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我的奋斗》在德国畅销，希特勒是否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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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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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媒1月4日报道，纳粹独裁者希特勒的反犹太宣言《我的奋斗》再次在德国成为畅销书，自从2016年1月再版以来已经销售了8万5千册。出版商、慕尼黑现代历史研究所（IfZ）所长魏尔辛（Andreas Wirsching）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说，“销售数字令我们震惊”。这版《我的奋斗》1月底将第六次印刷，其中包括了学者的注释。而去年初第一次印刷的4千册很快就全部售出。

自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多元文化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兴起以来，由此应运而生的“政治正确”理念以尊重社会差异，保护少数人群和弱势群体，使他们免受可能引起歧视的言论的伤害为核心理念。“政治正确”具体体现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禁忌话题和不可触犯的“红线”。比如关于希特勒的“政治正确”是出于对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的赎罪心理。希特勒被定为战后德国社会中的最高禁忌话题，是德国新闻和舆论管制的零容忍对象，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逐渐式微，“政治正确”的定义开始渐变。希特勒在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塑造出现的多次重大改变就是对“政治正确”的挑战。

1925年第一版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在德国畅销，希特勒是否又回来了？

薛原 | 上海交通大学德语系讲师

原题《德国后现代多元文化之殇 ——希特勒是否又回来了》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09期

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后现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消解了包括欧洲中心主义在内的霸权主义文化，使得世界文化向着开放、包容、共通和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当多元文化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趋势后，欧洲大陆开始经历多元文化带来的震荡和颠覆。

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大陆像欧洲这般在面临多元文化的挑战时百般纠结，左右为难，却又无可奈何。在欧洲，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之大，足以改变自二战以来欧洲人所秉持的价值核心。而这一改变是否会带来欧洲社会的深层次改变，甚至引起社会的大规模动荡还未可知。

标志这一变化的文化事件，是自1998年到2015年德国发行的以希特勒为主人公的从漫画、小说到电影的一系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逐步颠覆了有关希特勒形象塑造的禁忌，尤其是2012年发行的小说《他来了》和之后于2015年发行的同名电影，可以视为颠覆性的现象级文化事件。《他来了》打破了德国社会自二战以来讳莫如深的诸多“政治正确”的禁锢。这非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感和批评，反而引发了一场全民和媒体狂欢，引起了德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如何解读这一文化现象？这些文艺作品是否如很多文化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折射出多元文化在欧洲被挑战甚至衰落的现实？本文将首先就希特勒的形象塑造在德国文艺作品中的变迁，结合欧洲文化圈中“政治正确”理念的变迁，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希特勒与“政治正确”

自上世纪60年代后现代多元文化在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兴起以来，由此应运而生的“政治正确”理念以尊重社会差异，保护少数人群和弱势群体，使他们免受可能引起歧视的言论的伤害为核心理念。“政治正确”具体体现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约定俗成的禁忌话题和不可触犯的“红线”。

比如关于希特勒的“政治正确”是出于对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的赎罪心理。希特勒被定为战后德国社会中的最高禁忌话题，是德国新闻和舆论管制的零容忍对象，这表现为：首先，任何在大众媒体中将希特勒塑造成“人”的做法是被严令禁止的，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观者的同情甚至理解，从而大大消解希特勒作为战争罪犯的罪行。所以，文艺作品只能以极端面具化甚至符号化的方式将希特勒塑造成恶魔，阻止观众产生同情。第二，在德国文艺作品中将希特勒塑造成小丑也是被禁止的，因为这种轻松的、引人发笑的艺术形式也会淡化其战犯罪行。

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逐渐式微，“政治正确”的定义开始渐变。希特勒在文艺作品中的形象塑造出现的多次重大改变就是对“政治正确”的挑战。

