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文 | 如果少年有智慧，如果青年有经验【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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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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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少年有智慧，如果青年有经验

     王进文 | 中南大学法学院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王进文

    提名奖《中国法治的新“算法”：互惠性地方主义作为克服国家法制主义的尝试》一文作者

非常感谢《探索与争鸣》提供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青年学者们一起分享研究心得；非常感谢叶主编、杜老师，尤其是一直聆听发言的秦维宪先生的关心与照顾。观于海者难为水，身处大上海，个人的存在感便过于渺小。在此，我谨以庄敬的态度来思考，以庄敬的心绪来理述，以庄敬的笔墨来形容，也希望所有看到这篇以庄敬的心智心力心性所作之心得的各位同学同仁同志们不吝斧正。

“青年学术成长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宏大而又迫切的题目。先贤有言，“医不自治”，鄙人忝踞“青年”行列，原本无权就“青年”命题置喙。好在我的白头发比较多，往往予人以庄重之感，可以冒充局外旁观，侈言无验，切乞恕罪。个人笔拙识短，谨将所思所感罗列三端，间有疏漏甚或偏颇，均属可商。现叙陈如下：

第一，个人学历、师承与学术关怀。据说在日本和德国，一位大学教师在上课时会介绍他自己是谁，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是谁……以示学有所宗，并非伪学欺世。固然英雄不问出处，不以门户自设藩篱，但君子学有所本，不可不有师承。韩昌黎文起八代，倡叙道统，中土禅宗一花五叶，铺陈法统，即为此理。我非英雄，叙说师承，徒为壮胆而已。鄙人现供职于中南大学法学院——再三强调一下，鄙校在长沙，而非武汉——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业师许章润教授。据说师门的学术谱系可以追溯到大哲学家康德，当然这是戏言，但也不无凸显出自己的学术焦虑，事实上这也可能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焦虑，即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谱系，徒逞门户之争，往往意气用事。

我来自法学专业，在座的各位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同仁钻营法学，抱歉我使用“钻营”这个词，“神童不学法”，可能我们都是天资比较愚笨的，高等数学肯定没学好，也可能是在当下的中国，法学的门槛比较低，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可以来拿一个法学博士学位，据说秦城的法学博士们已经人满为患，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可能在座的诸位，除了尊敬的充满了时间焦虑感的陈昌凯老师之外，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参会者了，我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已经34岁了——有白发为证，美人自古如名将，不叫人间见白头。王群兄说这是有气质，其实有气质和长得丑是同义词。

可能是意识到了法学的局限性，或者说是（规范）法学在当下中国的局限性，转型时期变革时代的许多问题是法学所不能解释或解决的，原本法学就是一门不自洽的学科嘛，自2008年硕士毕业之后，我基本上疏离了法学界，与法学圈子的人往还不多，而是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广泛涉猎研读包括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人文社科诸领域，虽然探究程度不是很深，大致水过地皮湿，不求甚解，但大致达到了不被那些盛名难副的大师们所忽悠的状态。

