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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十二】杜春林 | 政府治理研究的“历史视野”与“时代主题”——一个“青椒”的研究心路

2017-04-05 杜春林 探索与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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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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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研究的“历史视野”与“时代主题”

 ——一个“青椒”的研究心路

杜春林  | 河海大学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杜春林 (河海大学)

三等奖《分权、 治理效率与西汉政权兴衰》一文作者


首先,感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为我提供这一宝贵的机会在此与各学科的优秀青年交流、学习。我所探讨的话题是结合自身的教学与科研实践,谈谈如何在政府治理研究中处理好“历史视野”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


一、以“时代主题”定位研究领域


 作为一个研究政府治理的青椒,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接近十年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研究政府治理,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研究政府治理或者政府管理到底有何作用;尤其是青椒,给政府提出那么多政策建议或者给政府设定那么多的改进措施,到底有多少能被政府所采用;甚至,获得政府项目资助,到底会有多少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政府会不会采用项目的研究成果呢。对于接踵而至的质疑引发了我对政府治理研究的困惑与思考,这些问题确实让作为政府治理研究的我有所怀疑自身的角色定位和职业规划,毕竟对于政府的研究不像其它学科可以身临其境,尽管作为青椒我们属于“体制之内”,但相对于政府机关来说,我们还是“局外人”,而我们的研究更多的可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去解释政府,政府的具体运行我们不是参与,只是观察者的角色。试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作为一个外来者去研究政府,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研究,很容易陷入致命的自负,我们的研究很可能从辛勤付出到一纸空文。所有的疑问和疑惑都要求政府治理的研究应当寻找真问题,尤其是政府治理的热点和重点话题,从2013年开始,我便开始关注政府治理中项目制的相关议题,寻找自身的研究定位。随后这一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我在项目制的研究过程中探索政府的治理逻辑,试图将项目制的研究纳入政府治理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从“历史视野”寻找研究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当下我国政府治理中项目制的研究,可以发现项目制从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行政发包制的进一步完善。在项目制大规模推进以前,即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直至秦汉封建王朝建立,我国整体上处于行政发包制的政府治理模式。文章选择西汉政权为例,从央地关系的角度,利用行政发包制理论剖析西汉政权的兴衰。指出政权初建时,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中央和地方财政拮据,在属地管理的背景下,行政发包制发的大部分是事权,事实上,属地管理与行政发包是同时的,属地管理是行政发包的必要保证,行政发包是属地管理的内在需要。由于政权初建,中央政府倾向于高度集权,因此行政发包相对谨慎,分权所到达的治理效率提升效应也不断扩大,政权也随之兴起。政权兴起的过程是中央政府的行政发包由集权向分权发展的过程,但始终偏向于集权。当集权与分权接近平衡,分权所带来的治理效率发挥到最大程度,也就达到政权的兴盛,历史上大多盛世都出现在这一阶段。经过政权初期兴起的积累,中央财力充沛,财权开始发包,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日益匹配,由此也形成一个政权最兴盛的阶段。当然由于事权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始终在地方政府,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事权的行使必定有财权的下放,在政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会形成持续的行政发包,地方政府也会因此逐渐财大气粗,“占山为王”,垄断财权与事权,形成诸侯割据;另外,晋升的“天花板效应”,使得行政发包制下的特殊激励机制失去应有的效果,从而对中央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过度的分权(行政发包)会导致治理效率的下降,进而导致政权衰落甚至更迭。在行政发包制的政府治理模式下解释政权的兴衰和更迭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从这一角度出发,以行政发包制为研究主线,通过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内在关系变化的分析,探讨行政发包制的动态变化与封建王朝兴衰的内在逻辑。


三、用“历史视野”思考“时代主题”


历史对现实会产生影响,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如何处理“历史视野”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对行政发包制的研究或是对项目制的研究都应当关注其与当下的关系。从当下来看,新中国建立至今,我们也可以用行政发包制理论去发现并解释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高度集权,无论财权亦或事权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包力度与范围极其狭小,地方政府只能按部就班,很难发挥自主性。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中央政府通过适度发包,赋予地方政府自主性,使地方建设大规模展开与国民经济也迅速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的在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可以结合地方实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会脱离中央政府的管控或许成为疑虑,不可否认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时代,地方政府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政策”的现象,但在信息化时代,中央政府更能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一是中央政府能迅速掌握地方政府的行为,二是由于媒体的作用让地方政府行为无所遁形,三是由于民主化进程推动了社会民众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因此,当前行政发包制运行相对顺畅并得以延续。由此可见,信息技术、民主化的发展以及央地之间权力分配的日趋合理,使行政发包制对现代社会政权兴衰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行政发包所关注的焦点可能更多的偏向社会服务而非权力划分。综上所述,跳出历史的藩篱,将对历史的研究运用与当下,不仅可以扩展完善已有的理论,更可以合理有效的解释当前社会现象、并解决现实问题。

 

最后借用王绍光先生的话,“人有知学,则有力矣”,青年学者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心怀天下、强学博览使我们的视野超越家乡、穿透中国、投向世界;我们的思考跨过当下、回溯历史、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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