、具有高度参与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体系和实现机制，从而开创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民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职业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队伍的涌现：“中国式民主”的图景保障

　　“意识形态通常是建立在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基础之上的。”［24］在社会主义从理想蓝图设计到具体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曾产生了一大批从事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宣传与实践的职业化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他们既注重具体实践建设，又注重从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工作，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标志性革命与建设成果。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指导着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深化，反过来，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着革命与建设的理论发展。在当代中国，更需要有一批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涌现，不能光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而没有马克主义思想家；更需要有基于中国本土化的系统化的内源性的原创理论的涌现，不能只是对西方理论的生吞活剥式套用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教条式复古；更需要有普通民众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愿意信的“入脑入心入行”的话语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执政党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与政策乃至实践进行复读机式重复和机械式论证的层面。换句话说，仅仅满足于命题或遵命作文式阐释体系的建构，是无法迎来“中国式民主”理论创新的春天的，必须重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创新之路。

　　高素质的职业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队伍，既可以来自执政党在长期的建设实践中涌现的既有高度理论素养又有坚实管理实践的职业化高级领导干部，又可以来自专职从事理论研究和生产的学者群体，还可以来自专职从事政策研究的各类机构研究人员。他们的共同点无外乎是既接地气又有开放视野，既有理论思维又有实践经验，既注重解决现实问题又立足长远发展战略，既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又关心全世界的未来，既讲人情又讲理性。这是重构“中国式民主”的基本内涵，建构全球化时代转型国家复合民主观，创新“中国式民主”的叙事话语、发展方略与推进路径等一些重大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式民主”的图景保障。

　　站在全球化时代之巅，审视“中国式民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创新转型国家的民主理论，建构复合民主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职业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队伍，以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如下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本土化、系统化和内生性的阐释和回答：建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与全面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结合点在哪？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解决使命大于责任、蓝图大于实际、高层使命强于基层责任等使命型政治的运作困境？植根于独特历史文化与经济社会环境的中国人“24字+16字”综合需求观，让集“需求导向民主观”与“优良生活导向民主观”于一体的“中国式民主”的复合民主观有了历史承继性和时代合法性，但在公民总体权利中，经济社会权利对政治文化权利的阶段性“代入”的合理性，在现代性不断建构的现代化进程中其边界在哪里？面对超大规模社会治理与国家统一、民族文化认同等存在价值相互抵牾的发展困境时，如何有效培育公共理性精神与妥协意识的生长？在全球化时代，面对科技革命与人权意识的觉醒两大时代主题，如何有效推进以微观政治、生活政治、地方自治、参与民主等政治形态的多样性发展，型构大国政治、政党政治与微观政治互通互融、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帮互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联互促、高层民主与基层民主互接互赢的新型政治形态？等等。“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之路任重道远，需要职业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队伍的涌现壮大与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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