与此同时，则是开启了我的社会修行之旅。我写过专栏，做过编辑，主持过讲座，经营过书店，代理过诉讼，现仍在做着学术研究——很边缘性的。今天冯庆老师谈到了江湖，我倒是接触到了各色人物。从天桥下炸油条的大妈到CBD写字间的白领，从出入秦城的党国要犯到身罹反右浩劫的老者，从体制内的逃脱者到精致的利己者，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后人到海峡对岸的荣民子孙，从当年广场上的撤退者到身陷囹圄的坚守者、“变节者”，以至博徒卖浆跑江湖卖艺为生的人，乃至建筑工地上的搬运工，无奈等死的尘肺病患者，死刑犯，基本上各行各业都接触过。这个过程中，有心无意碰触到了制度之恶，目睹了人性之暗，寡头的既愚且诈和民粹的可敬可怖，促使我逐渐抛却了浪漫主义的想象，转而思考社会的运作、秩序的建构和人生的意义。这也是我更加远离，更确切地说，是更加看不起那些不谙世事的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们。对各种现实现象，他们说的都对，但只是忘记或回避了，这是在中国，非常状态下的中国。可能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一选择与经历，误打误撞无心插柳之际，使我获得了一项研习法学乃至所有实践智慧必不可少的财富——历史感。有了充盈的历史感，对历史和文化演进逻辑的理解便会更透彻，更深刻。法学乃人学，人心惟危，异于禽兽者几希。古希腊哲学的主题是爱，如果说，爱人类这个命题能够成立的话，便必然意味着爱人类的不完美性，你首先要洞悉人类的不完美性，那么，足够的人类学想象与社会学想象是必不可少的，这关乎到能否创造未来秩序的能力和智慧。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如果少年有智慧，如果青年有经验，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二，关于青年学术与学术共同体，鄙人无甚高论，仅作经验之谈。当然，余生也晚，这里所谓的经验，本身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历史是经验知识的最大宝库。逻辑理性虽然可以使我们无需历史经验而推导出正确的答案，但如果前者因其有限性而不可恃，那么，历史就是人类智慧的唯一宝库，时间是仲裁者，世界历史即世界法庭，而历史理性永远是胜利者。

我们很难用恰切的语言概括我们所处的时代，转型乎？过渡乎？抑或变革乎？可能我们所处的正是一个从非常状态向日常状态转变但又具有强烈的非常状态特征的时间段，时间丛集于此，时代错位于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陈，李斯韩非式的国家整肃与哈耶克波普尔式的社会开放齐聚。唐德刚先生说，清代之前，中国千年不变，近代以来，社会十年一变。而到了今天，可能一年十变。在座的各位虽是广义上的“八零后”“九零后”，但各“后”群体之间，代沟已然分明，我们成为了没有共同的童年记忆的无机群体。

自“短促的二十世纪”结束之后，黑云压城，落日长安，政治世界的横向摧折，使得中国学界无论主动或被动，迅速转为内向与内敛，不再谈论体系，不再探讨价值，也不再改造世界。溯及国史，这一现象并不鲜见，无论是从西汉到东汉，从北宋到南宋，还是从明代到清代都是如此。天地苍黄，南渡北归，蔚为国族学术史上的一大精神现象，恰如曾文正公所叹“前日有同乡庶常送诗，俳不成俳，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这与其说是学术发展的内部逻辑所致，毋宁说政治对学术的规驯结果。学术成为技术，实证等于科学，宏大叙事无异空疏迂阔；义理无人问津，意义无人负责，而意象则成为母语中的陌生词汇。船山先生有言，“当纷乱之世，未易立言也”，当下虽非“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但在稻粱谋与五鼎烹之间，有意义的事情和有意义的人生，还是需要有一点追求，有一点坚守的。

我们须知，信息与知识是不一样的，聪明与智慧是不同的，艺术与技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座的各位都读过《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个细节可能很多人会忽视，当郭靖被困在桃花岛上，遇到周伯通时，老顽童让他猜王重阳如何处理《九阴真经》，郭靖说“正该好好的藏起来，其实烧了更好。”这使得周伯通大为惊讶，因为这一处理方式与他师兄是一样的，“师哥当年说我学武的天资聪明，又是乐此而不疲，可是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一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郭靖很迟钝，但绝不是笨，而是有大智慧，大智慧须有大境界。胸怀，正是胸怀，决定了天花板的高度。“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犬儒、投机断非正途，寻章摘句把玩文字游戏或可取媚于一时，故作惊人之论以邀时誉，终究大浪淘沙。