１998年沃尔特·莫尔斯（Walter Moers）在漫画集《阿道夫——我来了》（ Adolf. Äch bin wieder da!）中将希特勒塑造成易怒、幼稚、生活能力低下的可怜虫。莫尔斯将希特勒塑造成一个不足为惧的弱者，意在使希特勒摆脱恶魔形象，使其成为非禁忌话题。这一漫画的出版正值德国面临移民政策改革、兴起有关“政治正确”大讨论之际，莫尔斯塑造的“小丑”式的希特勒很快引起了诸多社会团体的不满。

在使希特勒形象去恶魔化的道路上，阿希姆·格雷瑟 （Achim Greser）的漫画《元首的私人时间》（Der Führer privat）更进一步。与纳粹宣传片中被“神化”了的希特勒不同，格雷瑟塑造的希特勒像普通人一样使用吸尘器、填写购物单。格雷瑟认为面具化和符号化希特勒的做法与淡化其罪行的做法同样有害。塑造这样一个在私人生活中的希特勒恰恰使得读者们能够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一个历史人物。

在2004年布鲁诺·冈茨（Bruno Ganz）的电影《帝国的毁灭》中，希特勒首次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人。电影刻画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经历的坚持和绝望；他与幕僚、属下和情人之间的参杂着信任与背叛的情感纠葛。

之后，丹尼·里夫（Dani Levy）2007年所导演的名为《关于希特勒的真正的最真实真相》（Die wirklich wahrste Wahrheit über Adolf Hitler）的影片，讲述了在1945年希特勒失声后被迫找一名相貌相似的犹太人暗地里代替他发表新年演讲的故事。在该影片中，希特勒被塑造成充满心理缺陷和性格弱点的普通人。相对于漫画，电影受众更广，社会影响力更大。这两部电影使得希特勒的“普通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完全打破了有关希特勒在文艺作品中不能被塑造成“人”的禁忌。 

2010年出版的德国小说《他来了》（Er ist wieder da， 中译本《希特勒来了》）标志着德国希特勒人物塑造史上的重大转折。该小说在短短几个月内在德国本土卖出150万册，成为排名第一的畅销小说。

小说中，死后70年的希特勒重返人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挑战读者的底线，玩转新媒体世界。他了解并逐渐学会利用媒体资源，他参加的喜剧频道大获成功，他的演讲视频很快在网络上获得了突破百万的点击率。这个希特勒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毫无愧疚感，甚至表示自己是“犹太人大屠杀”的主事者，并坚持对此负责。

2015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影《他来了》也以这一方式尽可能真实地塑造人物。电影中的镜头在柏林广场、各党派中心和电视台前切换，以记录普通群众对这个希特勒突然现身时的真实反应。影片中希特勒如此彬彬有礼、充满魅力，使得导演不得不在电影中安排了他射杀小狗的桥段，以重塑其“恶魔”形象。导演用这一形式使观众摆脱罪恶感：“把希特勒定义为恶魔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好受些。我只是想说即便是以另一种方式，希特勒在今天仍然有机会获得成功。”

小说和电影中最令人纠结、也是最危险的部分是这个希特勒对当今德国社会种种弊端和怪现状的独到和精准的论断，迎合了不少在多元文化社会中感到困惑和茫然，渴望重建“社会秩序”和“德意志精神”的读者。这可能是这部作品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如此之多的共鸣，引发社会各界多层次思考和讨论的原因。

对于德国社会精英阶层欲求打破“政治正确”的夙愿，德国《时代》报这样评论说：“在耶稣行走于人群显示了神迹之后，教廷将他拘禁，并敕令他不得让人看见。如今在电影《他来了》中，希特勒也突然行走于人群之中。发生了什么事呢？所有的门朝他打开，他却被禁锢在哗众取宠、政治不正确的大众娱乐之中。”

《时代》报不仅将希特勒比作耶稣，更意在指责电影并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在打破“政治正确”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而是使得这一严肃主题在大众娱乐的掩盖下走向流俗。向来被极左派把持的德国文艺评论界也鲜有人在“政治正确”的层面批评《他来了》，这种暧昧的共识使得这部电影几乎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狂欢。

