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超 | 以跨界互动规避专业化带来的学术贫乏【第二届青创奖获奖作者发言特辑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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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以学术为底色      以思想为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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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界互动规避专业化带来的学术贫乏

姬超 | 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本文为由作者在《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的发言修改而成

3月21日，《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颁奖大会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青年论坛，在上海社联举行。大会不仅对本次征文进行了回顾评价、对获奖作者给予了充分表彰，更重要的是，大会为青年学人提供了开放的表达与交流平台。诸位青年才俊围绕当下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发言探讨，不仅体现出获奖作者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问题意识，更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和启发他们对于中国问题更为深入的探索与争鸣。以下，我们将每天推送一篇获奖作者在现场发言基础上修改而来的学术随笔。一方面作为他们对本次学术征文活动的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也供读者诸君学习借鉴。愿他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并祝他们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更期待不远的将来，有更多超越他们的青年学人涌现出来。

姬超

提名奖《先行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发展事实及其理论依据》一文作者

非常感谢《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对我的厚爱，得知获奖消息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平静的，不过看了获奖名单之后，我的感觉则是尴尬的：百花丛中一抹黑，许昌老汉门口蹲。在众多名校青年才俊的光环笼罩下，敢于将这个奖颁给一个许昌搬砖者，无疑要有相当的胆略、胸襟和自信。之所以说是搬砖者而不是青年学者，虽有一定的戏谑成份倒也不失真实，毕竟作为一个博士毕业没多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学术贡献还非常的有限，能够在一些很小的地方做出一点点边际贡献就已经不错了。这次活动从征文到评审、颁奖，历时一年有余，会务组在整个过程中的工作细致入微，用心二字是我对这次活动最大的感受，确实令人钦佩。现在的各种学术活动鳞次栉比，形式往往重于内容，真正办出特色的很少，称的上“用心”二字的更是凤毛麟角。杂志社各位老师、同仁的敦厚学风和沉潜态度自不必赘言，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上海这座城市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分工环境，也将本地各个领域从业者的服务意识推向了新的高度，直至这种理念深入人心，这种意识和理念在内地许多地方却是不存在的，无怪乎许多孔雀都要东南飞，这当然是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好处。

不过，专业化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例如，随着分工的深化，人们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单一、狭窄，所谓隔行如隔山，虽然节省了人们学习更多领域知识的精力和时间，不过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时就很容易局限在特定的专业角度，不利于学术的长远拓展。因为“所有的知识，就像所有的无知一样，具有一种在机会主义歧路上偏离真理的倾向。回顾过去时人们当然承认这一点，但在我们自己的思维里却丝毫不曾察觉”。了解物理学进展的想必知晓量子理论对机械物理理论的拓展，在新的理论关照下，“科学让人们相信世界是漫物目的甚至毫无意义的，从今往后，我们的理想必须寻到安身之所，如果还能寻找到的话。人的出生、成长、希望与惧怕、爱与信仰只不过是原子的偶然排列组合。激情、英雄气概、深邃的思想与强烈的感受，都不能留住生命使它逃离死亡。人类成就的殿堂，终归要埋在宇宙废墟的瓦砾中”（克拉克）。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保持一种谦逊的治学和生活姿态。在我看来，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许多人总是骄傲而自信的告诉人们事实和真相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样子，以为自己探索到了真理，这是一种极其令人厌恶的品质，事实上任何科学或真相都无法独立于科学家或观察者而客观存在，这也是一切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

一直以来，我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的作品都情有独衷并且极力推荐，尽管在很多经济学者那里赫希曼并不甚出名，他从来不受研究方法的拘束却能悠游于社会科学的诸多重要领域，如政治学、经济学或哲学，通过在跨界互动中实现对话，因此避开了一般学者常犯的“专业化导致的学术贫乏”，从而能够“持续形塑我们思考方式的伟大观念（big concepts），而不是仅仅遗留一些资料的收集或微观的成果”（福山）。在这些学者的影响下，尽管出身经济学，通过跨学科寻找研究的通路一直是我秉承的研究路线，并且为我带来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我想此次获奖与此不无关联），使我能够“转个圈”的来仔细审视具体的问题。实际上，在我的日常工作中，我的同事与合作伙伴大多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领域，与他们的交流为我提供了鲜明的新思路，我的思维，我的研究才有可能摆脱一些既有的学科禁锢，得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思研究过程中的视野局限。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扩大了我在研究过程中的选择集合，使我能够跳出单一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式，避免沉醉于枯燥的模型建构和冰冷的数据处理。直观的田野调查不仅为我提供了真实的研究体验，还激发了很多新的想法。方岩胜处是仙家，时有轻云薄雾遮。我欲去时君共去，溯流而上看山花。无论能否达到这种境界，这种自由无拘的探索问题本源的方式都令人向往，我想，研究之道也是如此，关键就在于一个“活”字，通过移情摆脱黑板经济学的束缚，随心所欲，行云流水，如此学习、生活、娱乐乃至一切皆是修行，又何必在意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搞科研？