固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谠言高论，而枉顾“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环境。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一个关心中国问题的人，不能把你所有的精力用去做课题，填表格，做鸡虫之争，而是在完成必要的考核的基础上，去做为己之学，要有自己的底线，自己的坚守，自己的关怀。换言之，自己的研究要有超越性。朋友，你的工作是在为将来擘画秩序，无异于为未来立法。顺此，便谈及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如何界定共同体？于政治而言，晚近的研究表明，共同体与其他组织，例如公司，有一个本质区别即前者是无限契约组织，后者是有限合约组织，即共同体承载繁衍后代、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每个成员生于斯长于斯，将来还要葬于斯，意味着所做的事关乎祖先的荣誉，关乎后代的生存，是一种跨代的契约关系，故而要对共同体负无限连带责任。民族国家便是最典型的的共同体。于学术而言，不难类比，你构成了学术共同体的一员，学术共同体的兴衰与你息息相关，“但见繁华，不见精神”断非中国的学术共同体所应有的气象。青年学术共同体意味着什么？我们应研究学问，关注中国，关注社会，真真正正把你的心血奉献出来。

第三，关于拙作，鉴于论文集中业已辑录，在此仅简要述及。众所周知，“超级大国没有纯粹内政”，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的力度之深和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之大已然超乎想象，而中国正面对重构内部秩序和参与重构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中国建设法治社会，受制于许多条件限制，路径锁定。中国太大，中国文明的历史和构造太独特，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做出错误选择的概率也非常之高。那么，如何建设理想的法治，便成为一项重大的挑战。这篇论文是以新达尔文主义的算法理论解析与建构中国的法治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经济学家罗小朋教授也运用新达尔文主义的算法理论解释地方自治问题，本文受惠颇多，在此致谢。

在鄙人看来，中国的法治建设走上了一条具有极大潜在危险而又极难克服的国家法制主义道路。所谓国家法制主义，简言之，系指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状况，法律被用作国家建设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但不具有独立至上的地位，国家被看作法律的唯一正当渊源，法的制定者、解释者和执行者。国家法制主义具有巨大的机会成本，便于官僚系统的寻租，造成政治制度与非政治制度之间的扭曲，这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灾变逻辑相契合，致使我们的法治既非公平，亦非民主，无法催生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与自由人的游戏规则背道而驰，造成立法的封闭性与执法的单向性，社会道德持续衰败，政治集体行动乏力，进而内生出反社会、反共同体的不良倾向。中国的国家法制主义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导致了我们对法治理解的窄化，如果我们不能找出一条走出国家法制主义的道路，中国文明便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宿命。论文运用的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来剖析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说新达尔文主义是真理，但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契合这个话题。论文将互惠性地方主义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的“算法”，人作为社会动物，只有生活在自己愿意归属的小共同体内（例如，家庭、家族、家乡），他的道德本能和政治意识才能成为有意义的理性行为。而人的合作机制和利他本能，也只可能在共同体的利益约束下才能达到平衡。理解这一点，就可以解释发展互惠性地方主义的前提下发展法治（以及民主）的重要性。克服国家法制主义之关键便在于寻找一种可行性的以平等为基轴的算法，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法治纵向整合提供平等的根基，为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落实提供坚实的载体。这一算法的核心是如何重新界定新的群群权界和群己权界，重建各级共同体，让每个城市和地区都成为“有机的”社会实体，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和尊严感，从而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使社会充满活力。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简要的介绍，具体的论述可参见正文。

晚近四十年来的改革，全民强行军式的现代化，打乱了知识阶层世代交替的自然秩序，身处其中的我们，承载了高度浓缩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开拓的使命，美酒毒汁冶于一炉，我们的幸与不幸均在于此。或许，我们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跨文化和跨代际经验最丰富的一代，并进而分享与占据全球话语权，但也可能使我们面临着远远超出我们生命经验与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代，盲人瞎马，漏船载酒。虽然逐渐摆脱了以往一个多世纪的悲情，但也带来了各种机会主义的诱惑，“后发劣势”于焉生成。审慎是政治的首要美德，信不诬也。

最后，我想以《提摩太后书》中的这段话作为此次发言的结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谢谢！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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