从希特勒形象在德国文艺作品中的演进史，可以窥见德国社会在二战以后对“政治正确”定义的变化，以及欧洲人对多元文化理念的态度的变迁。对希特勒言论的解禁，意味着德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以下的三种变化。

第一，二战结束后若干年，时过境迁，人们逐渐以一种平和、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些曾经的敏感话题。那些“政治正确”和“非政治正确”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甚至不存在了。

第二，欧洲政治甚至因过度重视“政治正确”而失去其公正性和客观性，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近年来，越来越多人批评欧洲政治太过左倾，以至于在移民和难民等重大问题上做出有失偏颇的错误决定。

第三，希特勒作为德国民族主义和极端保守主义的代表，他的回归也意味着许多与后现代多元价值观相左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而传统和保守价值观的回归顺应了当今德国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要求。下文将解析德国后现代多元价值观的生成、发展、冲突和衰落，揭示多元文化观与德国“政治正确”的关系。

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衰落与去“政治正确”

英国文化学者Spencer-Oatey1999年提出了著名的“洋葱式文化模型”，即处于最中心位置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将逐层导致社会信仰、社会机构、社会礼仪和行为等范畴的渐变。处于这一模型最外层的是文化现象和文化产品。究其根源，文艺作品和文化符号的变化折射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深层次变化。

西方后现代多元文化从兴起到衰落，也必然带来社会文化现象的新变化，两者相互映照。多元文化价值观需要“政治正确”，而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也会导致“政治正确”理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改变。上文所述的一系列与希特勒有关的文艺作品，折射着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欧洲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如今欧洲社会打破“政治正确”的诉求如此之强烈，让人不得不追索其背后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欧洲多元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发展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著名哲学家们对现代主义的多角度的批判使得后现代思潮成为上个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和思想潮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极盛时期，巴特、德里达、福柯、拉康和巴特勒等同情犹太人的后现代哲学家的个人声誉和成就达到顶点。

由纯理性思维、整齐划一的官僚体制和崇尚绝对进步的现代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催生了大屠杀。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希特勒最后成为集权和屠杀的罪魁，这无疑是对德国自启蒙主义以来奉行的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极大嘲讽。在被告席上的德国人并不是这一场屠戮的唯一罪人，欧洲很多国家都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可以这样说，后现代思潮是一场针对欧洲人集体之恶的反思。由此可见，后现代多元思想与德国战后对二战罪行的反思，重建欧洲民主核心理念紧密相关。 

由此在学术界应运而生的一系列批评方法，形成社会批评和文艺理论的主导方法。无论是女权和性别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还是伦理批评，都体现为对邪恶霸权中心的解构，对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的否定。

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使得所谓主流话语被消解，这些哲学思想从客观上促进了战后欧洲社会的民主建设：社会趋于平等、多元和包容。弱势群体、少数人群和外来移民获得了相对平等的权利。文化多元成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标志，其对构建战后多元文化社会的进步意义不可否认。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战后德国联邦教育机构在公民教育中坚持这样一个原则：即现代社会应建筑在自由开放的、井然有序的多元文化之上。这也就是说，社会崇尚自由，默认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宗教、价值观或是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应该被认可和尊重的。

但是，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末起，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声讨后现代多元文化，认为后现代多元文化的弊端已经凸显并呈衰弱之势。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衰落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和政治原因。

首先，后现代多元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意识形态，为西方资本在全球扩张制造了正面的文化舆论。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资本运营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否定，后现代多元文化也随之遭到质疑。

其次，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弊端主要体现在其强烈的怀疑主义倾向，即质疑传统和权威，这使得主流和非主流族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第三，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所倡导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虽使得社会价值取向多元，但也抹杀了主体文化导向，使社会文化失去凝聚力。

第四，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极端个人主义使得社会失去合理的道德约束，人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淡漠。    