在具体的研究方向上，我的兴趣逐渐集中到了经济增长与政府治理上来，这个‘与’字当然不意味着两个研究方向，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互动机制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这显然是一个需要综合经济学和政治学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现有的许多研究和规范分析中，人人往往关注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或者什么样的政府是符合正义和道德需求的，这就意味着，政府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入到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来的。既然是外生变量，当然可以随意构建和型塑，结果构造出来的政府仍然是饱受诟病。根源就在于，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我们都忽视了政府的内生性，它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存在，它根植于特定的发展场景。

到这里，我不得不插一个序曲，再来聊一聊实证主义。逻辑上的实证主义意味着现代科学的开端，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将实证主义运用最为充分的一门学科，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宝，它使得经济学成为了社会科学的皇冠。然而提到实证，近来人们往往将之与模型建构和数据分析联系在一起，并且对其口诛笔伐。事实上，实证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和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他不自觉的摒弃对事物做出是与非或对与错的价值判断，他将避免强硬的否定某个人或断然否定某件事的可能性，他倾向关注特定情境下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他不会强求改变现状或改变他人，只会在适应现存逻辑基础上小心的对现状进行“治理”，这才正是实证主义的精髓所在。

举一些例子，人们对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经常持有一些固有的偏见：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仿佛不唱衰中国经济、不批评政府、不质疑过度投资等等，诸如此类，就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学者一样。像许多经济学学生一样，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也曾长期作为我的枕边书，陪伴我度过了大学和研究生时期。但是随着对真实现象的不断观察，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真的是我们做错了吗？可是我们的进步又是如此明显，并且举世瞩目。当我们质疑投资过度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必然能够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鼓励人们进行长期投资。在这个意义上投资反而成为增长的结果而出现，这启示我们从动态的循环累积因果的过程中看待投资和增长，认真区分目标、结果和表现的差异；在研读欧洲前现代经济增长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技术从来都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技术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技术的应用，也就是通过在更宽广领域的技术深化所能实现的强度，而不仅仅是技术研发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一点在后发地区尤其明显；对于政府角色而言，大多数经济学人都非常警惕这只‘看的见的手’，不过真实的历史却是这样的：伴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政府规模也不断扩张。我相信这是一个事实与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因此讨论经济增长绝对避不开政府这一要素。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关注的仍然是有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在根本上仍然是一个外生变量，很少有人关注经济增长的结果带来了什么样的政府，也就是政府这一变量是如何内生变化的。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仍然只局限在经济体系内看待经济增长现象，忽略了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都是有机的共存于社会大系统这一点，从而常常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经济增长并非抽象的存在，不像实验室中那样可以由若干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必然发生，而是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不断演化生成的。基于这两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过程必然是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的，也就意味着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环境下的经济体所适用的增长方式也有所不同。实际上，许多貌似正确的观点却预设了一些不合理的前提条件和转型目标，忽略了要素在不同发展环境中对经济增长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导致现实中的转型常常举步维坚。也就是说，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理论在本土化应用时的特殊性，真实发展场景中的要素作用并不像实验室或经典理论描述的那样一成不变。

这一主题又是如此宏大，这就意味着要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创见必然困难重重。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做出怎样的回答都将引起广泛的争议。我试图抛开先验的价值判断，尽量从事实的角度一一印证这些问题。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尝试从历史演进的视野重新审视先行与后发地区的差异化发展事实，将其置于现实的发展场景中进行一个比较。在理论解释上，无论是立足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依托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赶超理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既忽略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发展伊始所具有的不同资源禀赋特征，又割裂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客观存在的市场联系。研究结果表明：（1）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和转型过程；（2）在具体的发展场景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都可能导致结果的极大不同；（3）初始的资源禀赋之外，不同的发展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制度需求和供给，资源-环境-制度的实际作用方式也就导致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各种发展要素的作用机制也就存在巨大的差别；（4）归根结底，发展不只是经济的短暂增长，更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内在协调与统一。因此，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因地、因时而宜，根据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国内外环境提供的特殊机遇，选择相应的发展方式，渐进的实现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深刻转型。

显然，目前的研究仅仅是起点，许多更为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这就需要以谦逊的姿态寻求继续前进的路，以开放的心态去不断认知其他学术流派、吸收借鉴其他观点，特别的，随着发展情境的变换和历史阶段的演进，许多传统的全国性问题转变为区域性问题，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只有加强跨学科交流和建立跨界互动机制，学术进步的土壤才不会贫瘠，中国道路的适应性才会越来越强。所谓知其白，守其黑，愿学术争鸣长存！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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