多元文化社会中不同背景、种族和宗教的人们之所以能和谐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不侵犯他人的话语、文化和生活领域。后现代多元文化的兴起使得“政治正确”成为尊重社会文化差异，保护少数群体权益的重要协调手段，比如对犹太人、土耳其和伊斯兰移民的言论保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德国“政治正确”的最高任务。

事与愿违的是，欧洲大陆的文化宽容反而纵容了很多极端主义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者的不宽容的观念；对人权的“过度”尊重使得欧洲国家投鼠忌器，无法有效同化外来文化，促进融合。高度包容文化差异反而使得少数人曲解人权，滋长了褊狭和暴力的倾向，最终可能导致文明被破坏，这是很多欧洲人始料未及的。

如前所述，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在欧洲被质疑乃至衰落必然导致“政治正确”理念的变化。今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将“政治正确”视为固守成规的做法，认为这一方面压抑了正常的批评言论，另一方面则纵容了一些社会群体过度的自由言行。

一些右倾学者这样说，在德国，“政治正确”就是“自由主义者、政治左派、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少数人群的代言人以及各种多元文化的支持者试图嘲讽言论开放的社会，扭曲对过时禁忌进行合理质疑的行为。

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政治正确”往往被用于压制和质疑国家秩序和社会优势文化。在政治生活中过度考虑“政治正确性”，必然要掩盖一部分事实真相，导致行政决策者制定出有失偏颇的政策和决定。另一些保守派政治家认为，德国是时候摆脱历史包袱，重提“爱国主义”和“精英教育”，提倡健康的、客观公正的公民意识，对抗被过度强调的“政治正确”。回溯历史，德国乃至欧洲社会的去“政治正确”化的根源，在于1990年代以后后现代多元社会理念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多元文化下的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过去在多元文化融合文化政策指导下，英国政府曾鼓励各少数族群文化独立发展，这导致英国领导型文化的虚弱和缺失，一些年轻人转向极端主义思潮。上世纪60年代为支持德国战后重建而大规模引入的土耳其和东南欧劳工，并未按照原计划返回家乡，大多滞留在德国。这些生活在封闭的社区之中的移民基本不说德语，拒绝融入社会。

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随着多项欧洲移民融入政策宣告失败，英国首相卡梅隆、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都先后在公开场合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多元文化已经破败。这无疑是欧洲社会最高层精英打破后现代多元文化下的“政治正确”的最明确信号，一些曾经敏感的、涉及种族、宗教和移民融入等问题的言论禁忌已经打开。这一场对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的集体围剿究竟是一场时代逆流，还是一次对文化发展走向的理性反思？

德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是导致欧洲多元文化加速衰落的根本原因。上文所列举的1990年代末以后诸多有关希特勒的文艺作品都借塑造希特勒形象来表达对后现代多元文化社会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回归传统，甚至是回归 “德意志辉煌”的渴望。

比如，在《他来了》中充满了对土耳其移民问题、伊斯兰移民的融入、德国民族性丧失和民主政治的弊端等问题的揄揶。这些无疑是当今德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尖锐的困难和挑战。无独有偶，德国经济学家与自由作家蒂洛·扎拉青于2010年出版的《德国正在自取灭亡——我们是如何将我们的国家置于危境》（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一书也犀利揭示了德国社会一系列问题。

在这本书中，扎拉青指出德国人生育率低，而主要的人口增长来自于中低阶层与穆斯林移民家庭。土耳其、东南欧劳工组成的移民大军利用福利制度的漏洞，通过大量生育，过着不必工作坐享其成的寄生生活。低教育水平、低就业率、低融合度、高犯罪率成为一代移民后裔的标签。

于此同时，本土德国人出生率之低已经难以维系文明。这个诞生了无数伟大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的国度却无法有效促进高素质高学历人群生育。扎拉青就移民问题在书中说：“我们只有欢迎那些合法居留者。我们希望你们说德语，自食其力，努力培养你们的孩子成才，适应德国的风俗习惯，也希望你们有朝一日变成德国人——如果你做不到，至少让你们的孩子做到。

如果你们信仰伊斯兰教，那么好吧，你拥有与新教和天主教德国人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但我们不欢迎少数民族，也就是那些还打算继续做土耳其或是阿拉伯人的人，以及那些还如此培养孩子的父母。这些人在他们的母国有更好的前景。我们尤其不欢迎那些只对德国社会福利感兴趣的人。”穆斯林人口和选民比例的上升会加速欧洲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其秉持的人文理念的失落，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这一结果不能简单归咎于内政和移民政策的失败，而是后现代框架下西方精英社会崇尚极度个人自由享乐、拒绝生育的社会意识形态造成的。

不仅如此，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直接导致政府行政能力低下。走马观花的政党更替使得利好政策难以贯彻执行，而政治家为了赢得大众选票吹抬一些有失偏颇的极左政策。而这些政策导致了今天欧洲在移民引入和融入问题上的不利甚至失败。此外，欧盟决策和执行能力低下，各成员国只关心自身利益，遇到问题则百般推诿，心怀鬼胎。

近年来爆发的欧债危机和恐袭危机使欧洲各国的分裂愈加严重，唯有德法苦苦支撑。凡此种种导致很多欧洲国家社会福利体系不堪重负以至于行将破产，这无疑动摇了欧洲各国作为高福利社会国家的根基。

近期难民问题上的分歧将欧洲的分裂推向了极致。一方面社会的老年化导致社会劳动力匮乏，使得默克尔政府奉行的移民引入政策多少受到了普罗大众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其争议点在于移民的引入带来的融入、犯罪和财政问题难以解决，人们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心存疑虑。近期欧洲恐袭频发，安全危机此起彼伏，无不宣告用已然虚弱的基督教文化教化或同化愈发强大的伊斯兰文化已然失败。

随着默克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声誉日渐上升，甚至成为下届联合国秘书长的热门候选人，她在国内政坛的支持率却每况愈下。德国选民对她最大质疑就是其难民政策。默克尔政府认为，如果只为了满足当下选情的需求，就完全封锁边界并驱逐大多数有着伊斯兰教背景的战争难民，并非明智之举。

从长远来说，欧洲的长治久安并非来自建筑一堵现实的围墙。默克尔政府除了积极促进以外交、政治和经济途径重建申根区外“问题国家”的和平，也想通过接受战争难民的举措来“以德服人”。借此德国一则可以摆脱二战屠犹的历史包袱；二则可以树立开放的、人道主义的形象。这从战略上可以向申根区外广大穆斯林世界昭示西方世界的开放、善意和包容，将更多穆斯林人群拉入民主阵营，以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客观上阻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但很多普通的欧洲人并不理解这样的政治远见，也并不信任政府和欧盟，反抗情绪日益剧增。欧洲人正在逐渐丧失安全感、方向感和尊严感，欧洲一体化的神话可能破产，连民主制度的正确性都遭到质疑，究竟还有什么价值是可以坚持的，还有什么远景是可以规划的？如今的欧洲可以说正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他来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代表了欧洲社会文化意识的重大转向。

重构德国社会文化的挑战和机遇

无论是希特勒形象在德国文艺作品中的演变，抑或是《他来了》这部作品所引发的罕见的文化现象鲜明地表达了欧洲人的这样一种思索：在战后形成的多元价值观衰微之际，欧洲需要重塑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文化观。

小说中所塑造的希特勒承载了欧洲社会精英重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诉求，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这个希特勒被赋予“天命”，孜孜不倦地践行着唤起德意志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任务，肩负着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出困境的使命。

第二， 他推崇德意志精英主义，奉行个人意志和强人文化，力图使德意志文化重新具备生命力和向心力。他毫不顾忌所谓“政治正确”，对东南欧的移民不屑一顾，对犹太人仍然充满敌意，对领取社会低保、每日与鼠标和电玩相伴的德国人更是嗤之以鼻。

第三，他抨击纷争不断但执行能力低下的的邦联制度和党派政治，试图重建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外交强硬的新政党，改革使德国人日益慵懒失去竞争力的社会制度。

当然，在小说的结尾他还是逐渐接受了德国作为一个多元、移民国家的现状，并向犹太人道歉。他期望在接受这一现状的基础上，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新媒体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以实现自己建立新政府、重塑新文化的野心。

由此可见，当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背景下的“政治正确”演变成绝对“霸权话语”时，欧洲精英借文艺作品发起大讨论，获得社会共识，打破“政治正确”，对一些在多元文化观指导下诞生的不当政策进行改革，最终期冀摒除社会的沉疴旧疾。在他们眼中，也许只有希特勒式的狂热意志和战斗精神，才能给完善福利制度下虚弱迷失的欧洲人打一剂强心针。

尽管在德国建立一种有主导意义的新的、单一的、领导型的文化（Leitkultur）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提法本身就有问题。

首先，单一的、领导型文化在已然多元化的欧洲不可能实现。今天，无论在欧盟，还是在德国，种族、宗教、文化多样性都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欧洲人虽然一直忌惮伊斯兰教在欧洲的扩张，但建立单一文明并不意味着复兴犹太、基督教文明，而排斥其他宗教。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欧洲宗教文明的一部分。已然危机重重的欧洲犹太、基督教文明遭受了来自后现代多元宗教文化观的蚕食，很难独自承担起文化构建之重任。

第三，所谓单元、领导型文明不可避免地具有右倾倾向，长此以往将损害欧洲民主，挑起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安定。如果建立一个所谓的“单元文化”不可为，那么什么才是欧洲新文化的立足之本呢？

构建德国乃至欧洲新价值观的时代已经来临，但这一新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回到封闭和孤芳自赏的状态中去，而是积极地从文化共识、共同价值、共同规则和共同远景几个层面对新文化进行重建。具体而言，这种新价值观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德国来说，这一共同的新价值建立在对二战的忏悔和反思后的德国新民族和国家主义之上，是经过后现代洗礼以后所形成的远离现代性弊端的进步价值观。

其二是自启蒙以来的欧洲人普遍信仰的人本思想和普世价值，这不啻为欧洲文化的精髓。

第三，在移民和难民已经成为欧洲各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如何建立一个社会共同恪守的规则和行为标准，建立强有力、行之有效的管理、行政和法律体系才是重中之重，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决不妥协的坚持。

最后，欧洲各国放弃私心，集结所有进步力量，才能重建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重新找到新“欧洲价值”的定位，以对抗内部和外来的重重危机。而作为欧洲经济和政治领头羊的德国更应该承担自己在新文化和新价值构建中的责任。也许只有在欧洲建立这样一个涵盖丰富的新文化价值观，可能才得以真正对抗暧昧不清、界限不明、放任自流的多元文化或是褊狭、右倾、排他的单元文化。

上文所述的德国文艺作品对希特勒的塑造究竟是对现实的反讽还是纳粹游魂的回归？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经过战后对纳粹罪行旷日持久的反思，对人的尊重、对集权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已经深入德国人的骨髓。

无论是勃兰特在华沙标志性的一跪，还是近年来对日本侵略史立场鲜明的表态，都足见德国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政治操守。在近期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堪称道德担当。但在目睹了马德里、布鲁塞尔爆炸和血洗巴黎的惨烈之后，即便怀着最良好的祝愿，我们也无法把这一场融合的前景设想得过于乐观。

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

有人说，德国人正在进行一场社会实验，他们试图使国界和种族和宗教隔阂消失，使不同的人们共享阳光下的和平生活，重燃欧洲理想主义的光芒。如果这一场天真而伟大的实验真的能够成功，那么德国人将大大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过去的几百年内，古老的欧洲经历了各种主义和价值的覆灭和重组，欧洲的明灯都不曾熄灭。如今在困难、危机甚至是死局面前，新的统一文化内核正在古老的欧洲大陆上集结，这也许才是经历了阵痛、死亡的阴云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大文明重唤生命力的契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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